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74

林双林:调节收入分配需要政府提供更多公共品

林双林

本期嘉宾
林双林,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中美财政政策的专家。
问答
  • 财税改革可以从哪几方面寻找突破口,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林双林: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财税方面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可能就是给企业能够减税的话,给企业把税减一减,这是一方面。其实咱们的企业所得税站税收份额很大的,占总税收份额20%以上呢,所以看能不能把这边企业负担减轻一下,调动企业投资、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就是看中央政府能不能给地方政府让一点税,提高他们在税收中的份额,使他们有能力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接下来我们讲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就要做好规划,避免以往那种发展方式,能不能把城市规划好,把城市里头的基础设施做得更精细一点,我想政府能做的可能就是这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看能不能给企业把税减一减,另一个就是中央政府能不能给地方政府让一些税收,第三就是把基础设施规划好,做得更精细,提高质量。
  • 中央和地方在事权、财权方面,一直存在不明确、不匹配和不合理的问题,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林双林:中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份额在增长,地方的财政收入份额在减少。目前来说,中央拿了大概46%的税收,中央直接支出大概占15%。地方拿了54%的税收,支出85%。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地方的,我说的是本级的财政收入,看来地方的财政比较困难。地方主要是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那就是最富裕的这些省份,也要靠中央转移支付。所以把钱收上来,再给他们发下去,可能就有这个效率的损失。
  • 对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应该侧重于哪几个方面?
    林双林:可能就一个方面,医疗方面,帮助穷人上医疗保险,这也是我们以后医改的方向,就是帮助穷人上保险,这样财政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现在西方国家也是在医疗方面,政府的压力很大。我想我们国家政府能做的这是一个方面,在医疗方面帮助穷人。另一方面就是养老,养老方面,中央政府直接把养老管起来,这也是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们养老是地区性的养老保障体制,以后能建立起全国性的养老保障体制就好了。另外还有教育,我一直想着就是政府应该把十二年义务教育搞起来,因为其他国家人家早就把十二年义务教育搞起来了。义务教育非常重要,一个方面你要说社会公正、公平,不管出生在穷人家里还是富人家里,都有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十二年的义务教育。我想以后我们慢慢的也要对人,让他直接感受到政府对他的好处。
  • 北京的雾霾比较大,财政部日前也提出,要发挥税收对雾霾的调节和支持作用。财税改革会往这方面有一个倾斜?
    林双林:是的、是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倾向。我刚才开了一个亚太财政税收论坛的筹备会,他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提出我们以后要增加环境污染税,还有资源税、交通拥堵税,这看来是一个方向,我们国家现在也开始做了,咱们开始也征收环境污染税了,资源税我们也是原来是从量的,现在我们又从价,也都是提高税收征收的幅度。 另外我们的交通拥堵税还没开始征收,可能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很小的国家,但是它交通畅通无阻,它就是,你要到繁华的地方去,车要进去,它的路上都设置好了,你一过,税都给你加上了。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这个,依靠这种税收的手段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也是一个方向,应该做的。
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专访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

以下为访谈实录

给企业减税可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网易财经:林教授,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财税改革成为聚焦话题的热点,您认为财税改革可以从哪几方面寻找突破口,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林双林:财税政策这些年来为咱们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咱们这个税制体系,就是一种有利于增长的税制体系,咱们是以增值税为主的,增值税还是消费型的,再加上营业税、消费税,这些都基本上是从商品方面挣的税,所以咱们这个税制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咱们所得税占的比重比较小,这是税制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咱们在政府支出方面,也是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比较多,社会福利支出相对来说少一点。再加上这些年来我们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促成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发展。所以总体上来说,财税体制这些年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近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增加,发债的余地减少了,再加上最近的税收下降,税收增长下降,地方政府财政也是有很大的困难。他们有心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大、那么多的资金。另外咱们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可能以往那种粗放式的发展也遇到一些瓶颈。以往咱们的发展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城市规模做大,摊大饼那样的发展,这种发展现在也遇到一些问题了。 但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放缓,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财税方面要做的事情,一方面可能就是给企业能够减税的话,给企业把税减一减,这是一方面。其实咱们的企业所得税站税收份额很大的,占总税收份额20%以上呢,所以看能不能把这边企业负担减轻一下,调动企业投资、创新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就是看中央政府能不能给地方政府让一点税,提高他们在税收中的份额,使他们有能力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接下来我们讲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就要做好规划,避免以往那种发展方式,能不能把城市规划好,把城市里头的基础设施做得更精细一点,我想政府能做的可能就是这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看能不能给企业把税减一减,另一个就是中央政府能不能给地方政府让一些税收,第三就是把基础设施规划好,做得更精细,提高质量。

政府应该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大支出

网易财经:“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中央和地方在事权、财权方面,一直存在不明确、不匹配和不合理的问题,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合适的切入点解决这个问题?

林双林:中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份额在增长,地方的财政收入份额在减少。目前来说,中央拿了大概46%的税收,中央直接支出大概占15%。地方拿了54%的税收,支出85%。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地方的,我说的是本级的财政收入,看来地方的财政比较困难。地方主要是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那就是最富裕的这些省份,也要靠中央转移支付。所以把钱收上来,再给他们发下去,可能就有这个效率的损失。 看能不能在短期能让中央给地方政府多给一点税收,短期上增加他们的税收份额。但是从长远来讲,我觉得中国中央政府的税收份额可能还应该,不应该太多的减少。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拿到这50%的税收,美国这些国家,它还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好长时间在税收的比重里头都是百分之五六十的,他们联邦政府的税收份额很大的。 咱们来说,中央政府还没拿到50%,我想降低中央政府税收份额,这是不可取的。那么以后长远来说,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增加中央政府的直接税收支出,哪些方面能支出呢?就是社会福利方面。比如说养老、医疗、教育、扶贫这些方面的,我们应该加大中央政府的直接支出。比如说美国联邦政府,它就把养老、医疗,穷人的医疗跟老人的医疗全部管了,还把扶贫全部管了,所以它实际上把钱直接给了这些人了,实际上提供的我看都可以说不是一种公共性,类似于私人,直接把钱给每一个人,或者直接付给每一个人。 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提高全国人的凝聚力,大家都靠中央政府,有这个凝聚力。我们国家的发展,我认为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我想这也是咱们国家发展的,国家的计划吧,以后就是增加中央政府的直接的社会福利支出,这可能是方向。

营改增可能引起地方保护主义

网易财经:作为财政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举措,营改增试点正在全国逐步的扩围。有业内人士说,营改增实现的减税规模达到数千亿,这一定程度上使咱们本来就比较窘迫的财政状况更加雪上加霜。您认为营改增全面铺开落地的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林双林:其实我们前几年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关于税制改革的研究,当时就发现有一个城市税收下降特别厉害。

我们当时看了他们的资料就发现,当时他们是试点城市,就发现他们下降的特别厉害,当时特别吃惊。但是咱们从政府的角度没有强调这一点,就是说营改增会导致税收下降,没强调。我看媒体上有报道,就是说营改增导致税收收入下降,现在看来确实是营改增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很多,这也是一个问题,主要下降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营改增,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以后,我们把改了以后的增值税叫增值税2,给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规模小了,所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冲击特别大。 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一个方面咱们税收下降,一个原因可能营改增,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在好的时候营改增也导致税收下降很多,再加上经济现在不好,咱们经济主要靠增值,增值税是咱们的大税,因为经济增长现在下降,所以说经济不好也导致税收下降,两个原因。一个是营改增,另一个就是经济下滑,也导致我们税收下降。 增值税是一个好的税种,避免重复征税,也容易征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头增值税比较好征。像别的国家有类似销售税这些,销售税也有好处,就是说地方政府只要税收不依赖于生产,销售税是税收不依赖于生产,只要有东西在你这个地方卖,你地方政府就有税收收入。增值税就要靠生产,所以地方政府就愿意吸引企业来生产。而且还有可能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有企业来了,那我就卖我地方生产的东西,还有地方保护主义,所以增值税要说缺点的话,就有可能引起地方保护主义,但是销售税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要实行销售税非常困难,你要从零售商收税那很困难的,所以增值税可能在中国长期来说还是必须有的,是一个好的税种。

网易财经:国家在财政支出方面,经济建设性支出是偏大的,社会福利性支出是偏低的,民生领域投入不足。您刚才也讲了,这个是大众较为关注的地方。您觉得对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应该侧重于哪几个方面?

林双林:我刚才也说了,可能就一个方面,医疗方面,帮助穷人上医疗保险,这也是我们以后医改的方向,就是帮助穷人上保险,这样财政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现在西方国家也是在医疗方面,政府的压力很大。我想我们国家政府能做的这是一个方面,在医疗方面帮助穷人。 另一方面就是养老,养老方面,中央政府直接把养老管起来,这也是我们以后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们养老是地区性的养老保障体制,以后能建立起全国性的养老保障体制就好了。另外还有教育,我一直想着就是政府应该把十二年义务教育搞起来,因为其他国家人家早就把十二年义务教育搞起来了。义务教育非常重要,一个方面你要说社会公正、公平,不管出生在穷人家里还是富人家里,都有一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十二年的义务教育。还有就是正如对穷人来说,就是扶贫了。还有更重要的是教育生产人力资本,今天的教育就是我们国家明天的竞争力,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政府把十二年义务教育承担起来。

应当考虑征收交通拥堵税

网易财经:我们知道这两天北京的雾霾比较大,财政部日前也提出,要发挥税收对雾霾,对环境问题的治理,对它的调节和支持作用。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消费税和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将被放大,财税改革会往这方面有一个倾斜?

林双林:是的、是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倾向。我刚才开了一个亚太财政税收论坛的筹备会,他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提出我们以后要增加环境污染税,还有资源税、交通拥堵税,这看来是一个方向,我们国家现在也开始做了,咱们开始也征收环境污染税了,资源税我们也是原来是从量的,现在我们又从价,也都是提高税收征收的幅度。 另外我们的交通拥堵税还没开始征收,可能有一个国家做得好,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很小的国家,但是它交通畅通无阻,它就是,你要到繁华的地方去,车要进去,它的路上都设置好了,你一过,税都给你加上了。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这个,依靠这种税收的手段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也是一个方向,应该做的。

网易财经:目前对于个税,主要是工资税,小个税的人数可能只占总人口的不到2%,个税是不是就已经边缘化了,是否还有提高免税额的空间?

林双林:个税不会边缘化的。现在交的人数比较少,另外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不大,但是我们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我们现在所得税里头,企业所得税占的比重很大,企业所得税2014年占了21%,非常大,个人所得税占6%,以往就觉得个人所得税其实税率很高,最高税率到45%呢,企业所得税,一般的税率是25%,对科技型的企业,它的税率才15%,所以企业所得税这个税率还不是那么高。但是企业所得税我们征的税很多。 相对美国来说,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很高的,它10万美元,企业收入到了10万美元以上的,就一下35%了,再往上高,最高一档39%,还有38%,它那个税率还是起伏的。但是美国资本那么大,企业税率那么高,企业所得税站总税收比重还不大,10%还不到,你看,咱们国家税率低,还能征来这么多税。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个是企业收入太多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也不是企业收入太多了,他说在征税的时候对企业有限制,企业对劳工的工资不能那么多,所以有一个限额,你不能扣除那么多,所以把企业缴税的税基搞得很大,企业缴完所得税以后,再把剩下的收入再给劳工,给工人以其他的方式再给他们。 那就是说这个企业所得税里头很大一部分,把个人所得税税基给占了,因为劳工扣除不能那么多,所以这方面是不是再能改一改,就是说让企业如实的给劳工付工资,这样企业所得这部分会缩小一点,但是工资那部分的税基会增大。我们好多税都是依赖于工资的,比如说个人所得税,还有我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是以工资为基数的。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也是税率很高,20%、8%,20%社会统筹,还有个人账户还要交8%,所以税率很高,但是我们收不来多少税,现在养老保障账户还有缺口,这就与税基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再改革一下,是得个人所得税体系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