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的破坏力之后，新兴市场的这一轮资本动荡在发端之初就牵动了全球各界人士的神经。大量资本纷纷从新兴市场撤离，各国货币竞赛似的贬值。这是复苏路上的一次考验，还是又一场暴风雨的前奏？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新兴市场的中国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决策者们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对此，网易财经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根据郭田勇的观点，全球资本配置是跟经济体结构和自身的增长相关的，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资本自然回流，相应的，新兴市场必然要承担此消彼长的结果。而对于这些严重依赖外资支撑的新兴国家，资本撤离对经济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而存在于这些小经济体中的一个悖论是，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外资，而想吸引来外资他们必须承诺资本自由流动，因为本身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大，于是一旦有风吹草动，资本就可轻易逃离，一旦资金撤离对他们的伤害更重，他们能出的招不多。这也是郭田勇不担心中国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中国本身的盘子够大，对资金有足够的吸引力，即使不承诺资本自由流动，资金也会自己进来的。
对于中国的情况，郭田勇似乎有更多理由持乐观态度。一则1月份的数据显示，FDI增幅很大，而资本市场重启IPO也是利好；二则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完全消失，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产能过剩意味着价格偏低，制造业上还是有竞争优势的。
然而，面对新兴市场资金大量撤离，货币争相贬值的情况，对同样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的担忧绝不是杞人忧天。郭田勇表示，虽然一直说人民币汇率要放开管制，要市场化，但一直没有进展，目前有一种预期是人民币将在2014年结束单边升值的走势，“这种情况下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郭田勇说的“另一个极端”指的是人民币出现大幅贬值乃至崩溃的情况。而这一结果极有可能在货币的自我强化机制下实现，也就是说，一旦人民币出现走弱的势头，投资者开始产生恐慌情绪，竞相抛售，从而导致糟糕的后果出现，所以“现在的关键是我们一定要管理好投资者的预期，提前打好预防针。”而对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惯例，郭田勇认为，承诺是可以的，但必须以资本管制为代价。
对于中国，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如果没有内生性动力取代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外延性动力，经济增长终将走向强弩之末。而反映到接下来的经济政策上，郭田勇认为，要继续保持稳健的、中性的货币政策，“钱多了调结构的效果一定差，而钱少了经济本身要出问题”；另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这个积极不同于五年前的四万亿刺激，而是要政府通过减税、财政转移等熨平贫富差距。”
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还是金融业改革的先行条件，正是政府的隐性兜底将金融市场搅成一团乱麻，兑付危机、影子银行等问题不断。“结构调整好了，金融机构才能把准入放开，价格放开，利率放开，金融业才能从混乱、从混沌走向有序。”（方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