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新青年领袖责任与使命

北大国际BiMBA商学院院长杨壮

前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宗馥莉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畅

汉朗光电有限公司总裁段刘文

著名歌手、制作人、投资人胡海泉

主持人：尊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回到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本场论坛的主题是新青年、领导责任与使命。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营商环境也在逐步转变和改善，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即新青年领袖全体的诞生，他们正逐渐改变整个商业环境。他们年轻但睿智，他们冒险但创新，他们继承但超越。商业的未来在新青年领袖的手中，市场关注，新青年领袖他们将如何适应新常态，面对新技术、新政策等外生变量，如何有效应对？如何创造新的商业生态？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参与本场讨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前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龙永图，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宗馥莉，北大国际（BiMBA）商学院院长杨壮，新希望六和联席董事长刘畅，汉朗光电有限公司总裁段刘文，著名歌手、制作人、投资人胡海泉。

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谢谢各位！

下面有请前博鳌亚洲论坛历史、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做主题演讲，掌声有请！

龙永图：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议的主办方让我来参加这么样一个论坛，面对一些老家伙我一般都比较坦然，但是面对朝气蓬勃的新生代确是感到后生可畏、压力很大，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一代人是不需要人教训的，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人都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我记得1965年我刚从非洲到北京的时候，当时充满了很多的幻想，我以为从贵州大学毕业了到了北京我就能见到毛主席，可以知道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喝北冰洋汽水的时候，我简直觉得是难以忍受的毒药一样的，直往喉咙里冲，一切都是新鲜的。今天的青年一代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的青年一代确是又肩负着很重的担子，特别是我们中国处在转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今天讲点什么呢？我希望我们青年一代的企业家们能够做到一点什么事情呢？我想首先一条，我就希望我们的新的企业领袖能够成为我们中国法治国家的新的企业公民，应该说我们中国今后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进程就是怎么样使中国从一个人治的国家走向一个法治的国家，特别是最近中央依法治国的一些重要会议召开了以后，法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觉得在法治面前大家都要有一种敬畏之心，不管自己有多么高的位置，不管自己拥有多少的财富，如果不敬畏法律、不敬畏法治可能对呢就是灾难性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新的这一代应该说正在看到一个新的法治国家的诞生，如果我们能够遵纪守法，如果能够遵守规则，能够按照国际标准来办我们的企业，我们会活得很坦然，我们就会把企业管得很成功。

第二，在新的法治的国家里面，也会出现新的政商环境，我们过去老一代的企业家们，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在官员面前总是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我们当时的政商环境就是处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我觉得随着法治国家的建立，随着新的政商环境的建立，我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我们今后政府或企业、政府官员或企业家要建立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就是说是一个平等的关系，相互尊重的关系。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将使我们的商业环境变得透明、变得阳光、变得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在这样一种商业环境当中，我们的每一位企业家都会重新找到自己的本源，不需要再去低三下四，更不需要冒着风险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年以前当我到长沙去，看望当时长沙远大的张悦总裁的时候，他提出来，他们长沙远大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行贿，那是很多年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勇敢的这样一个企业运作的规则。所以新的政商环境之下，我希望我们新的一代都能够成为挺着胸有尊严的企业家，因为只要你敬畏法律，你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敬畏。

我们新的青年领袖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家，这个时代是属于青年人的，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我希望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呢？因为互联网的核心就是连接，把一切都连在一起，把人与人、把企业与企业、把国家与国家都连在一起，我们企业的竞争再不是企业和另外一个企业的竞争，而是一个产业链和另外一条产业链的竞争，所以我们新的企业家们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不仅仅要争取企业的成功，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争取产业链上所有企业的成功。争取企业链、产业链的成功，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我就觉得我们新的一代的企业家们需要有一种双赢、共赢的理念，如果没有双赢、共赢的理念，你在这样一个产业链的运作当中就不可能成功。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希望我们更加地发扬那样一种合作的精神、双赢的精神。而且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里面，我们需要将更多的尊重给那些小的企业、微小的企业、新型的企业。

马云说过一句话，在信息时代小是美丽的，所以我们在信息化的时代里，当千千万万个新的企业诞生的时候，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就在今年我们一个小小的中关村就有九千个新的企业涌现出来，大多数都是很小很小的企业，都是由年轻人创业的企业，我们要尊重这些企业、支持这些企业，我们要引起全社会对他们的这样一种支持，这是我们一个巨大的社会责任。

由于八条规定、由于中央的反腐败，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考公务员的热度慢慢降下来了，我很多年就讲过，我对于我们公务员的热度感到担心。因为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大家都愿意做分蛋糕的事情，而不愿意做蛋糕，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现在看来更多的人愿意去做蛋糕了，这是一件好事情，做蛋糕很辛苦，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做蛋糕的人越多，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会更加富强。

所以在互联网的时代里，注定要产生千千万万个小的企业、微小的企业，这些微小的企业就是我们青年成长的起点，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我希望我们的青年能够适应当前经济的新常态，这个经济新常态不仅仅是经济方面，实际上也是社会的方面。我们现在进入到经济新常态，我们每一个企业家的责任就是怎么样使我们的经济更有质量、我们的生活更有质量，我们的产品更有质量，质量应该是新常态当中很重要的词，我们还有很多的变化，比如从以前的重形式到更多的重内容。西方我去了很多年，当然他们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非常实际，他们更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

此外，我也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们更加淡定、更加俭朴，因为一个人，一个年轻人能不能够表明自己已经成熟，就是他能不能做到对一切都那么简单。实际上把复杂变为简单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这是一个企业、一个民族，当然也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已经过了70岁的人，我们回顾一生实际上很简单，我们的生活历程就是从简单走到复杂，做到复杂，最后我们希望从复杂再回归简单，所以简单、俭朴这就是我对我们新一代青年企业家们的希望，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龙先生的精彩发言，对于龙永图这三个字，我想我们大家并不陌生，在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龙先生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13年1月至2014年7月出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在这里我们对龙先生的精彩发言再次表示感谢，谢谢您！

下面我们有请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宗馥莉女士上台做主题演讲，掌声欢迎！

宗馥莉：大家好，刚才龙先生的演讲让我好有压力，我首先想问在座的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知道很多人会不加思索地告诉我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不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你应该知道这是一个苹果的时代，总之，我们已经被苹果团团包围住了，但是作为中国的企业家，互联网的时代和苹果的时代不是最重要的，中国正在悄悄进入一个新常态时代，这才是值得每位企业家的关注和警觉的大问题。

新时代背景，新常态向每位企业家提出新的挑战，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其实在中国的商业界起了不小的轰动，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新趋势、新常态，这种趋势性的发展历史，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潮长期不同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在经济决策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转变，新时代的降临给每一位企业和企业家都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尤其是青年企业家潮流，如何适应新潮流如何应对新常态，是每个企业家面对的主要问题。

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我们不想被拍死在沙滩上，冯仑说我们就要成为前浪，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前浪，想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就必须具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只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够在时间瞬息变化中找到自己的舞台，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任何一次幸运的技术突破都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命运。回顾以往20年前的我们，谁能想到互联网会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邓小平通过曾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在未来新常态的背景，我认为创新将成为新的第一生产力。

这里的创新大致打开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第二是技术层次的源头创新。商业模式的重要性毋庸赘述，阿里巴巴代表的是互联网经济里做大做全的商业模式的典型，是不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只有互联网企业才能进行创新呢？传统的企业是不是就能探索出一条新的模式呢？答案是否定的。我所在的公司以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为核心竞争力，发展铜褐色食品的开发，包装方案设计研发与应用，饮料生产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们重视前端食源和配料的研发，在我看来当中众多的新商业模式不断地涌现、碰撞，同时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与升级，好的企业在新常态下只要坚定信念和追求，主动追求环境的变化，就一定能抓住转型升级中的新的亮点。

商业模式创新并不能成为一家优秀企业经营的全部，好的商业模式也需要以先进可靠的技术为依托，以当前非常繁荣的经济为题，技术层面的源头创新对当前特别重要，当前世界各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时候，为什么德国能够一枝独秀，因为他们有实力雄厚的德国制造业。以此为导向，德国正在推进工业4.0的技术改进计划，该计划实施后我相信德国的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将得以进一步巩固。

回过头来看看国内，近年很多企业发展情况也是参差不齐，这个过程就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的一个成果，企业需要依靠信息、知识和技术这些新要素。依靠创新或者比较优势和精神实力来获取利润，企业的国际化在今后也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企业的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配置加速，中国企业通过引资、引智的技术，我们在世界设立加工基地和营销渠道。

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也在努力为企业创造更良好的生存环境，在利好的政策背景下各类市场问题将有希望得到进一步解决，因此面对今天新常态的经济，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尝试是企业的价值观，经济发展规律和企业发展要求面对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内心和勇气去承担更多的创新的责任，探索新的适合我们的兴业、创业模式，积极研发具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通过以内生动力让企业持续产生价值的动力，这个企业就会一直走到长青的道路上。

我的演讲就到此，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宗总的精彩发言。宗馥莉女士于2007年成立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并出任总裁，经过8年的时间洗礼，宏胜集团也逐渐成长为一家专注于食品饮料行业的全产业链产品及服务提供商。作为新一代的企业家，宗馥莉也一直努力探索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模式，关注食品安全的她创立了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希望将中华民族传统仁爱文化与西方企业模式相结合，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公益之路。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宗总的精彩演讲。

接下来进入圆桌讨论的环节，主题是“企业家精神传承与创新”，这一环节我们邀请嘉宾北大国际商学院院长杨壮先生主持，同时又请：

前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龙永图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宗馥莉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畅

汉朗光电有限公司总裁段刘文

著名歌手、制作人、投资人胡海泉

掌声有请。

主持人杨壮：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企业家，今天下午能够参加这场论坛我感到很荣幸，这场论坛大家看一下坐在我左边的，当然我觉得刚才我听了龙永图先生的讲话，其实感触很深，我虽然比他年轻，但是他讲的很多东西我深有感悟，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场会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我们在中国企业家的第一代已经把他们的班交给了第二代，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特殊人物胡海泉，到时候我们再做介绍。

我简单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做一个小小的发言之后，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能够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提出一些问题，也希望有机会我们台下的听众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做一点小小的互动，如果有机会的话。

记得去年我来这个地方，当时是你爸爸来的，你爸爸讲了很多东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讲到娃哈哈整个历程过程中他遇到一些挑战和机遇，今天我们旁边的宗馥莉，你是不是也在加拿大学习，还是在什么地方，我没有看你的履历。

宗馥莉：在美国读书的。

主持人杨壮：好，一会儿我们再问。宗馥莉她本身，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她现在已经开始做企业，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年，曾经在美国读书，在她的旁边我们的刘畅，刘畅是北京大学国际MBA我在这个学校的学员，是2004届的学员，当时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学员，当时来的时候和今天大概有十年时间，我看到她的企业以及她自己做事的风格，以及在管理企业整个过程中她的一些思想，和她的一些行为举止，发生了巨大变化，成熟了很多。

在她旁边是胡海泉，是我们2012界的EMBA学员，在学习期间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看到他身上很多优秀的品质，不仅仅他能够演唱组织很多场的演出，在演出之余在班上上课的时候，特别我记得我们讲领导力课，讲到他自己把领导力概念运用到他的企业中的一些切实的体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旁边我今天第一次见到的段刘文先生，他的父亲也是知名的企业家，他自己本身也是在美国沃顿商学院学习之后回国。

我们看到这些人有一个特质，不仅仅在企业方面做出很大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本人在重大的国内外主要的商学院、优秀的商学院也都学习过，有过理论的熏陶，同时他们更有自己实践的体会。

龙永图先生可能忘记了我，我在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住在你的隔壁，我的爱人是刘虹，在你隔壁住，我当时在哥大和普林斯顿学习，那时候你在联合国工作，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去的时候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以后一直在跟踪我们的龙先生，因为他是中国国际化第一人，WTO没有他的努力今天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座谈会，里面包括的人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想我会给大家问一些问题，但问问题之前我简单讲一下我对今天这个世界以及今天我们讲的改革生态这个题目，一点想法。当然改革生态是一个大会的题目，但是我们这里面讲的主要是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我个人觉得，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世界，像龙先生刚才讲的，像刚才我们宗女士讲的一样，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世界，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它给我们带来了我们以前的这代人，或者比你年纪大你们父母这一代人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走向光明、走向正义、走向社会公正的时代，而这个世界又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年轻人带来了很好未来的机会，这个世界也被我们年轻人发挥出我们自己个人的作用。像刚才龙先生讲的一条，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中国变得更好，变得更加公正、公平、阳光透明，这一点我是讲点个人的体会。

但是这个世界有三大特质，我把这几大特质谈出来以后，我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嘉宾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他们的感悟和体会。

第一大特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所做的决策，很多东西可以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在这个经验过程做出理论和逻辑判断，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复杂性表现在我们做一个决策，今天正确的决策可能在明天看来是企业遭受重大失败的根源，而今天一个挫折也可能是明天企业组织取得伟大成功的根本。也就是说完全用往常的逻辑不可能真正的建立出我们自己的企业战略规划。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关键的一点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给我们带来巨大信息，给我们带来海量信息量，一天的信息是过去几十年信息的综合，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的企业家、很多的决策者包括政治家，面对信息表现得束手无策。

第二点，不确定性。因为信息的多元、环境不断的变化、中国改革的变化，发生了很大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情况之下发生了很多决策性的困境，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家今天要干什么不清楚，在做选择的时候反映出极大的犹豫、踌躇和徘徊。

第三点，多元化。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仅引进大量的外国资本，外国人也到中国来投资、来就业，而且我们外国人越来越多，关键中国人去海外越来越多。我给大家举一个数字，中国到海外留学生，每年有十几万学生到北美、欧洲国家，但是我了解到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高中生大概有70人，高中生特别是在美国私立学校，今年达到了6万5千人，大家看这个数字，这个数字还在以几何情况的数字上涨。就是说中国走向海外很多，海外进入中国，而中西合璧的思想这种文化冲撞给大家带来了机会、带来了挑战，带来我心灵上的解放，也带来我内在的困惑，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两种不同的文化冲在一起以后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三条复杂性，今天的形势，不确定性，多元性，是今天中国在互联网时代一大特质，所以我今天围绕这几大特质询问在座各位几个问题，有些问题是一个问题问给大家，包括我们的龙先生，有的问题我是针对每一个人问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先问一个问题，在今天这种环境之下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而且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自己的学历，而且做事已经开始做出了成就。我就想，在今天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在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变成一个世界公民，在今天这种状况之下，尽管我们存在着很多环境、挑战，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就想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最简单的话语跟大家提示一下。因为企业家精神的第一条，我见到的企业家，我见到的不仅仅宗庆后，我见到了刘永好，这两个人，还有很多人，都是很有梦想的人，我们想问一下你们的第二代人，你的梦想是什么？

宗馥莉：我觉得二代非常有压力，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喜欢讨论这样子的话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新一代企业家，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使命跟责任，其实没有什么梦想不梦想，只要把企业做得更好，让员工能够得到幸福，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你的企业是大还是小，是创业公司还是传统行业，我觉得只要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就已经足够了。

刘畅：我也觉得杨老师一来就是重磅炸弹，通常我觉得我们的梦想有是有，但不带说的，不带在这么多人面前说的，说出来万一实现不了怎么办呢，所以我的梦想有两个，一个是放在心里不太好说的，另外一个是可以对大家说的，就是跟馥莉一样，希望公司每个员工都做到跟我一样是事业和家庭都很幸福、很平衡的人。

胡海泉：谈到梦想，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有个人梦想，以及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梦想，我个人的梦想其实挺自私的，就是作为一个人能够在有生之年去过所有没去过的地方，公民梦想在我看来就跟我的职业比较相关，我相信一个国家的文化力是对国民性很重要的，所以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对社会的改良其实能起到很多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从事的行业也这样，所以我特别希望有一个长久的逻辑，通过自己以及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有创意的、有才华的人能够自下而上的改变文化力，能够让我们这个国家真正属于脊梁式的，我认为经济当然是肌肉，文化是脊梁，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值得奋斗的逻辑，就是自己能够参与其中。

段刘文：我们的水平都极其有限，没您能那么高屋建瓴的说，所以您抛出这么一个话题我只能接着前几位的说了。第一，我可能感觉和刘畅和馥莉对于企业上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员工能够爱这个企业，说实话让他真心去爱这个企业你一定要在各个方面，包括给他个人的成就、个人的梦想和他的个人生活等等方面都会提供一些他能够期望的达到的这么一个目标。另外，像胡先生刚才说的，作为公民来说，可能作为我们二代来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贡献的每一分力能够让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逐渐的起到一个更为关键的作用，帮助中国的经济迅速腾飞，帮助我们的社会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龙永图：谈梦想，年轻人都是想希望得到什么、希望能够实现什么，对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讲，我们的梦想就是希望不要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主持人杨壮：你最关心，你觉得最不希望出现什么情况？

龙永图：就是不要生病，健健康康，这就行了。

主持人杨壮：大家看到了，我们的企业家相当之务实，不会讲很多东西，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刚才谈的，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把事业和家庭能够平衡起来，我们要到世界上去看很多的地方，我们爱自己的企业，争取把我们的企业能够传承下去，爱自己的员工，其实这些东西都反映出他们自己内在很多的这种信仰，和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多年的考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刚才我觉得龙先生讲的也很实际，这个年纪肯定他的梦想就是我能够身体健健康康，更多的为国家和社会做一些贡献。

我们讲到梦想和企业家精神，不用按什么顺序，我们哪位嘉宾愿意讲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去讲，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不想讲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自由的选题。

大家都说企业家一定要有企业家精神，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是小作坊，没有企业家精神可能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饭碗，没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不可能持续，但是在企业家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觉得，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个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究竟你如何去理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跟它紧接着在一起的，就是企业家精神，如果你能举出一两个例子，涉及到一个企业家本人的气质，同时涉及到一个企业家本人的品格，也同时涉及企业家的内在，如果你能够用两个特质来描述一下你个人认为你个人最信奉的企业家精神，你讲一下这两个点是什么。

海泉，你可能有很多感悟。

胡海泉：杨老师，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我又回到我们课堂上，感觉看哪个同学要抢答。

这个问题其实之于我们这样的年龄来讲可能还需要再长一段时间的磨炼更清晰吧，我自己的理解是，企业责任首先有点像我们古人说要治国要先把家里治好，所以一个企业如果连自己家里的事都没弄好的话，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所以企业家的精神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企业对于所有员工的责任，对自己所涉猎到的市场的消费者的责任做好。

第二点，我是觉得可能会需要在这个时代多一些的刚才我提到过的那种公民的意识，因为属于这个时代的公民意识应该更多的属于精神行为过程中也应该不断的去考量企业所涉猎到的公民的责任，比如说环保、安全，一些最基本的责任。除此之外，我想可能还需要去考量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话题，就是梦想，就是一个企业它除了能够盈利性很强，在自己的行业内能够越来越强，或者升级、转型都非常良性的情况下，他更远大的理想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企业家需要在繁杂的经营和管理事物当中不断要去思考和反思的吧。

刘畅：我觉得跟刚才第一个问题结合起来不太习惯于命题作文，我就在想，这两天因为马上该我们年终的总经理会了，我们现在这个班子是我陈老师和我们CEO铁三角的组合，这个组合外界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你看陈老师是经济学家，专家，他经历过很多大企业，华为、美的他都经历过，他对战略上面的判断和领悟，非常有见识。我们CEO是从我们自己的实体当中，一步步从工厂普通的主任走到CEO这个位置上来的，应该说非常有实战的经验，对实体的运营业非常有把握。他们俩一个讲执行，一个讲战略，基本上把话讲完了，我在想我讲什么，然后大家给我出意见，说你该讲讲文化，讲一些企业家精神，还有你看你爸就总提，我们应该要打造一个全民都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的这样一个团队，让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主人翁意识，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家，把这个企业当自己的企业，他说你爸老说这个，你也应该说这样的东西。

我就想怎么是企业文化，这个东西太大了，因为文化加深一个精神以后特别麻烦，后来我仔细想，包括杨老师说举个例子，我自始至终也觉得从小到大没有特别多的偶像，因为我自己认为在我家里的两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就是非常值得让我学习的两个人。我爸爸他在事业方面是有成就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们生活在一起，每天他还是会早上起来第一时间来敲女儿的门，说该起床了，每一个月基本上一有点空他回到家里，他发现家里的这些家具摆设已经放了一个多月了，他说我们要不要挪一挪，就组织家里人挪一挪，我们换一下摆放，上生活多一点滋味。诸如此类很小的细节，我认为他是很有意思的人，他会把工作和生活同样搞的美滋滋的。

我父亲也有一句话，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比较记忆深刻的，他说我的自信来源于今天有这样家产的我，但如果你让我重新把我再打回去变成一个扫地工人，我依然有自信能做到最优秀的扫地工人，说不定不到一个月我的领导就发现我了，我就到居民委员会可以当主任，说不定又有领导发现我了，我又可以升官了，所以我有这样的自信，把我扔到哪里都一样能做到最后，这是他今天做企业的理念。无论新希望这个事业，无论走到哪里我的目标就是做前三，不难的事情我不做。

作为我母亲我也觉得她很棒，妈妈是高考第一年以全厂最牛的一个成绩考入华西医大的，她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一直坚持自己学中医、学西医，全都学完以后嫁给我爸爸之后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医这个事业，回归家庭，孩子也挺健康的，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朋友圈子、家庭圈子，还有她的事业分阶段，都在最好的阶段做转身，没有变成黄脸婆，也没有像电视剧里面富翁背后的女人是那样的，还是很天真、很纯情、非常温暖的女人，所以我认为她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女人那个典范。所以我想如果要分享的话，我认为做一个如果说文化的话，我认为我自己家里的文化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企业一开始的基因吧，我认为是朴实的，这个朴实体现在，我觉得可能用自己的双手尽可能的让生活更美好一点。

宗馥莉：说到企业家精神，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词自在与自为，我认为一般的企业家可以用自在，就是说可以自由的去想做自己的事情，我只要有一点利润、有一点产业，可以为我的员工正常的生活水平就可以了，我觉得我想推崇的是一个自为的一个企业家精神，什么叫自为呢？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下，这个环境需要我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应该去主导什么，然后怎么样去顺着整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这一代青年企业家应该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应该去搭着这条主线自我的去做一些事情，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是我自己想要推崇的。

但是目前来讲，我的工作经历也不是非常长，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里面还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磨炼，培养自己的这一份精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肯定不同于上一代的企业家，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去摸索、去寻找，不断的去改进，最终才能发现什么样才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我想可能再过10年、20年，我们就可以慢慢总结出来了。

段刘文：杨老师，您这个是抽考，点名。

我觉得可能说到企业家精神，就像馥莉说的，我们还比较年轻，我理解企业家精神这个事也跟龙老师请教一下，我们山西的煤老板，从一个煤炭工做到一个大的集团的头儿，他肯定有企业家精神，我们做钢铁的、做高科技的，每个行业都有一些，好像不是很能一刀切的东西，我至少个人现在来说我还在看怎么能把它提炼成一个能够用的这么高级别的精神。之前跟我父亲也讨论过，我父亲给我的建议是说，作为企业家来说，看是你的目的决定兴趣还是兴趣决定目的，当然最好的是你的目的和兴趣是一样的，如果碰到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调和。可能作为企业家来说，你的目的可能是第一要务，你的兴趣可能这个时候要排到第二。

另外一点杨老师问到的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一点，以我为例，其实我本科是学医的，所以其实之前对于做企业没什么太多的兴趣，但是后来上完商学院之后发现，沃顿是一个以计算为主的学校，但是第一年不去选选修课，都是核心课，必须得修的，那就有差不多五六门的必修课是说商业道德、职业道德，这些课的老师们也都是着重的去强调说在做生意上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哪些东西是你应该一直坚守一生的操守，就像刚才龙先生提到的，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把法治的重要性提到更高的一个级别以后，对于新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你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可能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新时期的需要提升的部分。

主持人杨壮：龙老师，他们刚才四个人都谈了，你可以谈一谈你对企业家的认知，特别是你听了他们谈的对企业家的定义，或者他们自己的感悟，你有些什么想法？

龙永图：其实企业家精神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特征，比如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些成功的很多的企业家首先一条他都是胆子很大的，敢于冲破很多的体制上的和一些惯例上的束缚，所以在那个时候企业家精神就表现在一个企业家的这样一种决心也好、他的气派也好、他的眼光也好，这个时候企业家精神表现非常的单一。但是这种企业家精神也有很多的风险，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政商环境都处在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里面，所以当时最大的风险可能还是政治上的风险，就像一个企业家他再成功，如果他和一个地方领导市场、书记关系太密切了，因为他不密切就成功不了，最后这个书记、市长栽了他就跟着栽了。

所以刚才杨老师讲，现在由于信息化时代更加复杂了，不确定性更强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法治社会里面，由于整个法治更加透明、更加稳定、更加可预见性，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商业环境，我谈判十几年，当时我们天天讲的，一个是要透明，一个是要稳定，一个是要可预见性。如果有这几个因素，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就可以胆子更大一点，因为他不需要考虑更多的政治上的风险，他就会更加专注于自己企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从现在如果我们的法治社会逐渐的建立起来，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就更加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学的态度、人格的魅力，这样一些精神可能会构成我们新常态下的成功的企业家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所以我也是很羡慕今天这些年轻的企业家们，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再碰见他们父辈碰见的很多问题，而且今天我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对话，想起来我昨天参加了中美的一次高层对话，昨天我是大概最年轻的之一，因为昨天来的都是美国卡特时代的、尼克松时代的，最年轻的也是克林顿时代的一些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好、贸易代表也好，昨天我讲的很多，我觉得今天我不应该讲的太多，今天应该多让年轻人讲，我就希望他们能够多谈谈自己。因为我看今天咱们的观众也都是大多数是年轻人，其实观众焦点在他们，希望他们多讲，我们讲了很令人讨厌，因为就是老一套的东西，但是如果需要我会发表一点意见。

主持人杨壮：刚才几位讲了以后我也很有感触，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谈了一点，我特别简单的直接的把他们刚才讲的总结一下。

海泉讲的是，企业精神跟价值观有关系、跟文化有关系、跟责任有关系、跟公民意识有关系。

刘畅讲的，她整个成长过程中，这种企业家精神通过她的父母言传身教，她的父母带给她的这种亲情、温暖，以及对事业上的执着，勇争第一，很这种从小就有自信的这种精神和信念，给她带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大家也都知道，企业家精神本身在很多情况下，有后天培育的一部分，跟性格一样，也有先天的一部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确实有很多。

我们宗女士讲了一个自在、自为，这点她没有完全展开，大家也知道，这点也反映出我们现在新一代的企业家她的这种在做企业的时候应该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应该要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应该活在一个自己能够作出决定的时代里，而不是生活在别人的眼下这种情况。

刚才我们段刘文提出了一个东西，他自己提出来的，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解答，实际上他的问题是，山西的煤老板有没有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他讲的是这个问题。但是他后来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商业的道德问题，商业道德到底是什么，不仅仅涉及到法治，什么是我们生活中的原则，也就是企业家精神跟企业家本身自己的原则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他自己举了一个例子，叫兴趣决定目的还是目的决定兴趣，他自己的答案是，目的决定兴趣，但是目的是什么？这一点也是每一个企业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最后龙永图老师，他讲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点，企业家精神不断的变化，他原来的性质特质，包括他的勇敢、决心和这种态度，可能随着环境变化不断的变成，他的期望是希望我们中国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透明、公开，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每一个企业家不至于在做企业的时候每天还要去参与政治，不是在经营市场，而是天天经营市长，而这种生态环境的改变可能是企业家精神弘扬的一个充分条件。

我想结合刚才大家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下一个问题可能更加深入一点，在我们中国的生态环境下我们企业家做起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他们的父辈已经很难了，但是我想像海泉做的领域里其实也很艰难，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下，大家想想文化大革命文化活动几乎全部被禁严，在这么经营的环境下，正在改革的政治、人文生态的环境下之下我们企业家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个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年轻企业家能够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听众有一个交流，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想这个挑战可能有些挑战是无解的，有些挑战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的，我特别想听到你能够讲到你最大的一个挑战，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同时你是如何战胜这个挑战的，这样给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提供一点经验和启迪。

段刘文：我觉得从企业角度来说，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创意企业其实他船小好调头，对于任何一个新生的事物和新兴的经济体，小的团队去转变他的方式方法，去适应会非常快，而且执行力会非常强，对大企业来说，人多意见不统一非常正常，就造成你在布局上晚一步、晚两步，但是有些时候对新型经济形势来说你晚半步几乎等于你出了这个事情了，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先机的优势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应对这个问题，第一，多听年轻人的意见，第二，作为我们自己来说也是年轻人，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多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多和同龄人去讨论，互相请教一下，自己先有一个自己正确认识方向的情况下我们再和团队讨论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或者说我们到底做不做这个决策。

可能在政策方面也有一个相应的挑战，尤其在这个经济形势下，就像刚才龙先生提到的一样，其实十八大之前，很多地方政府可能会有一些灰色的东西，好在哪儿呢？在之前企业运作上，企业适应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需要做一些工作的时间可能我们会和政府比较紧密的能够效率比较高的去达成我们的目的。现在新常态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不吃不拿不干活，因为可能政府官员还处在摇摆期或者他在评估期或者他在适应，那民营企业来说就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动作，因为有很多现在相关领域虽然说要改革，但是还是需要政府去审批，需要政府去做一些事情，否则你是不能做的，这个可能像杨老师说的，可能暂时是无解的，可能我们只能等待。

刘畅：我觉得挑战应该很多吧，尤其是对于传统企业来讲，现在首先这个新的环境之下我觉得对于传统企业每天好像都是有很多的压力，每天大家都会喊要创新、要改革、要转型，天天都喊转型的话就证明还没有转过去，到底怎么转、怎么改、怎么创新，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最大的挑战。对于一个想要走出国门的一个企业来讲，如何国际化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接纳国际化公司不少经验了，可是我们走出去的话还是蛮新的，尤其可能各个行业顶多一两家。民营企业跟国营企业的姿态走出国门去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很多问题，包括如何驾驭这种多文化环境下的一些外籍员工，你到了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去，是不是有发达国家愿意被中国人管，去到条件更差的地方去，如何能够保证这些员工不仅仅跟你是站在赚钱的角度上，而且能够理解你的文化，这都是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新一代的管理者来讲，我认为问题不比上一代的少。

我觉得上一代的话他们需要很多的勇气，需要去打破，需要坚持，需要特别的刻苦、特别的拼命，一个人当十个人的用，然后来打造这个江山。在过去的30年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大王，比如说饮料大王，比如说饲料大王，比如说电子大王，但是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以后，更多讲互联网思维，换过来从消费者角度考虑，要为他人考虑，为他人考虑和大王的思维是完全相反的，因此需要更多的不能靠一个人变十个人的用，而要把十个人集合成一个人来用。

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组织怎么创新，技术怎么革命，怎么样国际化，这些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完全学得了的，在大学里面我们也不可能把这几个科目全部放在那，全部让一个人都特别精通了，因此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年代当中，我觉得最最最需要对于领导者来讲是一个团队的意识，是如何发挥团队当中每一个人最大力量的这样一个能力，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最需要具备的一个本质。

宗馥莉：我觉得刚才龙老师讲了一个词我挺推崇的，我觉得在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把大企业变小，像我们是在传统行业体量比较大的，有很多员工，有很多产品，其实在饮料行业里面我觉得我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怎么样去做精、做专，怎么样去了解新的消费群体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给我最大的挑战是，因为现在信息量太大了，不是像以前那样一条线可以到底，现在四面八方都有很多线都可以得到你的信息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传统行业来讲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胡海泉：我想分享的是关于我自己熟识的行业的挑战，刚才段刘文也提到了大企业难调头、小企业比较灵活，同时来讲小企业的死亡率更高一些，就像中国创新街有非常多的孵化企业，90后的创业团队几个人就可以做，实际他们的生存率是极低的，危险是极高的，而且在移动互联网成为王道的时代，很多模式是完全没有的。过去20年我们可能可以借鉴很多海外的商业模式、管理的模式，一些积累了100、200年经验的这些思维方式，可是到了今天全被新的技术和渠道打碎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比如说文化产业，比如说音乐产业，过去所有的传统的音乐产业的营收模式都被移动互联网打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海外来讲也在寻求对于版权的管理和分享的新的人类之间的平衡和平等，对于中国来讲就更需要创新。

所以这个行业来讲，我相信很多传统的从业者已经不知所措，已经丧失了在产业里存在的意义的情况下，更多的需要不要等着被推下悬崖之下再寻找救命稻草，更多的是需要创新。所以我觉得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对于创业的勇气之后，寻找创新中的学习精神。在我自己的团队里面我一直都说，我们现在是要跟90后学习的，要不然的话肯定会被淘汰，可能如果这个企业还有机会再存在10年的话，我们一定会高喊口号，我们要跟00后的去学习。所以我觉得创新的学习，是对于未来的憧憬、好奇心，以及破除过去所有已经成功的经验。这方面的思路，无论是大企业的掌舵者，还是小企业创新家，都需要面临的难题，当然也是最大的机遇和挑战。

主持人杨壮：龙老师，你在国外，刚才刘畅谈到了国际化的挑战，您在国外看到了很多企业，而且你在国际化的整个过程之中这么多年，看到了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的差距，中国企业有很多的优势，但是我想，你能不能讲一讲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新兴的一代企业家，他们在走到国际的时候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龙永图：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就是适应当地的法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和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企业到了国外以后他就想我怎么找一个部长的儿子或者说找一个首相的亲戚，他首先想的是怎样来积累一个人脉的网络，他把我们中国的那种文化带到国外去，这种肯定是要碰大钉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当地的法律和人文环境搞清楚，这样才可能避免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能够走出去他本身在经营，对于他这个行业的管理方面已经可以说有一定的管控能力了，他唯一不能管控的就是大的外部环境，如果他能够把刚才我讲的这两点掌握住了，他能够把大的外部环境管控好了，我想企业的发展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会碰到小的困难，但是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当然还有一点，怎么样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问题，一个是培养自己的人才，当然培养自己的人才还是比较慢，怎么样以比较宽阔的胸怀能够调动全球最好的人才来为自己服务，刚才刘畅讲了一条，我觉得她讲得很好，实际上每一个企业家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整合所有优质资源的这样一种力量。如果你们把大至全球、小至企业的全球最优秀的资源整合起来我们就是最好的企业家，所以中国的企业家走出去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尽可能使用当地的人才，尽可能使用国际上一流的人才，我觉得在使用和利用人才方面要舍得花钱，我们中国企业一般都是买设备、买材料，买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时候舍得花钱，但是买智力、买点子、买人才舍不得花钱，这方面常常会走很大的弯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改变一些观念，把在国内做事的方面或者在国外做事的方法进行对比，有时候我们国内做事的方法可能比他们在国外做事的方法更高明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来改造当地的一些经商环境和商业环境，这是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就很厉害了，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家能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杨壮：刚才几位讲的都很好，特别是龙老师最后的点题，点到国际化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有很多的体会。最近带学生去俄罗斯、去欧洲、去美国参观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大很大的挑战，挑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企业家到了世界银行跟我们谈了6个小时时间，世界银行6个小时时间世界银行的主管几乎都是在中国企业里面从事多年的企业家还有政府官员，他们提的一点就是中国企业出来以后一定要真正明白西方企业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整个在从事企业过程中的经营理念、文化和思维，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到国外去整个经营过程中，你把中国的环境特色带到国外去，你把中国的做法带到国外去，你会发现国外对你的反映是，你没有真正给我带来价值，你只是给我带来破坏，这点是在世界银行的6个小时讨论过程中给我们学习最大的震撼。世界银行的人打破了平常的规则，大概几个不同组织的领导者几乎在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这些学员谈了6个小时，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刚才他们谈到这些挑战，包括政策的挑战、环境的挑战，民营企业新一代人怎么样加强团队10个人当1个人用，刚才刘畅讲的话，怎么样像宗女士讲的，把企业做的更精、更小、更专业化，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海泉所讲的，企业家需要创新的精神、开放的胸怀，向年轻人学习的这种气魄，我想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遇到的很大的问题，因为最终真正的能够让企业发展还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我在北大教书15年中最后得出的结论。

最后的时间我问两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坐的很有意思，有富二代在这个地方，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我觉得是在我们平常安排中很难做到的事情，网易今天真正把这件事做到了。

所以我想问我们三位，宗馥莉、刘畅和段刘文，在我们的整个青年领袖中，我注意到你们很多人通过在海外的学习之后，回来以后，有的是在海外学习，有的是在国内学习，有的自己整个发展过程中，回来以后有些人就开始接班，有些人就开始干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希望成为企业家继续自己父代的努力，有些人就开始从事其他行业，不愿意做自己父亲原来做的这件事情，有些人就开始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梦想。所以我就想，关于继承的问题有些什么话语跟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分享一下。继承不继承，如果我们不计成的话，我们企业怎么办，我们继承的话，我们有些什么想法，当然这里不涉及到公司秘密。

宗馥莉：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被人家问了N多遍了，我觉得这个话题挺无聊的，因为对我来讲，作为企业家来讲，我只要把我公司做好就行了，我管他是自己的公司还是爸爸的公司，还是我自己创业的公司，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这个特别好奇，其实我觉得对二代或者三代都是一样，他们做的只是自己的事业，所以大家不要关注这个问题，到底接班还是不接班、继承不计成。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说，继承应该是刚才所说的很多的价值观、企业家精神，只要你这个价值观，不管是二代、三代、四代，这个企业都会成功的。

刘畅：我跟馥莉是好朋友，刚才来之前我还说，这是我们俩第二次在同一个台上做节目，第一次好几年前了，那会儿我也没有当董事长，那次是她爸爸、我妈妈和我们俩，那次好像也再问这个问题，现在不停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了，好像非得有一个答案一样，好像不管是我我，我们家的阿姨可能一个月赚几千块钱，她也在想怎么攒钱给儿子买一栋房子，你问她，怎么样，你对这个房子有什么看法，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怪。

第二点，这个确实有差异的太大了，说句心里话，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压力多过于动力的事情，而真正让压力跟动力调转过来的，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份家庭的感情。刚才讲国际化的时候我补充一点，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往往给别人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好像特别国企范儿，特别好大范儿，比如我们去好多国家他们觉得你们两种人，一种好像已经走出国门了，好像觉得自己特牛一样，好像天天的特别老大的感觉，叱咤纷纭的感觉，特别要掌握话语权，特别甲方的姿态。另外一种，好像以民营企业比较多，因为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可能华为、我们比较多，真真正正更多的追求利润，追求员工之间的平衡，达到社会对我们的认可，所以姿态其实很不一样的。我在这边也希望呼吁更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国营企业，能够更好的代表中国形象，因为现在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外面给别人的形象不是好的，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候企业做好了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国家现在的形象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在提升，同时对我们企业也是有益处的。补充一下这个方面，刚才忽然间想讲的。

回到说责任，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从感情的角度吧，我就很有趣的发现像我、馥莉还有周围的朋友，好多都是女儿在这个家族里面承担了传承的角色，我觉得好多其实是因为感情的出发点，觉得爸爸太累了，真的很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爸爸实在太累了，你就想要分担一点，无论做多做少就觉得可能我至少能让他高兴一点吧，或者老能看见家里人吧，可能就是从感情的角度，最后把压力转换成了动力，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段刘文：因为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刚刚开始有民营企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允许有这么一个性质的团体存在到现在，刚开始有这么一代到二代传承的过程，其实从我们自身上，包括政府，企业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刚才杨老师既然讲到说传不传、接不接，传肯定得传，因为姓氏是传下来的，接不接看自己能力，而且我记得上次在“50人论坛”任志强任总也说了一句，说能不能接不是我们说了算，审计署第一位的，先把你审一遍之后我们再说国家政策怎么制定，再说我们到底接不接、传不传。

主持人杨壮：海泉，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评论吗？

胡海泉：我代表社会大众，其实没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刚才说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创业者，哪怕是在一个城堡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城堡，一个美丽的教堂可以盖一千年是来自于文化的传承和始终如一的梦想，我想在中国未来希望也能看到这样的，一千年还再继续盖的教堂。

主持人杨壮：龙老师，你经历了这么多年看到我们中国企业、国外企业，你对我们父辈的企业家做得很好，他们开始把他们的担子传给他们的孩子，你有什么评论或者你有什么寄语？

龙永图：我觉得我们要对我们中国向我们在座几位的父辈表示尊重，因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没有这样一批闯江山，为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打江山或者闯江山的人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全球第二的地位，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父辈表示最大的尊重，就像我们当时刚刚建国的时候，对我们那一批国家的创建者表示尊重一样。

第二，对于富二代希望他们忘记他们是富二代，因为我们以后不要看到刘畅就马上想到她是刘永好的女儿，她自己忘掉这一点是最好的。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第一辈的企业家后代敢于接班的都是有相当的政治勇气和责任心的人才能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享受他们的人生，他没有必要顶着社会那么大的压力来接班，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压力远远大于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批接班的年轻的企业家也要表示我们最大的尊重，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变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才能够变成一个大家相互尊重的社会，只有这种社会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经济才能够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当中我们蓬勃的发展，我们中国的社会再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斗，经不起内讧，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整个大的团结、大的和谐，在这方面我们忘掉所有的标签，每一个人都做到最好的自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贡献给这个国家或者这个社会。

主持人杨壮：我也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毕竟也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首先对他们的父辈在整个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努力奉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同时也特别期望我们继承和不继承其实他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他们自己看一下他们，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主要点，就是通过他们自己回答问题的过程，我们看到他们的性格，看到他们性格里面的这种特质，看到在今天的性格我们不用问他和他的父辈存在什么样的差异，只要听过他们父辈讲话之后就会发现，他们性格中既有父辈的遗传要素，也有新时代他们自己独立自己的人格特质，而这点是对于一个企业家能够成功的一个最关键的标志。

谈到这一点我就接到下一个问题。

主持人杨壮：一位心理学家说过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我在北大教书的过去15年中我一直在注意观察一条，就是领导力究竟是培育的还是后天的，我的思想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因为在2004年到了西典军校，西典军校的校长说过一句话，只要我给一个人，他不是神经病我就可以把他培养成将军，也就是说任何人可以培育。

但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多相同点，在商学院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家能不能在商学院的教育中培育？还是商学院只培训职业经理人，我这么多年下来以后经历，随着年纪大了以后，更向另外一个方面倾斜，一个人的性格特质、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情商如果真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几乎一半跟遗传有关系，还有一半跟后天的培育经历有关系，但是我越来越发现，不论你的父亲是从事经济、从事商业、从事贸易，或者从事哪个行业，早期家庭的因素，早期父母的影响，我这个问题对待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你是怎么看的？我不希望你来回答你的父辈等等，我只是说从你的整个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包括海泉，我就想问四位年轻人，从你的整个这个过程之中，你认为你今天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做这个事业没有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梦想，性格里面包括品格的特质一定会受到影响，我想你跟在座听众分享一下性格特质中两个特别重要的特质，你个人认为从事企业、从事商业活动、文化活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哪两点？

刘畅：我觉得杨老师你刚刚说西典军校我一想到领导力这个事，我每一次想到都是西典军校上课的那个事，后来我又去西典军校，那次跟我爸爸他们这帮企业家前辈去也是两个军官，给我印象特别深。后来他们这帮人去的时候，都是柳叔他们特别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在一起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他们的语言不能沟通，军官说英文，这些企业家们说中文，但是他们坐在那里听PPT的时候，他们看PPT第一反应、表情、肢体语言都很相似的。我在旁边，因为我听过一次领导力的课，特别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他们是领导，我觉得真的是领导跟军人，或者领导跟商人不这样讲，领导人就是领导人，真正具备领导人的特质的还是很少数的人，并且他们是可以跨越国界、跨越宗教、跨越语言的，我认为是可以跨越的。而且我觉得杨老师研究这个课题也特别有意义，如果说商学院是培养职业经理人，培养领导人宾巴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因为我们率先地开始研究这个课题。

我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个人认为是一半一半，确实我的父母对于我来讲很刻意地在儿时的时候纠正我的性格的不能讲弱点，到现在我也不认为人的性格也突出的优势或者弱势，我认为是特点，这个特点也许不是大众所喜欢的，不是那么很讨人喜欢的特点，但是在一些位置上就需要这样的特点。我家里人会特别在儿时比较多一点给我补一个底，在我特别特别不擅长的地方给我尽量地往上抬一下。比如小时候我很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回答问题，可能家里人就会很刻意地走后门让老师说刻意地多给她提提问，故意让我很多次放在一些很尴尬的场面。

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爱美，脸部过敏了，整个脸都肿了，我想今天无论如何不能去学校了。我爸爸微笑着我说畅畅爸爸知道你会克服这个问题的，他就送我上学去了，他就能很刻意地打破你的底线。我觉得这是在性格上面的塑造吧，我现在养成了一个在大家面前说话也不是那么地害怕了，认为只要自己在说自己思考过的，或者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我就不会觉得很紧张，我觉得可能这有帮助。

所以我认为性格不是一开始注定的，一定是慢慢慢慢被完善起来的，我觉得这些种子应该都在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只是说看教练，或者说外部的环境如何去激发你、调教你，往哪个方面去引导的问题。

宗馥莉：我觉得性格应该是在环境下培养而成的，我觉得跟先天有一定关系，但是我觉得不是占绝大的因素，我觉得领导力是可以培养，但是问题是你把你自己放在什么样的角色中。如果我把自己定位做一个普通老百姓，或者是一个很纯粹的普通员工，我觉得这对培养领导力不是很容易培养出来，一旦认为自己要做什么的话，领导力自然而然就来了。

胡海泉：我自己也经常回想一下为什么成为现在的我？我是一个从事艺术的人，现在又参与很多投资和管理，其实是理性和感性交织在一块，我自己很感谢家里面让我弹钢琴，左右手配合，左脑右脑互动不会成为一个障碍，成为更多激活想象力的地方。我爸爸也是一个跨界的人，他是一个军人，他又是个诗人，他是个职业的军人，也是一个职业的诗人。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既是一个严谨的人，又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也觉得一半的东西是来自于成长的环境和自己家里边的氛围。

另外，我作为一个高中的时候在同学面前公开说话还脸红的人，一直到现在每天晚上在几千几万人面前唱歌，大声叫都不会害怕的人，这是需要磨炼的，我自己的经营和创业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思考和养成的职业理念。从一个歌手到一个经营者并不是从小就有的理想，而是在一个社会的驱使下自己发现了自己的潜力。我相信后天的东西是更重要的，可能说得有点绝对，因为人类没有一个是绝对理性的动物，我们的感性驱使我们去理性地判断、抉择、努力，人生的动力来自于自己感性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刚才说的看上去有点虚幻的理想主义是什么？我们为了什么而奋斗？有时候一个企业制定三年五年的战略，可是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战术问题，因为战略是属于一辈子的事情。

段刘文：该聊的都被他们聊完了，可能性格来说，第一代父辈们他们可能在决策上比较刚毅，执行力比较强，作为第二代来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说老的团队、老人都是看着你长大的，见面都是摸摸你脑袋，说“又长高了？”叔叔阿姨辈的，我们的动力是需要能够去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去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但是同时也要把自己的决策能力培养起来，能够去明辨是非，能够在不伤害团队的发展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能够帮助企业去成长，稳定性，保持这个企业稳定的可能更重要。另外像杨老师说的商学院培养出来培养不出来领袖？我不知道，反正我爸没上过商学院，这并不是说一个充分不必要，可能是一个必要不充分，可能我理解是这样。

主持人杨壮：因为我们时间很紧，我想说一下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什么地方？当我们几位企业家坐在这个地方谈到他们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性格是有差异的，性格无好坏之分，性格是有差异的，他们在重大问题判断上也是有差异的，他们并不是一个同类的人。性格无好坏之分，性格只是在一个人文环境下才能发挥出作用，我们现在看西方的这些领军人物，如果你要真正想到几个重要的领军人物的话，包括丘吉尔、包括甘地、包括美国内战的总统林肯、包括罗斯福，你们仔细看他们的性格里面实际上都不一样。但是你注意到有一本书叫《领导力都是疯子》，他们的性格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多在我们看到常人所不理解的东西，我为了要讲这一点呢？其实我想讲他们，也想讲他们的父辈，也就是说在一个环境变化之后，他们身上一定有一种特质，而这种特质适应了当今时代的特征。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我看到了在中国教育文化下这些好学生完完全全按规矩去做事的学生，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下他们表现得束手无策，原因很简单，在性格特质方面，他们自己没有他们自己独立的见解，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在很多问题上，一遇到问题以后他拿起电话以后给父母打电话，他自己不能去做，这一点我是想说性格这点事情和品质其实环境不一样，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人他们什么时候出现？就是在国家遇到最大灾难的时候，在国家遇到最大挑战的时候，他性格的很多部分正好和当时的环境合拍，他就能够真正地掌握了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来源。

刚才他们讲得有一条我特别想做一下评论，第一条是父母的影响很大，我在此一直想跟大家在座的各位说一下，我在北大做了三百人的测试，给大家提了十条原因，影响你性格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我把价值观和性格放到一起了，价值观我的定义是选择的排序，性格也是我对一件事情的直接、直觉的做事的方式方法。我问了这个问题，十个问题中九个问题全是只占人数的10%到30%，只有一个问题占90%，大家知道这一个问题是什么吗？这个问题就是父母，父母对孩子的性格影响之大，父母对孩子影响是潜移默化。这一点特别是在20岁以前，但是20岁到40岁期间，环境因素刚才宗馥莉女士也讲了，环境的因素、个人的经历，我的学习的经历、我的工作的经历、职场的经历、留学的经历等等这些东西开始影响你，所以我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这个环境下单位对人影响这么大，我在北大学习基本上不需要你说你是什么地方，你待一段时间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是民企、这个人是跨国企业，一个是国企，这一点刚才几个人都讲了，包括段刘文都讲了，一个人的实践、一个人的经历变得尤为重要。所以刚才龙永图老师讲的一点我抓住了，他说我很高兴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年轻人不是那么多人去考政府、官员去做公务员了。

现在在北京大学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真正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社会趋于成熟和文明的重大标志，青年人开始有自己直觉的反应，原来去公务员，最大的一条就是实际上到政府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很舒适的位置，能够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并不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现象，我说得多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现在我想结束这个论坛，然后我们有十分钟时间能够跟大家做一点提问，结束论坛之前，像每次提问一样，从宗女士开始，下面的很多人现在正在创业，正在走着一条艰巨的道路，有些人正在做着职业经理人，做着职业定位，你对下面的人说一句话，给他们一点激励。

宗馥莉：这句话挺简单的，做自己想做的。

刘畅：我觉得一个是想做的吧，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还是要先了解好自己，更多地了解自己再做判断。

主持人杨壮：在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的时候再做自己想做的，不仅要做自己想做的，自己想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自己也能够做的，也能够喜欢做的，想做不能够做，想做的不喜欢做你可能也做不成，我来解读一下。

胡海泉：我分享一下我去北大BiMBA去读书的最核心的想法，一个人真正找到一个趋势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的梦想和着力点不是逆趋势的，而是顺趋势的就能找到自己事业的甜蜜点。

段刘文：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但是生活还是得继续。

龙永图：从小当少先队员的有一句话，时刻准备着。

主持人杨壮：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世界是你们的，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因此，我想总结一下他们说的，做你梦想做的事情，做你感兴趣做的事情，做你感觉特别擅长做的事情，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果当你真正做这些的时候，你会有幸福感，这是我给大家的一点预言。

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时间可能提两个问题。

提问：昨天晚上有老师提到一个社会化的企业，现在社会化的企业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主持人杨壮：社会企业是这样，你刚才说在中国讲社会企业不是很多，社会企业实际上他讲在互联网时代，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嘉宾都讲了，特别是龙老师讲了，互联网时代实际上涉及到联网的移动性、互动性，以及物联网、互联网所有东西，人和人之间的全部的关联，我们到爱立信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在互联网十年，大概有500亿个事情可以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对社会企业的看法，在现代互联网时代社会企业代表着你的企业本身每一件事情，企业所做的每一个决策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连贯在一起，企业做的每一个决定可能都会影响到社会人文环境的每一个角落，你的一个决定关于生态环境的决定，可能就影响到社会里面的雾霾和环境的清晰。

但是从德鲁克角度讲社会企业，一个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如果社会出问题，企业一定出问题，如果企业出问题社会一定有病。因此我们在研究企业的时候，绝对不能就企业单纯研究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我回答我自己一个看法。就是我每年都带着学生去看全世界的企业，我看了很多国家，不论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市场经济的还是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包括巴西，主要是北美、欧洲，我发现真正的百年老店的企业，至今为止受到大家尊重的企业几乎都是法治国家，几乎都是市场经营相当成熟的国家。而这些没有法治的国家、正在成熟的国家几乎很少看到我们拿到商学院做案例的社会企业，因为它跟社会、跟国家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研究两个国家的时候会看到，第一个三星，三星是在93、94年整个在国家政府制度进行改革之后，李健熙提出了三星必须变的结论，在三星企业里面反腐败开始从头到尾搞得很深，三星企业十年之后已经成为一个大牌企业。十年之前跟中国的很多企业包括TCL都差不多，而很多国家的企业，如果从社会性企业，按德鲁克的话来讲，我们企业的每一个行为反映了国家的理念，反映了国家的文化，这一点也是跟刚才我听的是龙先生和刘畅讲到国际化的时候。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我们的央企出去以后，它的行为举止很多东西可能不太符合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诉求，我们很习惯。因此你从社会上来讲要施加这个影响力可能比较难。

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的企业往外走，最缺乏的是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不是GDP，不是财富五百强，你要真正受到人家的关注路程很远，现在最近评判我们财富500强有很多家了，华为品牌价值是49亿，但是其他企业几乎没有一个企业进入这里面，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所以这个问题很直截了当，我不知道你谈的哪方面，我就跟你讲我的感觉。

提问：台上有过半的嘉宾都在美国留学过，我也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在美国留学成他们没有传承的事业，有很多创新的想法核项目。像你们作为青年领袖，你们认为青年领袖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在做好你自己现有企业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去创业？因为有可能下一个马云就在他们当中诞生，谢谢！

刘畅：您刚讲的是对于海外归来的年轻朋友做大企业，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他不仅仅是海外归来的这部分年轻人，国内很多年轻人包括在北大，也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做创业。

第二个，作为大企业来讲，并不是说去帮助小企业，谁帮助谁还说不定呢，说不定就是这一个小的团体，或者说就这一个人的一个点子，和他们的一股激情就能够帮助一个大企业激活，让它更好地创新，这不是谁帮助谁，这是一种互助，最后带来的是社会的更加的繁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正是敞开大门面对新的创业者，我们除了以前老的传统行业以外，最近我们又成立了我们的创新集团，这个创新集团从编制汇报的机制上面完全跟以前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打造一个非常横向的平台，设立了很多新的一些机制，来鼓励我们内部，以及外部的创业者，把他们的项目、他们的团队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投资方式也是很多元的，有像天使那样的做一些VC的投资，我们只是投前而已。如果能借助到我们固有的资源，比如说我们的生产、质量管控、渠道稍微能更大一点，各种各样的投资，如果你有好项目一定要找我。

提问：首先，我真的很荣幸能够抢到这个话筒，我是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我的问题是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多次谈到了法治跟法律，因为我本身在这个专业的研究领域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恐龙虽大，但是有谁见过真的恐龙？蚂蚁虽小，但是我们谁又没有见过蚂蚁？现在很多越是大的企业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我们都知道用法律去保护自己，你们是如何切身实际地去思考，如何学习法律、应用法律去保护自己？也是我们法商专业跟美国那边一起研究的一个项目。在这里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真的深入到深度地去思考以后在企业中运用法律去走向国际化，走向我们的国际市场？

刘畅：对于这块，首先第一个我自己在北京，我每个月也会飞新加坡，因为我们整个东南亚总部会设在新加坡，新加坡跟中国虽然都有中文的背景，事实上在法律环境上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每天处理OA的时候很能够体会到当中的差异。

反过来，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所以对上市公司可能在各方面的规范要求也需要更严密一点，再加上我们是食品行业，所以我们更有输不起过去三十年的民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更早地用法律的手段给自己提前设立一些边界框框，提前把法务部设立到决策层当中去，在治理结构上面，包括一些我们的技术提升上面，都会尽可能地把我们的法务人员放到最接近中心的决策层当中来，让他们提前为我们做一个法律的保障。假如说有这样的心态和实际准备的话，无论在中国，或者是在国外都非常好。

正如龙老师刚才讲的，在海外就更需要了，尤其中国又懂得国际化，又能够跨越国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还有点欠缺，在国际上真的出现了有官司的话，真正的仲裁放到中国来就蛮少的了，而我们中国企业如果仲裁在国外非常地吃亏，希望我们的法律知识，也是快一点地能够跨越国界，使我们走出去的步伐能够更快，很多时候跨越一种文化交流法律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障碍的，谢谢！

主持人杨壮：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到了，我简单说一下，我刚刚参加一个会议，是法国的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开的会议，那个会议上一个律师到那个会议上给我的第一个特别震撼的印象就是现在上法庭的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以及中国企业上法庭，至今为止从大概十几年前的十几个案例到了今年的八千个案例。也就是说法律纠纷越来越大，特别涉及到劳工法，特别涉及到老板和下属之间，以及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包括劳动法之后的关于人员的解雇问题，法律问题随着环境的深入越来越大，而且摆在商业界、企业管理里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对这个问题予以重视，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我个人比较同意龙老师今天在开场白所讲的一件事情，一个法治的事情不是技术细节，也不是单独的法律课程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整个在变成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的生态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地从技术细节去研究法律，而不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真正建立法治的思想，让我们的法治真正地有其名、有其实的话，这些细节的东西在实践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扭曲。

这个律师跟我们讲的八千个案例中跟我讲了很多问题，最后不是法律问题了，最后变成道德问题的，他就说道德问题在中国和法律问题完全吻合地结合在一起，很多人为了在法律上取胜，在道德上做假，中国我个人认为要变成法治国家的话，不仅仅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可能在文化、教育、信仰方面也要有自己的信仰，也要把诚信当作天下的第一要素。如果这一点没有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法治的建立只是虚设，很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解决我们根本所遇到的问题，因为你本身没有原则，没有原则你怎么去按法去行事。

今天这个圆桌对话就到这里，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在座的企业家，包括龙老师都谈了法治、文化、梦想、企业家精神、价值观、公民意识，但是我想说一句话，中国企业从世界银行的计算来讲今天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们现在没这么算，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和在座的各位嘉宾、听众可能要想一个问题，第一大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仅仅是我们的GDP、我们的产能达到世界第一，我们的制造是第一，我们的原创应该世界第一，我们的企业应该受到世人的尊重，我们的法律应该受到大家的遵守，我们的文化应该在世界上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而这一点上对于中国今天解决小康问题，达到GDP的最高水准的今天，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也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讲演嘉宾所应该牢记的问题，所以我们未来的事业任重道远，感谢各位的参与，感谢嘉宾今天的积极参与和分享，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六位嘉宾。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本场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请继续参与下一个论坛，女性的魅力与力量，稍事休息，一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