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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每周四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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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生(微博)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简介][微博]

周春生:结构性减税不要空喊口号

他曾是美联储经济学家,对金融非常了解。他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呼吁通过制度创新为市场增添活力。他如何评价房地产调控、金融改革和减税?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对话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周春生。
[访谈全部文字实录] [周春生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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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调控要改变思路

周春生:房价确实在下降,但是这种下降几乎没有什么交易量,也就是说,那些想买房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持币待购、观望。

金融体制改革非常滞后

周春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我们喊了很多年,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

结构性减税要落到实处

周春生:结构性减税不能只是口号,要真的落到实处,使得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匹配,而不是常年保持一个更快的速度。

制度改革要释放市场活力

周春生:现在最迫切的改革是怎么样能够给企业增添更多的活力,特别是让市场机制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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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房地产调控的成效?

周春生:房地产调控实施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要实现这个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并没有近很多。而且反过来,倒是我们各大城市的房租是节节升高。所以买房子的人没来买,是吧?这个没买房子,又要住房,想租房的人发现成本反倒升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调控的思路,还需要改进。

如何看房价调控和地方财政的关系?

周春生:你限制了供应这块,就是房地产的开发,当然了,就对地方的财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我并不赞同这个土地财政,而且我们以前的房地产价格过快的上涨,也跟土地财政有关系,但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说让地方政府他们的财政收支能够有一个平衡。

如何评价芜湖减税?

周春生: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你实行房地产调控的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够买得起房。芜湖新政里面就包括了对这一块的一个价格补贴,每平米补贴多少钱,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免征契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芜湖市政府是在帮助这个老百姓能够买得起房。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内涵会有可能转化为减税吗?

周春生:怎么样子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的负担,甚至减轻个人的负担。那么减轻企业的负担,就会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会刺激更多的投资,更多的生产;减少个人的这个税收,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可以拉动消费的需求,所以这也可以算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为什么喊了三年的结构性减税,看似却是结构性加税呢?

周春生:这里面有利益问题。税收部门一直把税收的增长作为他们的一个政绩,政府部门当然也愿意看到。尽管我们讲结构性减税,但是作为领导,作为政府的主管,可能还是更愿意看到税收快速的增长。因为自己手中掌握更多的钱,办事最会更方便。

最迫切的制度改革是什么?

周春生:最迫切的是改革怎么样能够给企业增添更多的活力。包括温总理也提出“民营三十六条”,怎么样打破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些会让中国经济持续的获得新的活力、新的动力,所以制度性改革要做的事很多,而且这些改革可能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持续以较快速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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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2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周春生。他曾是美联储经济学家,对金融非常了解。他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呼吁通过制度创新为市场增添活力。他如何评价房地产调控、金融改革和减税?

周春生教授指出,芜湖楼市新政是在一刀切式的楼市调控背景下的一种灵活应对现实问题的微调手段。而中国近几年的楼市调控政策并没有达到“让居者有其屋”这一目的。他说“:倒是我们各大城市的房租是节节升高。所以买房子的人没来买,是吧?这个没买房子,又要住房,想租房的人发现成本反倒升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调控的思路,还需要有待改进。”

周春生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十几年来没解决这个问题,体现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应该下足够的决心去改革金融体制。

针对减税政策,周春生更偏爱于结构性减税,他说,政府花钱不如私人花钱有效率。然而周春生又指出 “所以结构性减税我认为不能只是口号,要真的落到实处,使得税收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应该匹配,而不是常年的保持一个更快的速度。”

经济改革会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周春生说,改革要给企业增加活力,让市场机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改革必然牵涉到利益问题的阻拦,这是领导层需要展现决心和智慧的。

房地产调控要改变思路

网易财经:今年我们看到芜湖出了房地产的新政,引起了大家的议论。您是怎么评价“芜湖新政”的?

周春生:中央政府在这两年下了很大的决心,调控房地产。

但是这种调控,一刀切的这种调控,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尽管我们出台了严厉的调控措施,房价当然上涨的幅度确实是放缓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调控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想的是说,我们想让房价降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为了让老百姓能买得起房,能住得起房。所以房价降,我觉得只是一个手段或者中间目标,它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我们房地产调控,至少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那个效果,预期的这个最终目标,就是说价格实际上涨是放缓了,甚至在有很多城市出现了这个价格下降的情况,但是交易量大幅度的放缓,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房价下降以后,很多想买房、想住房的人,并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个目标。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房地产的调控使得地方的土地财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些政府感觉到很难支撑,所以想法适当的做一些微调,就成了很多城市跃跃欲试的一个努力,包括除了我们讲的这个芜湖,其实北京呢也有类似的,包括对普通住宅进行的相对宽松的重新定义。我们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城市都或多或少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基本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那种形式,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非常明确。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这个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要想明目张胆地和中央政府作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会变通,我们讲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说芜湖就是,对于购买小户型的住宅,不只是免他的契税,而且政府还给予补贴等等。

网易财经:既然中央调控房价结果并不如预期,是不是它的目标本来就搞错了?这项目标是否本来是应该设置为让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子,而不是说让房价要跌多少多少?

周春生:哎,我们讲居者有其屋,这个居者有其屋当然是包括自购的房,当然也包括租赁的房。在香港甚至在当前这个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你在曼哈顿,很多华尔街的白领拿着很好的薪酬,也是租房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调控的目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房价确实是在下降,但是这种下降几乎没有什么交易量,也就是说,那些想买房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持币待购、观望。还是最终我们房地产的这个调控,实施了这么长时间,你可以看到,从量上就可以看到就是说,OK,我们要实现这个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并没有近很多。而且反过来,倒是我们各大城市的房租是节节升高。所以买房子的人没来买,是吧?这个没买房子,又要住房,想租房的人发现成本反倒升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调控的思路,还需要有待改进。

其实我并不是非常赞成简单的采取一个行政性的手段,限购,或者非常严厉的控制这个房地产的开发。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要让大家都能买得起房,这个房价合理的回落,而且大家有购买的意愿,那么适当的增加供给,适当的供给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现在呢,在限制需求的同时,其实我们也限制了供给。所以尽管房价上涨的这个因为持币待购的人多了,房价上涨的速度放慢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房价回落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的供应实际上是减少了。

现在就是说你限制了供应这块,就是房地产的开发,当然了,就对地方的财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我并不赞同这个土地财政,而且我们以前的房地产价格过快的上涨,也跟土地财政有关系,但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说让地方政府他们的财政收支能够有一个平衡。

网易财经:您其实也是不支持中央的一刀切的宏观调控。如果是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地放松房地产调控,包括芜实行减税的政策,这样是不是其实是比较好的、是有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呢?

周春生:从芜湖采取的一些措施上来看,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你实行房地产调控的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特别是中等收入,或者中等偏下收入的这些老百姓能够买得起房,特别是像我们所谓的满足自住要求的小户型的住宅。那么芜湖市政府的新政里面就包括了对这一块的一个价格补贴,每平米补贴多少钱,另外一个就是在税收上的一个补贴,就是说可以免征契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芜湖市政府是在帮助这个老百姓能够买得起房,这样看来也有一点的道理。

网易财经:这个政策值不值得全国借鉴推广呢?

周春生: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另外一方面,我刚才讲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呢?这个政府的补贴,如果能够这个大大地刺激,如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刺激了这个所谓的刚性需求,那这种补贴究竟补贴了谁?表面上看,是补贴了购房者,但经济问题往往是很复杂的。我们有一个概念就叫做“转移支付”对吧?你补贴了这个购房者,从最后通过转移就补贴了开发商,因为需求上升了以后,开发商就可能通过加价的形式,比如说你一平米补贴一百块钱,那么房子一平米加价一百块钱,两百块钱,实际上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所谓的新政究竟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我们很多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了鼓励出口,可能会政府说,我补贴出口企业,补贴出口企业的结果是补贴了谁?可能是补贴了境外的客户,因为我有这块补贴了,我为了让我的产品更有竞争力,我的价格会低一点,比如说我们从国外进口汽车,政府要收较高的关税,这个收谁的税呢?好象收的是这个经销商的,进口企业的,但实际上收的是谁的?

网易财经:购买者的。

周春生:哎,收的是消费者的。这个我们税收里面有直接税,有间接税,有转移支付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都很错综复杂的关系。

网易财经:综合这些因素,您认为短期中国房地产的走势有可能会是怎么样的?

周春生:好象最近有一篇报道,二月份,就是说一月份还是什么时候,这个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价集体停涨,都没涨。那么各地纷纷出台新政来看,我认为就是说,第一房地产这个大幅度的这个下降的可能性在减小,因为各地政府已经表现出难以承受的这种态势,对吧。

第二呢,当然中央政府在短时间内,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十八大之前,应该不会对房地产的政策有太大的这个放松,所以呢,今年我觉得这个房价,大家也不要预期会有太大幅度的上涨。

金融体制改革非常滞后

网易财经:温家宝总理不久前刚提出来要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就下调了,您觉得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稳健货币政策有矛盾吗?

周春生:这两个应该说没有什么矛盾。因为首先稳健这个词是具有极其丰富的含义的。什么叫做稳健?如果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趋势,我们适当的放松,这叫稳健,为了稳定经济;如果通货膨胀过高,我们适当的缩减,可能也可以叫做稳健,就是稳健是一个大帽子,什么样的头都可以戴一下,呵呵,这是一个。

第二去年年底到现在,不仅是温家宝总理,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央领导和部委的相关政策制定部门的领导也在谈过,我们不只是要讲究稳健,我们还要讲究灵活性,要预调、微调。就是说去年的这个货币政策,实际上应该是说稳中是偏紧的,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威胁,也就是,特别是去年上半年,这个中央政府一直在讲,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所以我们采取了多次调升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而且呢还有几次调高利息的这个举措。那么准备金率呢也是一路攀升,上涨到了20%多。

一直到现在,我们这次调了以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还在20%以上。去年第四季度的时候,下半年开始,第四季度,大家知道这个中小企业非常普遍的资金紧张。

我们知道温州现象,老板跳楼、老板携款逃跑,这种情况呢已经出现了很多例,有些在媒体上有报道,有些干脆没有报道。但这个现象其实绝对不是温州地区的个别现象。

网易财经:但是如果是小企业融资困难,能够通过央行去放松货币政策来解决吗?这些钱能到达小企业那儿吗?

周春生: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了,一个是量,一个是方向。

你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流向小企业,这是一个方向问题。那么当然了,这个数量和方向多少是有关联的,尽管不完全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量增加了,那么银行的贷款的规模可以增加。当然了,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惠及到一些小企业,就等于有点什么呢?这个如果粮食生产丰收了,假设在这个比较穷的年代,粮食生产增加了,有钱人能吃得起粮食了,没钱的人也能吃得起,也多少能够得到一点大米。但我们还没放松到这个程度,我只是随便做个比喻,就是说肯定会对这个中小企业融资会有所帮助。但是帮助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取决于这个方向。

我们怎么样的去让资金能够去支持非常有活力的这种中小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而不是把大量的资金集中托付给大型国有企业。那我觉得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其实我们喊了很多年了,十年前可能追溯到更早的时间,我们就在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难,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

网易财经: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喊了多年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呢?

周春生:我觉得首先这应该是我们没有下足够的决心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要下足够的决心,就有很多我们讲的这个制度,金融机构设置等等各方面,当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发展村镇银行,发展地方的这个商业银行。但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包括我们成立一些担保公司,但是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网易财经:就是金融体制改革非常滞后?

周春生:哎,非常滞后。我们不能说我们没做工作,只是说我们做得不够,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网易财经:今年出来的PMI指数,下滑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是我们的经济继续下滑,您认为这个货币政策有可能转为宽松吗?

周春生:我们政策制定部门呢还在避免使用这个宽松这个词,因为这种界定呢?不只是这个将来怎么落实,更重要的呢,我们很多政策的提法会向市场释放出一种信号,这个影响市场的预期。

那么会不会转向宽松?这个其实呢,我们已经在逐渐地放松,但是这里面提的是微调,就是我们不大会出现2009年式的这种比较极端的经济刺激措施,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断地进行微调,以保持经济的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

结构性减税要落到实处

网易财经:我们刚才谈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今年说要有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前我们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解读就是解读为政府花钱去拉动经济增长,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希望说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义为去减税,你觉得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内涵会有可能转化为减税吗?

周春生:财政政策,或者在更广义的说,财税政策,确实是包括收支两个部分,那么税收实际上讲的是收,另外一个就是财政支出。2009年我们也实行了非常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个主要讲的是财政支出,包括地方的,我们这个各个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说机场啊,地铁啊,公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还有一块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税收,怎么样子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的负担,甚至减轻个人的负担。那么减轻企业的负担,就会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会刺激更多的投资,更多的生产;减少个人的这个税收,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可以拉动消费的需求,所以这也可以算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其实我更欣赏结构性减税。为什么呢?因为财政支出这一块是政府在花钱,政府花钱往往不如民间花钱那么精打细算,通常投资的效果反倒不如让企业、让老百姓自己拿这个钱去投资。掌握这些资源的人实际上这些资源不是他的,他掌握着,能够把这些资源当做自家的一样,去精心的打理,去谋求最高效益。否则我们就不会,比如说同样一条路,政府去修要花五十个亿,私人去修,可能四十五个亿,质量还会更好。

网易财经:结构性减税至今已经提了三年了。但是2011年的中央财政税收又增加了22.8%,大家会提出质疑,为什么喊了三年的结构性减税,看似却是结构性加税呢?

周春生: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政策方面、政府作为方面存在着一个比较常见、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包括我们提的很多怎么样的还富于民等等。那我们发现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为什么?说得简单一点,这里面有利益问题。税收部门一直把税收的增长作为他们的一个政绩,政府部门当然也愿意看到。尽管我们讲结构性减税,但是作为领导,作为政府的主管,可能还是更愿意看到税收快速的增长。因为自己手中掌握更多的钱,办事最会更方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结构性减税才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这么一个情况。

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增长明显的快于GDP的增长,这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减少企业的盈利空间,反倒不利于促进企业的投资和企业的发展。当然了,很多企业家采取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避税,甚至逃税。也有一些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主说,哎呀,如果按照规定去交税,我们根本赚不了钱,就没法儿活了。所以结构性减税我认为不能只是口号,要真的落到实处,使得税收收入、财政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应该匹配,而不是常年的保持一个更快的速度。

网易财经:我们看到这两年其实不只是税收在迅猛增长,然后还有一些新的税种也出现了。比如说房产税,最近还有正在争议的一个碳税,还有包括之前的燃油附加税,您是怎么看这些新增的税种的?

周春生:新增税种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比如说这个你刚才讲的碳税,那么以后我们可能还会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但自然我们有增加的地方,我们就应该有减少的地方。我们不能只增不减,做加法并不可怕在税收方面,问题是做了加法以后,你要有适当的减法来对冲,保持就是说财政收入在这个GDP当中,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合理。

网易财经:但是前期政府四万亿投资导致财政可能有一些紧张,所以它就不可能减税,那是不是就是说通过投资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反而会让经济越来越差呢?因为政府可能会想通过增税来填财政的赤字。

周春生:我们确确实实推出了这个四万亿的刺激方案,但是这四万亿不都是完全由财政来负担的。第二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并没有,中央政府并没有巨额的赤字,因为这个从我们财政收支平衡就可以了解了,这些数据应该还是很容易了解的,也可以从我们的国债规模上可以了解,所以我认为这都不是这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而且,即便我们的财政由于像2009年这些特殊的原因有所赤字,那么这个也可以通过国债等等形式来解决,因为毕竟政府的这个负债率是非常低的。我们不是意大利,不是西班牙,更不是希腊,我们的财政还是相当稳健的。

网易财经:您认为今年实行大幅减税的可能性大吗?

周春生:这个决定权在中央。我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举措,因为我们确实是喊了很多年了。但是呢,我不敢说我有多高的预期,因为也正是因为它喊了很多年,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财政收入,税收收入还在一路飙升。

制度改革要释放市场活力

网易财经:温总理今年说,要以制度改革来破解难题,您是怎么看这个制度改革的前景的?当下能进行的制度改革多吗?

周春生:谈到制度改革,那我觉得我们要改的东西当然很多。这里面包括,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的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甚至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比如说从这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包括,当然不只是资本市场,更包括就是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的建设,怎么样的能够跟我们的中国经济结构相匹配。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对解决就业,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们怎么样能够获得和它们地位相称的金融资源,这也需要改革。也包括现在我们讲的,最近这几天大家也在议论的,银行所谓的暴利问题,人均给银行贡献的利润是80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那么可以说你只要开个银行,你就睡觉也是在印钞票的。那这种呢,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再分配的一个问题了。

网易财经:您觉得哪个改革最迫切?

周春生:这个说来话长。因为你要讲制度性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包括经济体制,那有很多,我们说了很多年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最迫切的,第一我觉得这种改革怎么样能够给企业增添更多的活力,特别是让市场机制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尽管完全依赖市场已经被这个西方国家证明,也是有缺陷的,但是过多的干预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重要的资源配置方面。我们最近也关注到,包括温总理也提出这个就是我们有个“民营三十六条”,一些准入制度,怎么样打破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会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让中国经济持续的获得新的活力,新的动力,所以这个制度性改革要做的事很多,而且这些改革可能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持续以较快速度的增长。

网易财经:您觉得领导层推动这些改革的决心强吗?

周春生:领导层推动改革的决心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挑战肯定也是有的,因为任何一些改革,特别是牵扯到利益的一些改革,都是有难度的,怎么样摆正好方方面面的这个关系,这是需要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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