本期嘉宾:史晋川

嘉宾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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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他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反思制度时候。他对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表示担忧。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正在加剧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网易财经意见中国专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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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浙江温州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从最初风靡全国的“个体户”,到后来的珠三角、长三角现象,民营经济已是蔚为大观,牢牢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尽管民营经济已经形成规模,但是其依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2014年1月一份由民间调查机构出具的调查结果显示,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和行业内无序竞争已经成为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三大困境。调查中有超过六成的受访企业家认为“政府应该为企业发展困境负主要责任”。

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长期无实质改善

主持人: 您是研究区域经济的,尤其是对于浙江这个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非常熟悉,在您看来,您认为目前民营经济环境有那些恶劣之处?

史晋川:民营经济发展的话就是目前有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在我个人看来的话这个是有外部的原因,也有我们国家的政策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比方说我们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最近的十几年当中,它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是非常之大。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经济是在振荡中缓慢复苏,所以整个国际市场的话相对来说呈现出一种并不是很旺盛的这么一种状态,这个我想可能是我们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的制约条件。

从内部来讲的话我也很坦率,我们还有很多体制和制度性的障碍,阻碍了我们民营企业的发展。比方说我们民营企业的发展要转型升级,有的企业要不断地向自己产业的上游去走。包括像浙江省民资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省份至少有一万多亿的民资,民间资本,温州一个地区可能就接近一万亿的民间资本,但是他要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及比方说他要进入金融领域,银行保险等等,但是也受到这种体制和制度障碍,进不去。所以包括我们的民营企业要进入一些资源性的行业也碰到一些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民营企业目前的发展第二方面的困难就是什么呢?它产业要转型升级但是碰到很多体制和制度性的障碍,政府在很多行业都有过于严厉的那种准入管制使得它进不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目前民营企业目前发展碰到分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个的话很坦率地讲这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是在差不多的年代,差不多的学历成长的背景,差不多的行业当中来进行创业,所以过了三十几年第一代人是这么做,第二代人也是这么做,他们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在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当中民营企业自身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产业和市场的网络,也就是自己把自己局限住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讲的就是像浙江的民营企业在某些程度上就是陷入了所谓的代技锁定,。上一代人用这种方式做,第二代人还是用这种方式做,他就陷入了一个相对的代技锁定。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方说胡富林(音)温州的眼镜大王,2010年他跑路了,他实际上已经在做产业转型升级,他原来生产眼镜,太阳镜,墨镜,他后来去生产光伏,但是他在转型过程当中你可以看他的融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间接融资,还是时不时地去借助于民间资本市场的融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融资方式实际上是为他后来转型的失败实际上是埋下了很大的伏笔。

主持人:他没有改变思路。

史晋川:对,所以我原来一直建议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当你转入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转型升级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新的行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第一你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不是要从家族式传统的变成现在公司要构建起现代公司的治理机构,第二你的融资方式是不是要从传统的间接融资变成直接融资股权融资等等之类的这样,你要做相应的转变,你的决策者是不是除了自己之外应该是有什么引进职业经理人更懂行的什么等等。

主持人:企业要经营的好除了民营企业家们自身需要有一些管理思路提升和经营思路的转变外,外部的经营环境您刚才也提出了两点,我想请您评价一下您提出的政策环境这一点,我们是否做的越来越好了,我们是否给民企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环境?

史晋川:我个人觉得的话,我们从一个阶段来看,而不是从一个时点上来看,如果我们从一个阶段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到现在差不多快六年了,在这六年当中在我看来就是前一个时期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确实是相对来说是有点越来越不好,因为一方面整个经济受到周期性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很多领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近几年的话,我想政府的话是在努力地改变这样的一种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利的环境,所以在我看来近几年来看从政策和大的政策环境的角度来说,中央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在主观上应该说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要去努力改善这个环境,但是这个环境的话到目前为止有所改善,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我个人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

主持人: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史晋川:对。方向在朝这个改善的方向,而且从国家的战略政策的角度来说也是朝这个方向走,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给民营经济一个宽容的环境

主持人:难度在哪?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才能真正的改善民企经营环境?

史晋川:我觉得最根本的角度来说还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要界定清楚,政府和市场职能界定清楚,然后对于政府来说要制定出清晰的权利清单,对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要清晰地建立起负面清单,让政府是法务授权不可违,让企业是什么呢?法务禁止即可为,应该往这个方向。现在在做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在往这个方向做,但是现在做的话还只是政府的一些权利的审批等等制度的一些权利的清理问题,要往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这两张清单方向去走的话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路程要走,这个不是那么非常容易的。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上面说到国际环境越来越差,企业的经营成本也越来越高,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确多次颁布减税政策,可以一方面政府在减税,为什么另一面的企业还会反映税收越来越重,这是除了什么问题?

史晋川:我个人觉得应该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上一届政府到本届政府应该说给企业减税特别是给中小企业减税包括减掉各种各样的行政税费负担方面,确实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我个人觉得从绝对值来讲,这个税负的话它应该是降,那么企业之所以还有很高的呼声说是税负越来越重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的话就是说从这个税费和企业的收入的比重来看,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看可能这几年没有这么明显的下去,甚至的话可能还会高一些,因为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几年企业的收入特别是它的利润下降的比较快,所以成本的话同时在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国家的税费是减下来了,但是企业经营效益可能下降的更快或者成本上升的也更快,所以从这个比例的角度来说可能企业觉得税收税负没有办法,甚至更重。第二个原因的话我想也不排除就是有一部分的地区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的这种减负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加剧了刚才我讲的前面这个问题。

主持人:如果是第二个问题可能出现它的利润在降低,税再也没有降。

史晋川:对,就是加重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保证地方政府可以去执行中央下达的命令,然后真的把这个税给减下去?

史晋川:我们现在讲权利清单的时候,往往比较侧重的是政府和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我想以后的话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是有类似与这样的权利边界,权利的清单,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有权利边界界定清楚之后可能各种各样的政策推出也可以避免中央政府一刀切的这种政策,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自主权。

主持人:要增大地方的自主权。

史晋川:也不是增大,就是要梳理清地方和中央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结构上不是一个绝对值的大和小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上更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这个结构上更加合理的这么一种税收体制。

目前中国的税制加剧经济的不稳定

主持人:是什么样的财政处境在推动政府加强税收征管?

史晋川: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税收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调剂期或者我们叫做它是一个自动调剂期,比方说它人性的税收政策,收入越高盈利水平越高,征税会征的更多。这种冷静的税收政策,它是属于自动稳定期,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当经济发展属于很快,发展的很好的时候,企业的盈利水平在提升,有更多的盈利,这个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提升有更多的收入。这些企业和居民它就会自动地进入到一个税率比较高的那个税收档次上去,就会多征税,多征税的话就会抑制这个经济的过快发展或者说过热,当经济比较箫条的时候,企业的盈利水平在下降,利润在减少,工人劳动者的工资居民工资水平收入在减少,它就自动地进入了一个税率比较低得那么一个档期,这样的话类似于在给它在减税,可以刺激居民和企业来做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消费。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当中的话,冷静的税收政策它是对经济能够起到一种调节作用的,它是一种我们叫经济的自动稳定期,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个税收体制下,中央和政府的分税制的税收体制下,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税收的一种目标制,就是说我今年要完成多少税收,比如我今年完成10%的税收,它是目标制,这个目标制的税收方式会导致什么问题?当经济上涨增长的非常快,增长的势头很好的时候,企业的盈利也增加了,利润增加了,居民的收入也提高了这种情况下,中央特别是地方的税收部门会讲这个征下去肯定要超出我的目标了,我就先放一点在那儿,明年情况如果不好的话我再来征,所以在经济好的时候它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免税降税,而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发现今年10%的税收完不成了,他开始强化征税,而不断地把这个税收征下来,所以中国目前这种税收制度和征税方式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它变成了一个加剧经济不稳定的这么一个东西,对企业来说,它好的时候这个税收制度征收方式是给它锦上添花,或者说对过热的经济是一个火上浇油。对差的时候周期性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是一个釜底抽薪了,或者说雪上加霜。所以这样的一种税收政策的话它不是逆周期的,它是顺周期的,它反而是加大了经济波动的这个不稳定和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经营方面的不稳定。

主持人:这个是需要亟待改正的。

史晋川:所以整个税收制度要改。

【小片】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一季度、二季度中国经济分别增长7.4%和7.5%,低于上年第三、四季度7.8%、7.7%的增长速度。为此,有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产生疑虑。据统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增速仅有3次连续2年低于8%,每次均能顺利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而此次却被认为“恐怕是回不去了!”。

政策持续性成为未来经济最大风险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2014年至2015年经济的发展速度呢?

史晋川:我们看2014年这个时点,我们不要孤立起来看,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时期当中去看,这个时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的一季度,中国经济的GDP增长是在6.1%,但是到2010年的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迅速地恢复到了12.1%,我们可以看2010年一季度的12.1%到去年的7.7%,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下来了4.4个点,2010年、2011年、2012年这四年当中我们的GDP下来的4.4个点,这4.4个点的话我们年均来说差不多每年下来1.1个点,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季度是7.2%,二季度上半年是7.4%,从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看,就是说上一个年度2013年7.7%,今年一季度7.2%,也就是下来0.5%,到二季度变成7.4%又上去了0.2%。所以我个人认为从这个时期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从要素驱动的模式向创新的驱动模式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在我本人看来从08年金融危机到去年年底大概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国经济加速下行的这个阶段,可能基本上过去了。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在一个底部的运行阶段,比方说在7.2%左右做一些波动运行,这个波动的运行我个人看来可能至少还要两三年,或者说三年左右。就取决于什么呢?就取决于我们整个经济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新的增长动力它出来的这个时候和出来的这个强度和可持续性。如果说三年之后,就是我前面讲的,如果我们的经济达到了新的增长动力和传统动力消减的平衡点之后,可能我们的经济就可以稳定在比方说7.5%左右或者说相对比较高的速度,比如7.5%到8%之间然后继续增长。所以我个人看来就是说从2014年的一季度上半年的数据比较2010年的一季度一直下来这个时期的数据我本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经济在向新常态的过渡过程当中,它的加速下行的区间可能已经过去了。

主持人:在这一个震荡过程中,怎么样去释放经济的增长动力呢?然后让它顺利地过渡到新常态?

史晋川:是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够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打造出一个更好的使中国经济更快地进入新常态的这么一个制度环境。

主持人:现在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风险?

史晋川:我个人觉得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的转型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大的风险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两个,第一个风险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现在的以改善总供给为重心的这种政策坚持下去。

主持人:为什么不能坚持呢?

史晋川:因为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受到过多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各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可能我们的政策又走回了以调节总需求刺激有效需求为重心的这么一种政策,这样一种政策我坦率讲它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李克强这届政府把政策重心放到以改善有效供给为主,为重心的政策重点上我觉得是非常对。但是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政策重点是在改善有效供给,而改善有效供给这种政策它的见效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见效是比较快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镇痛。在这个镇痛过程当中一旦我们坚守不住我们现在新的政策的重心,政策上再做比较大的变化的话,这个对中国经济短期增长可能会看起来好一点,但是对未来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

主持人:怎么平衡改革的镇痛以及经济增速下滑?

史晋川:比方说我们财政政策当中我们扩大有效投资,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平衡这个经济增长,就是短期的下行压力和未来的增长平衡。因为投资有两重性,第一投资对近期来说它是一个需求,但是投资一旦形成能力之后,对未来来说它是一个供给,如果我们强调的是有效投资,所谓有效投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投资下去形成的生产能力是有效率的,然后这种有效率的生产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市场上是卖得出去的,对企业来说是有效益的。所以从供给方面看有效率的投资,从需求方面看有效益的投资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所谓的,通俗地讲这就是所谓的有效投资,而有效投资的话它既可能短期当中来拉动一些总需求,同时在长期又可以起到改善总供给的作用,所以我个人觉得像投资的把握总量的把握特别是结构的把握,特别在方向上是一种有效投资,这种把握对于平衡目前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未来的更加顺利健康地成长或者经济的转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

楼市进入新常态 放开限购影响不大

主持人: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是回落的一个态势,为了一定程度环节楼市压力,近期是三十个城市已经取消了限购,包括杭州也取消了限购,您怎么看待未来的房价呢?大家都说房价的拐点要来了,您认为这个房价的大拐点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史晋川:我也很坦率地讲对于房地产拐点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房地产的话随着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过渡,我们房地产也会进入到一种新的常态,这种新的常态在我看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两点,第一它从原本一个投资功能很强,投机性很强的这么一个市场,会逐步地恢复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