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稳增长核心问题是稳定投资者信心

以下为访谈实录

经济回升核心是新产业的壮大

网易财经：黄老师您好，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的经济是否还有下行压力，如果有，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黄益平：应该说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还是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下行，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周期性的因素，一个是结构性的因素。周期性的因素最明显的是看我们现在出口不好，出口很疲软，现在都是负增长，过去好的时候我们是20%以上的增长，所以从出口的损失来看，确实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像过去那么强劲。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是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话，可能的出口可能有改善，也许我们的经济增长会有所改善，这个是有可能的。只不过目前看来，明年全球经济也许会好一点点，但是我们的出口再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几乎已经不太可能。

第二个就是结构性的减速。结构性的其实其实主要是说，增长潜力下来了。一般的国际经济的规律，就是你的发展水平提高了，你的增长潜力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现在碰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现象。大多数国内主流学者，对未来五年的增长速度的预计，都是在6%到7%之间，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增长速度下行，也许就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一个实施。

至于说未来我们还会不会进一步下降，我个人觉得下行的压力还是存在的。什么时候会触底回升，一个根本性的检验就是，我们未来靠什么样的产业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过去我们说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主要的扩张都是在投资和出口。支持投资和出口的，一个就是重工业，一个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目前来看，这两个产业已经失去活力了，重工业我们知道，过剩产能非常的严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因为成本上升、工资大幅度的上涨，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所以未来要靠这两个产业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很难。

下一步靠什么，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像我们过去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是你的经济发展了，成本提高了，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的这些产业，很难再持续下去。我们需要做的时间里一大批新的，有竞争力的，能够适应相对比较高的成本的这个产业，制造业也好，服务业也好，在国际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他们才有可能来推动我们的下一轮的经济增长。这样的行业在国内应该说是有的，我们确实也看到一些。比如说在家电行业，我们的产业升级，一批企业其实做的很不错的。我们在一些机械产业里头，尤其是通讯设备，也有做得很好的。包括我们一些互联网经济等等，其实在不同的领域里头，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但是它们还刚刚在形成发展过程当中，它们的规模还不够大。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恰恰正是老的产业失去活力，新的产业刚刚形成。所以我觉得经济什么时候能见底，什么时候能回升，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这些新的产业已经变得足够大，可以支持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金融机构应该改善定价能力

网易财经：在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之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了收官阶段？

黄益平：应该说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步相当于是把存贷款基准利率浮动的限制给取消了，理论上来说，就是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基准利率，周围随意决定它自己的存贷款利率，但事实上可能现在还没有完成做到这一点。因为央行还在，每年还在不断地发布基准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我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实监管部门对商业机构的定价，也就是决定利率水平，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或者指引。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要把利率完成放开来，它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的这个市场是有效的，你的这个货币政策未来确定一个政策工具，它的政策工具的变化，对整个市场的引导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第一是金融机构对资金的定价机制，这个定价机制现在还不是非常有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还不是非常的顺畅。

这里头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多，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国债收益率的曲线，在很多国家，它要对资金定价，资金定价的一个前提就是，你有一条无风险收益率，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商业机构的定价的一个参照。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国债收益率的曲线。第二个就是在市场上我们经常看到的，刚性兑付、软预算约束、政府隐性担保，其实有很多违约的不能违约，该破产的不能破产，市场纪律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对利率进行调控的时候，它最后的行为可能是扭曲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利率的行政管制这个浮动范围已经给取消了，但是这个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最终未来我想，总有一天中央银行会放弃，不再决定公布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刚才说的，金融机构应该改进、改善它的定价能力，货币政策的传导应该变得非常的顺畅。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网易财经：最近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是人民币加入了SDR，这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黄益平：只能说更多的始终长期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SDR不是一个货币，它就是一个计价单位。当然IMF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用它作为储备货币的计价单位，所以加入它的篮子，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高、改进人民币的国际形象。我们过去一直说要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但毕竟知道人民币的国家，投资者还是比较少。现在加入了IMF以后，跟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五个货币一起，并列为这个篮子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的这个比重其实是超过了英镑和日元，也就是全世界排在第三的一个货币。那我觉得它的这个国际地位肯定是明显上升了。

很多其他的机构、投资者，都会对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和兴趣肯定都会上升。短期内当然会有一些增加，因为比如说我们IMF现在这个SDR，总的储备大概是2000多亿美金。2000多亿美金，相当于2000多亿美金，相当于2000多亿美金里头，有10%应该是人民币，因为这个篮子已经决定了，所以对人民币的需求会增加。但是最终人民币能不能增加，人民币的需求能不能增加，还有很多后续的条件。

其他国家愿不愿意用人民币，举个例子说，你的汇率稳定不稳定，举个例子说你的这个货币是不是具有储值的功能？有很多我们国内的改革可能需要跟上。但是这也可能我们很多决策者认为，这是加入SDR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贡献，除了第一个会增加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之外，第二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既然加入了SDR，我们其实已经受到一些国际规则的制约，也许会推动的这个改革。比如刚才说的利率市场化的问题，汇率改革的问题，资本项目开放，这些加入SDR并不要求在这些方面有新的动作。

稳增长核心问题是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网易财经：您认为人民币的汇率会开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8月份人民币经历了一次突发性的贬值，引发了世界的关注，那么人民币之后还会有下行的压力么？

黄益平：我觉得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应该说和我们过去通常说的国际收支的状况没有太大的关系。一般来说看一个国家的货币会不会贬值，短期看资本流动，长期看经济增长。资本流动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进来的钱比出去的钱多，这个货币一定会升值；出去的钱比进来的钱多，这个货币一定会贬值。长期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如果是超过世界平均，我们的货币应该是升值的倾向比较明显。

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其实我们还是进来的钱比出去的钱多。简单来说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其实最近是有扩大的。也就是说我们进来的钱比出去的钱要多。理论上来说，短期内其实不存在我们贬值的压力。从我们的外汇储备来看，我们的外汇储备量还是非常大的，世界大概11万亿，我们起码有3.5万亿，我们储备在全球的规模是非常高，比重是非常高的。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还比较快，虽然大家觉得6.9%是不是还要往下走，即便是现在的增长速度，和世界来比仍然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原来的国际经济分析的框架里头看，人民币似乎不应该贬值。为什么现在人民币还是会贬值的压力非常大？其实主要是因为投资者认为，人民币可能要贬值。而投资人认为人民币可能要贬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增长在持续减速。持续减速导致的一种猜测，是过去中国政府保增长的能力是很强的，说10%就10%，说8%就8%，现在似乎不是像过去那么有效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担心，也许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更大。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大，意味着未来的资产的回报就不会好。如果未来资产回报不好的话，可能会有很多资本要往外走。

我觉得现在对于贬值的这种预期，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更多的是一种预期资本会往外走，其实资本往外走，不是像投资者想象的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稳增长核心问题，现在不是说国际收支的问题，也不是外汇储备有问题，甚至不是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的本身有问题，而是我觉得稳增长本身，是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央行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终于结束了连续的下跌，转入上升阶段，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有所减轻呢？

黄益平：我觉得有所缓解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外汇储备数量本身的变化，是不是一定反应资本外逃？其实并不一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比如说4万亿外汇储备，都是在中央银行的手里，但是如果未来很多企业和个人，愿意持有外汇，他从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买了很多外汇储备，比如说像你我这样的，我愿意持有一些外汇，因为对汇率变化有预期，这个时候同样会减少央行的外汇储备，或者起码是放缓央行外汇储备的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钱都是外套了。像有的人担心的那样，都是外套了。我们过去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过去所有的外汇储备都是中央银行手里头，未来其实越来越多的，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所谓的藏汇于民。

因为完全由中央银行代表国家按到国外去投资，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未来我们比如说个人要消费，个人要投资，企业要投资，让分散的这些经济组织来做，其实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出现所谓的藏汇于民。企业、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外汇的资产就会大幅度的增长。所以外汇储备和资本外逃之间有关系，但并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

网易财经：有消息称中国政府在考虑用托宾税来减少热钱的流出，您认为托宾税的办法在中国可行吗？

黄益平：这个事情本身反映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现在当局在积极的推动资本项目的开放，但是它同时其实也是非常关注有可能引发的相应的风险。我们知道资本项目开放，一般来说，尤其像我们这样的经济学者都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它不光是对于资金短缺的个人或者机构还是资金有富余的个人和机构，提供一个国际资本市场的选择，肯定是好的，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提高投资回报，不管是哪一种情形，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说资本项目开放，从理论上来说，对改进资源的配置，提高投资回报，甚至改进老百姓的福利，它是有正面意义的。

但是资本项目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资本项目开放，它同时也有可能会增加不稳定性，而不稳定对于一个金融体系，对于老百姓的富力来说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最糟糕的清醒就是有一些国家，因为开放资本项目以后，后来跨境资本流动非常频繁，最后引发了金融危机，这样的国家也非常多。所以我猜测，你刚才说的这个如果有官员在考虑托宾税这样的一种形式，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担忧，我们如果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放开了，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利的后果。

托宾税是其中一种阻止短期资本流动，或者减少短期资本流动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至于说中国合适不合适，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国家做过，如果中国政府希望做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可行的。

智库建设是否有效果取决于能否变成公共政策

网易财经：黄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高端智库建设？

黄益平：我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改革，经济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就是我们过去经常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更多的是自下而上，有很多是在小区、小范围内实验成功了之后，然后变成全国的政策。

从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是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21年前，一开始建立以后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个智库工作，当时林老师他们六个人，我们叫六君子，他们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时候，立志成为国内比较顶尖的机构。

网易财经：现在外面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中国的智库是怎么样影响中国的政策的。

黄益平：对。

网易财经：目前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的民众不太了解，一个智库是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的，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黄益平：我觉得国内和国外影响的渠道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具体的内容上可能有一些区别，核心问题就是智库是干什么的，智库就是研讨一些政策问题，提出一些政策的思路或者一些政策的方法。最后它能不能发生效果，有影响，其实最终也是看有多少变成了政策，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者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具体而言，我想大概有很多具体的渠道，但是最明确的渠道大概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直接跟决策者的沟通和交流。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很好的思路，关于国企改革问题，新农村建设，或者是说金融改革，我们有思路，我们觉得我们的想法有意思，我们可以写一个报告给决策，部门，当然现在这个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另外一种相对间接一些，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视。通过一些智库，包括学术机构的很多研究、研讨，公开的辩论和争论，其实这样的一些讨论，公共政策讨论，最终会影响大家对这个的看法，甚至有的时候引起决策层的关注，甚至来跟这些学者和专家切磋这些问题。慢慢的就推动这个政策变化。

所以我的理解大概简单来说就是两种，一种是通过公共政策辩论，一种是通过直接和决策者的沟通。最终有没有效果，就看它有没有变成一种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