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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每周四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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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简介]

高培勇:减税可抑制中国通胀

他在财税政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为何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是要减税而非减个税,应降低间接税而增加直接税。他如何理解养老金是一种税的观点,又如何看待物价与税收之间的关系?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访谈全部文字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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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实际征收在不断提高

高培勇:税负水平肯定是在增长状态。老百姓和政府的关于税收负担的这个说法不一致,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大家用了不同的尺子去测度。

养老金是一种税

高培勇:名义上称之为什么不重要,实质内容是对你既定收入的一种割让。你把它称为税,把它视为税收负担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的养老金不属于商业保险。

降物价需要有针对性地减税

高培勇:中国的减税落到增值税上,实际上就是它可以通过价格渠道来转嫁的税种。那意味中国税收从总体上对于物价上涨的这种推动力就相应的削弱了。

增值税改革推动减税

高培勇:增值税的这种扩围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载体,它可以说是对广大的企业和居民来讲,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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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税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轻?

高培勇:从整体上讲,这个税负水平肯定是在增长状态。老百姓和政府的关于税收负担的这个说法不一致,我想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大家分别操用了不同的尺子去加以测度。

是否认同养老金实际上是一种税?

高培勇:名义上称之为什么不重要,实质内容是对你既定收入的一种割让。你把它称之为税,把它视为税收负担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的养老金,刚才谈的前提是属于社会保障范围内的养老金,而不属于商业保险。

从财税角度看,应该吸取欧债危机的教训是什么?

高培勇:从欧洲国家这种高福利的这种政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当中汲取教训,虽然这些年强调要改善民生,要在民生领域投入很多,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量力而行,不要把这个福利的标准加得过高。换言之,在财政上我们要有这种过紧日子的这种考虑,要未雨绸缪。

当前的物价形势和税收有何关系?

高培勇:我觉得有两个基本途径是需要交代的,一是中国的税收收入当中,70%是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第二个基本的途径就是在全部的税收收入当中,有90%多一点的税收是从企业那里收取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知道中国的税价关系了,就是我们商品和服务的税收当中是包含税收的。

减税能否降物价?

高培勇:在上海要试点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它实际上是一个减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减税落到增值税上,而增值税呢就属于流转税,实际上就是它可以通过价格渠道来转嫁的税种。那意味着中国税收从总体上对于物价上涨的这种推动力就相应的削弱了。

如何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增值税的改革?

高培勇:一个就是说增值税的这种扩围本身是必需的,是我们追求已久的一项目标,现在终于有了实现的这种可能,这是好事情;第二,增值税的这种扩围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载体,它可以说是对广大的企业和居民来讲,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全部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1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他在财税政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朱镕基曾称赞他言简意赅,结合国情实际。他如何理解养老金是一种税的观点,又如何看待物价与税收之间的关系?

高培勇认为,中国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之间有差距,因此,看税负应看实际征收。近些年,实际征收率在不断提高,因此,百姓的税负在不断提高。“由此得到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实际征收率的提升,实际的税率和名义税率之间的这种差距的拉近,税收制度必须与时俱进的进行变革,这是可以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高培勇赞同养老金是一种税,因为无论缴纳者是否自愿,都必须交。“名义上称之为什么不重要,实质内容是对你既定收入的一种割让。”高培勇主张从欧洲高福利政策中吸取教训,财政上要过苦日子。

高培勇认为,中国税收对物价的影响比其他国家大。选择一些特定税种减税,对降低物价的效果更好。增值税改革是减税,可以降低物价压力。

高培勇主张扩大直接税,减少间接税。他认为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一大利好。高培勇建议,中央政府应更多的在税收立法方面给地方政府放权,而不是一味的加以控制。“现在只是在上海搞增值税扩围的试点,那么,要不了多久,起码在十二五期间他是要在全国推开的,那么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而且是中国最,中央和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共享税种,那么当增值税的范围发生变化,特别是营业税被吃掉之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被吃掉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财政收入的分享机制肯定要发生变化。”

以下为访谈实录:

税收的实际征收在不断提高

网易财经:关于中国人的税赋问题,民间和官方的说法、看法都不一致,您认为最近八年来,中国人的税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轻呢?

高培勇:从整体上讲,这个税负水平肯定是在增长状态。老百姓和政府的关于税收负担的这个说法不一致,我想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大家分别操用了不同的尺子去加以测度。

比如说2010年,政府说我一共收到了83000亿的财政收入,所以他就要用这83000亿去和当年的GDP求个比值,求比值的结果是20%多一点;而老百姓说税负重呢,他所操用的尺子往往就是说现行税收制度,那个税率是多少,那个税基是怎么算的。假定说是餐饮业的营业额,他要交5.5%的营业税,交营业税之后还要交所得税,他是按照税率表上所规定的税率的具体数字,或者说税收制度的具体规定来测度中国的税收负担究竟是重还是轻。表面上说这都是一回事,但是一旦深入到现实生活中你就会发现,它肯定不是一回事。

我的印象当中,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的实际征收率也只有80%多一点。有的国家,比如像日本,他自己说他的征收率相对比较高,能过90%,但不管怎样,没有哪一个国家说我能百分之百的都收上来。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一旦说到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究竟是多少的时候,他总要用他实际收上来的数字和当年的这个GDP的这种总和去求一个比值,以此来说宏观税收负担究竟是多少,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换一个角度,从老百姓的角度讲,他不知道政府实际上收了多少钱,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一个不同之处,在哪儿呢?就是这30年来,我们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在逐年上升。因而实际征收率和名义这个税收负担之间的这种距离,就在逐步的缩小,或叫拉近。我记得这样一个数字,1994年,那一年中国的税收的实际征收率是多少呢?税务总局有个说法,说只有50%多一点。老百姓认为他这个一年的这样营业收入,比方说就是10万,应该交的这个钱,10万的55%,5.5万块钱,这是老百姓认为他的税收负担,可是在1994年如果让当时的税务机关去征税的话,他收不来5.5万,只能收2.5万多一点,所以你要把一个数字作为一个例子的话,政府就说实际税收负担是2.5万,而普通百姓就会讲是5万,因为你名义上要求我交5万,政府说我实际上没收那么多,收了2万多,这是1994年的情形。但是这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这种完备,税务机关的实际征收率是逐步提升的,比方他的人员素质在提升,他的技术装备在提升,方法手段也在变革,所以实际征收率提升的幅度非常快。我的意思是说,本来你按税法规定,应该交那么多,只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税务机关的征收水平,征收能力所限,收不了那么多。所以那等于从站在税务机关的角度,那叫税收流失。随着税收流失的这种减少,换一种说法,就是百姓交的税收就肯定是逐年增加的。这样来理解税收负担的这种变化情况,可能咱们就看得比较全面了。

由此得到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实际征收率的提升,实际的税率和名义税率之间的这种差距的拉近,税收制度必须与时俱进的进行变革,这是可以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网易财经:我们知道有些法条上存在,但实际上是不征收的税率,比如说二手房的营业税,这些年又开始征收了,您认为这是一种加税的行为吗?

高培勇:当然是加税,因为目的就在于加税。这是必须承认的一条。为什么要把多年不征收的二手房的营业税重新捡起来,在现实生活中去运用?我们体会政府的意图,他就想在找不到其他别的什么替代的税收手段的时候,能够简单的搬用这种征收营业税的办法,来遏制房价的这种上涨。

怎么才能遏制房价上涨?无非是加大房价,是吧?原来你是一万块钱的均价,那你正常的这种交易,我加征营业税,你就要负担比高于一万块钱的这样一种价格,那么以此来抑制。所以从加税的角度来讲,既然是加,肯定是要增加税收负担的。

养老金是一种税

网易财经:有学者说,养老金实际上也是一种税,您同意吗?

高培勇:养老金它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它是一种商业的社会商业保险。当你进入老年的时候,这个老有所依,那么就要投保,这是一种商业的保险行为。那么后来有了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区别于这个商业保险的最大的差异它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因而社会保障它的基本的表象就是强制保险。就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投保,我必须向你去收。所以一旦进入到社会保障的时候,不管它名义叫做收费还是叫做收税,你总是这个在今天买未来嘛,你总要交嘛,那么这是在整个社会角度上的一种统筹了,一变成强制行为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交,你必须交,它就和税收没有差异了。

名义上称之为什么不重要,实质内容是对你既定收入的一种割让。你把它称之为税,把它视为税收负担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的养老金,刚才谈的前提是属于社会保障范围内的养老金,而不属于商业保险。

网易财经:从欧美债务危机方面来看,您认为我们在财税方面有哪些教训是需要吸取的呢?

高培勇:是这样讲,欧美的债务危机呀,情况有所不同。这个美国呢,主要是这个相对忽视它的财政收入水平,就是扩大财政支出的一种结果,收支之间一旦出现不平衡,出现赤字就要借债;欧洲的问题呢,应当说它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出现麻烦,主要在于它的财政制度和货币制度它不统一。货币是欧元,是统一的金融制度,但是财政呢它因为各个国家有分别各自的主权,它就不统一。在这个欧盟范围内制定财政的约束的纪律,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要财政往一个方向走。所以它未来的方向、环节或走出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财政要逐步向统一方向去迈进,以和统一的货币能够相对接。对中国而言,我们现在目前的财政状况相对非常好。比方说今年财政超收的规模就会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但是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财政极度困难的时候,也必须在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上持谨慎的态度。

就是一方面要追求财政的这种平衡状态,不盲目的扩大这种赤字,把赤字的这种数量锁定在宏观调控的视野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从欧洲国家这种高福利的这种政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当中汲取教训,虽然这些年强调要改善民生,要在民生领域投入很多,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量力而行,不要把这个福利的标准加得过高。换言之,在财政上我们要有这种过紧日子的这种考虑,要未雨绸缪。

降物价需要有针对性地减税

网易财经:你认为当前的物价形势和税收有关系吗?

高培勇:肯定是有关系的。我们抛开二手房的价格这个情况,它有特殊性,我们得单独去表达对它的看法。但是我们说正常的这种商品价格和税收之间的,制度背景条件下的一种相互作用的机制,是必须要看得非常清楚的。我觉得有两个基本途径是需要交代的,一个基本途径呢,是中国的税收收入当中,70%是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换句话来讲,就政府每从企业、居民口袋里拿走100块钱的税款,其中有70块钱是以增值税、营业税或消费税这类流转税为收取的,

第二个基本的途径就是在全部的税收收入当中,有90%多一点的税收是从企业那里收取的,而不是从普通居民个人口袋里掏走的,这两个途径告诉我们啥问题呢?第一个是70%都是流转税,流转税等于什么样的税,我想咱们要把它说清楚,等于是间接税。间接税是要融入价格当中转嫁出去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去考虑,他所缴纳的所有税率,不管叫什么,不管姓什么,是流转税还是所得税还是其他的税收,都不去管它,他先要把这部分加进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知道中国的税价关系了,就是我们商品和服务的税收当中是包含税收的。

网易财经:您认为这个大幅度减税的话,能够降低物价,这个可行吗?

高培勇:我想说的是,中国的这种税收收入的结构,就注定了我们这个税收和物价之间的关联度,税收的这种变化对于物价的影响相对其他国家来讲也比较大,必须得看清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走到欧美国家去,他的流转税收的这种比重占全部税收比重的大概30还要往下,那么中国就70,比如再讲欧美国家他的直接税的这种比重,从个人那里拿到的税收比重,就可能要占到50%,而我们只有不足10%,就这样的比重就意味着什么?就会流量增加,

如果我们不区分具体税种而笼统谈减税的话,那么减税的结果会在相当程度上减轻税收和物价之间的这种关联度,在相当程度上减轻税收对物价上升的这种推动力,这是讲“一刀切式”的这种减税。

但是我们说现实生活中,总不是说一刀砍下去的,每个税种见面都砍一刀,不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选择一些特定的税种,

网易财经:对。

高培勇:而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心呢,就是放在减税上,那减税你要问,减哪个税呀?就是增值税。

因为在上海要试点营业税改成增值税,那么,但实际上从这个改征的方案当中你们可以去细瞧,它实际上是一个减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这种结构性的减税、落到增值税上,而增值税呢就属于流转税,实际上就是它可以通过价格渠道来转嫁的税种,这个税种减下来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税收从总体上对于物价上涨的这种推动力就相应的削弱了。

网易财经:减弱了?

高培勇:削弱了,所以起码从理论上讲,它是具有这样的一种功效的。

增值税改革推动减税

网易财经:现在人们都很关注这个财税改革,您认为中国目前这个财税制度不合理的地方有哪些?

高培勇:说财税制不合理,我说和其他的制度都是一个问题,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转型的社会,每个制度都有改革的空间,你可以把它锁定为几个范围来讲,比如说什么叫财税制度,它就是财政收入制度,财政的支出制度,还有不同级次之间的政府的财政关系的这种处理的制度等等,方方面面它都有。但你要从这个企业和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税收制度的不完善问题,财政支出制度的不完善问题,这可以举的例子很多,比如刚才我们谈到的税收制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说70%以上都是大众税,90%以上都是企业交的税,那么这种税制结构不适合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要建立一种把政府的税收和人们的收入状况相联系起来的那样一种税收制度。

比如说在中国扩大直接税,减少间接税,扩大来自于居民个人缴纳的税,减少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网易财经:您如何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增值税的改革呢?

高培勇:增值税的改革显然是非常必要的,早就期待中的一种改革。就是增值税要扩围,或者换一种说法叫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大家都知道一条,营业税有重复征税,增值税一般来讲是没有重复征税,它是对增值者征税,而不是对所有的营业额征税。2009年在反危机的操作当中我们推出了一种改革叫增值税的转型,所谓增值税转型是一种专家的说法,把它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给增值税的纳税人增加了一种抵扣项目,那么就是你交税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购买机器设备的那笔支出从增值税当中扣除掉,所以税基就缩小了,基数缩小了,税率没变,不也意味着税收负担减轻了吗?现在说把营业税这块领域都让增值税去征了,意味着什么?是以较低的税收负担去覆盖较高的税收负担了,所以这是一种减税。

所以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一个就是说增值税的这种扩围本身是必需的,是我们追求已久的一项目标,现在终于有了实现的这种可能,这是好事情;第二呢,增值税的这种扩围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载体,看到增值税扩围行动就可以理解,明年中央所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的重心,就是放在了结构性减税上,它可以说是对广大的企业和居民来讲,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网易财经:关于地方和中央的这个财政关系,张五常提出说地方竞争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钱颖一也提出说建立财政联邦制度这样的说法,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呢?

高培勇:我想对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直接做评论,不一定十分妥当,因为从你说的这个东西,他本身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一个说的是各地方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竞争关系,一个是说的是不同级次之间的政府的关系,他不是一回事。

应该说在财政体制的改革当中,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处理上的一个难题,比如说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不给地方税收立法权。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这个财政收支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是通过中央给予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去化解的,就好像老子给儿子钱一样,是这么一种关系,那么我们1994年之后,也大体操用了这样一种思路。各级政府之间的这种财政收支的这种平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于中央一级政府的援助。那么这显然是有利于中央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但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一方面就说你财政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的父亲,你的爷爷给你援助,来过日子的时候,就好像每个人一样的,总是伸手派,总要往上要,那么你自己就很难形成一种自立的机制,也很难过好自己的日子,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钱来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符合你需要,数量有多大,或者比例过大了,也是不利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转移支付,是上级给下级转移支付,但是转移支付呢往往不是无条件的给,就是我得说你,我让你做这件事你听话,我给你;你要是不听我的,我让你干的事儿你不干,那么我可能这个钱就不给你,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我现在说中国发展基础教育要盖学校,你要盖这个学校,我给你钱,这个钱只能用于盖学校,这是从上到下这种调控上所必需的。

但是地方也会有自己的说法,说我要钱,不要你干预我,正常的这种活动,你只要给钱,不标明让我用到什么地方去。所以看起来呢,我们得寻找一种新的思路,适合中国发展的思路,比如说这个税收的立法权,税收政策的管理权,立足于中国的环境当中怎么去配制比较恰当,让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独立的这种税收的来源和管理的权力。

比如说这个地方政府依赖于上一级中央政府给予的转移支付的这种额度和规模有多大,也是要考虑的,太大了不好,太少了也不好。对不对,也要去说这个问题。

现在只是在上海搞增值税扩围的试点,那么,要不了多久,起码在十二五期间他是要在全国推开的,那么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而且是中国最,中央和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共享税种,那么当增值税的范围发生变化,特别是营业税被吃掉之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被吃掉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财政收入的分享机制肯定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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