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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12月1日参加网易财经大型策划活动《100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茅于轼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进步是几千年来没有的。他指出最值得继承的是经验就是，扩大人们的自由，并保护每一个人的财产。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选择了价格双轨制，使中国避免了俄罗斯的道路。但是中国仍然面临贫富差距的问题，要特别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应通过满足公共物品的建设让穷人先富起来。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要转变，但是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要适可而止。对于未来三十年，茅于轼充满信心，但他也提醒，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呈会逐年下降的趋势。
改革开放取得的进步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有的
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茅于轼表示，改革开放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是几千年来未有的”大进步，经济方面当然最突出了，经济总量现在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非常大进步，其实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进一步指出最值得继承的经验就是，扩大人们的自由，并保护每一个人的财产。最值得反思的是“坚持老做法”总被认为是正确的，这样会妨碍改革的前行。茅于轼认为，三十年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价格双轨制”，中国上世界八十年代就酝酿着要价格改革，争议非常剧烈，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不改不行，但朝什么方向改，问题非常多，最后找出了一个双轨制的办法。这是中国跟俄罗斯不一样的地方，俄罗斯没搞双轨制，中国搞了双轨制，所以改革的阻力比较小，计划继续有效，享受继续计划好处的人的利益没有被侵犯，同时有一个市场出来，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价格就在市场上形成了，这是发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
中国行政调控色彩依然很浓
茅于轼指出，政府在经济上滥用权利不是新问题，是计划经济以来就有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改掉，政府配置了太多的资源，没有交给市场去配置，这造成了经济效率降低，但它并不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通过收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茅于轼指出，贫富差距问题会一直存在，不可能马上解决。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应该让穷人富起来，而不是人富人都变穷。现在全国人民很多都已经富了，但是穷人还没富，要帮他们富。只有这样的话，整个社会才会变得富有，贫富差距问题才能缩小。在谈到如何才能帮助穷人变的富有的时候，茅于轼指出政府应该做好公共物品的提供，办法其实挺多的。比如教育方面的，这是最根本的，因为穷人受教育不行，再就是社会保障、医疗各方面的帮助，还有民间的慈善机构，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儿。同时政府也要做好再分配的工作，即通过税收来缩减贫富差距问题。
茅于轼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通过税收来调节贫富差距是最主要的办法，特别是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茅于轼称，“我是比较赞成向富人多收税来帮助穷人的。”次要的办法是通过民间的慈善活动，让有钱的人捐钱帮助贫困的人。
茅于轼认为个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解贫富差距。他指出用合法的手段来剥夺富人是必不可免的，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更和谐。但是他反对用非法的手段来剥夺富人，比如土改时斗地主，。用一种流血的、没有法定程序的办法来剥夺富人，这对社会是很危险的。
茅于轼指出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比如对财产性收入的审查就很不规范也很难执行，目前实施的个税申报制度仍有很多纰漏之处。
政府的四万亿投资对就业效果不明显
针对当前政府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茅于轼指出，这是政府为了增强信心而做的努力。沿海某些行业是受影响比较严重的，现在主要是出口加工行业受到影响，玩具、电子、服装，但一造成大量失业后，整个经济就会往下走，老百姓的购买力就会降低，这样一来什么行业都会受到影响，这有一个时间过程，到那时候，更多人会感觉没有信心了，所以政府现在要拿出钱来救市，希望恢复大家的信心。
茅于轼认为，信心之所以受到打击是因为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渲染也有点过头，打击了信心，你要说恢复信心，首先是客观形势要有好转，另外不要自己吓自己，没有那么严重，被说得那么严重，这也使得大家的信心受到了伤害。
茅于轼指出这次危机非常罕见，中国政府拿出四万亿投资是应对之策，但是应该注意对就业的拉动效果。他指出政府的这个措施对于GDP的拉动会有效果，但对于就业没有效果，它不是瞄准就业，是瞄准GDP的。
茅于轼认为，政府不应该靠投资来拉动GDP，而应该靠就业来拉动GDP的增长。政府花钱应花在就业上，花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上。而不仅仅是投资项目上，比如铁路等。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转变
茅于轼指出，中国过去的方式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客观环境变了，所以不能老不变。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客观环境在发生变化，首先我们的外贸盈余太大了，造成了全球的经济不稳定，人民币必须得升值。假若中国在三四年以前升值的话，今年不会有那么多麻烦。现在还有观点认为要挺着不升，这会使得当前的日子好过，但是以后会更加麻烦。所以总体上说，中国三十年来的政策没有毛病，而是没有及时调整。
其次，中国还要面临国际上后来居上的竞争者。这些国家的工资比中国还要低，比如越南、印度、孟加拉、埃及等国家。中国如果还靠低工资竞争，竞争优势就没有了。
第三个变化就是环境破坏，三十年来中国的环境遭到一些破坏，挑战越来越大。低工资、低环境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难以维系，所以中国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没有其他选择。
对于如何转变的问题，茅于轼指出要改成中国企业要朝着发达国家企业一样的高技术、高管理的模式发展。他指出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在技术上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管理上也有非常大的提高。但是中国的情况差别也很大，南部各个省的管理上、技术上、分工上、社会关系上比东北的情况好得多的多。这个过程是转变以往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转变成节约化的、高度组织化、高度技术化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结构也在变化，过去是工业，现在恐怕要转移到服务业上了。
谈到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产业升级现象，茅于轼指出这种现场是个很好的现象，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是欠发达地区的问题还不是产业升级的问题。他指出欠发达地区有一个通病，就是民营企业起不来，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要让计划经济退出，让民营经济上来。但这些地方在全国GDP分量中占的比例是不高的
政府在转型中对企业的帮助要“适可而止”
对于政府在转型中的作用，茅于轼指出政府是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比如说对社会劳动力的培训。政府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好的、有一定技术能力、能适应市场的劳动力，那企业转型就会容易一些。再有就是技术上、资金上、信息方面帮助到企业。融资方面，政府给予企业贷款、担保、或者是在税收方面进行减免，还有就是在信息方面的，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潜力，一个企业要升级，是按照原来产品的方向还是另外找方向，他们都需要一些信息，在这方面，政府应该更多提供信息。
茅于轼指出，如果政府帮助很多企业做事，手伸得很长，可能会缩减企业在市场里活动空间。所以政府要适可而止，只是提供信息服务，提供教育，但不能把企业都管起来了。
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会降下来
茅于轼指出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速度继续高速发展的可能性不大，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会是9%、8%、7%、6%往下走，是什么速度很难估计，但趋势肯定是往下掉的。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哪些方面，茅于轼认为主要来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内方面老百姓致富的愿望还没有实现，穷人需要致富，需要解决收入的高增长，财产的创造和分配，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国际上的原因就是世界上外来的影响，中国改革成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外国的模式。比如技术，比如市场制度。这样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今后三十年这两个因素也还继续存在，但不像过去那样跨度那么大，可能速度会减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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