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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岩梅:管理者顶着压力也得做这件事 即便短期没收益

作者 | 朱岩梅 (华大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人才官)

观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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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条增长曲线都会出现增长的极限。组织持续增长的秘密在于,在第一条曲线消失之前开启了一条新的S曲线。资源、时间、人,甚至团队文化,都会对新曲线度过它起初探索挣扎的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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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幸,大多数企业常常是直到成熟业务明显下滑时,企业领导人才想到另辟新的成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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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就是中国的“第二曲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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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会谈及“第二曲线创新”,了解这个简单、凝练、深刻的管理学理论,不仅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学会居安思危,更知敬畏,也会帮助他们理解创新的规律,明白所需的环境,让看似无法规划的创新也可以有一点计划性。

其实不仅企业,任何组织,包括政府、NGO都可以从“第二曲线创新”理论中得到启发。下面先做简要介绍。

企业视角的第二曲线

“第二曲线”理论是一位有些另类的管理学者查尔斯·汉迪提出来的。中文版《第二曲线》一书于1997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提出者、著名学者克里斯滕森又继承和创新了这个理论。混沌大学创始人李善友教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总结、提炼、发展了这些理论,提出了自己很有力量的观点。

为何大企业难逃衰败? 提前布局第二曲线创新很重要

任何一条增长曲线都会出现增长的极限。组织持续增长的秘密在于,在第一条曲线消失之前开启了一条新的S曲线。资源、时间、人,甚至团队文化,都会对新曲线度过它起初探索挣扎的过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企业为例。当已有成熟型业务(“现金牛”)正走向发展的巅峰,一切高歌猛进,似乎春风得意,但其实危机却在悄悄潜伏。公司领导者很少有远见和勇气,在公司高歌猛进的时候,把注意力从辉煌和成功中转移开,投入资源来培植一种短期内没有收益的业务,常常还需要顶着巨大压力、不理解、质疑,甚至是反对。

微信和QQ、奈飞从录像带到流媒体、阿里从网站到淘宝、苹果从电脑到App Strore、华为从电信运营服务到手机终端、富士从胶卷到护肤品.....数不尽的案例可以佐证。

很不幸,大多数企业常常是直到成熟业务明显下滑时,企业领导人才想到另辟新的成长曲线,然而此时,企业能调动的有形、无形的资源都在明显地减少,已有和新出现的竞争对手很可能趁此时机左右夹击、穷追猛打,公司内部会明显缺乏创造一条新的业务成长曲线所需要的从容和自信。

这就是为何大企业会衰败,中小企业有机会变强大,这也是成功的悖论和企业家的命运。

深圳,中国的“第二曲线创新”

这个理论用来思考城市、区域发展也很有帮助。前几天,在一次业务讨论时,我突然联想到深圳,提出一个观点——深圳,就是中国的“第二曲线创新”。以此拙文粗浅思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不到十年欣欣向荣的建设期,便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政治动荡。1978年邓小平同志考察日本新干线后,深受触动,下定决心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3000多亿人民币,全球十几名开外,人均GDP更是全球倒数第二。

但是,一个国家的改革,远比企业家启动第二曲线还难,中间经历很多波折,于是才有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9日上午,邓小平抵达深圳。1月20日,他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时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月26日,邓小平在珠海拱北:“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随后,一文《东方风来满眼春》掀起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大讨论,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此奠定了基调。

如果说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深圳还只是春芽初发,GDP不足香港的一个零头。20年后的今天,深圳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2018年,深圳市生产总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7.5%左右,经济总量首次超越香港,居亚洲城市前五,而且创新活力四射,发展势头迅猛。

1992年的谈话和其后两年的布局,正是邓公给中国勾画的“第二曲线创新”,巩固了改革开放的局面,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完成这一切后,他实践了自己“不贪恋权柄”的诺言。他对下一代领导集体交代:“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1994年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刻意公开露面。

小平同志的智慧,也是“创业家”的智慧。开创一片事业,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大智慧都是相通的。

创业家,英文是entrepreneur,释意为A person who makes money by starting or running businesses, especially when this involves taking financial risks. 可以说An entrepreneur is more than just a risk taker. He is a visionary.(创业家,不仅是个冒险者,更是一个远见者。)

深圳走出“第二曲线”,需要哪些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

时间

如前所述,南巡谈话,已是势在必行,时代召唤。

地点

选择靠近香港的深圳,处于大陆边缘的3万人小渔村。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要从边缘开始,异曲同工。

人物

深圳建特区初期的领导人,都是那种敢闯敢为的类型,从被誉为“孙悟空”的深圳书记吴南生“提着脑袋办特区”,到后来的梁湘、李灏、厉有为等都是敢闯敢干的干部,敢为天下先。

从政府官员,到离开内地、离开体制的第一代深圳人,多是不循规蹈矩、不甘于平庸的创业者、打工者。他们都是冒险者、创新者,敢于吃螃蟹的人。

资源

小平同志说:深圳就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给了深圳税收、立法等优惠政策,这就是最好的资源。之后深圳不断努力和争取各种行政、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为全国“试水”。

文化

深圳有句响亮的城市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真诚直白地透露着包容,这里没有方言,人人来了都不觉得是外人。不像到处粤语的广州,张口便知谁是外地人,也不像浦东建区之前的上海,除了上海话,其他都是“乡唔宁”(乡巴佬)。

1999年我从广州到深圳,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属于这里,很快就买房安了家。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以上条件,不仅对思考深圳如何持续保持创新活力,也对其他地区借鉴学习,具有参考意义。同时,企业的创新,也需要类似条件。想想苹果的麦金塔、腾讯的微信,之所以成功,也不谋而合具备了这几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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