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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每周四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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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简介]

胡祖六:中国要警惕改革疲劳陷阱

他是有思想的投行经济学家。他为改革和开放进行持久而有热情的呼吁。他对中国经济有乐观也有忧虑。他怎样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陷阱?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对话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祖六。
[访谈全部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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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账户开放有利金融安全

胡祖六:加强金融稳定的最好的保障,就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避免经济泡沫,特别是信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

加快改革留住富人有利穷人

胡祖六:改革不是说就是为了仅仅是让富人能够留在中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些改革是能够惠及全民、全社会的。

坚持市场经济就能超美国

胡祖六:只要我们能够保持8%的速度20年—25年,中国就能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日本没有前途

胡祖六:日本跟美国非常不一样,它是个非常封闭的、保守的一个僵化的民族,它没有新型的活力,没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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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您坚决主张开放资本账户?

胡祖六: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但我更多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确实对金融机构、对企业、对中国的普通百姓的这个分散资产的多元化配制、分散风险、提高预期回报也都是有好处,如果上纲上线的话,对维持社会稳定也是非常有利的。

开放资本账户是不是让富人更容易移民呢??

胡祖六:其实有一部分富人想去移民,就是想去有个身份能在海外开设账户,他这样觉得心里很安全、很踏实,所以资本管制可能在富人移民上可能有推波助澜作用,如果每一个公民随时随地都不用经过什么审批、申请,就能够去把资产或者说自由的汇进汇出的话,可能这个动机可能会大幅减少。

怎样看富人移民?

胡祖六:通过这个富人移民这个现象,能看到一些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其实穷人更想移民,他只是没有个条件,是吧?很多人就说政府要跟以前比,这种干预啊,这种整个的投资环境每况愈下,创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的提高,那么这些我想也是我们的政府、和媒体需要关注的。

您为什么否定中等收入陷阱?

胡祖六:本来从经济规律来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陷阱都是自己找的,对吧?就是政策失误可能会导致把大好的经济发展的机遇给丧失了,然后我们就陷入这么一种陷阱。比如说国进民退,比如说创业家精神的丧失。到了一定阶段,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的重要,法制等等就更显得重要。

目前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胡祖六:现在的政府官员整体的心态越来越保守,想想只要有风险的话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不做事就是没风险的。我觉得,现在改革的那种动力、那种激情已经都消失了,现在政府里面都是一种改革疲劳症,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种不该管的事情都在管,而且管得越来越多。

您对中国仍然有信心吗?

胡祖六:当然我对政府并没有失去信心,我就觉得只要中国政府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治承诺,有远见、有智慧、有勇气,中国就能够继续保持高速的,可持续的成长,能够让中国重新尽快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觉得是完全、完全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你们这一代人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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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9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祖六。他是有思想的投行经济学家。他为改革和开放进行持久而有热情的呼吁。他对中国经济有乐观也有忧虑。他怎样看中国经济面临的陷阱?

胡祖六多年来一直主张资本账户开放。他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可以消除很多经济上的不平衡,并且不会造成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开放无关,只和政府的不当政策有关。他说:“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但我更多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确实对金融机构、对企业、对中国的普通百姓的这个分散资产的多元化配制、分散风险、提高预期回报也都是有好处,如果上纲上线的话,对维持社会稳定也是非常有利的。”

胡祖六对富人移民潮很担忧,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不足的表现。如果环境对富人不利,那么对穷人也不会有利,只是穷人无力移民而已。必须大力改革,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改革不是说就是为了仅仅是让富人能够留在中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些改革是能够惠及全民的,我们全社会的。”

胡祖六认为,中国的管制太多,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而国企老总则是管理者,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是风险规避者,而不是敢于冒风险的企业家。

胡祖六不赞同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他认为并没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规律,但是中国的确应该警惕跌入不改革的陷阱。目前政府出现了改革疲劳症,干预回潮,很令人担忧。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可以超过美国。“我认为中国经济至少还有一代人,就是20年—25年能够维持高速的增长,这个高速不一定是12%或者是10%,但是我觉得8%左右的这个速度还可以能够维持20年—25年,只要我们能够保持速度,中国就能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胡祖六对世界经济形势表示乐观。他看好美国经济的复苏,认为中美可以继续做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对欧洲,他认为,财政统一救不了欧洲,必须改革福利制度。对日本,他认为日本封闭狭隘,没有很好的前景。

以下为访谈实录:

资本账户开放有利金融安全

网易财经:中国应该尽快的开放资本账户,但是我们知道目前国外经济环境并不是很好,国内经济也处于一个转型期,那您现在还是坚持认为中国目前是一个去开放资本账户的一个好时机吗?

胡祖六:我本人从我的研究来说,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已经有二十年左右,19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我在这个研究中发现新兴市场,在那个时候主要是一个净的资本输入国,因为包括中国在内,那时候整个资本都非常缺乏,需要吸引很多外资,那么开放资本账户,就能够让外资更加容易,很便利于投资新兴市场,所以从提高这个投资的回报、创造就业,创造经济成长。

当然1994年墨西哥发生比索危机,特别是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么有很多一部分人就开始说,资本账户是不是对金融稳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我的研究当然就是说,无论是墨西哥的比索危机也好,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甚至包括最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危机的起因、机理、传导过程和后果,当然都要很认真的研究,要非常吸取这些很多教训,但其实很多人都是牵强附会,下了过早的结论。有的人认为危机就是因为资本流动所造成的,那么其实几乎每一次危机的主因都不是因为资本流动,都是因为宏观经济失衡,因为信用的泡沫,因为汇率制度的不当,比如说固定汇率不可持续,或者是房地产的泡沫等等引起的。好的时候,资本自由流动都能给经济带来好处一样,在不好的时候资本流动也会带来一些困扰,但它是一个从属的因素,是一个次因,不是一个主因,这点我们要非常认识清楚。

当然金融稳定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维持金融稳定,但是加强金融稳定的最好的保障,就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避免经济泡沫,特别是信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同时加强深层监管,加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风险管理,而不是说继续维持资本的管制,维持资本管制有很多负面的成本,实际上最大的成本就是让资本不能够有效的配置,而加剧经济的不平衡,反而容易滋生泡沫。

比如说我们如果储蓄过剩,就像我们这些年来,从2000年来我们资本过剩的,就是说经常账户越来越盈余越多,那么银行的信用、信贷膨胀太高,所以我们前些年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或者房地产所有的价格泡沫,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资本管制是非常相连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要把金融稳定的这个目标跟这个资本账户,经济自由化的这个目标这个对立起来,不要误读以往金融危机的教训,认为这个金融危机就是资本账户开放造成的,这是没有理论上的逻辑,也没有实践上的支持,如果把这些大是大非搞清楚,其实资本账户的开放我认为在我们国家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也是最好的时机,不应该再无限期的拖延。

网易财经:关于资本账户的开放有很多争论,有些人认为目前应该是先执行对内的开放,然后再对外开放,还有人觉得应该是先实行了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然后再进行开放,您对资本账户的开放的步骤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胡祖六:这些我想,中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已经全世界已经有大部分国家都是已经有资本账户开放,当然中国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所以不是说既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有这么多人吃了螃蟹是吧,那学会吃螃蟹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就像我们过去30年改革开放,就是最早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村包产到户跟这个成立蛇口工业区开放几乎是同时的,我们的这个经验表明,就是说有时候是通过开放来推动改革,对吧?反而是非常有利。其实为什么说我主张资本账户开放呢,也是中国改革已经30多年,我们也看到,尽管市场力量继续壮大,但是政府行政的这种官僚的力量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甚至还是太强大。资本账户就是资本管制,我们谈到这个经济自由或者人的权利,中国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如果你储蓄,你可以决定是投资A股、人民币债券、放在银行存款、买房子、买汽车,还是去投资买港股,或者是买FaceBook,还是微软,这应该是你基本的权利,但是我们就是给你限制了,这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后遗症,我们往往没想到。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说,要产权自由竞争,这个让私人部门,包括企业、消费者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这种理念应该是非常非常匹配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就说认定我们自己是个市场经济,但同时在很多领域,政府继续维持其越来越低效率的、过时的、不必要的行政的管制,这是跟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理念背道而驰的。当然这个东西你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但我更多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确实对金融机构、对企业、对中国的普通百姓的这个分散资产的多元化配制、分散风险、提高预期回报也都是有好处,如果上纲上线的话,对维持社会稳定也是非常有利的。

网易财经:您认为开放资本账户是否会让中国更容易受到国外通货膨胀的影响,还是会减弱其影响呢?

胡祖六:国际通货膨胀,比如说国际油价飙升,大宗商品的价格飙升,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往往是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它就完全会传导,百分之百的传导。如果我们的汇率是灵活性的,就能够减少国际通胀对中国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

我再举一下这个例子,中国历史上这个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是1993年、1994年,那时候CPI物价通胀率达到24%,但那个时候中国是资本管制比现在还要更严格,更苛刻的时候,可见资本如果你担心通货膨胀,资本管制并不能够驱逐通货膨胀。

网易财经:其实现在大家都是觉得很恐慌,认为是“狼来了”,就像当初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时候,认为也是“狼来了”,结果外资银行其实是促进了中国银行业很好的发展。

胡祖六:此言极是。像2001年10月份中国加入WTO,那时候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汽车行业、钢铁行业、农业、银行都会受到大幅度的冲击,几乎是没顶之灾,结果发生的事可以说让人跌破眼镜对吧,迎来了一个这些产业变得最好的一个空前的繁荣发展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一个通过这个开放来促进国内的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雄辩的例证。

加快改革留住富人有利穷人

网易财经:今年初您有一篇文章是讲富人移民潮的,看到您也是对这方面的消息比较关注,您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之后,是不是可以让富人更容易的移民呢?

胡祖六:非常矛盾的说。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富人想去移民,就是想去有个身份能在海外开设账户,他这样觉得心里很安全、很踏实,所以资本管制可能在这个富人移民心上可能有推波助澜之作用,如果每一个公民我随时随地都不用经过什么去审批、申请,我就能够去把资产或者说自由的汇进汇出的话,可能这个动机可能会大幅减少。当然这个更综合的来说,这个富人移民潮,我觉得确实应该引起我们国家的,政府、学术界和传媒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我经常在国外,在伦敦,在这次奥运之前说伦敦地价恢复得非常快,从2008年这个危机,原因是什么?一问伦敦人就说俄罗斯人、中东人或者中国人去买的。

那我想这里面俄罗斯人、中东人,因为中东是个多事之地,总是动乱不息;俄罗斯肯定在普京政府下是一种没安全感,经济也不怎么特别好,那么他们这些有钱人移民到什么伦敦啊,我觉得可以理解。但中国是这些年来是全世界最强劲的经济体,应该是最充满希望,尤其所谓富人,就应该是中国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最大的受惠者,他们应该说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是最有信心的,应该最有承诺的,为什么这些人倒是千方百计要去移民呢?我们社会的精英对我们国家,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他们没有信心,那显然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继续深化我们的改革,从法治、财产权利的保障、经济自由、透明度、税收、人身安全、教育、环境、包括食品的安全一些方面我觉得都应该进行改革。

改革不是说就是为了仅仅是让富人能够留在中国,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些改革是能够惠及全民的,我们全社会的。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富人移民这个现象,能看到一些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你想中国的穷人更想移民,他只是没有个条件,是吧?

网易财经:您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让人反思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巴菲特、比尔盖茨他们不会想到去移民,但是中国的富人都想移民呢?

胡祖六:对,全社会的成功者都想去移民,而且已经移民很多了,对吧?而且还有这种,这个他们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这个调查,这种资产超过什么一千万的,已经有30%移民了,那些没移民的也有70%要准备去移民,这个数字真是让你觉得震撼。

网易财经:您觉得这些富人们都移走了,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胡祖六: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富人,当然每个人致富的道路都不一样对吧,这里面可能有贪官污吏,有这个不义之财,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确实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靠自己的创业来获得的财富,所以这些是社会上应该说非常有能力的一些人。我们当然应该挽留他们,因为他们及财富,一般移民的话就是说,这个财富就跟着这个脚步走,也希望他能够再回馈社会,包括投资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税收机会,能够惠及国民。

国企老总不是企业家

网易财经:您认为富人移民潮是否是可以看作企业家精神受到打击所造成的呢?

胡祖六: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后,应该说我们整体来说的政策,在这个环境上,创业的环境应该说是大幅的改善,但是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约束、很多的局限、很多的障碍,特别近几年。由于种种的原因,我所接触的企业家相当大的比例,对中国的未来不看好,这也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很多人就说政府要跟以前比,这种干预啊,这种整个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每况愈下,就是创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的提高,那么这些我想也是我们的政府、和媒体需要关注的。

网易财经: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国有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身份经常会互换,那您认为国有企业老总算是企业家吗?

胡祖六:你这个包含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这个身份互换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认为这点未尝不可。其实作为一个大企业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有领导能力、执行能力的人才,一个大企业管理经济方面,在市场中竞争,要商业模式、公司治理合法合规性,这个团队建设,员工的士气,股东的价值,方方面面其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所以能够做好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者,我觉得很多政府的工作他是能够适应的。当好一个省长或者一个书记或怎么样,部长,就是在企业界有很多很多有管理能力的人才,领导型的人才,所以输送到政府,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这种交流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否则政府只是非常,待在机关里面,只是长官意志、官僚、主观,往往政策跟这个市场脱节脱轨,令人啼笑皆非,可能适得其反。现在这个问题太多了,很多政策完全是违背市场原则的,因为这些很多官员根本没这个市场的经验、常识和直觉,所以这点我觉得本身是未尝不可的。

至于说你的第二部分国企的这个老总们,或者领导是不是企业家,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就是企业家这个定义,就说一般来说是白手起家,创办一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去创办一种企业,而且当中有很多风险。他有一种理念,一种愿景,能通过他的这种敢想敢做敢为,这种敢当风险的精神把他这么一个企业能够办起来,这一般叫企业家。我想国企的很多领导一般都是叫管理者。而且我们企业领导的模式像政府官员一样,对吧,到点就退休,到了什么就给你换掉了,派一个新的进来,所以更像一个政府官员的任免,所以他们的心态完全是管理者的角色。我不是老板,国资委,组织部派我到这里来,我也不知道做几年,反正我就当好这个差吧,也不一定有什么很大的成就,只要没有大的过失就好了,我照样可以官运亨通。

其实很可惜,因为我接触的很多央企的老总都非常有才华,非常能干,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都比如是总工程师这种背景,对他们这个行业非常懂,但是这种国企的体制本身让他们就是说,去规避风险,这是跟企业家的精神本质上是不相融的。

坚持市场经济就能超美国

网易财经:我看到一篇今年您8月份写的文章,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您并不赞成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种说法,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不赞成的理由呢?

胡祖六:首先从人类经济发展史,从这个实证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必然规律。像中国原来由一个非常穷困、低收入的国家,现在到了人均收入5000美元,已经变成所谓的小康社会,好像就已经未来的发展就健康了,是吧,经济一定会放慢,甚至停滞不前,好像有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中国也不可避免,是这么一种,那我认为这种观念是错的。没有这种规律,没有这种必然。事实上你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英国发生的,那么英国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都是发达国家,是吧?200年。那么工业革命到欧洲大陆、到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后来到俄罗斯、到俄国、到美国、到日本,所以这些国家经济体都是工业革命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低收入的国家进入到这个,基本上是连绵不断的,一直进入所谓的工业化发达国家,他们并没有在一个所谓的中等收入水平上面停留,这些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我知道我的很多一些朋友,经济学的同行,他们在写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非常非常对的,就是看到拉美做一个范例。这里我觉得我是非常理解,非常同情,而且在很多方面我是很认可的。就是说本来从一个经济规律来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这种来说都是自己找的,对吧?就是我们的政策失误可能会导致把我们大好的经济发展的机遇给丧失了,然后我们就陷入这么一种陷阱。比如说国进民退,比如说现在到这时候我们创业家精神的丧失,因为以前那种粗放式的发展,就靠一种冲动力,到这个层次上,就更加要靠比如说创新,靠高附加值,这时候投资的信心,这种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就尤其的重要,法制等等就更显得重要。

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腐败,如果寻租腐败盛行,那你创业就非常艰难,所以经济也会停滞不前。像过去30年的这种飞速发展,那种好像就是说充满了低垂的果实。邓小平说农村从集体化,就是人民公社变成这个家庭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就带来了这个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带来了几乎农村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个低垂的果实,我想现在可能那种机会比较少了,所以就更意味着我们在这个深层次的这个改革,尤其制度的改革要进一步到位。就像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种模式——它们也没有陷入这个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它们已经是高收入经济体了,我们是最有希望复制东亚的发展的这个轨迹,我们跟南美应该是最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政策不到,中国确实有重蹈拉美之覆辙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目前您接触到的有一些投资者,他们并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那您认为他们担心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胡祖六:就看是哪一种类型的投资者。如果是公开市场的,他们更看重短期经济放慢、下滑,各个行业的企业的盈利都在下调,是这么一种担心。有些中长期的投资者,比如他来中国建厂也好,或者说长线投资者,就担心中国是不是以后的这种经济成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以后就是一个,也还可能百分之五、六吧,就说是,也还是一个成长的国家,但不是一个那么好像特别例外的这么一个高成长的国家。当然还有一些极端的这种悲观的人士觉得,中国就是大泡沫,中国并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就是一个大泡沫。通过政府债台高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银行贷款,靠杠杆支撑的一个大泡沫,加上中国的制度、法制不透明,所以本来中国就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经商和投资的环境,所以这些极度悲观的人是非常看空中国、估空中国,那么这些人都有。

我们的政府怎么样有更多工作要做,去解释啊,说明啊,我们对改革的这个承诺,对市场经济进行的承诺,对开放进行的承诺,打消他们的顾忌,这是政府方面需要做的。

网易财经:那您认为中国还会继续保持一个高速增长吗?

胡祖六: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人均GDP刚刚过5000美元,所以还是一个中等对吧,低的中等收入的这个经济体,离像美国将近5万美元的这个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认为中国经济至少还有一代人,就是20年—25年能够维持高速的增长,这个高速不一定是12%或者是10%,但是我觉得8%左右的这个速度还可以能够维持20年—25年,只要我们能够保持速度,中国就能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网易财经:您说这个保持8%的一个高速增长是需要什么前提吗?比如说经济政策不要失误?

胡祖六:最大的前提,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一定要鼓励创新,鼓励私人企业,推动鼓励技术进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技术进步需要好的法制,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自由。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要去政府审批,你怎么能创新呢?在我国,在今天,几乎每一个企业家,可能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是去请客吃饭,去求爷爷告奶奶,跑政府衙门的。这是中国的悲剧。这是我写另外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出乔布斯》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中国其实有很多史蒂夫·乔布斯的,但他们还没成长为史蒂夫·乔布斯,就已经被几遍的扼杀了。

网易财经:最近是有消息说,中国是打算取消300多项的行政审批,您是怎么看这个消息的呢?

胡祖六:我当然就说,这方面我都会感到鼓舞,但是我更愿意去冷静的观察。这几年一直在说这个行政许可证、行政许可法,减少审批批文,但是政府的批文有增无减,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而且不像过去一样,过去还是愿意担当风险,哪怕不是很清楚,还为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就给你批了。现在的政府官员整体的心态越来越保守,想想只要有风险的话什么都不做,因为他不做事就是没风险的。所以就是说比任何一个时候,我觉得,就说现在改革的那种动力,那种激情已经都消失了,现在政府的这里面都是一种改革疲劳症,一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种不该管的事情都在管,而且管得越来越多。

当然我对政府并没有失去信心,我就觉得只要中国政府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治承诺,有远见、有智慧、有勇气,那中华民族的这种固有的创业的潜能就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所以中国就能够继续保持高速的,可持续的成长,能够让中国重新尽快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觉得是完全、完全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你们这一代人,完全会实现的。

日本没有前途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待目前全球经济的环境,先说一下欧美,您认为他们的情况会继续恶化吗?

胡祖六:全球经济,现在比如三大板块,就是说美国、欧洲和中国,包括日本和东亚,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对美国比较乐观。我认为美国的经济确实在改善,确实在复苏。美国的企业,尤其是企业的基本面非常非常好。尽管美国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这个债务有很大的挑战,但是美国的企业、公司的资产负债平衡表非常的健康,很多企业都是很多现金,债务负债率很低,而且盈利很好。消费者这几年去杠杆化,就是说减少支出,减少债务,增加储蓄这个过程也是应该说进行得不错。当然劳工市场失业率还是高于8%,但是劳工市场是一个滞后的指标,不一定说失业率还偏高就是美国经济不好。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那种创新,无论是在社会网络、产业还是农业、新能源、医疗科技方面,美国还是独占鳌头,还是在全球继续领先的这个经济体,所以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经济体我在近期和中长期都感到乐观。

网易财经:欧洲呢?

胡祖六:欧洲的问题最严峻。当然欧洲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欧盟一个统一的货币制度使他们绑在一起。为什么德国、北欧情况相对好很多,绝对问题在南欧,特别是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欧洲的问题,当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说是因为统一的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所以希腊不是就是说提一个主张就发欧元债,就把债务等于是公共化、共同化,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即使有公共财政,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基本面很差,你并不能避免这个财政危机。

比如说很多国家过去发生财政危机,包括巴西,拉美一些国家或者俄罗斯。俄国也是个统一财政的国家,统一货币,统一财政,他们也发生过财政危机。1998年卢布大幅贬值就是因为俄罗斯俄国违约,不能把政府的债务进行偿还。以为好像欧洲只要有一个统一财政,欧洲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我觉得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假象。欧洲的问题是结构基本面的。就是它的这个社会福利过于的慷慨,税收太高,支出太多,不可持续,特别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没有生产力成长的国家。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消减支出,不勒紧裤带,不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你光有公共财政、统一财政有什么用?那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意味着像德国、北欧这些相对比较稳健的国家的纳税者要付更高的税,来补贴他们南欧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这些人的成本,这是不可持续的。

其实很多经济学界或者是媒体,或者政客都把矛头指向德国,指向默克尔总理,我是为她喊不平,为她叫屈,其实德国是做得最好的,德国一点都没做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南欧基本上靠德国来援助,而且如果他们按照德国做的话,危机本来就不会发生,结果德国反而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我对欧洲我还是比较,比较担忧。

网易财经:您预测这次欧债危机会什么时候结束,是否会真的出现欧盟解体的情况呢?

胡祖六: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其实我个人来看欧元解体也不是个大不了的事情。所谓欧元解体就只是说有些国家,比方说希腊,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它的这个经济基本面没办法去支撑欧元,所以它应该去离开欧元区,像德国、荷兰、奥地利这种什么芬兰,这些国家都没问题,它还可以继续保持欧元,甚至法国也可以在欧元里面,它们还能够稳健,这样更能够强化欧元区的这个健康和可持续性。所以如果希腊离开欧元区,我觉得并不是个灾难,可能还是个解救危机的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少数派,我在柏林的研讨会上提的这么一个观点,让大家都感到很震惊,可能欧洲人自己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易财经:过去是哪些因素在推动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是否是现在这些因素发生了改变,导致目前全球经济的一个低迷状态呢?

胡祖六:其实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衰退,就说这是一个有周期的原因,有结构的原因,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历史上也多次的发生,甚至比现在更严峻。但市场经济的一个好处——它的不好之处就是它有波动性,有周期,就说繁荣和衰退会交迭,复而死生,反正就是这个交迭,交迭不断,但是它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它有一种自我调整能力。只要你政府的政策不去阻挠,它会自我调整。所以我相信,像欧洲的问题,其实很多问题需要政府的政策层面改革,比如社会福利制度、高税收。

像法国奥朗德总统,作为个人我会很喜欢他,但作为一个政客,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的愚蠢。75%的税收,你想法国任何有勤奋、节俭、有创意的人都会逃之夭夭,他这叫杀鸡取卵,反而是会伤害法国经济长远的竞争性。所以说这个对目前的低迷,我觉得我还是相信假以时日都会调整过来的。

我对中国的经济的基本面,就说现在当然也很困难,但我对中国的这个中长期前景我也非常看好。所以未来就是说全球经济是靠中美两国继续作为火车头来拉动,作为引擎来拉动全球经济的成长,因为我们是分别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我会把欧洲和这个日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易财经:您是不大看好日本的前景?

胡祖六:对,日本的前景是非常的惨淡,它已经是超过20年的这种低迷,而且日本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跟美国非常不一样,它是个非常封闭的、保守的一个僵化的民族,它没有新型的活力,没有创新。你看日本就是靠,整个从战后这么多年,60多年就是靠丰田啊、索尼、东芝这些企业,但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在全球竞争中都已经失败了,打不过苹果,打不过三星,更不用说Google和FaceBook。我对日本我觉得还是没有活力的,它又抵制移民,我们很多中国人、韩国人在日本很久,甚至几辈子都还不被这个认为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分子,这么一个僵化,这么一个守旧的民族,我觉得很难有前景、有前途。

网易财经:您认为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胡祖六:我觉得在资本主义的基本历史上面,繁荣与衰退总是此起彼落,一种周期性的一种形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无论这个经济不景气,或者说衰退呀,这个也不是一种特别的所谓的不正常。如果在理想情况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能够在一个潜在的增长率水平上面,这时候也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也没有巨大的财政赤字或者国际收支的赤字,然后劳动力市场能够充分就业,那当然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外部的冲击或者内部的失衡,包括政策的失误,总是使它发生一定的偏移,比如说有通货膨胀,或者有失业率,或者有时候有经济比较低迷。但总而言之,市场经济从长远来说还是最有效率,具有自我修复、自我调整功能的这么一个经济体制,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再证明能够创造最有能力创造社会财富,提高国民收入福利的这个最好的一种径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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