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场直播将于12月15日19:00开始。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2015网易学家年会，本厂论坛的主题是重建中国公益生态。今晚的论坛也是拉开2015年度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的序幕，今天网易诚邀各方嘉宾到场，参与本厂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网易公司副总裁李黎女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国别主任何佩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公共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这里我们用掌声感谢各位的光临。

首先，我们有请主办方网易公司副总裁李黎女士致辞。有请！

李黎：各位尊敬的来宾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2015网易学家年会如期到来，我谨代表网易各位同仁感谢在座嘉宾的盛情出席，本届网易学家年会是我们连续举办的第六届年会，今年我们首次设置了公益论坛，公益在中国方兴未艾，虽然也遭遇了很多社会的质疑，但依然赢得了越来越多公益人和公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网易是国内最早建立有态度公益的门户之一，在诸如汶川地震等多次自然灾害中，网易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捐助，同时搭建公益平台，引导公众关注和支持中国各项公益事业，传播公益正能量，让更多人相信公益、参与公益是我们今天会聚在此的重要目的。每个公民都有向善慈悲之心，公益已经成为社会和民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当下的诸多争议，中国公益应该如何前行，企业和民众如何有效参与、如何重建中国公益生态，这是我们想和在座各位以及广大公益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请允许我再次隆重地介绍今天的各位嘉宾，我们有幸邀请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代表处副国别主任何佩德先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屠猛先生。国务院参事有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先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先生。还有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先生。让我们来分享他们对于公益的思考和实践。

最后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嘉宾，正是由于你们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支持、付出才使得整个社会生态越来越健康、可持续，期待大家携手共建最美好的公益生态。谢谢大家！

何佩德：大家晚上好！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李黎副总裁非常感谢刚才您的致辞，刚才您讲过了您已经效力于网易14年了，实际上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是工作了14年了。所以14年之前我想说还没有一些相关的企业能够来探讨这个公益事业，但14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来探讨公益了，中国的一些私有的企业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地美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对于这个公益方面的演讲了。

我想说，公益的生态对任何的社区以及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只有人们来支持政府，政府也支持人们的话，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只有人们能够享受到教育、享受到健康以及能够享受到其他的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样的话他们才能自己加强他们自己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已经谈到了这种公益，他认为公益能够进一步地推进社会的发展，对我们人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在70年代，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实际上在公益上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提供大家可以承担得起、负担得起的教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能够获取到他们获取到的健康，所有的这些都是越来越重要了。对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现在会支持各个政府的工作，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支持政府的工作来建立起这种公益的生态系统。中国现在在不断地继续地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新的挑战能够出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挑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的网络。在世界上很多的社会都面临着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这些国家。中国面临的情况更有挑战性，因为中国的人口是非常巨大的。中国政府也对中国公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承诺。我想说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强调我们需要来发展公益事业，这样进一步给人们提供支持。

因此我们需要来实现在机制方面的相关的改革，这样的话再进一步地解决中国人口现在面临的公益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在福利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机制来解决公益方面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的一种模式还是碎片化的，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是缺乏一些相关部门的沟通和相关的整合。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能够影响到中国的公益，同时也能够影响到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人口在不断地老龄化，城镇化速度也在不断地加速，这样的话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公益以及中国的福利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地努力，需要加强中国的能力，设立一个整合型的公益的生态。我们需要有免费的教育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内容，但我们需要来进行一种很好的设计，否则的话如果不能进行设计的话，我们在城市以及农村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

类似的是中国的医疗体系现在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医疗体系还不能实现全民的覆盖，我们也是需要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管理，另外还有养老金的制度，养老金的制度现在也仍旧是碎片化的，也是没有给我们相关的老年人带来一定的好处，所以说这些人在养老之后就会面临一定的问题，所以说中国未来的公益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相关的设计等等才能进一步地实现未来社会的和谐的发展？这也是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一个相关的工作。我们整合式的公益系统要避免碎片化，中国政府也已经强调了将会作出更多的努力，实现这样的整合，同时也能够让人们享受作为这个国家公民所享有的一些权利。

另外一点就是每个国家都不是单打独斗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都是一样的，当然各个国家虽然有不同，可是也有类似点，各个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学习，比如说像日本还有朝鲜，这些国家有强制性的教育，另外在美国也有一些相关的平等教育的相关问题。所以说每个国家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同时有一些类似点，各个国家也应该进行相互的学习，同时要考虑到自己不同的国情。因此我们的领导层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自己的智慧，应该建立起公益的生态系统，这也是整个经济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部分。在中国，我们有区域的不平衡和相关的问题，另外是税收的问题。税收出现的问题也能够影响中国的公益，我想说如果要进一步改变中国相关的公益生态或者是公益模式，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公益的模式是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化的模式在未来也会继续带来更多的问题，这种公益的模式也是一种不平衡的、碎片化的，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步，比如说对医疗保健和教育已经有很多的资金以及融资方面的支持。

针对农民工和儿童的政策也应该发挥足够的作用来推动过程的进展，还有科学教育、素质教育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可持续性的进展。对医疗健康，我们还需要在城乡推行平等的医疗机制，同时也发现这样带来了很好的正面的结果。同时我们还需要对员工还有公务员以及城市的工作人员公共事业部门的公共人员提供更好的养老金制度，因为这些机制现在已经给了更多的人带来了福利，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也会在今后进一步继续下去。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需要保持公开的公益机制，我们还需要足够的机制和工具来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变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公共支出占到了整个政府支出的30%多一点，占GDP的1%，在整个OECD国家不是处于特别高的水平，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权责分明的机制，能够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中进行权责明确的分配，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得到政府之间进行更好的责任的分工。但是仅仅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必须要在不同的领域共同努力，让不同的机构更好地针对那些特别边缘化的群体进行服务，同时在不同的情况下政府是不能所有的事情都一一顾及到的，我们必须要让民间社会和私营机构参与进来，因此我们必须要抓住这方面的机会。过去中国的民间社团取得了非常蓬勃的发展，仅仅是数量就已经增加了很多倍了，而且这些数量现在在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还在不断地上升。这样的民间社会可以让中国更好地改善公益环境，同时也能够为组织本身带来更多的财力物力，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对公众提供更好的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我们也需要增加在公益方面的投资，我们也必须要在投资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我们进行健康方面的改革，除了政府机构方面我们也必须要给大家提供更多更普遍的教育，因为我们也需要养老方面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有长远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福利，一体化和社会公益机制的进一步的制度化和合理化也会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的民间社会还有政府以及科研机构也能共同努力，更好地进行关于一体化方面的政策研究以及进一步的改善。但是，这样刺激的改进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付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好的结果。

中国的公益机制发展时间不长，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中国的公益事业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影响力，同时它也有很强的复杂性。作为UNDP，我们非常相信中国将会朝着更加好的方向发展，也相信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障碍一一克服，我们也相信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几年更多为中国提供支持，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好，同时也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当中推行更好的政策。同时我想中国的成长在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也能够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何先生的精彩致辞，何佩德先生于2012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别副主任，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负责一组非洲项目，他游历过135个国家，并在努力与他个两个小孩同步学习中文，我们非常感谢何先生的精彩演讲。

下面请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涂猛先生作主题演讲。

涂猛：大家好！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而且特别钦佩主办方在经济学家论坛当中能够放进公益的话题。

我今天给大家要分享的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于去行政化、市场化的一些思考，主要是我们的一些探索和实践。最近关于市场化有讨论，在讨论中事先要明显大概是我们来怎么理解关于市场化的定义。我们比较喜欢维基百科的定义，市场是作为用市场作为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等基础手段的一种状态。它告诉我们市场化是手段，市场化不专属经济，还用于解决社会和政治的问题。

我们理解三中全会的决定讲社会公益组织要加速去行政化，我们认为它是等于要去市场化，而且我们认为市场化不等于社会公益组织以盈利为目的，市场化绝不意味着我们将以盈利为目的。我们分析市场化的时候的组织也要做关于组织的环境的扫描，我们特别关注目前政策的环境，特别是社会治理的改革，我们认为这个转变会带来很多方面的深刻的变化，包括社会治理，将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手法由刚性向柔性的转变。

我们也注意了很多的政策的表述，包括我们还对照三中全会的决议和决定。决议用了一个概念是要解放和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决议还有两个字——解放。要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依法自制，发挥作用，四类组织可以直接登记，以前是要找婆婆，要完善慈善捐赠减免税的制度，要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社会组织，要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要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在学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等字。对这个政策我们理解，作为公益类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在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要加速自治、自律，要去行政化和去市场化，去官为民，建立法人治理机构。同时我们也特别关注法律的环境，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对这个我们也作如此的理解，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制度变迁当中，新的制度将不断释放两大红利，它包括了要降低交易的成本，包括要转变激励机制。在去行政化和去市场化的背景下，新的激励机制将不再是基于身份而应当是基于绩效的激励。在相同规则的基础上，社会公益组织要公平地来竞争，我们要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律。

我们也要分析经济环境还有包括捐赠的供给，社会公益事业的经济基础来源于捐赠，在全球包括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捐赠在今年内将会保持在1000亿左右的规模，这个数有一点蒙，去年是将近1000个亿，今年是不是还到这个数看不准，我不仅时刻关注我自己的基金会的额度，我也在关注其他的，去年过5亿的有3家，今年看他们的数据都在往下掉，要看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最后还要找原因，经济下行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去年大概25%捐给了政府，75%捐给了社会组织，政府这几年接受间增的比例都在下降，去年掉到了25%，社会到75%，这当中基金会对这一类的组织大概去年接受捐赠是370多亿，而且去年全年的教育的捐赠大概是270个亿，其中有50%去了像高校的非公募基金会，大约是50.4%，去年我们占市场份额是7.4%，作为一个机构的秘书长经常要盯这个数，也要盯市场份额，担心自己往下掉。还要分析自己行业的环境，我们认为行业准入的壁垒将进一步降低，政府监管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而且基金会的数量将持续地增长，今年到11月的时候，11个月新批了492家基金会，而且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并轨，现在还没有，我认为在合流，有呼声需要并轨，取消非公募，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两类机构在并轨，因为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合作，来公开向社会募捐。非官办的公募基金会、草根NGO将持续受到市场青睐，我听邓飞讲今年的捐赠又创新高，持续受到市场的青睐。官办基金会市场化体制改革，同质化竞争替代品的危险加剧，社区化、小型化专业化这一类的组织奖快速地发育，行业合作进入到包括自律、维权、强强联合等多元化的新阶段，基金会行业已快速形成前所未有的严峻竞争局面，应该从寡头垄断进入到垄断竞争，中国的公益20多年前一个部委办一家，中国有几家都是官办的自上而下的，现在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垄断还在主要是政策方面的，准入的壁垒是下降的。

包括舆论环境郭美美事件和河南宋基会的发票门社会公信力的危机正在发酵，我们经常讲公开透明，我们分析认为还应该加两个字，还必须是“有效”的。并且对官办基金会和非官办基金会有加以区隔化的趋势，我参加过几次学界的讨论会，包括制定政策，国家公益事业七年发展纲要。所有官办基金会都是特权基金会。三中全会后舆论对官办基金会的市场化改革充满了期待。

我们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社会公益组织市场化。

第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市场化道路。我们的道路非常艰辛，89年成立，那时候团中央作为一个部委可以办一家基金会，要到中编办去批，自收自支财政部管，但也是事业单位。这是一个官办民养的基金会，我们成立的时候团中央给了我们一万块钱做工作经费，借了10万块钱，那时候在民政部就可以登记办一家基金会，现在好是几百万了，那时候门槛比较低。

当时内部就有比较多的争论，当时我们用的概念是社会化，不能让团中央发文，不能通过体制、通过有限的权力来配置社会公益捐赠的资源，自己去走，当时叫社会化的动员。要进入市场，要社会化，第一要有自己的产品，通过什么竞争？先做希望工程，然后来选择你的营销的模式，公益营销到底选择什么模式？刚开始学美国，基金会就要有一笔钱在那里，一笔本金在那里，通过增值来做服务，之前走美国模式，结果从89年走到1992年3月份的时候大概将近3年的时间，中国青基会发展到1000多万。不信任，为什么要把钱捐给一个基金会，因为我们很陌生。那时候我们改变做一助一，把产品标准化，包括捐款标准化，当时捐200块钱就可以结对资助一个失学的儿童，你可以去探访他。这个办法比较管用，当时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突破了500亿，这个一下子进入到品牌规模扩张的情况。后来又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好几年统计，每年我们一家希望工程接受的捐款比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支持的所有的基金会加起来的捐款还多。很多年是这么一个状况我叫一骑绝尘。但有两个观念没有跟上，一个是社会观念还有是法律跟不上，在什么地方？在当时的制度规定要零成本运作，基金会的人员的管理成本要从基金利息中支付，社会也是这样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管理的成本怎么解决当时只能做投资增值，市场还不是那么健康，不是那么完善的，风险非常大，这个过程一直到2002年，最后我们创新一个制度叫社会公约，跟捐赠人约定你的捐款中有10%将用于我们的管理行政成本，但是是无法可依的，我们就这么约，律师告诉我们这么约定法律上是有效的，02年把这个制度镶嵌进来，通过两个办法最后能保证机构的基本的运行。

到目前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市场化的形态，我们始终认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公益机构，首先应该是有核心价值观的机构。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认为核心是你的价值观，我们统计了方法，定核心价值观的我就学联想，柳传志怎么把联想的核心价值观给找出来的，学他的方法论，找了一些维度，必须是终极的原动力、超越界、自洽、个性、稳定、差异化等等，最后我们把中国青基会核心价值观定为八个字，恪尽天职、共创希望，核心是后面的两个字，要给受益人、捐赠人、给我们和社会都创造一种希望，带来一种希望。

同时要解决品牌市场的定位，要做这么几件事，第一是品牌的使命，让每个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我们核心的价值是助学育人、共创希望，这个品牌的价值追求和机构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的专业模式和救助和发展模式，不是单纯的救助的模式，我们品牌的愿景为天下所有贫困孩子的幸福人生创造美好的希望，这个品牌中我们还确定必须有四个元素，农村、贫困、教育和青少年。

同时我们要协调两个市场，我们公募基金会一直认为和非公募基金会是不一样的，我们同时要面临两个市场，我们要挑一负担子，一个是受益人市场，一个是捐赠人市场，在面向两个市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确定两个立场，包括受益人是我们的唯一主要客户。捐赠人市场份额取决于受益人市场的份额。要理解这句话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温家宝总理去天津被人下跪，是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爸爸，当时总理从口袋里掏钱给他了，他回到北京特批几千万的钱用来政府购买，最后这笔钱给了我们一个同行另外一家基金会，为什么要给他？因为他手里那个时候已经有了4到5万名案例，向他申请来做白血病的救治的。你要多筹钱必须要把受益人市场做好。包括我们产品服务和模式的开发创新，要永远以受益人的需求为导向，要与受益人感同身受，这是永远的方法论也是核心的方法论，包括要以受益人是否因为受助而发生积极改变，所有希望工程成败的核心的或者说唯一的标准，事情做好了没有、做成了没有，讲有效性。什么叫有效性？对受益人市场，我们的基本思路和任务，第一是渠道的建设希望工程在国家工商局上注册，品牌所有人是中国青基会，我们对此进行授权，每个省都有基金会，青基会我们授权使用专用的商标。第二要做好代言人，基于对受益人需求的科学评估，做到利益表达、当中也包括了政策的影响，社会倡导和资助服务要协调，要助学育人，不仅给助学金，要很多着眼于受益人的能力，而且25年的实践，我们一直观察我们一些很好的受助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们提炼出来 有三种能力对他们非常重要，第一是基于理想信念价值观的能力，第二是基于专业课程的知识能力，还有是基于社会实践的行动能力，这三个能力非常重要，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提高这样的能力。同时要根据受益人需求的细分来做好市场和服务的覆盖，要雪中送炭要集中资助，包括要构建受助学生的组织化的机制。今年我们把受助学生组织起来形成新盟，他们正在设计制度，每个孩子每个月捐至少1块钱，建立一个基金，大家一起来管理和做项目。

对捐赠人的市场我们是采取这样的思路，第一我们认识到捐赠人是我们最重要的支持客户，他不是主要客户，但是是最重要的支持客户。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捐赠人跟受益人有不对称性，不互相因果，有了捐赠肯定有人受助，但有人提出求助的申请不一定有人来捐助，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来社会捐赠的资源，对我们而言是最珍贵和稀缺的资源。现在的捐赠人也有一些特征，最明显的特征是追求捐赠的价值，包括捐赠之后要参与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坚持了我们的大客户的战略，因为整个捐赠市场，我讲900多亿、1000多亿，70%还是来自于大客户和企业的捐助。我们也在做大客户的战略。同时我们要开放创新来建立符合机构和品牌价值使命的多种机构和捐助项目的模式，我总结了五种模式。小客户，也是我们要扩大的市场份额，包括用网络来动员，通过商业渠道的叠加与开发来动员小客户，包括我们和招行合作，招行动员他的持卡人，广发行也是如此，把公众小客户通过商业渠道动员起来，我们也要做小的公益产品，包括低价格的战略，包括要标准化，包括要做品牌的延伸，现在我们跟奔驰合作做品牌延伸，在4S店，包括在线上开始营销，这样的一些产品，以收入来做公益。

我给大家报告的就是这么多，我刚才讲了我们机构的出身和成长，我们是被大家称为的官办的基金会，是官办民养的基金会，25年我们一直是在很艰苦的走我们的市场化的道路。中央文件提出来要去行政化、市场化，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制度安排，因为很多事情要自上而下。我们最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但能够选择我们正确的发展道路。谢谢！

汤敏：非常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探索如何重建中国的公益生态问题。

要重建首先就要提出为什么要重建，如何重建。要重建也就是说现在的公益生态不够好，或者说很不好，所以需要重建。关于中国公益生态，确实是比较困难困难一方面可能因为郭美美红十字会等意外的问题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公益界需要一种革新，需要一种改革，需要一种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办法来推动，这种可能重新赢得企业和社会的关注，如果我们仅是做传统的一套的话，那么可能社会对这些关注就越来越不够。因此，这个公益生态需要重建。

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更难的问题，因为全世界的公益目前也都处在一个比较常态化的、一般化的发展。某种意义上来说，全世界的意义也要重建，也应该重建，而在这个领域中国的公益有可能能赶上别的国家的步伐，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邓飞的免费午餐，就很可能是全世界没有过的一个最大的而且最有吸引力的一种公益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年前的中国的希望工程也是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这些东西需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重建，不断地给社会以新的刺激，这样才能够赢得社会的认同，才能够不断地去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这个公益要解决社会急需的大问题，而全世界的公益基本上解决的是补充性的问题。怎么做呢？我们友成基金会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希望个大家探索如何重建，重建之后的效果如何。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慕课为什么是一场教育革命，听起来好像和今天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教育是扶贫和公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青少年基金会、希望工程做的就是教育，目前在全世界都掀起了一场慕课的高潮，用英文MOOC、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用互联网的方式把优质的课程公开化，这个网易应该来说是做得最高的，网易公开课想必都看过。

2012年号称是慕课元年，网易公开课远程教育早就做了，为什么2012年才加元年呢？因为新的慕课跟传统的公开课的完全不一样，它把很多的东西都用进来了，目前在教育领域正在掀起一场新的热潮。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做的慕课都是高大上的事情，什么叫高大上？都是由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耶鲁大学这种高大上的学校，把他高大上的课拍下来让高大上的学生去看，因为差的学生看不懂也用得不多，都是一流学校的学生在学习这些东西，目前为止这些都是高大上的东西，能不能把这一个工具用到咱们的扶贫上，能不能把大用在咱们的公益里面，能不能用这套东西来改造来重建公益起码是教育公益的生态？这个就是我们的尝试。

什么是革命？百度百科说革命就是推动事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成新质的一种飞跃。为什么说慕课是一场革命吗？我们来看慕课的理念，它的理念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可以学到任何知识。在传统的教育领域，你不可能做到任何人，我们好多的贫困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或者上了学以后也就是初中毕业做不到任何人、任何地方，好地方和差地方的教育差得很远，他不能在任何时候非得要集中拿出专业的一段时间来学习，更不说学不到任何的知识。反过来，如果新的慕课做到这一点，就是革命性，而这个革命里对那些上不起、上不好的贫困地区的学生就格外地重要，因此它就有可能被我们公益界所应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是一个长期以来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行业，孔夫子2000多年前他一个人能教三千弟子还有七十二个贤人，我们现在老师有这个劳动生产率吗？没有。也就是说这几千年来我们教育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化，因此教育所花的钱越来越贵，教育在国民经济里的比重，老百姓花的钱、政府花的钱越来越多，因为别的小麦、衣服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所以相对成本越来越低，而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所以学费会越来越贵，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新技术能把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0倍，这个行业就会产生一场革命，而新的慕课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课16万学生在上，一个学期，你想它的劳动力岂止提高的10倍，因此它是一个革命。为什么需要慕课革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消费要从排浪式的转成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也就是说未来的消费是私人定制式的消费，而在私人定制消费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个性化的生产，所以中央全会提出来，未来的小微企业非常重要，因为个性化的生产就完全需要不同的生产形态，而在这个时候，它需要的人才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他需要大量的创业的人才，他需要大量的创新的人才，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的，因此教育也需要一场革命。

未来社会是万人创业、人人创新。中国创业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教育不公，在做公益的人最了解。第二是创新不足，而创新又是未来特别需要的。第三是我们往往没有太注意的，就是未来的教育体系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不能把教育只局限在小学、中学、大学、幼儿园等在线学生的身上，而是一个终身教育的体系，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根本就不能提供终身教育的需求。因为我们最多只能做一点EMBA、MBA等小小的一块，剩下的巨大的终身教育现在没有人在提供。

于是需要慕课。问题是，这三大难题是传统的教育体系根本解决不了的，教育不公的问题，传统的教育体系解决得了吗？不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希望工程把教室盖得好一点，现在农村大部分地区的学校建得跟城市差不多了，但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质量公平的问题，还有教师的公平问题，教师是人，好的老师总是少数的，就是把重点学校拆了，把重点老师撒都到农村去，能解决几个农村教育公平的问题，传统教育是解决不了的。同样，传统的教育也解决不了别的东西。那么慕课这个东西行吗？

看一看我们的实验，这是友成基金会做的实验，中国最后的学校是人大附中，中国最差的学校是贫困省的贫困县的贫困乡一级的学校，现在就是内蒙古的一个乡村贫困县的乡的中学的学生跟人大附中的同学在同堂上课，这是人大附中的课堂和学生，头一天人大附中老师讲课我们拍下来放到网上去，当天晚上当地老师先看一遍，把超出教学大纲那部分切掉，45分钟切成大概30分钟左右，第二天在我们贫困地区的学生里放这个录像。人大附中老师学生提，当人大附中老师提问由人大附中学生回答的时候，这个老师站起来把声音关掉，由当地的学生来回答，又这个老师判断学生掌握的情况，如果绝大部分都掌握了，把这个视频一开继续讲，如发现分学生没有掌握，这个老师讲两分钟把这个概念再讲一遍。一个学期下来，这个班级学生的成绩比没有用的高了20分。

在广西白色地区田东县的学生他们的班高了40分，这种模式我们正在全国18个省130多个学校里实验，这是贵州省毕节市的威宁，在中国最穷的一个县的乡村中学里，他们正在上人大附中的课。大家看一看，这是乡村中学，看硬件的话不比咱们城市哪个中学差，甚至还有电子白板，但他们就是没有好的教学的老师，现在这些学生直接上的就是人大附中的课。

这是我们在吉林长春建的中储粮小学，这个小学连英语老师都没有，现在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学里没有英语老师，因此开不出英语课来。怎么办？我们也在实验，我们实验一个没有英语老师的英语课，也是通过远程的方式把课做成卡通，由一个数学老师或者由一个语文老师在里面，他不懂英语但这些卡通学生直接跟着他学，我们多少孩子们学，在早年的时候我们看的是follow me，没有老师我们也可以学，现在正在全国10几个没有英语老师的小学里在做这些实验。我们还在甘肃省的四坝的贫困中学实验电子书包，这是更先进的，就是一个平板电脑。当学生有一个平板电脑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课本放进去，作业放进去，把老师讲课也放进去，这时候我们的学生就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进度来跟着人大附中或者是好的学校的老师来学习，可以有不同的学习的速度。这种方式大家可能觉得好笑，平板电脑是不是太超前了？便宜的平板电脑在深圳做的600多块钱一台。现在每年给贫困地区的学生的免费课本就200到300人民币，两年的免费课本钱就可以碰一台平板电脑，我们为什么还要砍树印课本，为什么不直接发平板电脑？现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泰国都给学生发这种电子书包，能不能在贫困地区优先用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教学点特别地适用，什么叫教学点？一个小山村里也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有12个学生，一个老师，这12个学生里2个一年级的、三个二年级的，4个三年级的，老师得英语数学都先上一年级再上二年级的，一个老师拳打脚踢什么都得学，这样的学校的质量能好吗？几年前我们搞并校全部学生都要中心小学去，到镇里学习。但得走3、4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地方，去不了，7岁的小孩就要住那个学校里，自己做饭自己吃饭，现在有邓飞的免费午餐了，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即使有了免费午餐他们的生活能自理吗？但如果在这样的学校里，每个学生配600块钱两年的课本费的一台平板电脑，把课程放进去，那个老师就可以作为像辅导老师一样了。这样在传统的情况下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搞不好他们反而学得比城市的学生更好。

这些不但能得到较好的教育，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现在联合国正在着急的问题是数字鸿沟问题。未来的世界贫困地区的孩子贫困不是因为学得差，很可能是因为不懂计算机。到初中的时候才每个星期给他一个小时摸一下计算机，而我们城市的孩子从幼儿园还是就在pad上玩儿，所有的东西都在计算机上，这些孩子们不懂，这就叫数码鸿沟，而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数字鸿沟是非常严重的，这些都是在反贫困的时候，现代化的手段可以帮助并不需要多大的投资。在现有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到。

大学生的就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国家鼓励大学生要进行创业的培训，现在国家要求每个大学要把大学生创业作为一种必修课，但是绝大部分学校开不出来，因为老师不懂创业，老师即使开出创业也是纸上谈兵，我们友成基金会做了一个创业咖啡的项目，我们在100个大学里上创业课，每个星期两节课，我们请了徐小平，还有尤努斯，我们由企业家来讲这个创业课。现在在100家大学在开这个课，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第一流的大学，也有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连三本都不是的学校，所有的学生跟北大同学同堂听课，这是北大的课堂，我们把这些企业家请到这儿来讲，我们请一个公司把它拍下来，直接传到其他的99个大学，跟现在一样就在大屏幕里听徐小平他们讲课。中间还有20到30分钟的互动，全国在互动。期末考试，我们就是每个学生和一组学生要拿出一个项目建议书来，每个学校请当地的企业家来跟他PK，好的话当场就投资，就可以做。我们现在能把这一个课上到100个大学，就可以上到1000个大学里，不用增加一分成本。我们能把一个课这样上，所有的课都可以这样上。这些就是来解决三本、五本的学校跟一本、985、211巨大的鸿沟，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况且刚才我们谈的现在实验的都还是在学校里，这种模式真正的大市场是什么地方？在校外，现在好几亿人需要不断地培训，我们2.6亿农民工需要培训，他们不能够得到培训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的话，会把整个的工业水平拉下来。白领需要培训，需要提薪、需要出去创业和提高我们的水平，现在没有人提供很好的培训，我们蓝领需要培训及全社会都需要，现在没有人提供，而这个是完全可以通过慕课的方式把它做成5分钟一课，现在慕课标准是5到10分钟，甚至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得到培训，拿你的零散的时间，拿平常看的没有的微信的时间就得到了培训，而这种培训可能是非常有意思的培训。这些就是新的教育的革命。

慕课能干什么，我认为仅用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提供公平的优质教育，这是最近习总书记提出来的，要解决贫困、反贫困第一条就是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得到公平的优质教育，而只有有这种方法，只有用慕课才能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因为现在最终一个大学才开出3000门课来，因为只有1000个老师，而放在网上用慕课可能有上百万不同的课，非常细化、多样化个个性化的教育，给你个别的辅导，只有这个才能提供真正的终身教育。

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我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改变教育》，这本书大概2到3个星期就要出来。

里面详细地介绍了公益为什么做得更好、更精，解决我们现在头疼的一筹莫展的重建、重塑新的公益生态问题。当然慕课只是个工具，它是一个传统工具，它是一个必要条件，什么叫必要条件？就是没有他一定做不好，有了他可能做得好，可能做不好，还得要往里面放内容，还得需要方式。但工具非常重要，因为任何的一场革命，估计是由生产工具的变革引起的，第一个工业革命是小小的蒸汽机，怎么也没有想到引起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生产工具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对这场新的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能不能得到这种新的教育得到提高，跟什么时候参与这场革命还得看政府教、教师、学生、家长和企业。这场革命能不能率先地引入到贫困地区去，还得靠我们公益组织的努力，因为即使它是场革命，如果按照市场逻辑的话，它就跟现在西方国家一样，先是高大上，先是哈佛、MIT，慢慢到中等的，慢慢到中等城市，慢慢到县城，最后到了乡村和贫困地区，如果按照市场逻辑的话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公益人参与，就率先连别的地方还不知道这场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送到最贫困的地区解决我们最需要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重塑重建公益的新的生态，而这些就要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方式来推动。有了这些我们还可以重拾社会对公益的信心，我们可以重拾社会对公益的兴趣，而把这些信心和兴趣转变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力量。

谢谢大家！

邓国胜：大家晚上好！我给大家汇报的是关于公益事业发展的趋势与企业的角色。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是背景，回答什么问题？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网易搞的是经济学家年会，跟我们公益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学年会现在要谈公益，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第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公益事业现在到底发展的基本的情况是什么，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最后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企业、企业家到底在中国的未来公益事业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背景我们呆在北京感知到了雾霾，你们都呼吸了雾霾，整天为人民服务，现在社会问题转型时期是越来越多，除了雾霾还有很多的问题，你们担心食品安全吗？喝的水你担心吗？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养老，你们担心自己的养老吗？还有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其实现在面临的包括了贫富的分化，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当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政府财政特别有钱的时候，这就跟经济有关了有钱的时候不觉得这些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当你经济形式不好的时候，现在说要经济新常态，不像以前保八，因为只有保八才能保证民生，现在新常态了，经济增速越来越慢了，可能要调到7%左右了，经济一下调财政收入，最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了，财政没有钱了怎么保民生呢？我跟美国的慈善家聊天说，他们说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更需要企业家和基金会花更多的钱而不是因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少花钱，这时候才更体现我们的价值和作用，所以这跟经济有关，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发展公益慈善，因为公益慈善的发展反过来才能助推企业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非常好的条件，社会的发展反应过来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不好，社会问题很多，反而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恰恰是在经济形势越不好的时候，越需要我们发展公益慈善，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年会要谈公益慈善。

今年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特别提到，当经济形势不是那么好，财政出现了一些地方财政，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务会特别提出要发展慈善事业，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慈善帮扶，特别是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重建改革的生态，重建公益的生态，因为传统的公益慈善事业，更多生态链没有打通，我们只有一些公益慈善组织来，跟政府的链条没有打通，我们非常需要的是企业家和企业的参与，共同把这各方的资源打通，政府、公益慈善组织、企业打通，构建更好的公益生态链。

第二，简单分享一下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我们天天说要培育发展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事业，我们以前政策也不是那么鼓励的，在座各位都特别年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其实对公益慈善不是那么肯定的，其实那个时候是否定的，我们根据一些教科书的定义什么是慈善，慈善其实就是剥削阶级欺骗老百姓的鸦片，那个时候其实是否定慈善的，把慈善组织都给关了。到改革开放以后，78年到94年我们开始因为经济形势更不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经济形式特别糟糕，所以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那时候财政更不堪重负，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想想是不是可以比较一点公益慈善事业，帮助分解财政减负，1981年我们成立了第一家儿童少年发展基金会，目的是通过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能不能为财政减负，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发展慈善组织其实主要还不是从国内募款，主要是从境外，从华人华侨那募款，所以1999年我们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谁牵头出台的？是国务院侨办，那时候是这样的背景，我们对公益慈善事业政府的政策也不是那么地明晰，还比较模糊。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看主流的媒体《人民日报》基本上不提慈善两个字，最多是说公益。94年以后我们成立了中华慈善总红，至此慈善开始跟进了，94年之后开始开放，04年之后我们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才开始大力地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慈善组织的数量大幅度地增长，从以前的几十家、几百家涨到了2013年基金会就已经有3000多家了，除了公益慈善组织的基金会，还有很多的慈善会，另外还有一些红会系统也有很多的，这都是公益慈善组织最主要的力量。还有草根的公益慈善机构，数量有100万以上，真正有活力的可能也就是1万家左右了。另外从捐款的数量来看，04年以后发展很快，我们05年整个的中国的捐款才30亿人民币，到2008年首次突破了1000亿人民币，发展非常快。2013年989亿，这个图可以看出来，我们从2005年到2008年增长得是非常快的。这些年基本上有平缓的趋势，基本上徘徊在1000亿人民币左右，这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的状况。我们相信未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空间很大，捐款还会大幅度地增加。我相信最近大家也听说马云捐了多少钱，捐了好几个亿的美金，据说王健林也承诺公司上市也要捐不少钱，有人估计跟比尔盖茨基金会差不多。未来企业家越来越多捐助，我们捐款的额度也会越来越大。这是慈善组织的基本的数量，捐款的数量。

我们的慈善捐款占GDP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1000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是0.17%，美国的捐款在2013年是3000亿美金，占GDP2.2%，我们跟西方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其中最大的差异是志愿者的参与。北京、上海、广东志愿者参与比较热烈，比较积极，可是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中国跟西方国家差别最大的还不是捐款的数量，差别最大的是志愿者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真正参与志愿活动的人是少之又少，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第一是法律环境的挑战，第二是公益慈善组织还不那么发达，汤敏老师讲的友成基金会这样的创新性的公益慈善组织数量是还少的，我们慈善组织还不发达，企业公众的参与其实是非常不够的。这两个问题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国家的慈善资源还是非常有限。我们1000亿人民币的捐款占GDP的比重不过0.17%，而美国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2.2%，所以我们差距还是很大的。别看捐了那么多钱，1000亿左右，真正用的怎么样呢？能用得这么高效吗？其实不是的，很多钱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用的情况怎么样？你捐的钱使用得很有效吗？真正帮助人都很高效吗？不尽然。我们有很多钱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慈善资源使用是非常低效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怎么办？出路在那里？就是今天的主题，第一是完善法律法规，第二要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公益生态链，而这个最重要的是把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这些链条要打通。

三、企业在未来公益事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需要企业注入很多的资源，现在比例还不高，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富人数量的增加，我们希望公益慈善领域的捐款额度也会大幅度地增长。

第二，不仅需要企业钱的注入、资金的注入，更需要员工企业家、企业员工的投入和参与，因为在中国真正最掌握资金、掌握技术、掌握知识管理技能的其实还是在企业、企业家手里。比较而言我国的一流人才还是在企业，大学生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去公益慈善组织，不是很多。人才不是集中在公益慈善行业。所以在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大量企业的员工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积极做一些志愿者活动，做这种志愿者活动不像以前一到重阳节去养老院帮老师理七次发，扫八次地。而是未来企业的员工和志愿者要更深度的参与，带去他们的技能。比如慕课的例子，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每年的投入不过300万人民币，而且如果有企业愿意投资资金和愿意奉献知识技能，帮助一些农民工和地方怎么使用电脑和iPad，带去管理的经验和技术、知识，我相信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就不是今天这个状况了而有大幅度的飞跃。

最重要的还是要推动慈善效益的提升，为什么原来计划经济要转向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发展？因为市场经济能推动私人企业，因为私人企业的发展能推动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公益慈善领域也一样，我们也是需要提升效率的，而传统的很多慈善的方式，不仅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可能养了懒人，导致的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地严重，所以慈善同样也需要用科学的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早在100年前卡耐基、洛克菲勒就提出了鲜明的慈善观点。比如说卡耐基是通过教育来扶贫而不是简单地撒钱。洛克斐勒基金会最重要的是重预防，而是研发疫苗，所以你们知道当年在非洲有一个黄热病，是一种很严重的传染病，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是简单捐钱救人，而是每个基金会有自己的定位，它的定位就是研发疫苗。100年以后我们很多人都忘了，我们记住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研发了疫苗，使黄热病从根本上得到了遏制。所以慈善也是要讲究效率的。所以慈善也是新公益和新慈善，最大的是要整合不同的资源，不同部门的资源，追求效率以结构为导向。所以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提出扶贫济困我们要创新机制，推进股权捐赠慈善信托试点，要推动公益创投，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探索金融支持的路径，所以国务院常务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口号和概念，其实我相信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两个。第一，怎么做大饼整合更多的资源。第二，怎么使得这些资源使用的效率更高。要提升慈善事业的效率，最重要是需要企业和企业家的参与，为什么我们网易经济学家论坛要讲公益，因为公益慈善的发展、效率的提升同样离不开企业的参与。

从国际趋势来看，这些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个新的理念就是企业、企业家带来了很多新的理念，传统的捐钱就不再是捐钱的概念，捐钱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这种投资跟商业投资不一样，商业投资是为了获得回报和利润而公益领域的捐钱是为了获得社会影响力，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是社会影响力投资，投资于社会企业，还有新的很多的概念，比如说公益创投，公益风投就是引入商业界的风投的概念，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仅是捐献给公益慈善组织，像做风投一样要伴随你的成长，帮助你的成长深度地介入理事会，或者是深度介入发展的过程，不仅带来资金而且带来技术管理的经验，提升你的能力，来帮助你发展，而且还有退出的机制，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的理念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最新的发展的模式就是更好地整合企业政府基金会等多部门的资源。比如说最近在纽约高盛集团跟纽约市政府和一些基金会共同合作推动的社会影响力债券项目，和政府简单购买服务不一样，我们每年拿那么多钱购买服务到底解决了到底钱？西方国家跟我们一样效率不高。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社会影响力债券，由高盛集团出钱，纽约市政府来买单，怎么买？只有这个项目成功了，解决了问题了，纽约市政府才把钱还给高盛集团，不仅还本还有利息，如果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对不起你别说有奖励，本都没有了。所以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提升公益慈善领域的效率。

高盛集团是提升社会影响力。另外基金会给高盛集团也做了一定的担保，万一这个项目投入了900多亿美金都失败了，这个基金会会补一部分钱给高盛集团，这个基金会反正也要做公益慈善，不如捐给高盛还可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这种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模式可以把不同的资源整合进来，而且把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这种管理的知识经验都整合进来。用一种创新的模式才能推动公益慈善领域的效率的提升，推动公益事业更大更好的发展。

未来，中国一方面面临慈善资源短缺，一方面面临效率的低下问题，未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要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整合更多部门的资源，让企业和企业家更深度地卷入进来，只有这样我们形成一个完整的公益生态链，我们的公益事业才能更大地发展，慈善资源才能更加有效，才能帮助我们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让企业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谢谢大家！

邓飞：大家好！三年前在贵州的山区里面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特别震惊，因为他们面黄肌瘦身材矮小，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没有午餐。他们这些孩子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因为我的女儿和他们一般大小，我再想如果我的孩子运气不好没有出生在北京，出生在这里她和这里的孩子没有区别。所以说我的本能上我下了一个决定，我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一份、有一顿饱饭，让他们有力气能上学，让健康地成长起来。我这个想法把我身边的人吓了一大跳，他们觉得我是不是疯掉了，为什么？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吃饭需要220天，一天如果吃3块钱，如果再加上其他配套的费用，他可能需要800到1000块钱，而每一个县至少有2到5万孩子，这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做不到！确实我做不到，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调查记者我没有钱也没有权力，甚至我对公益界一无所知，我是一个公益菜鸟。但我心里面就想做这个事情，怎么办？那就去行动起来。

我心里面其实没有畏惧也没有迟疑是因为我想到了三点，第一在一个GDP排名全球第二名的国家，还有这么大的孩子大规模地遭遇饥饿，这是不公平的，不正义、不正当的，不管是政府还是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公民，我们都应该去改变它。第二，虽然我们弱小但我们能不能帮助一个学校，去帮助100个孩子。第三，我觉得我们有了新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2011年我们有了新浪微博，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所以我们行动了起来。

在我自己的新浪微博上贴出孩子的照片让所有人看到孩子们的困境，我很快就吸引了和我一样有这个梦想的人，这时候我才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就拿到了2万块钱，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做一个试点，我们和这个校长签署了一个协议，我们明确了权责利，我们规定了几个工作的方法，譬如说就地取材，我们很快地形成了一个模型，孩子们吃到了免费午餐，我们再把这些照片又传播出去，我们让所有的人能够看到 的努力，就能够带来变革，让孩子们的笑脸跟大家分享。所以说我们一下子把局面打开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时候我在想，我只帮助了一个学校，我们要帮助更多的学校，需要更多的钱。但我们没有企业家捐钱，我们把免费午餐定成一个标准，每顿3块钱，我们把它在微博上告诉大家，我们捐3块钱就给孩子们买一顿午餐，我们把门槛降低了，然后我们在天猫店、在支付宝钱包无数的网络工具里宣传我们的免费午餐3块钱一份，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处理实在没有就转发微博，这样我们让公益变得简单起来特别特别地简单，公益不再是有钱人的行为了。我们拿到了很多企业家朋友的钱，我们很多很多的钱到了我们手里面，免费午餐一下子超过了3亿，同时就有很多人看着我们，我知道我们的捐款人心里在想什么。第一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偷盗他们的钱，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他们的面前表示出来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没有拿大家的钱。我现在还是凤凰周刊的记者，凤凰周刊给我出钱，所以我没有必要偷钱，我想做事我没有必要偷钱。第三，大部分的钱全部是给学校了，我也不能让学校偷我们的钱，败我们的名声，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制度，我们要求每个学校每天公开透明，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买了多少钱的东西还留了多少钱，有多少孩子吃饭，彻底公开透明。第二，我们邀请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我们进行审计，我们请求每一个微博的网友来监督我们的学校和每一个职员，这样的话我们让公益变得更加地透明。不再遮遮掩掩、神神秘秘。

第二，他们担心我们拿了钱能不能把活干好，有没有能力。这样我们就展示我们的专业和效率，大家知道，我们公益组织不同于商业组织，因为公益组织的每一个开销都非常地严格，并且是有限额的。我们每发1000块钱执行的费用只有100块钱，我还有30块钱要去交给基金会作为管理费用，实际上我们的钱非常非常地少，它就决定着我没有办法像公司和企业一样，按照市场规律请足够多、足够专业的，所以在我们团队大部分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同学。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毫无经验或者是缺乏经验的人联合起来变成是我们的骨干和力量呢？我就要做很好的制度设计，流程标准化，我们绩效的考核，我们的工作的模块化。同时我们就必须要联合无数的志愿者，参与免费午餐行动的志愿者，在全国有数以千人，我们也得到了志愿者这些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他们散布在不同的领域，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智慧、经验和能力，我们通过公益的方法聚集起来，跨界合作形成了解决问题的良好的方案，并且形成了模型。

但是问题也来了，这些志愿者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我们怎么样把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些天南海北的人联合起来，我们不得不采取相关的制度，我们采取民主平等自由这样的原则，在免费午餐的行动中，我们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我们崇尚法治，任何的行动都要有合法性。第二，我们要求全程透明公开，保持信息的流通。第三，要求每一个决策必须是民主。第四，在我们团队里批评是自由的，舆论是多元的，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应该被倾听。到今年免费午餐实现了一个民主再造，我们选出了45个全国代表，选出了管委会、执行委员会还有监督委员会，实现了三全资源。我从免费午餐的日常管理中抽身而出，让志愿者团队自己自治形成一个良好的运作。

免费午餐能够活到今天没有发现一起重大的资金安全事故，也没有发现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我只能说没有发现，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免费午餐因为它解决了儿童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影响了国家，每年拿出160个亿今年国家为儿童营养改善投入了1000亿人民币，我们发现了，原来改变国家、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还有新的方法，我们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可以联合起来，合作起来，我们可以不去对抗，通过合作来创造，我们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的方法和新的路径，所以免费午餐之后我们针对儿童不同的困境提出了新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做了医疗保险，让他们生病的时候不会被家庭抛弃，因为我们可以补助20万，我们发现我们的留守女童在学校里遭受性侵害，所以我们做了女童保护。我们做了很多的项目，今年联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乡村的联合公益，我们手里有1500个学校和10万孩子，按照市场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掌握了渠道，我们有市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联合其他的儿童团队，都可以到我们的平台里面来，可以到我们学校里面来把学校打开，今年我们可能火还要做一个新的项目，我们给很小的学校需要住宿的孩子盖一个宿舍这是移动的·智能的，等到没有孩子了，可以搬到别的，可以有马桶和太阳能有电视和视频，给最贫困的孩子技术和最好的配备。我们希望把项目联合起来，因为我们有平台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乡村孩子，因为我们深信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个国家的财宝，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要去保护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机会可以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我们的使命。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是一个不停在思考的一个人，这也是我自己的习惯使然，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乡村的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我们再怎么努力注定治表不治本，因为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他们没有爱，孩子们没有陪伴，他的成长一定会有问题。我们想到怎么让他的爸爸能够回家，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要在他的家乡帮助这些农民增加收入。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笑话，说这个县已经穷了几千年了，你想到的办法能怎么帮助他们富裕起来？我想老天一定是公平的，拿走了什么东西以后一定会偷偷地塞给你一个东西，最后我们想来想去发现了一个答案，因为这些县很穷很偏远，意外地保护了生态，有很好地税、食材和风景，这恰恰是城市里的居民最缺乏的，所以我们想能不能做一个平台，把乡村里的农产品和风景资源推荐给城市的居民，让城市居民消费，可能得到收入。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可持续的公益，就是游客走进来，爸爸回家。有京东和阿里巴巴在做电商，你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能赢？我们想了一下，第一我们有很好的农产品，第二，我们有中欧的校友做什么的人都有，我们可以把中欧的资源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系统。第三，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理念，我们告诉这些给我们捐款的100多万人，你们以前给孩童捐款，但以后你们可以通过另外的方法帮助这些孩子购买就是做公益，消费就能帮孩子，我们鼓励大家去通过消费的方法帮助孩子，让他们的家长能够有尊严地站起来。第四，我们有一个原则每一个中欧的发起人投了钱进去以后，我们赚钱了把这些钱拿出来投资更多的企业，或者是把利润直接捐给没有农产品的地区永不分红。我们未来几年得全力以赴做农产品的销售，因为对一个乡村来说，它的问题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卖货、卖土特产，让他们增加收入。我们怎么去卖货呢？我们有新的方法，我们再一次包抄，我们做了乡村的旅游，我们带着孩子和老人去旅游，叫山谷养老，我们还有保护，有很多的子项目，把人气炒起来，持续地货。我们把销售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后面就发生了很多奇妙的化学反应，一个农民有收入以后，就开始把生产扩大，那时候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的小额贷款就可以进去了，大学生就可以进去了，新的农业技术就可以进去了，农场大部分的基地就可以进去了，就会出现很多的农场主。这样的话，乡村就诚意成长起来。当我们的资本和人才还有资源都通过这个方法主动地留到乡村里面来，中国的乡村就可以保留了起来，这样爸爸就可以回去，这样乡村空心化的问题，空巢老人的问题，土地的问题，孩子留守的问题，留守妇女的问题，民族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有可能得到系统的解决。这是我今年的理想，我发现我们可以不要那么愤怒，我们可以做间隙，但是我做了三年公益以后，我觉得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公益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就是社会企业，所以说以后大家叫我为一个社会企业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公益变得更加地重要起来，不再像以前单纯地给人家扶危济困，或者是拾遗补漏，这和企业、社会价值的权重是相同的，为解决这个国家种种的社会问题是同样重要的，未来的日子我就去做计划去了，系统地帮助一个经济得到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模型，我们一起再努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对于邓飞先生，他任凤凰周刊编委，记者会主任，成为中国知名的调查记者，2011年转身公益，利用移动互联网工具先后发起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等多个公益项目，并创造益农计划，尤其是免费午餐影响中央政府每年投入160亿元改善乡村儿童营养状况，在邓飞的倡导和实践下，透明公益、人人公益等理念深入人心，有力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转型。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邓飞先生，同时也感谢邓飞先生的精彩发言。

本场论坛讨论的主题是重建中国公益生态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希望中国公益事业真正有实力迈向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本场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在香港北京向地进行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论坛内容更加精采纷呈，请大家持续关注，谢谢大家！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