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直播回放

主题演讲:张茅、朱光耀、李毅中、刘世锦、李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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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观点

北京会场议程

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主题:中国经济新风口

时间 2015年7月25日
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国贸三期)

    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入中高速发展。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改革红利;对外开放跃上一个新台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未来,释放开放红利,但是机遇与风险并存。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和责任感的门户网站,网易财经将于2015年7月25日在北京国贸大酒店(国贸三期)隆重举办“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

    届时,网易将邀请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聚焦以下重大问题:经济走势将会怎样,新风口新引擎何在,改革如何推进,开放如何进一步提高,改革生态系统如何更加理性可持续,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商业文明。

论坛一:展望下一个五年

时间 2015年7月25日 9:00
地点 北京国贸大酒店(国贸三期)会场A

    “十二五”即将过去,在过去五年当中, 经济新常态内涵中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实现手段仍然有不同争议。下一个五年是否迎来一个黄金时代,还是经济会持续下滑,有哪些改革需要推进?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理性的改革生态体系?

详情 主办方致辞
主题演讲
圆桌对话:经济新常态的下一步

文字实录

主持人:现场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由网易主办的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的夏季论坛,我非常荣幸受到主办方的邀请来主持本次峰会,我的名字叫小艾。

今天的峰会是周六的早上,大家已经济济一堂,希望能聆听这场关于思想的盛宴,大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新风口”,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有人说,2015年是规划之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作,也是“十三五”的筹划之机,现在对于“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到底怎么界定,各方似乎存在不一样的意见,下一个五年是否会迎来新的经济黄金时代,还是经济会下滑,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齐聚一堂,来看一看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夏季论坛上到底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今天我们请到了国内外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和财经人士一起把脉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风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一起来领略今天上午演讲嘉宾的重镑名单: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先生,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先生,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世锦先生,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先生,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民政部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先生,还有今天的东道主代表网易传媒集团CEO李黎女士,欢迎各位重磅嘉宾的到场。

与此同时还要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在场有很多财经界的精英人士和传媒行业的代表,我想每次思想盛筵的背后都要以非常感恩的心态感恩我们的赞助商,这次要特别感谢的是全程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长安福特金牛座无止境的人生格局,还有这次大会的战略合作伙伴及指定用水恒大冰泉的支持。再次掌声响起来送给他们,感谢你们的支持!

今天的大会会在网易新闻客户端的端口和网易财经客户端全程直播,为了鼓励现场各位朋友可以把提高的真知灼见通过客户端的方式有所体现,网易一直坚持有态度的生活和有态度的新闻,今天有个好消息,主办方为了回馈现场各位的到来,在序厅,如果你下载网易财经客户端而且拍他们的一个小视频发在朋友圈,就可以参加今天上午大会和下午大会最后两场抽奖,抽奖的奖品是两台苹果电脑,我个人觉得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珍惜。

再回到今天大会的主题,“中国经济下一个风口”,坦白说,如果问当下经济怎么样,我想现场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共识,其实整个经济不是那么乐观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改革发展战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如何在下一个五年执行这些战略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问题,没关系,我们请到了重磅嘉宾为我们回答。

接下来的时间我想隆重感谢一个人,为什么,悉数今天的大会已经是第九届了,因为网易已经举办了六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和两届网易经济学家夏季论坛,每次作为非常有责任的新闻媒体,都会在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带领大家一起把脉,一起建言献策,背后有一位我们要的特别感谢的人士,他从2000年加入网易15年来,一直坚持带给我们有态度的新闻品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掌声响起来,欢迎主办方网易传媒集团CEO李黎女士致辞!

李黎: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莅临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年会和两届夏季论坛,今天是第三届夏季论坛,在过去几年里,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问题,倡导平等自由的对话氛围和经世济民的学术精神,我们邀请到国内国外关心中国经济的学者,深入探讨中国改革问题,我们致力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打造成为精英和民众探讨改革的重要沟通平台。

当前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入中高速发展,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外开放跃上一个新台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和未来,释放开放红利,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也面临更大的挑战,争论之声不断,调整之路漫长,改革之路坎坷。同时“十二五”即将过去,下一个五年是否迎来一个黄金时代,有哪些改革需要推进,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理性的改革生态体系,本届夏季论坛,我们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聚焦以下重大问题,中国经济新风口,新引擎在哪里,如何判断下一个五年经济走势,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如何进一步提高,改革生态系统如何更加理性、可持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论坛的讨论寻找到中国经济的“新风口”,也希望能通过持续不断地改革来保障经济发展和商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年会,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先生,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先生,工信部原主任李毅中先生,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若谷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刘世锦先生,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先生,全国工商联原专职副主席庄聪生先生,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余永定先生,邱晓华先生,张军先生等50余位知名人士,就中国经济新风口展开讨论,让我们共同聆听来自经济学家的智慧和理性的声音,最后预祝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夏季论坛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李黎女士,作为东道主,在每一个夏季和每一个冬季都给我们带来一场关于经济学的盛宴,刚才正如李黎所说的,嘉宾(阵容)非常豪华,今天我走进来时见到了好多我的朋友,很多朋友都是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今年一年我们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感到非常温暖,为什么?这一年,中国推出了很多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政策,我们感谢三政合一,我们感谢一照一码,而这背后我们要感谢中国工商行政总局,这背后我们要感谢李克强总理,因为是他提出了简政放权,纵深发展,进一步释放市场经济的活力。

跟在场每一位都息息相关的是上市制度的改革,这个制度实施一年以来激发了很多市场活力,2015年7月,这个节点我们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上市制度改革还有哪些主要任务,目前工作进展怎么样,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有哪些具体措施,这些息息相关的重要命题即将有请重磅嘉宾回答,掌声响起来,有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先生。

欢迎!

张茅: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网易经济学家夏季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非常有意义,大家共同研讨经济走势和改革趋向,特别是对未来五年的改革与发展,这对企业和政府部门都非常重要,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又是编制“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在这样的关键期,认清形势,理清问题,把握好方向,对于做好当前的工作和谋划长远都至关重要,我想在这里谈四点理解和认识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如何看待我国经济走势,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关键要看市场活力,这两年,我国经济形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看,既有回稳向好的因素,又存在很多困难和风险,对下半年的形势和未来五年的发展前景各方面都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我国经济转型、体制改革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新调整的背景下,理解、认识经济的发展,各种数据都很重要,但市场的力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才是经济走向繁荣的基础,前些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我国的一些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共同去美国考察,到一些政府部门、一些机构都感觉到这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悲观的气氛,但是到了硅谷,一些创新活跃的地方,看到投资者创新家们依然在忙碌、依然在热衷于创新、创业,忙于怎样把新构想、新技术、新事物变成现实,金融危机对这些创新创业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这大概就是市场的活力,是市场的力量,也是美国经济能够比较快走出危机的重要基础。

观察我国的经济也有类似之处,数据指标有下行压力,但也出现了一些向好的迹象,特别可喜的是,改革的红利在体现,市场的力量在加强,市场的活力在激发,我国经济的内在潜力在释放,通过近年来的一系列改革,全社会正在掀起新一轮的创业大潮,创业、创新成为一股社会潮流,成为一股发展趋势。从历史经验看,我国30多年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出现过几次大的创业浪潮,每一次创业潮都是源于改革的突破,源于市场力量的发挥,从1978年开始的个体经营、乡镇企业,到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再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每一次创业繁荣都是经济繁荣的开端,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第二,上市制度改革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为新企业的诞生,为创业创新打开了大门,改革就是要针对现实,针对突出的问题,切实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束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市场主体的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目前,政府部门对微观市场主体的大量行政审批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市场主体的创立到生产经营,都要经过政府部门大量行政审批,上百个图章,繁琐的审批许可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比如,在改革前,百姓要投资创业,兴办一个企业,前置审批有的要高达上百项,一般需要花费26天的时间,还要大量资金成本,造成市场准入门槛高、环节多、效率低、期限长,限制了百姓经商创业的热情。从国际趋势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挥市场的力量,减少政府干预,营造更为宽松、便利的营商环境,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也是增强本国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推进上市制度改革,就是针对这些不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按照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从百姓经商、兴业的第一道门改起,以改革工商登记为切入点,通过工商系统的自我革命,主动放权,带动相关部门审批制的改革,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部门的职能,降低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通过改革,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激发广泛群众的创造力和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地支撑,这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竞争趋势的迫切需求。

要使改革取得实效,关键要把改革的方案变成改革的实践,变成从上到下的具体行动,因此,我们既注重发扬基层的首创精神,又注重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做实改革内容,创新改革举措,努力在六个方面有所突破:

1、改注册资本实缴制为认缴制,这项改革降低了资金门槛,百姓的创业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时间和资金效率;

2、改先政后照为先照后证,工商登记前置审批许可为后置审批许可,仅保留34项前置审批许可项目(过去是226项),这不仅是程序上的简单变化,现在重要的是促进政府部门管理模式要改革、要创新;

3、改企业年检制为年报公示制,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增强了企业的责任意识、信用意识,为建立信用体制奠定了基础;

4、改市场巡查为随机抽查,实现抽查对象和抽查主体双随机,企业是“摇号”随机抽查,抽查主体也是摇号随机,保证了市场监管的公平性,进一步规范部门执法,减少执法的随意性;

5、简化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手续,释放住所的存量资源,降低创业门槛,一些地方探索一址多照,一照多址,集群注册等改革,既大幅度降低创业成本,促进小微企业、大学生等草根创业,又适应了新产业、新业态、新经营模式的需要,传统的厂房、车库等都可以成为创业、创新的空间;

6、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进一步提高企业办事效率和政府的管理措施,同时坚持重大改革与法有依,坚持深化改革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参与修改和制定了3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强化了改革的法治基础。

下一步要推动“三证合一”和“一证一码”等各项改革,解决改革之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三证:企业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所谓三证合一就是这三证合为一,不用到三个部门办,有些地方还进行了“四证合一”、“五证合一”,另外“一码”就是我们的组织机构代码,18位,过去我们是三个证三个码,效率非常低。

世界银行2015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180多个经济体中中国营商便利度由前年的第96位上升到去年的第90位,我们还是在中间,但开办企业的专项排名从151位上升到128位,提升了23位,由9个部分组成的营商环境,开办企业是第一项,虽然排名有大幅度提高,但总体排名还比较低,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第三,大量新企业的诞生为创新创业的繁荣,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持久的动力,通过近年来上市制度改革的实践,我们感觉,这项看似微观、具体的措施,实际是一项影响深远、影响全局的综合性改革,一方面在整体改革中发挥了先手棋和突破口的作用,推动了相关部门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通过政府部门审批管理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市场的内在活力,释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激发了创业创新,市场主体快速增长,企业是创造就业、创业财富的源泉,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新企业的大量增长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新设立公司的便捷程度,新设立公司的数量多少拥有公司的密度高低是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体现,随着上市制度改革,我国新设立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自2013年3月1日改革实施到2015年2月底,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340.7万户,同比增长18.3%,新登记企业83.2万户,增长49.8%,因为我们的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农村专业合作社,企业增长了48%,平均在中国,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5000户,而我们在改革之前每天新登记企业是7000户,新登记企业有了大幅度增长,今年上半年,新登记企业既保持较快增长,全国新登记企业210万户,注册资本12万亿元,增长43%,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1万户,特别是4、5、6三个月连续保持高位增长,成为上市制度改革以来新企业增长最快的一个季度,同时不仅企业数量在增长,纳税企业的数量也在增长,这种发展的势头一方面是改革的效应、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投资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表明市场环境在改善对未来发展的前景信心在提升,大家愿意投资兴业,看好今后的发展前景。

二,促进了就业增长,缓解了就业压力,就业不仅是百姓收入的来源,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这两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就业不减反增,上市制度改革激发了创业,对就业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上市制度改革的第三方评估,新增企业大量增长,发挥了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环境,其一,改善了小微型创业,小微企业成为带动就业的主力军,改革后一年新登记企业中90%是小微企业,我们也抽样调查过,一家小微企业带动就业7、8人左右。其二,促进了大学生就业,新增企业中解决了近两成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人数大幅度提升;其三,解决了全国近三分之一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其四,转变了就业观念,私营企业快速增长。

三是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寻求的目标,如何调整优化,一方面要引导忖量资源的优化重组,化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要依靠增量资源的注入,不断培育新的产业,发展经济,上市制度改革后新设立的企业中,服务业企业数量大增,特别是信息、文化、教育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上半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中,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继续较快发展,第三产业数量160.7万户,产到了新增企业的80.3%,我们从改革开始到2014年2月,第三产业总量是72.3%,到今年上半年增加到76.3%,增加了四个百分点,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有利于向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四是促进了经济增长,为经济持续繁荣提供了基础,有些同志有疑虑,近年企业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企业数量大规模增长,似乎企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趋势不一致,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新企业的大力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逐步提高的,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快速拉动不同,企业发展是一个慢变量,新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从初创到发展壮大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持续提高的,在座很多大公司都是前几轮创业中的草根企业,而且很多大公司是经过多次创业才发展到今天。其二,新企业的大量增长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结构性作用,缓解了衰退产业对经济的冲击,近年,经济下行主要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行业在大幅下滑,而大量新企业的增长主要是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大量涌现,对衰弱产业的下行起到对冲作用,缓解这经济的下行压力。第三,新企业的大量增长促进着地方经济的繁荣。

有的同志认为上市制度改革与地方经济离得太远,事实上两者关系密切,通过对各省区数量的分析表明,一个省区市场主体数量越多,企业数量越多,GDP的规模越大,企业密度越高,人均GDP的水平越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从国际比较看,改革前,我国千人企业的数量是11.4%,到今年上半年达到15.8%,提高了四个百分点,千人企业数量15.8%,而发达国家据我们了解一般是40%-50%,在我们国家,有两个地区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其中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深圳,都在40%-50%,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繁荣程度也确实是在我们国家(处于)前列,说明企业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我们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所以可以说我们企业持续快速的增长,只要我们进一步改革,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可以保持长时期的快速增长期。

第四,维护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需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比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时期,这五年,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国内形势面临深刻的变化,我国既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面临这许多风险和挑战,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大方向出发,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还在于体制、机制本身,目前市场秩序不规范,不健全,公开、统一、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没有形成,不仅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制约了经济转型和整体经济的提高,成为制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按照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工商总局作为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监管的部门,必须从改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不断探索市场监管新模式,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要强化“三个创新”:

首先要创新监管理念,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责,自身的理念、认识是前提,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树立现代监管理念,维护活力,保护创新,促进竞争,提高效率,目前有人认为,市场的创新、企业的创新都超前于政府,之所以发展快,是因为政府不监管的结果,事实上,任何创新都会领先于政府的管理,这是对的,但维护创新、维护发展不能没有规则、没有规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上没有法外之地,美国金融领域的无限创新,过度杠杆化,脱离了监管,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充分说明,任何不受监管的创

新都孕育着风险,并且企业建立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有规则、有监管,否则就不能优胜劣汰,而是形成劣币驱良币的现象。

二是要创新监管政策,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要以监管政策为依据,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竞争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市场机制、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公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政策工具。从国际经验看,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目前,我国已经到了重视竞争政策,树立竞争政策在国家经济政策中优先地位的阶段,过去,经济发展短板很清楚,产业政策只要按照践行理论,效仿先进国家就能形成产业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差异化、赶超型的产业政策负面问题越来越突出,通过政府选择、政府补贴、行政主导的方式直接配置资源过多过快,扭曲了市场信号,形成不了公平竞争,到了必须扭转、调整的时期,今年3月,按照我们的建议,竞争政策已经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发挥市场竞争激励创新的根本作用,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引导,促进优胜劣汰,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下一步,我们要促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建立和规范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性审查机制,这项改革举措逐步建立我国竞争政策的框架和实质措施。

三是要创新监管手段,新的监管理念、新的政策思路需要新的技术手段来支撑,随着市场主体的大量增长,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好市场监管工作需要把握新趋势、新特点,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学技术和产业变革,促进了技术、资源和市场跨时空、跨领域的融合,颠覆了许多传统的产业模式和消费模式,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市场经济丰富发展,对市场监管的方式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今后,要强化企业信用监管,让信用创造财富,使违规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降低市场经济运行成本,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要利用大数据资源,通过建立全国企业信用信息一张网,实现“互联网+”背景下的监管创新。

目前,我国进入了创业创新的黄金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人力资本进入收获期,大学生创业、海归创业、精英创业、农民工创业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创新技术的爆发区,特别是网络技术、网络经济的发展,为释放人的创造力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加上体制改革的创新突破,我国将进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的发展阶段。

前两年美国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菲尔普斯教授出版了《大繁荣》一书,与传统观点不同,《大繁荣》是从历史的背景下提出了大众创新如何促进国家的繁荣,特别强调,国家的繁荣源于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这对于我们理解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意义非常有利。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茅局长,我觉得这个早上的开篇演讲,从理性的角度说非常翔实、专业,从感性的角度,我突然觉得特别温暖,如局长刚才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繁荣就在于大众、全民的充分参与,就像提到的,一个市场的创新优先于政府,这应该是对的,在此,我想现场每一位应该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也希望不仅随着上市制度的变革,让中国很多种小企业铺天盖地地创立,更为重要的是把这些改革的措施变成改革的实践之后,可以让中国更多的企业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让我们掌声再次响起来送给张茅局长,谢谢您。

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主题演讲嘉宾,这位嘉宾就是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先生,在他来之前,所有人都很激动,朱部长今天要讲什么话题呢?“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7月23日,关于朱部长在《瞭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有信心保持股市的健康发展》,朱部长再次强调说,他对未来的股市是很有信心的,信心来自于哪儿,接下来的时间掌声有请朱光耀。

朱光耀:谢谢,尊敬的各位来宾,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议给我的时间是20分钟,我想今天我主要就改革、创新,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向各位嘉宾做一个汇报。

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东北地区视察时就创新作出了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既是对千百万正在创业创新企业家的巨大鼓舞,更指明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今年是“十二五”计划的收关之年,明年是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是中国人民发自心里的愿望,世界也关注着中国的发展。

2015年上半年,在国内外极端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我们实现了7%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在继续向优化和完善的方向发展,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60%,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是49.5%,投资增长了11.3%,社会零售总额增长了10.3%,中国继续是国际直接投资最重视的投资地,而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中国的外贸状况在国际经济疲弱、国际贸易只有3.3%增长率的情况下,在今年上半年,特别是6月份,也出现了转机,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在2015年企稳向好,而且这种企稳的态势会进一步加强,我们有完全地、充分地信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2015年全年,我们能实现年初确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

展望未来五年,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其中,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不久前IMF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综合分析了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历史、现状和IMF对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未来五年在中国变化提高的预测,IMF指出,最近一段时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超出要素投入带动的经济增长部分,它的来源主要是科技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生产的创新和专业化生产方式的提高等,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增幅是在下降的,IMF的报告回复,在2002年至2007年之间,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在5%-6%之间,2008年到2013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下降到了2%-3%之间,IMF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两条:第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化,随着中国创新水平同国际全年水平日益接近,在年度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贡献就逐渐下降,应该说这是积极的一面,因为差距的缩小,使得年度增长率下降,这是积极的;同时另一个方面,制约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是中国的科技转化能力仍然较低,也就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商业的实际应用在这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方面的差距造成了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下降,IMF对中国的改革措施,特别是这些改革措施得到全面落实的情况下,未来五年是一个什么情况,IMF的预测是中国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推进改革创新的进程,未来五年中国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到年度4%-5%之间。IMF是有充分的研究数据支撑它的判断的,它有几个具体的实例:

1、IMF分析,如果中国把目前正在试点之中的城市贸易变化推广到全国,仅这一项的改革措施对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年度贡献就是0.8%,同时,如果中国把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和落实,它对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年度的增长率是1.3个百分点,正是基于这些分析和具体的数据支撑,IMF判断未来五年,中国全要素劳动率的年均增长率是4%-5%之间。

客观地说,IMF作为国际金融机构,它的研究报告是基于大量信息收集和专业分析,它的结论和建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根据习近平主席关于创新的重要指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我们确实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改革创新的重要战略部署,在提高要素投入效益的同时,也就是提高单位GDP贡献效益的同时,我们要下大力气来改善和提高全要素的劳动生产率,未来五年对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它是实现我们“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特别是第一个百年,也就是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到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目标。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坚实的基础,明确的方向,应该说,在未来五年,我们保持6.8%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到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0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人均产值,人均GDP将达到一万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也将达到一万美元的水平,中国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全面落实,改革创新的举措得到全面推进(的情况下),我们有充分地信心,在未来五年,也就是在第13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保持在7%-8%的水平,这既是我们的信心,也有科学分析的基础,包括刚才我们向大家报告的IMF对未来五年中国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我们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们又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要直面应对挑战,包括目前国际经济复苏非常缓慢,而且极为不平衡,不久前IMF再次下调了2015年度全球经济增长率,从3.5%下调到3.3%,WTO关于全球贸易的预测现在也下调到了3.3%,所以,在权威的国际金融经济机构对2015年全球经济贸易的组织,是不乐观的,我们国内的挑战继续面临着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大规模经济计划的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挑战,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审视的货币政策,全面推进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改革开放举措,来确保201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实现,为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为实现我们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之梦而奋斗。

谢谢大家!

主持人:这个问题正在网易新闻客户端和财经客户端直播,很多网友听到朱会长的演讲之后,其中有一个问题,也看到IMF昨天的一条新闻,督促中国应该出台救市措施,维持市场的稳定,所以周五股市涨到4000往上,又下来一点,本来想问朱部长的意见,但微信平台上也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可以自主互动讨论。

今天是经济学家年会,有人说,经济之战其实就是心理之战,心理之战其实就是信心之战,很感谢朱部长给我们带来信心满满的演讲,看来对股市有信心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中国经济基本面很好,另一方面,中国也在不断进行深化的全面改革。

但讲经济也要看数据,统计局发布的第二季度的GDP增速是7%,但这7%其实也是90年代以来最慢的一个速度,其中制造业是6%,农业是3.5,金融服务业是17.4%,我们这儿有一个问题想问今天与会的诸位嘉宾,中国经济最辉煌的时候,中国是制造大国,现在的制造业如果看是6%,好象还拖了后腿,问题就来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制造强国?中国的《2025中国制造》又该如何实施,掌声响起来,下一位嘉宾回答这个问题最合适,有请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先生,欢迎!

李毅中: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各位朋友,这次论坛集中讨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新风口,很有意义,让我来做个发言,我想说四个问题:

一、说说创新驱动和要素驱动是什么关系;

二、说说产学研用相结合;

三、对“互联网+制造业”讲一点观点;

四、对提升改造传统产业讲一点想法。

先说第一个问题,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和水准,推动经济发展,中央提出,经济发展的动力,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讲得非常准确,大家知道生产要素包括哪些呢?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力、资金、科学技术这五个方面,要素驱动并没有错,问题是我们过去推动要素驱动的方式是粗放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发展,肯定要有一个量的积累,有一个过程,但我们的问题是对规模和总量的扩张很重视,往往对质量和效益重视不够,所以长期以来问题的积淀和固化形成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结构性的问题,粗放性发展的方式必须转变。

创新驱动是个广泛的概念,内容很丰富,就从我们经济领域的角度来看,包含了科技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管理创新、产业组织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大概有这五个方面,这五个创新和我们的生产要素是什么关系呢?这五个创新会扭转以往粗放式要素驱动存在的问题,提升生产要素的水平和质量,改善生产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在生产资料方面,过去我们过度依赖资源投入,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难以支撑了,去年我国GDP是63.6万亿人民币,占全世界的13%,但总能耗是42.6%亿吨标准煤,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GDP占了13,能耗占了25%,所以单位GDP能耗就是人家的两倍,这样下去是不可支撑,这方面大家很熟悉,我不展开讲,同时使企业的物化成本也大幅度上升,虽然企业在节能降耗,但总的来看,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是在高位,企业的成本也上升了,这样下去是不可持续的,但创新能够使资源优化配置,合理使用,节能降耗,减排降污,保护生态,工业可以做到绿色低碳,这样,我们的消耗少了,排污也就少了。在《中国制造2025》里有一个很科学的提法,排污叫“近零排放”,不是“零排放”,零排放是不存在的,物质不灭定律,近零排放,尽量少,而且要使大自然能够自我修复,这样破坏的生态就可以得到复原,所以工业可以维系物质财富,搞得好还可以再生,所以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就要搞创新。

在生产经济方面,短缺经济下产品供不应求,主要是觉得产品卖不出去,企业也重视更新改造,但对于提高设备效率,尤其是追求质量品牌重视不够,以至于现在不少企业的设备还很陈旧,效率低下,但创新能够使我们的生产装备和流水线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显著提高效率,这样,我们所谓的精准制造、极致制造、敏捷制造就成为了可能,产品的质量、品牌也可以大幅度提升。

最近,全世界一百个最具有影响力的品牌,过去我们只有一个、两个、三个,现在有十五个进入到百强之列,说明我们创新使生产工具的效率提高以后,可以推动生产品牌,劳动力方面,我们强调解决就业,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提高劳动者素质、业务能力、技术水平方面下工夫不够,对机械化、自动化也重视不够,所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工成功大幅度上升,去年我们的人工成本是十年以前的2.7倍,增加了1.7倍,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现在我们提出来“机器换人”,这是浙江省前年首先提出来的,我给它加四个字,还要“人控机器”,“机器换人”,“人控机器”,机器换人以后,虽然简单劳动岗位减少了,但复杂劳动岗位,高技术劳动岗位增加了,人要去控制机器,并不是“机器换人”和就业矛盾,搞不好还可以促进,问题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将通过远程教育,仿真模拟,现代手段提高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素质。

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去年的数字是人均7.23万元,比上年提高了7%,还不错,但是和同行比,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是人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支一,这是和人家的差距,在资金资本方面,过去我们对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效率重视不够,企业是高负债经营,地方也债台高筑,地方的省计委数据,直接的债务是十万亿,加上连带责任、担保责任,还有八万多亿,打出了二十万亿,这个数字不小,虽然我们总的赤字率高,总体上安全可靠,但绝对数很大。

我们再看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在“九五”、“十五”期间大概是什么概念呢?投入五块钱,可以使当年的GDP增加一块钱,五比一,但去年的数字,同志们可以算一算,50万亿,GDP增长的绝对数是4.33万亿,一除,11:1,过去是5块钱除一块钱,去年是11块钱,11.5块除1块钱,所以坦率地讲,我们的投资效率大幅度下降。

现在我们靠金融创新,靠资本市场的创新可以把社会的各类资金集中起来,可以盘活存量资金和各种基金,比如说,我们的外汇储备3.8万亿美金,买美国的国债1.3万亿,不能光买人家的国债,剩下的钱怎么盘活呢?人民币储蓄127万亿人民币,怎样用得更好呢?最近有个好的信息,养老基金可以入市,当然要慎重,资金存量很大,但效率发挥的不好,通过改革创新可以使存量盘活,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提高我们资金的使用效率。

再从科技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不足,虽然去年增加了,去年研发投入占GDP的2.1%,发达国家是3到3.5%,尤其是我们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只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9%,当然,不同的行业差别很大,总得来看,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占2%到3%,比我们差距更大,我们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有各种版本,最高也不过30%,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各种版本,高的来说有50%,而先进国家这两个指标都在60%-70%,我们差距很大,科技创新的机制也存在一些缺陷,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因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买不来,靠市场换也换不来,只有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一切从零开始,仍然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要进一步改善、改革,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必将会催生更多的优秀成果去产业化、商业化。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产学研用相结合,改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抓好国家行业企业三个层面的科技攻关,科技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战略支点,多年以来我们是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科技成果的转化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研发的目的全在于用,只有用才进入了市场,产学研相结合提出来有几十年了,科研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用,如果没有使用,这个科研成果不是现实的生产力,所以研发成果要从论文评奖中解放出来,变成工程设计、实体项目,样品要变成产品、变成商品,创新成果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合同,“用”的另外一个含义是用户要自始至终参与研发、设计、制造的全过程,这样不仅带来了市场信息,带来了用户体验,使我们的研发设计能够更快、效率更高,而且生产和消费的无缝连接,进一步催生了个性化定制,大众创新,众包设计、协同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大家研究一下德国的“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用户要进入制造业,用户要进入设计、进入研发,这样可以创造新的模式、新的业态,就是要改进改善我们的创新机制,建立产学研用,加个“用”字,(四者)相结合的开放式创新体系,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鼓励创新和转化的体制机制还不顺畅,有些科研人员反映,他们的成果在国内得不到重视,这样不得不先到国外去,取得成效再回来,出口再转内销,曲线救国,一些国内的专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假冒伪劣得不到应用的惩罚,成果转化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创新是要有投入的,有风险的,如果成果转化得不到公平应有的回报,那就大大挫伤了创新者的创新动力和积极性。

还有的科研人员呼吁,不能用管理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科技创新,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创新的风险要有容错机制,他们希望改进成果的评价办法,创新科技金融,使成果转化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科技创新还要下工夫,抓好三个层面的科技攻关,哪三个层面呢?第一是国家层面的重大科技专项,新兴产业的灵魂是高新技术,没有新技术就没有新产业,国家有“16+1”共17个专项,几乎涵盖了七个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原来是16个,去年又加了一个,“航空航海发动机”,我觉得加得很好,“十二五”已经有明显的进展,当然还需要根据新形势进一步完善,同时据我们了解,进展比较顺利,我们希望“十三五”取得重大突破。

第三是行业的技术攻关,这本来是我们的传统优势,过去我们讲行业必须要赶帮超,先进帮后进,但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不可欺地讲,弱化了,从行业和企业来看,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一个行业里的企业现在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互相保密,这样耽误了时间,浪费了资源,从科研设计院所来看,243所各行业的“排头兵”,研究院、设计院全部企业化,这个方向是对的,企业化以后,这些研究院、设计院要创收,要活下去,创收也是必须的,但创新弱化了,要创收,更要创新,所以我们希望由这些骨干企业,由这些骨干的研究院、设计院通过行业形成产业联盟,去协力攻关,解决我们行业共性的基础问题,这些问题靠一个企业是完成不了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电动车的电池,它是电动车的三大关键之一,是一个薄弱环节,现在我们的电池,无论从能量密度,从充电时间,从续航里程,和国外先进水平比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原因是没有行业联盟。

第三个是企业层面的技术核心,这要靠企业的一线工人专业技术来解决,一亿多产业大军是创新的主力军,这方面企业有成熟的经验,多年以来我们的大型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中心和专业团队,中小企业或者是专心克精,或者是依靠社会平台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不客气地讲,也有些企业比较浮躁,所以我们希望企业要重视发挥员工的作用,开展群众性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活动。

第三个问题,迈向制造强国,推进“互联网+制造业”,要抓行业、抓企业、抓智能制造的关键环节,《中国制造2025》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规划,实现这个目标,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是主线,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互联网+制造业”是行动的路径,而实体经济是行动的主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有两个特点:广覆盖、深渗透,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现在我们国家的国情是什么呢?正处在工业化的历史阶段中,还没有实现工业化,2020年才是基本实现工业化,所以互联网可以和任何产业相叠加,但是我认为,“互联网+制造业应该是最重要、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措施,”它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平台去改造提升、优化制造业,另一个内容,是用互联网的理念思维去策划、设计我们未来的发展,行业和企业是“互联网+”的行动主体,实体经济企业不要等着人家来改造我们自己,而应该主动去拥抱互联网,增强内生动力,焕发内在活力,实现自我变革,当然,互联网企业在这场变革中要发挥它的独特作用,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己,“互联网+”,应该是网络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应该是互联网企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的结合,《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十个重点行业,其中多数是战略经济产业、先进制造业,要加快制定每个行业的“2025专项计划”,其它,如钢铁、石化、有色金属、建材、纺织、轻工、食品等等,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也不能轻视,因为这些传统产业亟待用先进技术来改造提升,同时这些行业与十个重点行业关系密切,它们形成了紧密的供应链或销售网。所以,我们无论是十个重点行业还是刚才讲到的传统产业,都应该选择本行业具有不同代表性的重点企业,分别决定每个试点企业的具体任务,先行先试,取得经验以后带动整个行业,创造条件,把经验上升为标准和规范。

具体说来,培育智能制造,怎么落实呢?应该抓住五个关键点:一个是数字化研发设计,现在我们国家采用数字化工具的研发设计大概占52%,不多不少,一半多一点,《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要提高到84%,要进入推动仿真模拟、三维描述、高清运算、大数据等信息工具来提升我们研发设计的效率和水准;第二个关键点是把电子信息技术切入到产品里去,提高产品的质量、功能和附加值,特别是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的质量和自给率,真正把代工组装变为自主制造,我们现在关键零部件与元器件,关键材料的自给率是多少呢?很遗憾,只有20%,到2025年我们要提高到70%。

第三个环节是制造设备的数控化,推广高档数控机床,智能工业机器人,3D打印,生产制造等等,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目前只有27%,到2025年提高到64%,这样我们的制造业,本质安全、柔性制造,可以打幅度提高生产率。

第五个关键是制造业服务链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社会化,运用工业互联网发展现代智能物流,境内外电子商务,大幅度降低制造成本,开展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使我们的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这样可以进一步拉动消费,发展远程监控,在线维护,这样有助于长周期安全平稳地运行,制造业供应链和销售网的社会化、网络化,会适应生产模式的新变化,来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快速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我说一说,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要同时发力,不可偏废,当前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加大,原因之一是我们处在“旧力渐弱、新力将生”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多长?我也说不准,但肯定不是一年两年,恐怕是“十三五”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旧力”方面,什么叫“旧力”呢?就是我们的传统产业,大家知道,多数产能过剩,在市场紧缩的情况下,效益下降,推动力日显不足,我们上半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发挥了74.1%,比去年同期下降两个百分点,还继续下降,工业企业的利润,1到5月份,负0.8%,说明“旧力”渐弱,“新力”方面,什么是“新力”呢?就是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在加速发展,但总量占比还比较小,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比工业的增长始终快了5个百分点,发展是比较快的,还在进一步加快,但它的总量并不大,在制造业中高科技产业大约只占不到12%,高技术产业增长很快,比如电动车,上半年产量增加两倍、三倍,但充其量你的总量很少,全国一年的汽车产量2300万辆,电动车的产量,今年搞好了,顶多20万辆,1%,这个比例很小,所以可以说,“新力”增长的这一块不足以弥补“旧力”减弱的这一块,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多长?肯定不是一年两年,现在全国工业资产90万亿,这是60多年辛勤积累起来的财富,当然,里面有该淘汰的,有该化解的,但它仍然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也就是说,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速培育发展新兴产业这两个任务必须同时发力,不可偏废。

调整结构的抓手是通过技术改造来实现转型升级,但目前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首先是力度不够,我国历年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例大概是40%,如果把其中扩大能力的部分剔除掉,技术改造不是追求能力的扩大,我们要注重它的质量和效益,如果把扩能部分剔除掉,只占工业投资的27%,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在工业化前后,它们的技术改造占工业投资的比例是多少呢?少则50%,多则69%(就是美国),所以我说我们技术改造的力度还有差距。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采取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来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要落实,将代表企业投资、地方投资、银行信贷、社会资本投入,我们一年技术改造是八万亿,其次要解决技术改造的机制问题,提高技术改造的水平,政府部门要抓规划、抓重点、颁布技术改造目录,发布信息,给社会资本的投入指明方向,给予政策指导和鼓励,企业怎么办呢?要和国际的同行对标,消除瓶颈,补齐短板,全面提升技术经济指标,提高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淘汰落后、化解过剩,提高我们的资产质量和营运能力,每一个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效集成起来,就可以汇集成全国工业经济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至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定要加快,虽然比工业快五个百分点,但它的总量太小,所以要加快发展,但是要防止和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要从全局出发,确定区域和行业的分布,落实地区规划和行业规划,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环境、市场和产业基础,不要什么都搞,要选准你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从而确定你的主导产业,要实行差异化发展,错位发展,防止避免产业趋同,甚至出现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耽误大家时间,我讲了这么多,不对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谢谢李毅中部长。回答的应该说是在当下“互联网+”和中国制造该如何结合,像李部长所言,现在中国经济可能处于一个旧力渐弱、新力将升的青黄不接时期,刚才我们也看了第二季度发布GDP的增速是7%,如果细化一下,其中制造业是6%,好象拖了后腿,李部长已经给出了合理解释和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其中我又关注另外一个金融服务业在第二季度的增长数据是17.4%,也可能过去在第二季度7%的GDP增长,我们的金融服务业贡献至少也有0.5%,有人解释,这种0.5%和17.4%的金融服务业高增长,源于股市的火爆,在座各位,我们都共同在6月底、7月初经历了二十多天黑色的股市大跌,这种股市大跌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深入思考,一方面对这次股市大跌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至少消灭了中国50万到60万的中产阶级投资者,我们看经济看消费,再看出口,我们看到美国CPI数据显示,经济疲软,外面市场环境似乎不是那么好,希腊问题很严重,出口也很严峻,我们只能看投资了,带着这些困惑,网易经济学家的平台可能就要提出一个问题给接下来这位嘉宾,下半年中国GDP能否达标,可能就要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们该如何期待,如何回应呢?

接下来的时间掌声响起来,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掌声有请!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刚才主持人说下半年经济怎么样,(叹气,台下大笑),大家笑了,笑了就应该知道了(笑)。应该说,下行压力还会比较大,但应该说出现了一些短暂趋稳的迹象,但要完成7%的增长目标,还需付出很大的力量,但中国经济我觉得我们要放得更稳一点,放到整个经济转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来看,所以我今天并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谈这么一个题目:在低效率挖掘新增长点。

我们在“十三五”期间需要发挥新的增长点,但这个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最近我到一些地方进行调研,地方的领导同志也在问我,重化工业不行了,前两年要搞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搞了不少,现在也过剩了,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中国下一步新的产业在哪里?你告诉我一两个,我好好去搞,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我也认真想了这个问题,最后我是这么一个判断,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你想找到像以前房地产、汽车、钢铁这种大的高速增长、能够把整个经济带上大台阶的产业,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基本上没有了。

但中国经济还是有新增长点的,新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呢?可能更多表现为一种新的技术,新的机制、新的商业模式,这些东西实际上它要解决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刚才好几位发言嘉宾都谈到了,要提升我们全要素的生产率,这个是我们“十三五”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经济的新风口,我是这样理解新风口的,刚才主持人反复谈股市,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炒股票,比较关心,但我觉得实体经济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新风口,怎么把这个风口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问题解决好。

新增长点,大家想到往前看,有哪些新的增长点,今天我不准备谈这个问题,我倒准备谈谈,我们往回看,在已有的增长维度中,已有的增长洼地,能不能把这个潜力挖出来,中国经济就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我想提出三个领域:

第一,在存在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开放和竞争。前段时间克强总理提出通讯的资费能不能下降,咱们有关部门也在做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有关企业也承诺说要降低资费,但有些人还担心,说它现在降了,以后可能拐个弯又涨起来,你有办法吗?它处在那种垄断的位置,你有办法吗?但如果我们设想另外一个情况,如果有很激烈的竞争,它能够提供好的质量、好的服务、低的价格,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让它降价它都不愿意,所以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你让它降价呢?还是它自己要降价,这里面其实主要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态度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机制,或者说整个竞争环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个观点,再重申一下,比如电信行业,我们能不能开个口子,因为现在我们的IT行业已经有一些实力比较强的民营资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组建一两个大的电信运营商进去竞争一下,当然,还是咱们国有的电信运营商为主,但让他们进去竞争一下,出现一种新的格局,我想资费就会慢慢降下来,而且,这样一个竞争对我们的国有企业是有好处的。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视察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怎么竞争,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呢?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经历竞争。最近一段时间企业合并,包括一些大企业合并,好象也成为了一个热潮,咱们股市也是相当追捧,据说是为了减少它们之间的竞争,如果说减少了竞争,维持一种垄断的地位,甚至增加某种垄断,它是在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呢?还是在降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甚至要把国有企业最后搞垮,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要深思。另外,从我们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前段时间,刚才咱们工商管理总局的张茅局长特别讲到,我们在“放小”,对小微企业上市制度改革、鼓励准入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大批小微企业发展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好,下一步我们能不能再来一个热潮,“放大”,在这些存有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产业领域中,几个“大个儿”,算是体制外的,包括一些国有资本,当然也包括大量的民营资本,让它们进去,不仅是电信领域,像铁路、石油石化,这些领域中,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相信这样做了以后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效率,可以增加我们的投资,而且这种方式增加的投资效率相对是比较高的。

第二个问题,转换城市发展方式,我们的城镇化或者城市化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潜力在什么地方呢?最近正在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北京和天津,城市内部还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已经相当拥挤了,相等需要疏解一些功能,但是我们能不能把眼光放开一点?看一看北京和天津之间,北京和唐山之间,北京和石家庄之间,我们可以设想,比如说再搞上几十个,二三十个,四五十个五到十万人的小城镇,然后在那些城镇里面你可以搞一些住宅,质量高一点,舒服一点,房前屋后种瓜种草种菜,我想咱们相当多的城镇人口,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他们愿意去的,那个地方空气比较好,环境比较舒适,生活成本相对比较低,如果要在北京去的话,开个车,多了就是一个小时,也可能四五十分钟,坐高铁二十分钟也就到了,看个病,到国家大剧院看场戏,会会朋友都可以,回去以后又回到他那里住,这是可以的。据调查,在北京有相当比例的,据说有5%-10%的人口是这样。

另外是制造业,前几年我们已经搞了“退二进三”,实际上把第二产业已经退出来了,但都退到了大城市的郊区,其实这些制造业都可以退到刚才我讲的这些中小城镇去,另外我们一些低端的服务业也可以退出来,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生产成本、制造成本相对比较低,会更有竞争力,这样就会看到我们的居住结构、我们的生产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我们下一步城市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城市发展方式的转换,是由过去计划经济色彩相当浓的孤岛型的城市要转向与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相适应的网络化的城市体系,所以我们的目光将来是要定到北京和天津之间,这些大城市之间,在这之间做文章,城市和城市之间不是孤岛式的,不是没有联系的,而是要建立起联系,建立起一种合理分清的分工关系,要做好这件事情,就是城乡之间的人员、资本、土地要素要能够充分流动起来,得到充分优化的配置,相应的,我们相关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行政管理体制,要有相应的政策,大家知道,目前这方面,在很多问题上共识还没有达成,有很多看法,阻力还比较大,改革深入还有相当的难度。

现在大家看到一方面农民要进城,再一方面,城里人也想出来,到乡下去,到一些小城镇去,当然,小城离得太远,交通也不太方便,我们怎样顺应这个潮流,怎样进行改革,不改革行不行?还是要改,改了以后大家就会看到,房地产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很大,所以我们下一步面临的是一场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是一场新的城市革命。

第三个问题,降低无风险利率,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无风险利率过高,而无风险利率过高的原因是我们经济中间一直存在着那么若干个热点或黑洞,它们把整个无风险利率给抬上去了,比如说像房地产,在国贸这个地区要建一座大楼,将来每平米会达到多少元,你去投资吧,你说资金价格是多少?可以很高,20%,30%,很高,都可以。地方融资平台缺点钱,没问题,咱们政府信用做担保,资金成本也可以很高。但我们回过头看看房地产,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它创造了那么多的社会财富吗?创造了和它的资金价格相适应的社会财富了吗?创造那种价值了吗?没有,这里面是有泡沫的,不能对风险进行正确的定价,是一种扭曲的操控,但整个社会的资金价格是由出价最高的那些人决定的,有更高的出价者,全社会的资金成本、资金价格就很难下来,所以大家看到最近一些年,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尽管我们不断地降准降息,但实体经济,特别搞制造业的实体经济,刚才李部长一直在讲,我们要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要转型升级,但他们要拿到资金很困难,他们能有那么高的回报吗?不可能的。

前一段时间这个情况有所好转,一个是房地产峰值期已经到了,不会像以前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再一个,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置换,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抬高无风险利率的热点,就是前一段时间,一个月以前,将近一年时间的股市的单边上行,最近一年时间大家也都知道了,所谓“场外配资,场内融资融券”,外部资金融资的成本也是相当高,所以,我想下一步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的金融体系,一定要创造一种环境,你是奖励实体经济、奖励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奖励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奖励创新,而且要抵制泡沫,抵制投机,要建立这样的一种体系,只有建立这样的金融体系,我想,中国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特别是刚才我讲的,我认为中国经济新的风口需要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这样的目标才能达到。

上面是我讲的三个领域,我想,除了这三个领域其实还有很多领域,比如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绿色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都有很多低效率洼地,这方面我们最需要深化改革,三中全会对这些改革都绘出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有些解决方案已经提出来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但我想,首先是把这些低效率的洼地作为重点来深化改革,这方面如果我们推进的话,对我们目前的“稳增长”,特别是“稳投资”会起到直接的作用,譬如我刚才讲的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基础产业领域中,如果破除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的投资是会增加的;转换城市发展方式,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降低无风险利率,最后支持制造业的投资;这就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在过去几年都成了中国投资大概85%左右,有人说,中国经济还有没有潜力,还有没有投资的潜力?有,问题就在于我们低效率洼地的文章能不能做好,这个文章,我们今后几年,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应该作为重点。

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还要朝前看,下一步就是要创新驱动,培育起新的增长点,这也需要一些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制度创新要能跟得上,如果这些事情做好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能够得到提升的,中国经济具有持续稳定的增长,特别是要实现2020年的发展目标,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主任。说的内容很多,大家都在慢慢消化信息,总结一个态度就是四个字,“审慎”但“乐观”。

有人说,现在关于中国经济什么样的状态,网络上有很多热议,饭桌上也会热议,说一些批判的或犀利的观点,有人说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不在于GDP增长准不准确,而在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经济的出口投资和消费,发现出口疲软、消费低迷,但投资很火爆,投资目前占整个GDP的比重已经高达50%,投资的本质就是融资,融资也就是债务,中国融资的主要途径就是银行,所以有一种观点,中国目前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债务增长过快,债务规模太大,这种债务的高杠杆会不会导致引发金融危机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提出问题,需要各位经济学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有一组数据,2008年到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是20万亿美元,同期美国虽然持续了六年的

量化宽松政策,但只增长了2.7万亿元,一个20万亿美元的中国银行,一个是2.7万亿美元的美国银行的增长,让我们不仅要问,现在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请到了最棒的嘉宾,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原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李若谷先生。掌声有请。

李若谷:感谢主持人,也感谢网易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按照主办方的安排,实际上我已经没有发言的时间了,好在刚才前面几位的发言很多内容我是赞成的,所以我就点到为止,讲这样三个问题:

现在国内国外都有质疑中国增长的声音,美国有、德国有、日本有,英国也有,总结一下,他们主要质疑什么问题呢?一个是中国的消费过低,内需不足,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长,二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技术创新与进步不足,第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老龄化压力大,人口红利消失,削弱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四是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问题化解比较困难,银行不良资产在激增,社会性金融风险在上升,房地产市场有泡沫。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是不是像外媒或有的媒体所描述的这样呢?首先看看消费过低的问题,国外很多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消费过低,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扩大消费,我想他指的消费主要是个人消费、家庭消费,不是指集团消费和投资、生产型消费,中国的个人和家庭消费没法儿增长再快了,因为收入低,中国城镇现在年均收入就是2.7万,农村就是7000多,我不知道他能用这点儿钱消费什么东西,这是个人和家庭。有人说你应该增加收入,刚才有几位演讲人已经讲到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是在增长的,是在下降的,在中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光增加收入可持续不可持续?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消费和投资两个东西是经济增长中需求的两方面,相辅相成,谁也不能过分,但投资还是第一位的,因为没有投资,你什么也生产不出来,因此你也消费不了,过分强调消费,在中国是没有办法促进增长的,投资还是非常关键的。

关于技术进步与创新不足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承认,中国确实创新不足,但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只有7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刚才李部长讲的观点我都赞成,必须加强创新,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这方面是有进步的,中国已经连续四年在专利申请上居世界第一位,刚才李部长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转化,怎么转化,科技成果怎么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产品?这方面中国还要加大力度,特别是刚才李部长提到的产学研用,这个“用”怎么结合好,这确实是我们的短板,应该看到,现在正在加大这方面,刚才几位同志也讲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讲了创新问题,中央和国务院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现在正在采取措施,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张茅局长都提到了,这就是创新的前提,我相信今后会有好的结果。

第三,关于人口红利的问题,中国的劳动力绝对量,按照联合国的统计,15岁到64岁的规模,在今后到2035年之前,中国仍然会保证大概9亿左右的劳动力,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劳动力完全不行了,这个观点不敢苟同,另外,人口的扶养比,中国在2030年之前人口的扶养比仍然低于主要的发达国家,到2035年也和印度、巴西、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不相上下,中国关键的问题是劳动力素质问题,刚才有人已经提到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需要加大投入,解决劳动力素质问题还是要加大投入,改善教育、培训,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今后20年是有进一步发掘潜力的。

第四是关于地方债务、影子银行,这个问题我觉得被外间媒体炒作得过于厉害,当然,不是说它不是问题,而是说炒作过于厉害,因为从总量上看,刚才也有同志讲到中国的政府,包括政府平台等整个负债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现在的负债率和GDP比大概在40%左右,美国是106%,英国是92%,日本是245%,就是说个,他们负债率都远高于中国,把这事儿炒这么严重,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即使根据审计署审计的影子银行,我们以它最高的估值,30万亿的规模,它占GDP的比重也是57%,发达国家最低的,110%,最高的370%,这是所谓影子银行的占比。从运作模式上看,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地方平台主要还是用到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经济上,并没有用到社会福利等方面,因此从长期看,它对增加经济的增长后劲应该是有好处的,因此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不应该炒作,确实是个问题,我们着手去解决,但没有媒体所描绘的那么严重。

第三个问题,我讲一下,中国具备强劲增长的能力,首先这个问题我点到为止,中国的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中国GDP最高的是广东,最低的是西藏,这两个地区之间差70倍,因此要想中西部赶上东部的人均GDP水平,最少还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这二三十年是要投入的,没有投入,不可能赶上,其次,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发展也非常不平衡,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搞城镇化,但我们的城镇化是和西方的城镇化不一样的,我觉得国际上搞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案例,所以中国应该搞离土不离乡,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便利化,也就是农村生产生活城市化的路子来发展,这个方面的投资还要非常大,而且今后真正城镇化的实践,中国现在54%,达到75%-80%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水平也需要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也必须加大投入才能完成。

最后一点是关于工业化的水平,刚才李部长讲了很好的意见,我就不再重复,中国的工业化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初步的基础,中国工业化的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所以这方面也需要投入,没有投入是不可能的,研发、教育、技术没有革新改造,没有投入是不行的,中国的过剩产能是个问题,确实,过剩产能是个问题,但我觉得,与过剩产能相比,我国产品技术含量比较低,质量不高,这是更根本的问题,如果不集中力量提高我们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那就是把这些产能都减了,你的工业化水平还是低,因此,我觉得工业化发展,中国还只是初步的,这个潜力也要发掘,也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也需要大量的投入,所以中国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

第二是关于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是不行的,中国和整个发达国家相比也是不行的,和美国相比,比如说,美国的国土面积我们差不太多,但美国的公路里程数比我们要多,我们是400多万公里,美国是600多万公里,铁路里程数我们是10万公里左右,美国是20多万公里,因此,无论是在铁路、公路的里程上,中国和美国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公路里程和铁路里程要远高于美国,因为我们的人口更多、城市更多,需要交通的城市更多,机场也一样,我们只有500多个机场,只有170多个城市通飞机,美国可用的民用机场有5000多个,它真正的机场一万九千多个,有些是专用或其它目的的,中国的机场远远少于美国,和欧盟比我们也不一样,因为美国人口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欧盟人口也是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而且整个欧盟的面积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但它的机场有两千多个,公路里程500多万公里,都高于我们,铁路里程20多万公里,这些东西都高于我们,我们还有很大投资投入的空间,另外就是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一下雨,一暴雨就成灾,一地震房子就塌,因此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筑标准,我们的建筑标准应该提高,建筑标准一提高以后,需要大量的投入,因此,这个投资空间是非常大的。

第三是教育、卫生,我们过去卫生投资主要是在大城市,中心城市,今后我们要解决两千多个县医院,三万多个乡卫生员,六十多万个村卫生室,这些投入都是相当大的,还有教育,我们的教育2012年刚刚达到占GDP4%的水平,而发达国家平均是9%,这个我们还有差距。因此,今后投资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但要讲究投资的方向和投资的效益,加大市场的力量,不要由政府决定投资,要把投资权下放给企业,让市场去决定他的投资是好是坏,不要老是由政府做这些事,我刚才讲了,不是中国人不愿意消费,而是中国人没有能力消费,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现阶段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要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制定我们的发展规划和政策策略,而不要跟着西方所谓经济学家、媒体去跑,那样的话我们会失败的,因为我们的情况确实和他们不一样,时间关系,为了给后面的会议节约更多时间,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谢谢李行长,非常系统、非常翔实地回答了我们今天上午在论坛过程中抛出的各种热点问题,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觉得李行长演讲精彩,PPT非常时尚的话,掌声再响起来,送给李行长,谢谢,太精彩了。

确实,我们今天上午抛出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宏观问题,关于下一个五年是否会迎来黄金时代,经济到底是持续下滑,改革力度会增大上扬吗?是唱衰还是上涨呢?没有统一的答案,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设计一场经济学家的头脑风暴,我们将重点谈一个问题,下一个中国经济的五年会怎么走,掌声响起来,有请参与上午圆桌论坛的四位经济学家: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

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军先生,有请四位登台。

(圆桌论坛)

主持人:欢迎四位来到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的夏季论坛,刚才四位在下面聆听了嘉宾的发言,可以说关于中国经济,大家的意见不是很统一,有不同的观点,但四位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也是今天的主题,“经济学家”。

什么叫“经济学家”,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如果一个经济学人他有原创的经济学原理,这是一个最起码成为经济学家的标准,所以我也相信接下来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论坛里,各位经济学家可以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各抒己见,开场在我进入直接细节和具像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四位对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的基本态度:乐观、谨慎乐观?有请陈志武老师,来自耶鲁大学。

陈志武:比较悲观。

主持人:请您用一段话陈述一下原因。

陈志武:我本来想直接回答您的问题,之所以比较悲观,如果我们看过去几年,2012、2013、2014,一直到今年,实际上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年初头几个月总是面对一些经济下行的压力和挑战,接下来就开始在政策方面作出反应,货币政策和财政,都作出很多反应,第三季度慢慢就开始改善,增长速度回调很多,第四季度基本上就进入了比较高兴、比较自满的状态,等待下一年再重复。

当然,今年基本上又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在做,我们更关心的一个问题,从学者和决策者的角度来讲,这个循环到底能持续多久,每次走一轮循环,我们以往谈到的那些结构性问题都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每年要刺激几次,我们原来说,宏观负债水平太高,必然会更高;货币流动性增加太多,必然也会更加严重。依此类推,尤其我们原来总说,之所以政府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市场会失灵。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都忘记了,我们以往强调的是“有的时候”市场会失灵,但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不管是股市还是经济,还是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一点点下行的压力,我们就进行干预,这个时候不再是什么“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才去做,而是常态性的,政府总在做,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刚才李行长说到的,他讲得比较多,一个是基础设施,“铁公基”继续有很多可以投资的空间,另外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资又严重不足,当然,李行长不是经济学家,他没必要像我们那样去把背后内在的驱动力搞清楚,但我第一个反应,我想,这不太奇怪,因为“铁公基”把整个中国社会这么多资源都占用了,教育也好、医疗也好,哪里还有资金去做更多投资?尤其他也说到,没有投资怎么会有消费?在我们的经济学里可能会说,一个是存量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增量的问题,我们谈投资太多更多是从增量层面讲的,他说,没有投资怎么可以有消费?当然,对经济学训练不是太多的人来说,听起来好象蛮有道理,没有投资怎么会有消费呢?而我们强调“投资太多”是相对于现在的存量来讲投资太多了会怎么样,而不是说不要投资,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当然,我讲得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之所以悲观,就是因为这种过去几年一直以来的做法,不管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目前,坦率讲,我并没有看到有太多努力,除了谈以外,在这种论坛,大家都说以外,真正在改革层面,目前还没有太多迹象让我们看到过去四年一轮轮重复的循环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改变,所以正因为这一点,这些结构性问题一直被不断地推大,不断地加大,一直大到最后真正不能这样做了,有一场危机了,才会真正有动力去做根本性的调整。

主持人:好,掌声感谢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旗帜鲜明的观点,悲观,而且觉得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需要更进一步的理清,让我们问一下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您是否持相近或相反的态度?

余永定: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中国在中长期,比如说未来五年、六年或者稍微长一些的时期,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应该是多少,可以是多少,要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看过去的历史资料,看我们的趋势。

经济学上去判断一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简单来说基本有三个公式,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投资力除以资本产出率,第二个公式是经济增长速度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加上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或者是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第三个公式,上午朱光耀部长已经谈到了,就是总和生产力的概念。

我先说两个,从第一个公式来看,中国的投资比已经是相当高了,世界第一,这是毫无争议的,45%甚至更高,你说50%,我想还没有50%,平均来说应该是45%。这里有个关键问题,中国的资本产出率,特别是所谓的增量资本产出到底是多少,根据我们的计算,它是在不断上升,不断上升意味着资本的使用效率在不断下降,现在应该是6.8%甚至更高,你想想,45除以6.8,它的潜在增长是多少?从这个公式出发,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来说是7以下,6以上,这是一个概念。

从第二个公式来看,我们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根据我们国家的学者,世界银行等计算,现在应该是百分之七点多,所谓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大家知道,从2012年开始,每年减少300万,所以说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是比较低的,假设为零,劳动市场增长率的速度是7亿左右,而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可能是0,或者低于0,它也是6到7之间,所以从这些基本公式来看,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可以是6到7之间,这是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悲观,因为你跟美国人谈,跟英国人谈,我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保持6%,甚至是5%,我们也用不了多少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就赶上美国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关键问题在于你是不是能够保持我们经济增长的稳定,哪怕是6,但以后我就能保持在6,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钢铁,大家都知道,10亿吨到11亿吨,这个产能是非常大的,过剩的产能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总产量,现在中国有一千多工厂,按照工信部的说法,中国最好有三四个高效的现代化钢厂,你一千多个减到三四个,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所以挑战是非常巨大的,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产能过剩,就要导致生产价格下降,咱们现在叫“PPI”,如果把这个月算上,恐怕是50个月连续负的,虽然我们还不能一定说中国已经进入了通货收缩,因为我们一般用CPI来看,CPI是很低的,但如果我们将来PPI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它进入了通货收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债务问题,企业不能盈利,企业的产品卖不出价去,债务就在积累,所以中国的债务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世界最好,40%多,不到50%,但中国的企业债可能是世界最糟的,100%多,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会产生什么问题呢?银行惜贷,我不愿意借给企业,还不了钱,企业又惜借,怕借钱,怕出事儿,所以就会形成通货收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形成,虽然我们有6%到7%的潜在增长速度,但我们可能会做不到这一点,可能会低于这个潜在增长速度,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我感觉到,我们有潜力,关键是我们政府的政策正确,如果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政策,能解决这些问题,能找到增长点,那么中国经济是能保持6%-7%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是6%,也是世界最好的。

主持人:感谢余永定先生,基本态度是“不乐观”,相比速度更为重要的是稳定。

余永定:我不赞成用“乐观”或“悲观”,我从来避讳使用这种词,这是主观判断,经济学家最好不要做主观判断。

主持人:不做主观判断,聆听一下邱晓华先生,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邱晓华:其实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前景,我想,只要基于你相信这个国家,相信这里的人民,你就不会悲观,反过来,你要怀疑这个国家,怀疑自己的人民,你就会悲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悲观,我还是乐观的。

为什么?应当说,中国经历了多重磨难之后已经走向了振兴之路,可以说,有史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个年代,中国处在一个大发展的阶段,确实,短期看,我们处在一个转型升级的痛苦时期,可以说中国经济确实很困难,这一点不用怀疑,因为前面几位嘉宾说过了,我们旧有的力量在消失,新的力量还不足够大,就处在这样一个老的没有完全恢复,新的没有完全上升的阶段,这样一个角度,从静态来说,确实好象很困难。但我觉得看问题一定要从动态的角度看问题,如何看中国经济?

第一,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特殊阶段,这个特殊阶段,一方面我们处在要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增长,是它必须达成的所谓“底线目标”,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有,甚至有足够的手段,我这一点不赞成陈教授的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就是错的,不对,任何国家,政府都会干预经济,认为完全放任自由市场就是对的,这一点绝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我不赞成,我认为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因此它应当去干预,为什么?不管从社科院的结论还是大家眼下的,因为中国政府目前掌握着足够的资源,它有能力、有条件去做市场明天、企业、个人还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建设问题,去改善民生落后的问题,这一点政府要做,至少要托住社会最基本的底线,政府为什么不能做?它有条件去做,它应当去做,对于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好怀疑的?没有怀疑,政府应当做,完全正确。

第二,政府有没有什么手段?有啊,现在国有资产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上,国有金融资产掌握在手上,国有土地掌握在政府手上,它为什么不去把这些资产变得更有效率,把这些资产转化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呢?为什么不能去做?应当去做,靠什么做?改革。简政放权,国有资产的改革市场更有作用,让企业更有力量,为什么不去做?可以去做,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守住底线,有条件、有能力,不用怀疑。

但另一方面,我们处在转型升级的痛苦阶段,你想要它有更高的深度,不可能,第一,发展阶段变了,我们是由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也有的生产体系不可能平移过来,它一定要改造,一定要重新改造,只有改造完,它才能适应中等收入阶段,在改造没有完成之前,它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那么高的速度,这是第一。阶段变了,生产体系必须变,你再生产那些没人要的东西有什么用?没必要,这是第一;第二,市场变了,过去是短缺,现在是宽裕,短缺是解决生产为主,宽裕,解决市场开拓为主,开拓市场不是政府一句话或一个指令就能解决的,它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说实在的,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公正的范围,处于比较不公的状态,我们需要去改变,需要改革,要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这一点才能够激发消费的潜能;第二,需要改革我们的供应体系,我想,我们的生产体系也要适应这种短缺,不顾环境、不顾质量、不顾安全,这种情况需要改变,所以第一,要去改变这种体系。两方面的改革,收入的改革和供应链的改革,只有在完成之后,经济才能够好,完成之前,经济不可能好,这是第二。

第三,外部环境变了,过去我们是靠出口,靠利用外资赢得了30多年的快增长,而现在人家也要出口,人家也要工业化,人家还要加倍工业化,我们就遇到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双重的竞争压力,我们靠原有的出口、靠原有的外资还能维持吗?不可能维持,所以再创对外经济的新优势,这个新优势在哪里?现在还在创造,在适应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中央正在推,叫做“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推人民币的国际化,推自贸区建设,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的投融资平台,这些事情如果做成功了,我们就能在对外经济方面赢得新的竞争优势,这些完成之前,显然,我们还处在困难阶段,需要突破困难的约束。

第四,游戏规则也变了,现在的游戏规则不是速度至上,现在党和政府的游戏规则是质量、效益至上,我们要去掉些带血的GDP”,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GDP,不需要了,我们要去掉那些“黑色GDP”,污染环境的GDP,我们不要了,我们要去掉那些透支后代福利的“透支GDP”,去掉这些,当然速度会慢下来,我们要有新的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GDP,也就是所谓绿色高效的GDP,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实现,因此,游戏规则变了以后,我们整个政治生态,整个行政运行的状态也需要改变,改变没有完成之前,显然,经济运行的效率、经济运行的速度会慢下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这个特殊阶段,我们既不要太悲观,因为有底线,可守住,但也不要太乐观,因为我们需要去适应四个变化了的环境,才能赢得新的发展。

这就是我的结论。

主持人:掌声感谢邱晓华先生,态度开始有分歧了,从悲观、到没有态度、到最后到乐观的态度,张军先生,我猜您应该是乐观的态度,最近您预期中国可能能破8%,所以我想听听您是怎样的意见?

张军:老余说最好不要说悲观或乐观,我加两个字,“乐观”上加两个字,“谨慎”,谨慎乐观。我对潜在增长率的估算跟老余的思路是一样的,但对投资率的多少是不一样的,我想老余他们测算的一定是用国家统计局的投资率,我告诉大家,国家统计局的投资率其实是高估的。

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发现国家统计局的投资率被高估了,那么用老余的方法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就比它的高,怎么高估呢?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了,31个省,用支出法来核算GDP的时候,你看它的投资加起来是多少,31个省投资加起来就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社会的资产投资,这是一样的,国家统计局用了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但有意思的是在支出法GDP核算的方法里,国家统计局没有用加总地方投资的数据作为资本形成这一项,这一直是个问号,它不用,如果它用的话,中国的GDP要多出30%,这就是说,国家统计局怀疑地方把投资多报了,我怎么证明地方把投资多报了呢?我们看地方支出法GDP里“贸易余额”那一项,没有人注意到,其实从2004年到现在,31个省加起来的贸易余额大大小于海关公布的中国贸易余额数字,2009年以后,地方31个省加总的贸易余额全是负值,但国家的一直是正的,我们相信的是海关的贸易余额数据,你想想,地方为什么会出现31个省加总的贸易余额2009年以后反而变负了?而且是巨大的负的数字,很显然,因为装不进去了,装进去,如果它变成正的,这三个加起来(消费+投资+贸易余额),在地方层面上就远远大于它的GDP了,所以它装不了,因为要保投资,所以它要挤掉,我也不管了,贸易余额不重要了,它该是多少就是多少,完全由这个平衡决定的,我左边的GDP给定了,消费我有了,投资我报出来了,它们加起来已经大于GDP了,但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就靠贸易项来调整,所以贸易项变成了负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地方层面上,其实投资是被高估了,但因为他们要放进去这个平衡,所以必须要牺牲掉贸易余额这一项,但国家不能这样做,因为海关数据每年会告诉你我们的贸易余额是多少,同样GDP生产法、收入法核算也是给定的,这个时候,消费是独立调查的,国家统计局是有独立调查的消费,所以又回到了一个问题,国家层面上要平衡支出法GDP三项准核,它有一项得放弃,国家层面上的放弃,我认为这一项就是投资,国家统计局没有独立投资的统计,如果它有的话,只能用31个省报上来的,而31个省报上来水分极大,三项加上以后要大于GDP30%。

我这里举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实际上中国标准统计投资的数据其实没有统计局公布的那么大,在地方层面,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潜在增长率是6%还是7%,还是7%-8%,我觉得这不是特别重要,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但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投资率是不是那么高,如果我们的投资率没有国家统计局现在给出的那么高,其实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我想也是7%、8%,也说得过去,其它方面都不变。

现在真正的问题,今天大家讨论中国的“新常态”也好,其它也好,更多都是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从供给的角度,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资源,这样的能力让产出保持这么高的增长,现在,我觉得中国经济短期里碰到最大的问题是需求问题,刚才老余讲了,其实就是菲谢尔当年讲的债务问题,债务导致收缩。我一直讲债务,现在我们的债务已经到了每年的利息都可能超过当年GDP增量的两倍,你说,这个需求哪里来的?没有对实体经济的需求,投资需求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要让经济回到潜在增长的水平上来,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是要加快债务的重组,包括置换,两个礼拜以前我在中南海也讲了这个事情,现在两万亿我觉得远远不够,至少要有七万亿、八万亿,能够拿掉地方三分之一以上的债务,这才有解。

主持人:掌声感谢复旦大学的张军校长,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态度,谨慎乐观,而且还给出了几个措施。接下来的时间我想把论坛分为两个小部分,一部分是我针对四位经济学家分别问一到五个问题,接下来还开放一部分时间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以及在网易新闻和网易财经客户端的朋友,欢迎和现场的四位嘉宾互动。

为了保持咱们的论坛,作为一个有态度的网易平台,我们要坚持舆论的平衡,所以我从中间的余老师开始问起,您是最没有态度的,先给我们讲一下。

余永定:我是有非常明确态度的。

主持人:不能太乐观和太悲观。刚才提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6月份的CPI出炉,涨幅连续10个月低于2%,PPI同比下跌4.8%,四个月负增长,所以大家紧张了,中国是否面临一场通缩灾难,您能不能给一个回应?或者您的观点。

余永定:我觉得说“灾难”言过其实,但我们面临严重挑战,通缩,刚才我讲了,有不同的定义方法,按照一般同意的定义,它不是通缩,因为我们的CPI虽然很低,但还是正的,但我说,也可以把PPI作为一个指标,甚至我强调这个指标,在这个意义上就已经是通缩了,到现在50个月是负增长。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习历史经验,中国曾经处于通缩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2年,在这期间曾经有过正的,但总体来讲它是处于通缩阶段,这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我们现在跟过去有什么相似之处,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是产能过剩,既然产能过剩,就要去过剩产能,你得减库存,你把一些工厂得关掉,在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供给减少了,价格可能就回升,又经过一段去产能的过程,经济就到了需要加产能的阶段了,我们从1997年到2002年,如果大家仔细回忆这段历史您可以看到,中国是怎么走出通货紧缩,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我们确确实实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我们重组、兼并,解决了很多问题,经过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在2000年之后,2001、2002,许多产能投资迅速增长,钢铁、煤矿都是大幅度增长,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前一段的去产能,经过了重组与兼并,它就可以恢复了,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改革,要调整产业结构,使一些产能、一些工厂,已经过时的,没有创新性的,应该关掉,这是一个。

第二,我还要采取什么呢?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当时中国很大的特点是财政状况相当好,你可以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扩张政策,虽然那时候我们有不良债权,但当时老百姓非常积极地买债券,利息率很低,可以保证财政赤字不低于3%,GDP增长速度不低于7%,这个时候,尽管你有债务问题,有各种问题,你只要保证经济增长,就可以通过增长走出债务困境,当时我们使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当时有两个在当时来讲有巨大潜能的经济引擎,一个是房地产,从1998年以后,房地产发展速度多么巨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出口,加入WTO之后我们的出口有迅速增长,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引擎,一方面,你去掉各种产能,另一方面,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了投资,另一方面,我们找到了经济的增长点,2002年我们就走出了通货收缩。

我觉得目前我们面临着类似的情况,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增长点,刚才很多发言人已经指出了有很多增长点,但这很难由政府判断,而是由市场决定,过去我们已经有这个经验教训了,但我想,从原则上,创新产业,大众创新,这些全是对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改革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使我们把精力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的金融体系,应该方便我们整个经济,把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而不是在一些股票市场或其它市场搞金融投机,这就需要改革。

主持人:您觉得当下需不需要实行,您刚刚分享的是经验,经验借鉴当下的问题,您会不会支持量化宽松?

余永定:我觉得量化宽松这个词是美国的词,美国有美国的实际情况,你不能谈量化宽松,我主张,今后我们放松货币政策,这是可以的。还有,我觉得中国可以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毕竟中国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我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只是2.5%左右,变成5%也不是不可以,但要强调一点,这是救急,不解决根本问题,目的还是在改革。

主持人:掌声感谢余永定老师,我知道您有一个12点的时间,所以您可以根据您的日程(自己安排),问完了余永定老师,问一下陈志武教授,问您的问题是一个民生的问题,什么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在过去6月底和7月初我们经历了20天的黑色风暴,在风暴之前大家就已经有一种声音了,说这是“国家牛市”,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国家必胜,股票必强,这是一种心态,今天是25号,7月底,我们看到股票已经到了4000点上下浮动,“国家牛市”的声音又起,所以您是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国家牛市的?

陈志武:刚才余教授说的我非常赞成,尤其是我们这些做经济学研究的人,应该比较客观,而不是用感情的色彩来定位什么样的观点是爱国的,什么样的观点对中国前途更乐观,什么更悲观。

主持人:我们为客观中立而鼓掌。

陈志武:一旦我们上升到那个高度,很多事儿就没办法谈了,因为经济的问题不像我们去超市,专门挑我们喜欢的,不去关注那些我们不喜欢看到的,比如像你说的“国家牛市”的话题,“慢牛”、“国家牛市”,整个股市,你是做多还是做空,看这件事情对于中国的态度,如果买多的话,那你就是爱国的,如果你卖空,那你就不爱国,跟中国唱反调。

但实际上过去一个多月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原来培植股市泡沫的时候,那些买了太多的人实际上是害国家的,就是因为这些人通过投机、炒股,买了那么多,所以把股市,“国家牛”抬成了“疯牛”,你到底是给国家帮了忙,是爱这个国家,还是想要害这个国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做空的人实际上反而是爱国的,因为如果不是他们做空的话,这个“疯牛”就变得更疯了。所以我说,我们最好不要上升到那个高度来看待,刚才我想,我说“悲观”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想,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就像后来余教授说的,我应该说“比较担心”,表明我的态度是正确的,我还是爱国的,只不过我比较担心。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说,真正从悲观和负面的角度来剖析现在的经济,甚至于股市的人,是真正想要帮助这个国家的,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为中国唱赞歌,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飘飘然,但其实我们客观一点讲,当我们飘飘以后,接下来把方方面面的泡沫给推到更高的高度,到底是害了这个国家还是帮了这个国家?对于“国家牛”,“其它牛”,我知道还有很多说法,“改革牛”,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说法,使得中国的股市在过去半年多越来越跟基本面完全脱离开来,特别是那些鼓吹“改革牛”的人,过去一年两年,真正的改革做了哪些?

当然,如果我们抽象地去说“改革牛”,你要买股票,你要相信“改革牛”,就应该买股票,这样一来,让更多人没有兴趣去看基本面了,一旦股票市场、资本市场脱离了基本面,就会造成前面李行长和几位教授说到的,投机和股市的走向跟经济和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越来越没有关系,各玩各的,一旦股市各玩各的,实体经济跟股市完全分离开来,哪怕是那些上市公司,或有钱的非上市公司,必然导致他们想把资金往股市上转,去炒股、去投机,因为那样带来的收益,从短期来看,特别是随着官方媒体炒作越来越强化,短期收益,在股市上面,可能会比实体投资更高,而且相对来说短期风险也更低一些,就造成了整个资源配置都是乱的。

尤其是接下来千万要注意,第一,官方媒体不要去(煽动)4000点只是牛市的开始,做这些事儿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样进一步强化了股市和整个经济基本面的脱离;第二,造成资源错配更加严重;第三,使整个社会的收入机会变得更加扭曲。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救市要不要救,救了以后对我们其它方面关心的话题,比如收入差距、财富分配结构,有没有影响呢?肯定是有影响的,只是我们在讨论救市,讨论货币政策的时候大家不会想到这些话题和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是不是有关系,实际上关系很大,这次很多人明显看到了,中产阶级被洗光,哪些人受益?当然,我这里不具体说出是哪个群体,但这样一来,对整个经济、整个社会里收入差距恶化的作用做了很大贡献,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时候,正因为讨论经济政策的话题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只要关注我们感兴趣的、想看到的话题就可以,去忽视每一个政策选择带来的方方面面的、短期的、长久的影响,因为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改变了这一块,其它方面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我说得太多了,就讲到这儿。

主持人:讲得很精彩,谢谢陈教授。其实犯错不可怕,犯错之后汲取经验教训,继续前进,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不能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睡一觉。所以从这次“股灾”能够汲取到对于当下经济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

陈志武:看来你特别关照我,非常感谢。这次很明显,对于PE行业、VC行业,还有创投行业,不会因为股市的小危机带来很多影响,道理很简单,IPO被停掉了,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公司高管的股权也不能卖出去,至少六个月不能卖,过去六个月,要是变现了你创办公司的股权,按照一定的比率,你必须要把这些钱拿回来重新买股票,这样一来,对以后大家创业投资长久的激励和预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从这一次危机里走出来,以后的金融改革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到底是重新走回原来高度管制的状态,还是继续向前,往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很多其它金融管制放松的方向走,这些不明朗的时候,我觉得接下来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方面可能也会有些影响,因为本来过去一年创新、创业的热潮确实是给很多行业,特别是对北京中关村的经济带来了很正面的影响,但这一轮股市的经历会让好多人重新评估接下来到底往前冲,还是更加担心风险,而且把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也要放到微观层面决策中间来,所以这些加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短期负面的影响。

主持人:谢谢,掌声再次感谢陈志武教授,下一个问题要问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刚才沟通过程中包括今天上午都反复讲到了中国很大的经济问题,未必是GDP,反而是债务问题,中国三驾经济马车,消费出口疲软,但投资,刚才余老师讲了一下,投资比GDP的比例没有达到50%的,大概是45%,您能不能对权威数据进一步解读?关于中国债务问题。

邱晓华:李若谷行长已经给大家说了这个事情,前几天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主权债务报告也已经公布了最新数字,中国主权资产超过200万亿,主权债务只是100多万亿,最后引进的资产还有103万亿,这是告诉我们大众,中国政府在债务和资产方面,远远是资产大于负债,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说穿了,简单算帐,中央政府没有还的债务有10万亿左右,地方政府,按照他们现在的债务,20万亿左右,还有其它的,大家说,社保缺口,大概1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目前需要去偿还的债务余额大概是40万亿左右,资产,大家可以由很多数据来说明它有多少资产,比如前面我讲的,国有金融资产120万亿,这是一个数字,中央企业资产是30万亿,地方国有资产20万亿,土地资产60万亿,还不算地下的各种矿业资产,所以中国政府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跟别的政府不一样,它在世界范围之内是最富有的政府,而不是最穷的政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刚才余教授说,完全可以提高政府的赤字,通过债务减持。

回到我们的主题,经济新常态下一步,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个“1”,我想说还有一个“2”,中国政府眼下正在打造两个平台,上演两台大戏,第一,是打造一个转型升级的平台来上演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大戏,现在正在做,包括推进2025的中国制造,包括移动“互联网+”,包括简政放权,包括推动资本市场进一步的活跃,来改善市场融资环境等等,这些正在推进,可以预期这一个平台打造完,这个戏要演成功了,我们就站在2.0版中国经济发展的平台上来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趋势正在形成,我们不再重复1.0版的。

第二,前面讲了,我们正在上演一个推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平台,来上演中国经济全面国际化的大戏,主要内容就是前面讲的: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做一个主线,当然,我知道余教授有他的一些看法,但至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国际投资的货币,国际储备的货币,这个不进程是一定要推进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它的本币一定要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不是国际货币,它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的,况且中国还是一个大国,人民币理应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重要的货币,所以这是一个主线。

第二,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主要内容,把资本输出和产能输出怎么结合好,来给中国企业腾挪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推进自贸区的建设作为制度安排,大家知道,当今世界形成了一个“去全球化”,追求“区域化”的新趋势,美国主导两个自贸区的建设,第一,环太平洋的伙伴关系;第二,环大西洋的投资贸易伙伴关系。这两个自贸区的建设,核心的一点就是排除中国在外,中国先不要进来,我要以美国主导投资贸易规则,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被长期排斥在外,你现在不跟我们玩,我们自己玩,所以我们去年推进上海自贸区,今年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挑战,你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自己建,中国要适应这种自贸区的制度安排,也就是透明化的治理。

再就是搭建融资平台,亚投行等,核心一点就是要给中国企业创造一个全球配置资产、全球组织生产、全球进行销售这样一个全面国际化的新条件,让中国企业不再局限于在国内,不再局限于在区域,而是走向世界,这一点如果做成功了,中国就往前走了一步,因为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跨国公司数量的大小,跨国经营能力的强弱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今天还落后,所以我们需要去创造条件,这两个平台,一个国内、一个国际,两个平台打造好,戏要演成了,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有什么理由悲观呢?没理由悲观。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看到正在形成的三个趋势:第一,跨国经营;第二,跨界融合;第三,跨所有制发展。这“三跨”其实正是我们政府和我们国家力图要解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突破各种瓶颈约束的一些战略举措,跨国,前面讲了;跨界,正在做;跨所有制发展,就是要打破以国有经济当权的形态,你我互相融合,把各自优势互相结合,结合起来发展为经济新力量,我想这没什么可怀疑的,国有经济有实力、民营经济有活力,两类相加,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动力,这是很好的,只是需要变革,没有变革,这些都不可能成功,所以“变革”与“转型”是时代的主旋律,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做的,世界各国都在做,只是看谁做在前面,谁做得更好,谁就赢得未来,我们应当去做。

主持人:掌声感谢您的分享。最后一个问题给今天在现场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开场时您表明了您的态度是谨慎乐观,未来五年中国GDP增长回到8%以上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信心您是从何而来?

张军:第一,大家看2002年到2012年中国GDP平均增长是10.02%,2012年以后降到了7%点几,这中间的落差我们怎么解释?到底是因为潜在增长率突然下来,还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受到了……

主持人:我们叫做“断崖式下降”。

张军:受到了冲击。我个人看法,潜在增长率从供给方面讲它的回落是必然的,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幅度,所以这一点不能解释,人口红利的变化,今天我们李行长也讲到了,其实人口红利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可能解释从10%的增长突然降到8%以下,7%左右,这样一个降幅没办法解释,所以只能从需求方面解释。

需求方面的解释,我也有过多次机会讲过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信贷的问题,因为前面十年高速增长,10%平均增长率的10年,资产负债表扩张非常快,因为房地产的原因,或者因为土地进入交易,土地重新估值,吸纳了大量的信贷,到了差不多2009、2010年宏观调控开始以后,其实就开始出现了收缩,因为信贷整个在收缩,银行也不愿意再借款,这时候基本是靠影子银行维持,如果没有影子银行,我相信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欠商业银行负债的利息都还不起,影子银行成本很高,所以就出现我们看经济下行过程中中国的融资成本一直在上升,原因是因为影子银行在帮忙,你关不掉影子银行。

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现在真正的问题,跟今天主题有关系的,在未来几年,潜在增长率其实并没有下降得那么多,它需求的下降我们该怎么解决?今天大家说我们是不是产能过剩以后没有投资机会,这话不完全对,因为在我看来,大量的投资机会是由投资本身创造的,没有投资,或者你的投资本身在下降,你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因为大量中间品、资本品的投资需求是来自于投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我们必须得找到解除那些抑制投资需求的问题,其中我认为债务可能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毕竟这么多年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之后,随着经济突然下行,宏观调控以后下行,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持续恶化,地方政府怎么修补,企业怎么修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调整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得找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我个人的看法,还得用好中国的财政,我同意老余说的,中国的财政状况目前很好,还得把财政政策用得更积极,单纯的货币政策,我个人的看法,它的影响极其有限,降息需要,降准也需要,你需要更直接地解开抑制投资需求的一些余数。

现在产业基金我就比较看好,我觉得中国有这个条件,现在应该大力发展产业基金,政府可以发行很多产业基金,民间的资本可以进入产业基金,我觉得产业基金相比货币政策绕了一个大圈子进入实体经济更直接,因为中国正好处在有这个条件成立产业基金的时候,而且各种产业机会的出现,其实也需要产业基金、种子基金的配合,所以我们不是没事可做,现在正是需要通过改变我们的政策,尤其是要解开现在抑制投资需求的约束条件,所以你可能会从中长期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推动中国的金融转型,中国现在的金融转型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始发债券,你要壮大你的债券市场。

回到“量化宽松”,老余说不喜欢这个概念,但我觉得中国避免不了,将来还是要有量化宽松,也就是说,将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更多还是要靠买卖债券,而不是外汇债来决定它的货币发行,因为中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从恢复经济的需求来讲,从经济未来的转型来讲,我觉得可能现在买卖债券这件事情是我们货币政策将来的基础。

主持人:好,谢谢。掌声响起来,感谢四位经济学家的分享,虽然我说过经济学家的定义是要有经济学原创理论的经济学人,貌似四位在上面论坛的一个小时没有达成共识,但这也是它的美妙之处,有一个共同点,我们讲到经济的时候,它的主语都是“中国”,在场各位能够用心去聆听和陪伴也是因为我们在乎这个主语,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祖国。

时间原因,我本来希望现场有一个互动,我希望大家还可以利用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式,网易新闻客户端和网易财经客户端的平台进行提问,因为下午还有更多精彩。再次掌声响起,送给四位。

虽然不能满足各位提问的需求,小艾谨代表主办方给大家一个补偿,也算是给大家送一个礼物,在开场的时候我给各位介绍了,今天为了回馈各位的到来,感谢各位的光临,主办方准备了一个抽奖环节,先公布奖品,非常精美的苹果电脑,抽奖方式,各位在序厅进来的时候,如果你扫描了我们的二维码,发了朋友圈,你的信息应该被录入到我们的系统里了,接下来有请工作人员上台,我们将在参加今天上午场所有的朋友这里抽取幸运观众,获得苹果笔记本一台,下午在论坛的最后还会有一轮抽奖的机会。

请现场工作人员上台,开启抽奖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