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72

宫玉振:中国企业还没有赢得真正的尊重

宫玉振

本期嘉宾
宫玉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大国国家发展战略,不确定环境下的领导力与竞争战略,战略文化与战略性为,中国文化中的领导力。
问答
  • 国企管理这方面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宫玉振:国企的问题,我想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政企不分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太多,尤其央企,很多这种官员,这种管理者,很多都是我们政府或者中组部直接任命的,他们本身很多就是官员的身份,他们也可以到政府去做官员,其实二者之间是可以互换的。所以这样一个管理者本身就带有这种很强烈的行政的色彩。
  • 市场化薪酬机制适合中国国企吗?
    宫玉振:作为国企的这种改革的方向来讲,我相信市场化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现在限定国企的高管的薪酬,其实我想这是一个权宜之计。流动,吸引人才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的价值,他的薪酬,这是体现我个人价值的。如果国企的薪酬是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话,你通过行政的手段去扭曲他的这种薪酬体系,它就会带来人才的流失。从长远来讲,其实对国企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 中国企业为什么在世界没有受到尊重?
    宫玉振: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产品形象的问题。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形象基本上还是价廉而物未必美,甚至可能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所以中国制造是一种廉价品的代名词。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企业有些,不是说所有的企业,还是习惯于国内这套打法,比如在国内很多是靠政商关系,国内企业有时会被指责加剧了当地的这种腐败,它破坏了这种公平的竞争环境。
  • 中国的营商环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宫玉振: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一个社会,这种行政的力量,会介入到经济的各个层面,这样一来,在国家资源的分配上,包括经济机会的分配上、政策的制定上,资金的倾斜上,那显然是天然的是对于大中型的这种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它是倾斜的,而对这种中小企业,尤其是民企,包括小微企业,相对来说它的资源是不会向你倾斜的。
  • 中国政府应该用什么样的措施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宫玉振:觉得作为政府来讲,中国的企业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希望国家行政的力量的一种干预。其实企业走出去,当然需要国家的支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国家只是一方面,其实走出去更多是一种企业本身的行为。如果过多的这种行政干预,短期之内可能是帮助企业走出去,但是企业是长不大的。
  • 淡马锡模式适合中国国企发展吗?
    宫玉振:应该说国企真正市场化,淡马锡是做的非常好的。我知道很多学者在探讨,包括政府,其实我们国家也在探讨,就是引进或者借鉴淡马锡模式,这个我想是一个大的方向,因为国企的的改革方向一定是市场化,一定是政企分开。但是中国的情况跟新加坡可能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中国有自己的这样一套大的制度设计。
精彩图集
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12月8日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宫玉振。

以下为访谈实录

网易财经:您认为领导力和管理有什么不同?

宫玉振:应该说对一个组织来讲,它其实是面临着不同的职能,首先一个是要稳定,其次是要发展,所以我们就会有领导和管理之间的区别。因为它需要稳定,需要规范,需要规范的话,就一定需要管理。需要发展它就需要这种激情,需要愿景,需要目标,这些一般来讲我们把它归为领导的这样一个范畴。所以领导和管理之间,应该说他的使命、定位还是不太一样的。一般来讲,管理是解决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些规范性的这样一些日常的事务,领导更多的要解决发展的愿景、组织的文化、组织的价值,包括这种激励呀等等这样一些内容。所以简单的我们可以讲,管理使把事情给做对,领导更多的是做对的事情,二者还是不一样的。

网易财经:发现您特别推崇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也特别推崇曾国藩的领导力,您觉得我们现在当代的企业家,在学习曾国藩式的中国领导力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有哪些可以借鉴?

宫玉振:我们现在今天的企业家,我想如果是要从中国传统这种文化中去汲取这种智慧的话,首先一个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一种自我品德的一种修为。应该说这是我们很多的企业家,其实所缺乏的东西。因为我们传统的教育体系里边是没有这一块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在我们,尤其已经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企业家的身上,他们没有机会去,所以他们可能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去补这个课,但是显然是,如果是你单纯是自己去体悟或者自己去看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把握住最本质的东西。

网易财经:现在的领导力和二十年前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它变化在哪里?

宫玉振:我们的员工,他生活成长的环境跟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在一种,相对来说一个是比较富足的年代,在一个就是信息爆炸的这样一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很多现在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对于个性、对于快乐,对于这种张扬的追求,远远超出二十年以前那些员工,或者那些这样一个被管理者。所以决定我们今天的管理行为一定会与时俱进,适应我们今天这个新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中的需要。我想今天的领导者,作为领导者来讲,其实身上那种创新的能力,这是构成领导力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有同时,我们今天的作为领导者本身的这种修养,跟过去也一定是不一样的,他今天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个性的话,很难吸引这样一批崇尚个性的人,他们的追随,或者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同,我想这个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

国企管理存在的问题跟政企不分有关

网易财经:我们想把您的理论给应用到一个很具体的领域里,我们想来谈一谈国企管理方面的问题。您觉得现在国企管理这方面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宫玉振:国企的问题,我想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政企不分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太多,尤其央企,很多这种官员,这种管理者,很多都是我们政府或者中组部直接任命的,他们本身很多就是官员的身份,他们也可以到政府去做官员,其实二者之间是可以互换的。所以这样一个管理者本身就带有这种很强烈的行政的色彩。

另外国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目标,作为企业来讲一般它的目标是一种市场导向的,它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但是国企其实承担了很多国家的战略性,或者政策性的一些目标,这个是我们讲行政跟经济,对经济的一种结合吧。但是由此就可以导致今天的国企,它市场化的程度应该说还没有,还是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其实今天国企管理中很多的问题,应该说是跟政企不分这条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网易财经:关于政企不分,之前是提出过有一个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宫玉振:对。

网易财经:就是把管资本和把企业分开。

宫玉振:是。

网易财经:您觉得这个淡马锡模式适合中国的国企嘛?

宫玉振:淡马锡模式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一种模式了,因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应该说是证明一条,就是国有企业同样是可以有效率的。但是淡马锡模式有它的前提,就是首先一个它是政企一定要分开的,如果政企不分开的话,就不会有淡马锡模式,在政企分开的同时,它的这种,就是它的制度设计,你看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以盈利为导向的,完全是以盈利为导向,它不承担其他的这样一些任务或者目标。

第三个,它这种董事会制度,董事会制度其实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了政企之间的分开,所以它是有完整的一套制度设计的,确实也是行之有效的,今天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应该说国企真正市场化,淡马锡是做的非常好的。我知道很多学者在探讨,包括政府,其实我们国家也在探讨,就是引进或者借鉴淡马锡模式,这个我想是一个大的方向,因为国企的的改革方向一定是市场化,一定是政企分开。但是中国的情况跟新加坡可能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中国有自己的这样一套大的制度设计。

网易财经:也有方案提出关于,有方案提出说要降低央企高管的薪酬,大概的范围是20%—30%之间。

宫玉振:是

网易财经:也有专家说要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薪酬机制。

宫玉振:是的。

网易财经:您觉得这种市场化的薪酬机制,适合国企现在的发展嘛?

宫玉振:作为国企的这种改革的方向来讲,我相信市场化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现在限定国企的高管的薪酬,其实我想这是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就是,我们目前这种国有企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所有权它是不明晰的,就是到底这个经营者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他的绩效怎么计算,怎么回报,因为他很多东西不是市场的因素,所以很难有效的评价这些管理者的价值,创造的价值。所以关于他们薪酬的定价,就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评价。

对很多国企的高管来讲,他比较的对象可能是民营企业,或者是跨国企业,他觉得我也创造了这么大的价值。但是作为社会上来讲,他就会把你跟政府管理者去做对比,那你显然是远远的高于这些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的这样一些人,超出了社会上的平均收入水平。所以这就其实导致两个混乱,这种混乱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我们并没有一套明晰的评价国企高管的一套薪酬体系。而这个之所以不明确,就是因为他的定位是不清晰的。

我想从根本上来讲,降低薪酬这是在目前这种反腐这种大的环境下,可能国家必须做出的这种权宜之计,但是这只是短期之内的,从长期来讲,这个作为国企的高管也好,必须随着国企的改革,包括他们的薪酬待遇也必须市场化。因为如果你不能市场化的话,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它不会留住真正的人才的,那是一个竞争的市场,人才的特点是什么?他一定是流动的。流动,吸引人才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的价值,他的薪酬,这是体现我个人价值的。如果国企的薪酬是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话,你通过行政的手段去扭曲他的这种薪酬体系,它就会带来人才的流失。从长远来讲,其实对国企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其实从这个层面来讲,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这种损失是一种长远的、潜在的一种巨大的损失。

中国企业受尊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在世界上只是受到了重视,却没有受到真正的尊重。

宫玉振:是。

网易财经:我们想问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为什么没有受到尊重?

宫玉振:中国企业受重视,是因为中国企业的量,这个体量已经足够大了。现在中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是到了,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忽视,或者是轻视中国企业和中国国家经济力量的这样一个地步。中国我们都知道那句话,中国人买什么什么都贵,中国人卖什么什么都便宜,他已经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经济。这是没有,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会重视中国的企业

但是中国企业为什么没有受到尊重呢?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产品形象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其实中国企业的形象,中国产品的形象基本上还是价廉而物未必美,甚至可能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所以中国制造是一种廉价品的代名词。

第二个就是,中国企业有很多已经走出去了,这些企业其实很多企业很不容易,我们中国企业有些,不是说所有的企业,有些企业还是习惯于国内这套打法,比如在国内很多是靠政商关系,到了国外以后,他们也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政商关系,来摆平他们遇到的经营中所有的问题,这就会导致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国际社会中有些对中国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一种指责,认为我们加剧了当地的这种腐败,它破坏了这种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个我想,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企业能不能给,我们要参与这个世界的这种竞争,走向国际的这样一个市场,你首先第一要接受国际化的这样一套商业文明,或者是你要想赢得更大的尊重,你要能够提出一种能够引导这种世界商业文明发展的一套价值体系出来。我们中国的企业目前来讲显然还没有成熟到这个地步,还拿不出来。所以说我想作为中国的企业来讲,要从被重视到受尊重,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的。这个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走出去的企业和企业家都反思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包括中国的形象都一样会受影响,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网易财经:作为国家这样一个中国政府,一个整体来说,它需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便利或者优惠政策,方便他们更好的去走向国际化?

宫玉振:我觉得作为政府来讲,中国的企业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就是希望国家行政的力量的一种干预。其实企业走出去,当然需要国家的支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国家只是一方面,其实走出去更多是一种企业本身的行为。如果过多的这种行政干预,短期之内可能是帮助企业走出去,但是企业是长不大的。我们起来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中国的企业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到了国际企业,到了这样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之中,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靠市场化的一种运营,来解决走出去遇到的问题。国家可以在,比方说在教育、培训或者贷款,资金方面做一些支持,但是不要过多的把走出去的这种成败基于国家的这种支持上面,这个从长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走出去这个政策并不是特别有利的一种心理因素。

网易财经:很多人认为说,现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其实不是很正常,因为在很多领域是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而大的国企却在行业里面形成垄断。我们应该营造一个什么样的营商环境,让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共同发展?

宫玉振:你当然提了一个很尖锐,也是其实很敏感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企业现在这种经营环境当然比过去好多了,这是大家能看到中国的这种进步。但是应该说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尤其是小微企业来讲,这种经营环境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这种问题就在于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一个社会,这种行政的力量,会介入到经济的各个层面,这样一来,在国家资源的分配上,包括经济机会的分配上、政策的制定上,资金的倾斜上,那显然是天然的是对于大中型的这种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它是倾斜的,而对这种中小企业,尤其是民企,包括小微企业,相对来说它的资源是不会向你倾斜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行政的主导,导致我们的,可以说这种行政的主导导致一种制度的扭曲,这种扭曲的环境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显然是不利的一种制度环境,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我们现在之所以一直在提要建立法治社会,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违法法治原则的这样一些现象,所以这个对中小企业来讲也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所谓的法治背后是什么?对于产权的一种保护,显然现在对于产权的保护这一块做的并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我作为管理学院的老师来讲,也接触了很多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很多人会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当然这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种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肯定是所有人这样一个事业的舞台,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家有这种不确定性,对于自己的产权,对自己的财富一种不确定性,甚至会存在这样一些移民、用脚投票这样一种现象。

但是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法制环境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所以我想这些人都是社会的精英,因为他们是创造财富的,他是整个经济发展,中小企业是中国包括就业也好,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好,它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目前这种环境的话,那么我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想这是两个因素,行政的主导,还有一个法制环境的扭曲,或者法制的这种不完善,这是导致我们运营环境不是,还不够理想的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易财经:我们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手段去扭转这两个问题?

宫玉振:这种完善需要几种力量,第一是政府本身在推动,所以我们看,确实是我们这届政策对这个问题尤其重视。第二个其实也需要企业家个人的这种共同的努力,作为企业家来讲,你得有这种权利的意识,这种契约的意识、法治的意识,来推动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来转变。因为这是涉及到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需要两方面共同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