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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新领军者,新挑战 文字实录

Grynspan:70%极端贫困人口在发展中国家

论坛信息

时间:17:15 - 18:15

地点:天津

主持人:全球联合之路总裁 Brian A. Gallagher

嘉宾:联合国副秘书长 Grynspan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的副主任
孟加拉国财政部长 Muhith
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 Nair
尼日利亚财政部长 Okonjo-Iweala

    文字实录

Brian A.Gallagher:各位下午好,我是全球联合住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你会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些新的领军者,尽管我们摄入面比较少,但是你们选择还是很对的,我们有非常好的专家,一会儿可以看他们的表现。

我们这个对话给大家概述一下,很显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变化是很大的,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变化,我的角度来说我看到这样一些增长,如何保持我们的增长,一些国家的贸易和行业部门价格有关,等等,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新的领军者,包括印度、中国、巴西的情况,他们如何来平衡经济的增长,而且来应对一些最关键的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的专家会给你们考虑一下国际援助,相对于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和投资的一些作用,以及我们社会的一些契约、包容性、增长等等一些因素,他们一会儿来回答你们很多问题。

我们用三四分钟的时间请卢旺达Nagzi Okongjo-Iweala部长阁下开始,你如何看待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和一些援助,一些相关的问题,有那些是最重要的一两个?转变目前正在发生的是什么,这些转变如何影响到你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在部长一级和在政府一级的情况。

Nagzi Okongjo-Iweala:谢谢。我想有两个主要的转变,目前发挥很大的一部分援助,在过去5—10年中一些大的转变,如何提供这样一些援助,包括接受方和一些捐赠方,还有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改变一些拥有权的问题,能够来提升我们任何得到援助的生产力,这些援助是联系到我们目前的项目计划,我们主要通过这样一些国家体来实施的。很大的影响我们来改善或者增长议程相关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些接收国我们如何做出规划,以及实施目前的一些项目,这是很重要的。加说捐赠方的一些意愿,能够让我们掌控拥有这样一些项目,这是从2005年以来最大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项目,捐赠方来说这是一方面。

作为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来建立我们这样一些体制,以便于能够对于我们人口的资源,这是很大的转变,是积极方面的,而且我们后来实施这样一些项目,在我们这样一些议程上,对于我们是挑战,这是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些捐赠者实施这些项目,这并不太有效,但是它就是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挑战,作为接收国来说,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挑战,我们所面对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这是有很高的增长数字,差不多8.3%左右,在过去五年当中,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这样一种转变,重量级的转变,新的行业参与者,中国、印度,还有一些其他新兴的市场,并不只是作为一个新的捐赠国,还包括一些投资者到我们的国家来进行投资。

我们现在看以前那些援助,如何相信这样一些投资,我们过去看的是西方他们有足够的钱到我们国家投资。今天我们有一些占主导地位的来自于中国、印度,从这样以西方为中心,我们如何决定,如何使用,包括跟中国和印度的一些投资者合作,还有一些传统的投资来源,投资者投资到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出口,带来我们今天的一些挑战,我们如何应对世界的这种情况,我想这都是一些比较积极的挑战。

Brian A.Gallagher:回到这个问题上,关于新的领军者与新的投资者,我想还有一种新的捐赠方和接受方的一些合作关系,你们的人民也参与进来了吗?定义已经超过一些体制上的东西,让人们了解它的一些作用?

Nagzi Okongjo-Iweala:我们有这样一些捐赠方,我们还有议会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会审查包括一些项目,以及这些捐赠方如何参与这样一些贡献,包括一些民间团体能够代表我们的一些公民。

再回到我们最基层的一方面,在我们区域级的一些能力,还有一些联合的行动委员会,我们有不同的参与者代表我们的人群在不同的非政府组织,不同的捐赠方等等,不同层次的参与,都有一些不同的个人来代表的,这都是一些参与者,并不完全只是财政部去做,引导这个工作,还有其他的一些参与者。

Brian A.Gallagher:部长阁下,这种转变会不会影响到你在孟加拉国的工作呢?

Abul Maal A Muhith:我们一开始引用刚才前面一节会议的内容,这样一种转变生产的资源已经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区了,你如何去区别这样一些生产力给消费者,或者说我们来补充一下如何创建这样一些新的消费者呢?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军者,一个新的转变。十个最富有的国家,现在在南半球,包括在亚洲,在拉美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这种转变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并不是有两百年的转变,可能差不多三百年的转变,要求我们改变一些态度来适应这样一些转变,消费者是更重要的,但是消费者来说,在这些新的国家里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很重要的,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情况,他们有这样一些国内需求,特别在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孟加拉国也是一样的,很大依赖于国内的内需,然后又一些目前的变化,包容性的,并不是包容性在我们这样一些行业,每个国家决定什么是一个最名智的办法,国内的一些需求,我们国家农业方面,在其他的国家还有一些中小型企业,还有基础设施方面,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消费者并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是多样性的消费者,这样的变化得到我们的了解,改变我们必要的态度。所有的捐赠方多数来自于西方世界,韩国也是OECD的一个成员,还有中国这样一些捐赠方,很多一些大的国家,他们有很多的盈余。这样一些资源也确实很多是我们南半球,这种多种多样的来源并不只是一些富有国家,还有一些新的,包括中国的,日本的、卡塔尔,还有这样一些地方。这也是另外一个将要发生的趋势,也就是投资的来源正在多样化。信息技术这一浪潮使穷国也能获得信息技术,而跨越了信息的鸿沟,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飞跃,而且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采购,就是你要充分的利用信息技术,这样一种转变将要花上很多时间,并不是两三年就能完成,或许要五年或更多的时间,而且我觉得至少要再进行五年时间。

Brian A.Gallagher:它如何改变了你工作的方式呢?

Abul Maal A Muhith:27年前我就当过部长,27年又在政府以外,现在我又回来又当部长,在我以前当部长的时候,我主要的担心就是我能拿到多少援助资金,我们的国家大概能够达到8%—12%,在现在我们直接拿到的援助资金只占2.5%,最早主要是捐助联合体来决定什么时候援助,而现在不是,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管在六七年的时候,我们的发展伙伴其实不是发展伙伴,但是现在真正的成为了发展的伙伴关系。

Brian A.Gallagher:Rebeca Grynspan你怎么看?

Rebeca Grynspan:谢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讨论团队,我很高兴过来,我想补充一下前两位的发言,并且给大家补充一些数字,主要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巨大的变化,孟加拉的部长说过,现在世界生产的主体是在南方国家进行的,事实上现在是50对50,但是到2030年全球生产的57%将会在南方国家,正如他所说,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产将会在南方国家进行,但是全世界的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也将生活在南方国家,而这一点将完全的改变消费的流动方向。而这我们认为应该是讨论的一个焦点。

还有其他的一些数字,这不仅仅发生在巴西、印尼、中国,这个趋势也发生在很多不同的国家,现在南方的84个国家增长的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的多,作为这一现象的一部分,我们也看到新型国家发展非常快,南方的一体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就是南方国家的发展这样一个趋势在今天比历史上任意时刻都重要。如果你要想衡量一下这样一个发展,我们看到50%的贸易实际上是南南贸易,南方国家之间的这种一体化增长是体现在生产和贸易方面,他们比以前增长的都要快。

下面我来谈一谈这如何影响我的工作,很可能我想表达的方式正如孟加拉的这部部长所说。首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北方去南方的现象已经结束了,因为现在捐助国和接受国没有特别明确的分界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一些国家同时是捐助国也是接受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和以前不一样,我们有这些新兴国家,新兴国家他们在全球舞台上承担起了新的责任,而同时他们自己本国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世界上一个崛起的经济体同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再给大家一个数字,70%的极端贫困的人口也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所以,这种双重作用是很明显的,使我们今天的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从发展,从合作的角度来讲不一样。

Brian A.Gallagher:而这也就改变了你们的工作重点对不对?包括重点工作和战略?

Rebeca Grynspan:举一个拉美的例子,95%的UNDP的资金来自拉美国家的政府,只有5%来自于外部世界,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趋势,将会继续发展,援助可能更多的用于投资,更多的利用私营部门的投资建立起相关机构和机制的能力,不一定直接为某些项目提供融资,项目融资也越来越多的来自于本国。

最后一点就是三角合作非常的重要,我还想为听众补充一点,因为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如果看一下里约家20,我们就发现比成果文件还要重要的是在边会上所发生的情况,在里约所发生的情况就是总共承诺了5130亿美元,主要是由公司政府等等来承诺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政府的合作,这些不同的机制走到一起来提供发展的援助,这是因为技术的发展,也是因为有了新的沟通方式。但是这样一种合作肯定在世界上会发挥影响,所有的这些倡议可能会有50个国家承诺致力于这样的倡议,他们可能能拿出200亿来自于公司或者民间企业,而这会改变整个世界的能源议程。

同时,我们也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请,您的机制已经运行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捐助者您看到什么变化,谢谢。

日本代表:或许我应该从捐助方的角度里谈,但是我们今天的议题主要审计到增长,在我所拥有的简短时间内,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服务业,包括呼叫中心、外包、会计和物流,我们如何定义现代服务业的作用,它如何促进增长。前面发言人提到经济增长的一些新的动态,我也想说当然这些都是宏观的和部门层面的,我想谈一谈部门层面的,从农业到服务业,这种传统的经济转型的概念现在实际受到了质疑,有数个亚洲国家,包括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等等,他们开始实现非常强有力的服务业驱动的增长,他们跳过了这种制造业密集发展的阶段。服务业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新的现代服务业出现,有三个“T”,技术,可追踪性,以及可移植性,我们认识到这些都可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现在我们科医师我们对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驱动的增长现在有了不同的选择,在政策执行方面这会产生影响,对政策方面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亚洲发展国家的决策者而言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告诉我们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服务业可以雇佣更多的妇女,而且会给环境带来更少的不良影响,可以实现包容性和绿色增长,如果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发展援助机构,发展伙伴,比如我所在的机构,我们的国际协力机构,我们需要审查我们的战略,看看如何帮助现代服务业来提供帮助。

此时此刻我想说要实现这方面的成就有几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全球的语言,比如英语,大学教育不一定非得是火箭科技。第二是有高质量的电信服务,它的价格要合理,使全球市场可以连接起来,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前提条件就是应该有促进性的政策环境,促进大家在服务业进行投资,虽然有这些条件,但也要考虑到两个问题,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问题,就业,这个部门吸收就业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它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第二,入门的门槛,进入服务业的门槛并不是很高,很难阻止其他人进入同一个行业。考虑到全球的竞争环境,这种服务业,你已经投资的服务业可能会退出,会转移到其他国家,非常容易的就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因为和制造业相比,制造业需要更多前期投资。这是我对于现在发展模式的一些看法。

Brian A.Gallagher:Chandran K P Nair,你怎么看待这些转变?

Brian A. Gallagher:最后Chandran K P Nair你怎么看待这些转变呢?

Chandran K P Nair:我看到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在亚太,过去10年间,今天在亚洲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手机,而得不到适当的厕所的马桶。想想发展的问题我就经常想到这样一些对比,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样一种先后顺序是错了,但是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技术的解决方案意味着发展和进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将马桶和手机进行对比是很严肃的,因为这个马桶在亚洲在有些地方还是奢侈品,在非洲也是如此。但是智能手机有些时候非常便宜就可以拿到。这样一种技术上很先进的设备它能够这么便宜,它的经济模式如何使相关的费用外化呢?在亚洲我们要看一看它来自于哪儿。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来自于何处,大概六、七十年以前殖民主义刚结束的时候,大部分政府他们是由这么一群人领导的,这些人在西方受教育,但是他们痛恨殖民主义。他们想说我们希望增长,我们想像你们一样,但是他们手上没有自己的教科书,他们就买了剑桥、哈佛的教科书,这是一种发展方式,我们会按照这种方式发展。有太多的这样一些亚洲,还有非洲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在现实中我们要找到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我们认知到亚洲,我们的一些老师们,他们可能把它搞错了,这种传授是来自于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以前在几百年中有一个主导经济体,这进一步得到了所谓叫做美国梦想的扩大,你可以做任何事得到任何想需要的东西。想得到一些挑战,不要假装我们有这样的经济模式,它可以有经济的变化,涉及到两个方面,它到底能够提升多少,我们必须知道它有一些限制在里面。

上个星期我有这样一个对话,在一个论坛上有一些专家建议,亚洲正在快速的发展,会受到资源的限制,但是我们从技术上可以加以克服,亚洲希望得到一些汽车等等。你到亚洲多数国家的城市,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汽车,就像在天津看到的情况比较类似。我们这样交通的发展能够满足一些最基本的需求,也就表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现代化的便利条件。比如说到2050年的时候,人们可以有一些乌托邦式的理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移动方式。

有两点我要特别强调,首先我们如何给它进行定价,其次你的权利是什么。拥有汽车并不是简单的人权。三是到底这个国家的作用如何去定义,这些权利如何在有限的过程中进行分享,这就要求我们最根本的一种我叫做拒绝华盛顿的共识,就是西方的一种经济的模式。但好的是亚洲的一些决策者们已经开始清醒了,知道这样一种现实了,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发展,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教科书,还有自己的一些人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Brian A. Gallagher: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呢?关于最基本需求的发展,还有人类的一些发展,我刚才已经多少次感到非常的惊讶,在我们听到一些投资说法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提到投资的问题。援助相对于投资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还有什么商业上基本的人类的需求,它有什么重要性吗?这个框架可以替代这样一种投资的模式吗?

Abul Maal A Muhith:我想投资会继续保持它的重要性,并不像生产汽车一样,包括我们能够摆脱贫困。刚才讲到我们还有20亿人都是非常贫穷的,他们应该能去摆脱贫困,所以这样一些投资是很必要的,包括投资到我们的食品生产、能源生产,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我们如何得到这些能源,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生产我们需要的商品,并不只有汽车,还有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也不能忽略。所以我们愿意建立我们的一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我们也需要一些非常发达的新的领军者和国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投资,并不只是来自于外部,也可以从内部得到这样一些投资。这样一种类型的投资,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这种投资应该投到那些他们能够满足一些最基本的需求的地方,并不是50%这样一些国家的人口,而是70%的贫穷的生活在南部世界的人口。如何去调整这样一些生产系统,你的这些生产系统可以能够满足那些贫穷人的需求吗?是的,也许不能达到我们要求的水平,生活方式的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也许我们有时间来重新的考虑这样一些有限的增长。

Brian A. Gallagher:部长阁下看到了政府的一些作用,能够激励这样一些投资,能力限制一些其他的投资吗?

Abul Maal A Muhith:你不能组织这些投资,你必须设计出一揽子的政策,能够带来一些你所需要领域的投资。

Rebeca Grynspan: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走入陷阱,我认为你们需要更好质量的增长,需要一些包容性的可持续性的增长,这都是我们要求去改变的。我们的一些部门和消费、生产的模式,相应的定价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做错了,而是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还有其他一些投资,也应该是投资到正确的领域,这都是以质量为中心,投资也是要有质量性的增长。

另外,其他经济性方面,一些私营部门也是与其有关的。我们为什么有了一个,却放弃了另一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更好的政府和私营部门是相互补充的,这些私营部门的投资没有公共政府部门的投资也是不能提升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共性,能够实现我们所说的可持续性的增长。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问题的一部分,只能留一方消除另一方。我们要吸取两点教训,一是我们双方都需要,二是没有一个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这都是希望我们达成共识,最后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个正确的途径来去 增长,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这些国家是怎么去做的,有一些具体人口的特征,还有历史、体制、制度上的问题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相互的学习,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途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可能有一个单一的定义。

新兴的经济体已经表明的非常清楚了,中国跟巴西的发展是不一样的,跟土耳其和印尼也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做的是能够更加开放,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的选择。

Brian A.Gallagher:你具体怎么做的呢?你使用这样一些税收的激励措施,还有资产的转移,来保证有这样一种包容性,有什么样的机制?

Nagzi Okongjo-Iweala:我想去支持刚才我同事所讲的关于投资的问题。另外一个挑战你并不只是单独去提供这样一些投资的援助,同时环保是我们特别强调的。这是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的一些实体经济要与环境同步增长。

第二,同时要强调质量和收入,一些国家的增长,提高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还要有共同的机遇。这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想到的,通过这样的类型吸引外部的投资人,也是为了达到双赢。有这样一些投资者背后有一些政治议程在里面,这是可以的,可以看看我们的政治议程怎么相互的满足投资者的要求。像中国投资的非洲,他们主要是能够让非洲增长,也考虑到自己的一些政治利益,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我们投资的一些目的地是需要这样一种类型的投资,比如来自于亚洲的,它怎么能够给我们的人口带来好处,你具体是什么做的?你使用这样一些税收的激励措施,还有资产的转移,能够让它实现,来保证能够有这样一种包容性。有什么样的机制你可以使用?我想其中一个是作为政府,我们应该投资到私营方面,可以有一些获利的。这样一些私营部门的投资很容易继续。还有其他一些领域,我们把它交给私营部门,在我们创建了这样一个市场之后,就可以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否则的话,你所说的我们的一些转变和金融预算上,在过去的国家改革中,改革能使得这些投资进来,也可以看到私营部门不断的发展壮大,税收也可以增长,差不多每年增长20%。包括预算的份额在里面是通过税收来资助的。

过去我们看到援助的上升,并不是我们不能够提升税收,而是因为我们在更好的使用这些援助。我们通过一些非常好的治理的项目可以提升援助的数量,可以增加份额。像西方有自己挑战,会有一个援助的上限,这样就很容易进行变化,它们有积极的作用。

Chandran K P Nair:我并没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要去区别一下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些区别。我可以从亚太地区来讲,亚洲的经济增长是有巨大的代价在立言的,我指的是落后的地区参与进来使情况更加恶劣的。我们生活的质量、资源等等主要原因是我们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们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现在问题是我们如何进一步的发展?我的观点是亚洲的领导者是了解这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我觉得现在正在进行着重新思考。

另外一点,投资者他们都是好人,但是投资者他们是需要回报的,他们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他们希望得到一些好处这并不能使他们成为坏人,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工作。

最后,在我们讨论援助的时候,我不是援助问题专家,但是我在援助这方面工作过,我在非洲居住过,我们要了解到它能带来一系列的扭曲。看一看亚洲,亚洲并不穷,有很多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集中在某几个领域。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亚洲从事的工作,我们创建了一个社会发展基金,它会带来财务或者金融上的回报,同时也有社会效益。在这方面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你们猜猜会怎么样,来筹集资金做这样的工作很难。如果要筹集资金建一个购物中心或者是高楼,不管是在深圳,科伦坡,还是迪拜,都是很容易的,因为银行运作有一定的方式。我们在亚洲需要创造一种新的资产类别,不涉及到捐助者和援助。使这个地区的人们明白开始在新的资产类别中进行投资是值得的,这就可以为未来奠定基础。如果这种资产类别能够得到保护,也就是金字塔的底端应该得到保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今后20年我们会看到会有10亿人也成为消费者,他们会对资源产生影响,但是仍然还会有25亿的亚洲人,他们仍然处于边缘地带,他们会很愤怒。他们有手机,他们没有马桶,但是他们会知道周围的人是怎么生活的,然后他们会很愤怒。因此,在非洲和亚洲的富人不应该再去看西方,去找钱,而应该更仔细的、更小心的思考这个问题。

日本代表:我同意Rebeca Grynspan的说法。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世行在1994年出版了一个关于东亚奇迹的报告。里面提到的东南亚国家,说他们是对市场友好的方法,也就是相互兼容、相互补充。这也表明了这样一个制度的性质如何。

第二,大部分亚洲国家并没有那么多的相互依存。在1994年越南对市场经济开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在那时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但是现在情况法身了变化。

第三,在过去35年间,我在亚洲工作的经历告诉我,如何使用援助资金用于投资,他们把援助资金用于特别关键部门的关键项目,以便从长期看他们不再继续借用资金或者是依赖外部资金,他们以一种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办法使用的援助资金。

最后,我想有数种不同的方法,即公私合营或者公司合作。有不同的项目,比如在越南我们提供的一定的资金,提供了援助,援助了第一阶段的项目。也是一个电站,包括它的服务,充电站等等。那么在第二阶段,风险就大大降低了,因为实际上有不少的项目已经完成,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起来了。因此,我们看到不同的风险,并且尽量的减少风险,并进行设计,以一种混合的方法来进行。这是我的观点。

Abul Maal A Muhith:首先在马桶和手机之间的选择,其实不是一个选择。我的国家他们既有手机也有马桶,但是马桶和我们平时所用的不一样。比如说在农村的厕所和城里质量就差的很多,但是要尽可能的实现平衡。我觉得这个挑战对于新领军者的挑战,就是要发现更多的能源、资源、技术,比如说太阳能技术,如何促进那些并不是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进行发展。

第二个挑战在于人口。管理人口涉及到人的发展,如果你在卫生方面进行投资,在环境方面进行投资,我们就在为人口管理做着最好的工作。

第三点就是粮食,粮食非常重要,农业生产必须得到持续的支持和重视,并不是说今天你重视粮食问题,再过两天你就忘了,再过十年你又想起来,必须持续不断的支持粮食。当然现如今我们还面临着环境的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仍然享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是新领军者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还要处理不平等的问题,不平等不仅仅要由私营部门进行解决,它需要进行公共投资。但是今天我们也知道,由私人投资来生产公共品,这也就是公私合营或公司合作的好处。英国的前首相他也提到了,在亚洲可能会有更多这种形式的合作,我们有不少的资源,缺的不是资源。我们不需要一个过分庞大的公共部门,而是公共部门只需要进行监管,而不需要进行投资。

Brian A. Gallagher:请听众问一下问题,首先前面这位先生。请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说问谁。

提问:我来自尼日利亚,我想问一问孟加拉的财政部长,您提到的亚洲人口,实际上亚洲已经处于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的阶段,非洲则在另外一个方面。我想问问卢旺达的部长,这样一种变化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Brian A. Gallagher:这个问题非常好,是看长远整个大陆,而不仅仅是看最近的这样一个周期。

Nagzi Okongjo-Iweala:我看到有两个方式或者方法,一个是我们人口的质量,当然人口数量也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非洲熟练工人的数量比以前要多,因此我们能够更好的吸引工业。在过去十年间,我们能够做的更好。现在在中国有一些产业正在关闭向非洲转移,因为在这里进行制造是越来越昂贵了。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准备,来迎接这样一种准备,迎接生产流程中的转变。我觉得这对非洲而言是一个机会。

现在有不少的企业正在考虑将非洲作为下一个廉价生产的提供者,当然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来促进这样的投资,有关系的问题。部长还谈到了能源问题,能源比较昂贵等等等等,我们也需要改进基础设施,比如说交通等等等等。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

Brian A. Gallagher:Rebeca请您谈一下。

Rebeca Grynspan:我觉得人口结构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许一个因素也是新兴经济体迅速增长的一个因素,因为他们得到了人口的红利。我们知道人口红利并不仅仅是数字的问题,其实也涉及到性别,因为我们在讨论中还没有更多的谈到性别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妇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她们也能够实现更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点对于非洲来说就像对亚洲一样重要。

Brian A.Gallagher:事实上没有妇女的经济和社会的赋权可能实现不了这个目标。

Rebeca Grynspan:这一点是很  清楚的,所有的这些故事,作为的这些研究,包括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发展,跨领域问题、性别问题等等,一直都处于中心。

Chandran K P Nair:那么亚洲的人口是一个混合情况,中国正在出现老龄化,印度则没有,而且要非常小心。所谓的人口红利非洲不应该受到这样一种诱惑,得到一些产业的转移,因为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有埃塞的先例,他曾经说过我们不想成为下一个承接地,因为中国太昂贵了,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生产一些便宜鞋。对这种传统的想法还是要小心的,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非常仔细的考虑这样一个想法,我不觉得城市化一定是人类命运的必由之路。

Brian A. Gallagher:我想我们得问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们专注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宣传和实现,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你们谈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透明度问题。几周以前有这样一个裁决,美国的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他们必须披露相关的信息,涉及到不少的企业。现在受到监管,大部分欧美企业,有一些亚洲国家还没有完成得到这样一个规定的管辖。如何使自然资源更好的用于人民的福利呢?怎么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提问:其实我们在开会前几个人内部交流了一下,但是我还是想请两位部长回答一下。中国投资在非洲目前是净投资还是负的,如何保证透明度,以保障利益得到满足。

Nagzi Okongjo-Iweala:这种透明度是关键,对于发展来说是跨整个人口的要求。透明度也是非常关键可以消除负面的力量,包括消除指定性的行业。有了越来越高的透明度,这些国家才相信从这些资源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这是一个关键。怎么使用资源是有利于我们的人口的,并不是让它们只服务于一部分的投资者或部分政客。如果我们能去监督这样一种透明度的话,民间就可以使用自己的资源。

Brian A. Gallagher: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会有一些不同的框架和机制。

Nagzi Okongjo-Iweala:对于我来说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内部,来自于外部也是好的,但可能行不通。

Abul Maal A Muhith:我已经确认了有四个这方面的领域。一个是腐败问题,我们需要重要的透明度,必须有一些流程和程序能够保证透明度和问责制。透明度远远不够,有些国家应该有这种机制在里面。还有治理,你需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亚洲、拉美、非洲是我们考虑的,未来的领军者他们会碰到腐败、治理 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问责指战员透明度,还有包容性。

Chandran K P Nair:外部一些强加的地方可以有一些豁免的情况,大的一些参与者我们能听到找到一些办法,所以应该是跟本地情况有关的。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愿意来讲透明度,现在问题是如何来做。除了经济的挑战之外,还有一些成本、定价的因素,重要的是我们要实现一个经济模式。

日本代表:再回到关于人口的问题,日本正在经历这种情况。我们通过一些社会制度的改革来提高税收,其中最大的预算赤字的原因对日本政府来说都是由于这方面造成的,我们推迟了社会保障的一些改革,包括社会保障福利和养老金的系统,这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叫做拥有者。还有一些政策的改革不能够匹配日本的情况,我们应该准备好来应对这些问题。

Rebeca Grynspan:我们谈到包括资源的分配,改善人类的生计的透明度,这里有很多的研究。

第二,有些援助在不合适的地方,我们要强调自主性,国家本身也很重要,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它在实现过程当中,但还没有实现。没有人给你讲这样一些成功的故事,我们必须接受做一些实验,在一些私营部门。但援助还有失败的情况,因为援助没有带来好处,在我们的社会部门也有势必的情况,你就会停止,要学会重复这些失败,把它做的更好。2050这样的议程也是我们讨论的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希望未来能够更多的讨论这些议程。我们关注的点也是秘书长非常重视的,在发展的议程当中是非常核心的。

Nagzi Okongjo-Iweala: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在总结的时候,我想说的是我们有很大的机会,机会比挑战更大,我们如何更好的合作,做的更好一些,能够充分的利用这样一些机会,以便于能够发展我们的国家,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应该探讨如何能更好充分的利用目前这样一些机遇,技术上的,还有不同的一些领域。我们在这方面都是相关的行政参与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我们能够更充分的合作,充分的利用这样的机会。

Brian A. Gallagher:我印象很深,很显然政治、经济的力量在发生着严重,在讨论当中我们都很清楚,也许同样的企业,包括创新出口放大到世界,这种框架围绕着发展来说,包括一些援助,能够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框架。包括在南半球,在全球都有非常好的合作。感谢各位专家的观点,谢谢各位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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