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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斗士"伍连德抗疫背后:中西方管理思维的差异

作者 | 朱岩梅 (华大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人才官)

观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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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危受命,伍连德仅花三个月,而且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全面遏制了致死率和传染性很高的鼠疫,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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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传统文化系统,不怎么研究管理的方法,只是交流一些管人的经验,不喜欢把事情变成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而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就是任何一个任务都要拆分成步骤和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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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伍连德这个人。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如此评价他:

“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伍连德其人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17岁赴英留学,是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10年,清政府时期的东北爆发恶性传染病。伍连德受命前往调研,迅速确认是旱獭传播的“肺鼠疫”。作为抗击此次鼠疫的总指挥,他因“鼠疫斗士”之名,享誉世界。

1935年,因为 “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并发现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他被推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之一,成为第一个距诺奖最近的华人。

1959年,经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协助编辑,剑桥大学出版了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师的自传》。去世前几年,伍连德居住在马来西亚,曾希望回中国看看,未能如愿。1960年,抱憾离世。

新冠病毒还未远去,翻看110年前那段尘封的历史,公共卫生领域的进步速度远不如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今坐拥各种高科技手段的现代管理者,仔细看看伍连德当时清晰的抗疫思路,惭愧程度当绝不亚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带给国人在汉语修辞上的感受。

防疫“三步曲”

临危受命,伍连德仅花三个月,而且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全面遏制了致死率和传染性很高的鼠疫,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学习他对大规模传染病的控制原则,我总结为防疫“三步曲”:

一、查清并管理传染源;

二、切断传播途径;

三、保护易感染人群。

在受过西方教育的伍连德身上,清晰的显示出中西方管理思维的差异。

我们的传统文化系统,不怎么研究管理的方法,只是交流一些管人的经验,不喜欢把事情变成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而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就是任何一个任务都要拆分成步骤和模块。

就像宋丹丹小品里说,“把大象关进冰箱分三步:打开门、把大象关进去、关门”。在中国人听起来觉得特别可笑,西方人却不明白笑点在哪里,“难道不是这样吗?”

疫情发生初期,因使用中医的方法不仅毫无效果,还耽误了时间。清政府接受建议启用专业人士,借助西医对付这场人类的灾难。由此可见,清政府也理解了专业领导的重要性,外行和行政官僚会耽误大事。

在剑桥留学时,伍连德曾到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学习,得到过多位国际大师的指导。其中一位导师是英国人霍普金斯(F.G.Hopkins),他因发现人体必需的“维生素”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医学奖。另一位是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élie Metchnikoff),他是肠道益生菌理论的最早提出者。

1910年平安夜,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随身行李中带了一架显微镜和一点细菌培养基。他首先要做的,便是搞清此次疫情的是什么病毒导致的,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病毒、什么叫鼠疫。必须得弄清楚传染的源头,才能有效治理。

一、查清并管控传染源

当时医护人员被传染的几率是极高的,死亡率超40%。伍连德冒着被传染的风险,秘密解剖了一位女患者的尸体,在显微镜下,他看到了鼠疫杆菌。

他了解到西伯利亚和东北人狩猎一种叫做“旱獭”的动物,俗称“土拨鼠”。因为旱獭的毛皮保暖耐磨,很适合寒冷的天气,价格很贵,肉质好,可食用,脂肪还可入药。

俄国商人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商机,他们从河北和山东雇佣了大量工人,一起来抓旱獭。“懒旱獭”比较容易抓。

什么是“懒旱獭”?多指生病或者已经老了的旱獭。抓到后,将皮剥下,卖给俄国商人。肉正好当作了美味。在文盲率高达90%以上的大清,没有人会了解瘟疫,更不会有人研究“懒旱獭”是否得了什么病,能吃一顿肉,已经很不错了。

旱獭容易得一种由耶尔森菌引发的烈性传染病。它曾在14世纪中期,导致近3000万欧洲人死亡。它有一个我们所熟知的名字:鼠疫,也叫黑死病。

1910年10月,西伯利亚地区爆发了鼠疫,但不负责任的沙俄政府,却是严密封锁消息,焚烧掉疫情区的房屋,再把不明真相的染病劳工,主要是来自中国东北的劳工们撵走。这样鼠疫就很快就传到了哈尔滨,肆虐整个东北。

二、切断传播

当时4个月内,东北三省就有6万人死亡。当时国外医学权威悲观预计:一旦东北扛不住,也就是大清朝撑不住,鼠疫蔓延到全中国,必然是世界性灾难。

在疫情高发期时,很多尸体裸露在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传染源,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发明“伍式口罩”

经过分析,伍连德确认“肺鼠疫”的传染途径,并非如之前所设想,单纯从老鼠、跳蚤等动物疫源传染给人。人与人的飞沫传播,才是最要害的传播方式。

对于飞沫传染,当时的人们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和措施。伍连德建议,每一个人都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他用纱布塞上药棉,设计了一种缝制简单的加厚口罩,要求所有防疫人员和居民必须佩戴,后来被称为“伍氏口罩”。

交通管制

考察之后,伍连德意识到扑灭瘟疫的重点工作应在控制流动人群上。但当时正值春节,是人员流动的高峰期。中国老百姓过年就要走亲访友,人的交叉流动增加了病毒人传人的可能。但是,很多百姓都不理解,认为不让走亲访友是“大逆不道、违背天理”。

为此,伍连德只好上奏清政府,要求严格管控东三省铁路,对东三省进行封锁,严禁人员流动。在清政府支持下,伍连德还调来2000余名警察严加把守,成功地阻止了人员流动。同时,还严格管制了西伯利亚边境满洲里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交通,派人沿途巡视与检查其他道路和冰冻的河流,并密切关注京奉铁路沿线。

山海关是东北入关的必经之地。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府设置检验所,凡是经过此地的旅客,都要停留观察5天,皇亲国戚也不例外。

倡导火葬

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习俗,一直秉承着死者“入土为安”的传统观点。火葬,是不被老百姓不能接受的。然而,在当时疫情高发期时,很多尸体裸露在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感染源,这无疑增大了疫情传播的概率。

戴口罩、人体解剖、限制出行,都不是伍连德面临的最大挑战。他最大的挑战、最不为人理解,甚至被谩骂为“骗子”的,是推行火葬。

改变行为难,改变旧观念更难,推行火葬的阻力之大难以想象,伍连德只好上奏朝廷。几经波折,摄政王载沣最终下旨:疫区的尸体一律统一火化。

三、保护易感染人群

隔离,是保护易感染人群的有效方法。

在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他下令征用房舍,设立医院、隔离营。

他学习借鉴西班牙历史上用火车车厢的隔离方法,破天荒地用了120节火车车厢来隔离。如此规模,世界绝无仅有。

为督促普通人少交往,不外出,减少传播,他还发明了4色隔离法,把整个傅家甸分成4个区域。每个区域内的人员标记上不同的颜色,禁止人员相互流动。

这一系列的措施,对歼灭疫情起到了绝对效果。

自最后实施的火葬起,疫情报告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少,再无回升。一个月后,到了1911年3月1日,死亡人数下降为零。这场导致6万多人死亡的晚清东北大鼠疫,终于被歼灭。

这个小个子南方人,顶住了“罄竹难书”的压力,阻止了一次亡国的灾难,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国际人士纷纷称赞,伍连德回答说:“此确为科学组织之胜利也!”

看到这句话,让我想起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取得成功时,该计划的负责人韦赫·冯布朗说的一句话:

阿波罗计划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创举。为了获得成功,技术上所付出的努力,固然惊人,但管理上所要付出的努力,也同样惊人。

【参考】

1. 《鼠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师的自传》,伍连德

2. 公卫人物伍连德:中国现代医学拓荒,北京大学网站

3. 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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