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本从中国彻底撤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王高：基本不可能

面对全球性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国家和企业都不能独善其身。而近期美国和日本政府呼吁本国企业撤出中国，并将为企业提供相当优厚的补贴。这是在华外资企业撤出的开始吗？全球化格局真的会从此发生历史性改变吗？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经理培训部主办的《首席说》在线论坛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副教务长王高教授《以企业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为题进行了分享。

王高教授表示，企业全球化就是企业对价值链的各个关键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和运营的过程，比如，产品原料有可能来自A国家，生产可能是B国家，研发可能是C国家，把产品做好同时努力将成本控制在最低。同时，全球化的企业还会努力寻求海外市场，希望将其产品卖给更多的客户，从而实现更高的销售规模，最后实现更高的利润。更低的产品成本和更大的销售市场，这就是企业全球化追求的最终目标。从本质上讲，全球化是资本本能驱动的结果，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选择。

王高教授指出，西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仅是推动者，同时也是最大受益者。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者。

美日从中国撤资的可能性有多大？有一部分战略物资产业，比如口罩、呼吸机等，可能要重新回到他们本国，重新创造制造能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其他产业）从中国全部撤资不太可能，本国重建产能和保留在华投资是可以平行进行的。

王高教授进一步解释道，美日喊话企业撤资的行为，只关注了中国在“制造端”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但是忽略了“市场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角色。（喊话撤资）这个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如果工厂撤出，产品还要卖到中国，企业就要把产品从美国出口到中国，这里又会涉及关税的问题。关税加上美国制造高成本，产品到中国来的价格会多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一定会变得弱，企业能接受么？因此美国、日本企业如果撤出世界最大的市场，所面临的结局将是“输”远远大于“赢”，从中国撤资根本是有悖于资本本性的。

以下为王高教授的演讲实录：

本期《首席说》的主题是“复杂国际背景下的中外企业抉择”。

过去这几个月，疫情不仅影响了全球的企业、经济发展，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背景。还有一个背景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从中国撤资，紧随其后日本首相安倍号召日资企业撤资（中国），很多中国企业家想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否会发生。

我首先为大家分析一下企业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帮助大家来理解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国门进行全球化，进而再探讨美国日本从中国撤资的可能性。

一、企业全球化的底层逻辑

怎么理解企业全球化？企业为什么全球化？

上过我课的同学可能都熟悉我的“钻石双轮模型”，不管什么性质的企业，企业所有的能力最终就是为了这两个轮子——产品和客户。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只有有了产品才有交换的资格，只有有了客户并发生交换才能有收入进来，收入减去成本，企业才有机会实现利润。经济学讲供给与需求，但是对于具体的企业，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具体的产品和客户。

企业怎样才能提高利润？

首先产品的利润要高，这要求产品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客户愿意花更多的钱，也就是为客户创造的价值高，这决定了价格的上限；其次，做出产品的成本要低，这样一来，单位产品的利润空间就大了。企业要提高总体利润的，仅仅靠单位利润高是不够的，一定要乘以销售规模，而销售规模最大的决定变量就是客户。企业需要投入资源研发和生产产品，也需要投入资源获取客户，企业可以聚焦一个方面，也可以两者兼顾，这就是企业经营的本质所在。

再来看企业经营的逻辑，从企业内部来看，我们投入的资源不能直接变成产品，也不能直接获得客户，为了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获得大规模的忠诚客户，企业需要相应的资源禀赋，需要相应的能力，需要有想象力的商业模式和扎实的业务流程，这些要素是企业资源投入的重点所在。

企业怎样才能把产品做得更好，把客户规模做得更大？大家比较熟悉的微笑曲线可以很好地进行解释，从上游到下游谁在这个价值创造过程中能够分享到更多价值。

在整个价值链中，把产品从无到有做出来的这些研发设计的上游企业，以及负责品牌运作和渠道建立的企业的下游，往往分享更多价值。处于生产链中游的原材料供应、生产工厂以及最底层销售，分享的价值相对是少的。

结合这个模型，我们来看看企业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全球化，全球化底层逻辑是什么？

企业全球化就是企业对价值链的各个关键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和运营的过程，在产品端，产品原料有可能来自A国家，生产可能是B国家，研发可能是C国家。最有效地把产品做好同时成本做到最低，这就是企业全球化追求的最终目标。

企业要想实现更高利润，一定要把产品尽可能多卖出去实现最大销售规模，销售规模最大的决定要素是你的客户规模，所以全球化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尽可能多地寻找和产品匹配的潜在客户，即客户端的动机。

企业全球化围绕两个轮子，一个是制造端，一个是市场端。发达国家要把它的产品卖到发展中国家，一是追求制造、追求产品端，另一个是追求市场、追求客户端。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实现，就是在海外市场制造产品，同时把这些产品卖到海外市场消费者那里。所以说，企业全球化的目的要么是制造，要么是市场，要么是制造+市场。

把产品和客户做一个2X2列表，如果产品是本土造、卖给本土客户就是国内经营；如果产品是本土造、卖给海外客户这是出口；如果产品是在海外造，卖到国内市场，这是进口；还有一个概念是绿地经营，直接在海外生产制造产品并直接卖给当地的海外市场，比方说美国通用汽车在上海造汽车并卖给中国消费者。

借助这个框架，我们看看西方全球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有什么路径？从“新兴市场“这个词我们就可以理解全球化是如何开始的，这个词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这些西方跨国公司在欠发达市场开展制造和市场拓展的过程如同许多其它欠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也是新兴市场之一。西方企业的全球化包括两个阶段：

西方企业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是围绕产品展开，新兴市场主要是制造基地。

这个阶段，产品的研发技术往往来自西方，在新兴市场国家来制造，但是这些产品的主要目标不是卖给新兴市场，而是重新出口回到发达市场。早年的“亚洲四小龙“ 就是这样的制造基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

第二阶段，围绕产品和市场同时展开，新兴市场不仅是制造基地，更是重要的市场。

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百姓的收入水平得到快速增长，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也成为了具有巨大购买能力的消费市场。这一阶段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种类繁多规模巨大的产品，然后再销回发达国家市场，这部分的贸易是以中国出口的形式出现的；西方跨国公司还在中国投资建厂，并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直接卖给中国消费者，这就是绿地经营，在中国进行绿地经营的西方跨国公司规模庞大，而且几乎覆盖度消费者产品的所有行业。当然，西方跨国公司还出口大量的商品到中国市场进行销售。

概括而言，西方跨国公司今天在中国的全球化经营主要以绿地经营为主，在中国制造的一部分产品又以中国出口（发达国家进口）的形式返回西方市场。因为绿地经营已经覆盖了中国市场的很多需要，所以直接出口到中国的需求自然就变小了。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中美贸易顺差逆差问题非常重要。

西方国家全球化有两个阶段，那么中国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自然也有两个阶段。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我提到的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而不是中国市场全球化（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绿地经营是中国市场的全球化）。

第一阶段，我们是制造基地。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是以工厂形式为主，参与到全球经济大环境里。早年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不会在中国销售，都以出口形式重新回到发达国家，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只分享了一部分作为加工制造（厂）的红利，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里比较低的位置。

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围绕产品展开，主要目的是提高产品能力，目标还是服务中国本土市场。 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贸易里的制造规模确实遥遥领先，是重要的制造基地，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能力越来越强，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国外。但是，中国企业走向国外和跨国公司走到中国来，（这两者）动机是不一样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一方面是制造，一方面是通过绿地经营的形式占领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出去，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占领海外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而是通过学习他们的技术、品牌、原材料、研发等等来提升产品能力，产品能力获得之后可以在海外制造，也可以在中国制造，产品最主要的目标市场是在中国。

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主流路径，一是出口，我们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出口比重确实很高；另一个是通过获取海外能力来服务中国市场，这是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方面表现出来的特色。现阶段，只有少数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绿地经营。

今天论坛时间比较有限，我无法更深入的展开，简单做个总结，全球化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从价值链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根据生产要素、企业运营、客户等需求进行全方位布局的过程。（企业全球化）目标有两个，一是把产品做出来同时把成本尽可能降低，这样就可以有更高的利润率；另一个方面，需要有更大的客户规模以实现最大销售，最终实现盈利。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总结来看，全球化是资本本能驱动的结果，因为每一分钱投入都希望尽可能多带来回报，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选择。

西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仅是推动者，同时也是最大受益者。早期，利用新兴市场的制造能力，服务自己西方发达市场。随着新兴市场购买能力的提升，不仅在新兴市场制造，还以绿地经营的方式开发新兴市场。比如，中国的14亿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购买力持续提升，这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我们现在既是制造基地又是销售市场。

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的渗透度越来越高，也面临一个挑战，增长空间开始放缓，比如市场接近饱和，自身的竞争力下降等。这不仅给跨国公司带来挑战，对中国企业同样如此。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也是受益者，而且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者。 主要讲四点：

首先，作为制造基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得到大大提升，在一些行业我们甚至形成了一些整合上下游的产业链集群，比如深圳的电子产品产业集群，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诞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其次，随着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一定是跨国公司必争之地。

第三，出口仍然是中国企业国际贸易的主要手段，绿地经营有限，这是目前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约束的部分。

第四，我们看到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获得资源、技术、品牌等等来提升自己产品的能力，但是走出去的目的不是占领海外市场，而是服务中国市场，这是完全不同的特点。

二、美日从中国撤资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先说一下基本结论，美国日本很可能会在本国重新建立一些制造能力，特别是口罩、呼吸机等战略物资，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不见得一定从中国撤资，可以是平行进行的。但是，美国日本从中国彻底撤资，或者迁回本国，或者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我的判断是基本不可能。为什么？

首先来看政治因素，美日政府提出撤资完全是出于美日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考虑。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会拿中国作为假想敌，因为这个容易获得选民支持。从国际政治角度考虑，全球化早期的时候跨国公司受益是最多的，中国受益没有那么多，按理说我们应该不高兴，但是我们能参与进去就不容易，但是到今天中国企业越来越往外走，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也开始直接服务海外市场，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整个GDP总量也越来越大，如果讲比较优势的话，下一波全球化中国的受益增速要快过西方国家。

喊出这样的口号对该国的公民的影响却是双面的，有些人认为制造工厂都在中国，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但是如果这些工厂都搬回美国，可能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他的生活真的会变得更好吗？一些商品在新兴工厂市场制造生产出来，在保证品质前提下，商品成本会尽可能低，所以他们才可以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下享受非常高品质的生活。如果在美国制造，商品价格一定会显著提升，收入不能改变，还怎么享受相同品质的生活？

经济上，从中国撤资有悖于资本的本性和经济的基本逻辑。 撤资行为只关注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但是忽略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角色 ，忽略撤出这个市场的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撤资真的发生了，美国和日本企业所面临的结局将是输远远大于赢。

从制造端看，第一，撤回本国重建生产能力，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一个是能力代价，一个是时间代价，目前产业链已经不太存在，全都搬回去了，产业工人不太存在，因为都让其他国家工人做了，恢复这些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成本会比较高。

第二，撤回本国，产品生产成本必须上升，价格必然提高，本国消费者福利也会受到影响，日子就不那么好过。

撤到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可行？已经有一些跨国公司搬到了东南亚国家,遇到一些问题，一方面产业集群不完整，产业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短时间内不能摆脱对中国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普遍反馈劳动力素质远远不如中国工人，实际上成本未必低，所以从制造端撤出去不划算。

从市场端看，中国市场这么大，跨国公司要忽略这个市场代价肯定很大，如果工厂撤出去，产品还要卖到中国，就要通过进口到中国，这里面涉及关税，现在中美之间（关税）摩擦还没有解决，如果加上关税和美国制造的高成本，产品价格肯定会上涨，市场反应能力也会变弱，因此会影响市场竞争力，这些跨国企业能接受吗？

中国市场这么大，给中国政府更多的博弈砝码，现在更多讨论是制造问题，还没有把中国市场这个砝码放到谈判桌面上，这个可以改变博弈局面。

看一下极端情况，假设美日企业全部从中国撤资，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极端情况，我们真的封闭市场，美日企业的东西不能进入中国，这个市场关闭之后对他们产业带来的损失可以想象，因为对于非常多的行业来说，中国市场的贡献对位居全球前三位。当然，封闭中国市场也会影响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和福利。

往后退一步，如果撤资之后中国允许这些产品进来，一定会苛以关税，导致商品的进口成本变高，从而使美国和日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降低，对他们来说，中国市场仍然会萎缩，这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如果中国需求还在但是你退了，就一定有市场空间让出来，这个时候对于中国企业未必是坏消息，给到我们巨大的发展机会，另外也给美日之外的跨国公司、如欧洲公司带来了更有利的机会。

美日撤资，对中国有影响吗？

肯定是有影响，首先来看对消费者的影响，原来要买的东西现在买不到或者是再买（价格）就贵了。另外有很多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美日企业不能做了，我们可能就要重新从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产品中做选择，这个也许是坏事情也许是好事情。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国际贸易中以出口为主，绿地经营的规模还很小，产能回到美国和日本，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规模产生影响；但是美日撤资之后给中国企业腾出市场机会，中国企业可以在中国市场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从国家层面来看，第一，美日企业在中国开办工厂，他们的收入变成中国GDP，撤资在短期对中国GDP会有影响，如果其他国家可以补位，对GDP的影响就不大了。第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是带着先进技术来中国的，他们的撤离可能短时间对我们一些产业的技术发展会有一点负面影响，倒逼中国企业快速赶上，变压力为动力。第三，因为出口减少，将会影响我们的外汇储备。第四，现在是美国日本喊话，还会不会有更多国家喊话我们不知道，中国这些年发展太抢眼，可能会使一些国家觉得不舒服，中国有可能会被孤立，经济往来又少，政治上又未必站在一起，这是需要小心的。

中国该如何应对？

从市场端来看， 做好中国市场、拓展海外可拓展的市场，这是市场端的对策。中国企业必须在中国市场好好做，把我们的市场优势地位打造出来而且要守得住。另外努力拓展海外市场，包括部分欧洲市场，东南亚、南美、非洲等等，“一带一路”政策就是国家主导的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过程。

从产品端， 中国企业要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研发能力，打造自身产品的竞争力。我们这些年是有很多商业模式创新，但是在产品端的能力（中国企业）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这影响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在成熟行业，西方跨国公司往往在产品上处于领先水平，我们需要努力追上。在新兴行业，我们有弯道超车机会，要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快速形成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比方说在很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上，中国企业已经领跑了。

从全球化策略上，建议加大绿地经营比例。原来中国企业是出口为主、绿地为辅，我建议我们的企业在行得通的市场要加大绿地经营比例，西方市场我们做绿地经营比较难，出口仍然需要坚持，但是对于我们希望进入的重点新兴市场，我们需要适度提升绿地经营比例，在当地建厂经营，服务当地消费者。

政府层面上，出台政策，拉动内需，提高企业信心。第一，全球化不可能发生巨大变局，但还是会影响消费者的信心和企业家的判断，政府应出台政策拉动国内消费，让在中国市场经营的企业对中国有信心，充满希望。

第二，灵活运用关税政策，美日撤资之后关税将变成中国外交对话的重要砝码。

第三，外交政策上没有必要那么激进，可能要减少一些刺激，努力做到双赢。

如果美日真的撤资了，中国也不怕，我们有自己的最低保证，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巨大平台。

（演讲实录根据嘉宾在活动现场的速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