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论坛实录

女性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因为这里更多的是中国的听众，所以我可能用中文来主持，但是也会用英文来做一些说明。

我们今天在这儿主要是讨论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已经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么中国女性的角色在社会、经济的角色又是什么样的？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中国的成熟的女企业家，有很多成功的女企业家，他们是中国的女性的骄傲，但是普通人怎么样呢？企业家底下庞大的基础是时间呢？中国的性别教育和健康的领域性别上中间有多大的鸿沟呢？女性能不能享受到与商业、政治领域有同样的进入机会呢？她们是不是有足够大的声音来维护她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呢？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潜力是不是真正被认识到、能够得以实现呢？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先看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世界经济论坛做的关于中国女性的调查。请大家看！（视频）

主持人：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短片也知道了中国女性的地位还有待改善，性别的鸿沟还是很大。我们中国在竞争力上，今天做的是2011年的比较，在2011年这一年中国的竞争力是第26名，在性别指数上的排名是第61名。大家都知道WEF新公布的竞争力报告，中国下滑到第29名，因为我们很关心的是竞争力和性别鸿沟之间的关系，我们想知道今年的性别指数大概会是多少，这个请大家关注明年1月份即将出的报告，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请到了非常出色的五名演讲者。我一次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是汪静波是我们著名的企业家，诺亚财富公司的CEO。第二位是何振红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社长。第三名是韩践，她是著名的管理学教授，是上海中欧管理学员的管理学教授。第四名是国际著名女企业家，也是我们在女性领域中非常积极的活动家，她是Deborah Dunsire。我们第五名不用介绍，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代替我坐主持位置，但是她说今天要体验一下演讲者的感觉的，也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女主持人、成功的企业家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心里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首先还是按照我们坐的顺序一次问大家一些问题或者是请大家来谈一谈看法，我们接着谈也可以比较放松。最后我们给机会给大家，希望大家准备好踊跃地提出问题。静波能不能谈谈看完短片之后中国的性别差距的问题或者说女性权利的问题，这与我们想的不一样，你这样成功的女企业家是不是感不到很明显的性别的挑战，另外在你的公司怎么样？你认为社会女性是不是存在性别上的差距，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思考？

汪静波：首先女性话题是我个人来讲比较关心的也很愿意来谈的，但刚才看了那个短片我觉得也有一些吃惊，因为我是从小在成都长大的，但我很少能特别地感受到中国男女有非常大的差距或者是有不平等的对待。从读书到工作到生活中我总体来讲是觉得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和时代。特别是创业以后，也许也有不同，如果要很认真地来讲，但这种不同我总体来讲还是觉得比较更向有利的方向，我没有办法谈得非常地宏观，但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男人和女人，有些人比如说是做企业的，你在公司里面男性的角色发挥得稍微强一点，所以比较强势。但如果你回到家里的话可能是作为妻子、母亲或者是媳妇儿，你要把女性的角色体现得更强势。其实我觉得是在内心里如何达到男性和女性的平衡，从而找到自己内心的归属，可能达到一个人生的幸福，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的，而不是简单地和男女性别的差距。但我们也要谈一下农村女性地位是不是在中国比较低。我们家用过两个阿姨，一个是我们用过十年，一个是今年刚刚到我们家的。我们那个阿姨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但她家读书的是她的女儿。有一天她跟我讲读书上大学是中国非常好的学校而我知道她的儿子是一个理发师，学了一个技能，真正评判孩子的成长不是考虑他的性别而是考虑他自己愿意不愿意读书，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培养。我们第二个阿姨今年刚刚到我们家，我请她女儿到我们家住了一个暑假，她也有一个儿子，但我感觉她培养女儿的力度和教育的方式是完全平等的。

在我的公司里，我觉得同事讲是夹心饼干，因为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是女性，下面一层是男性，再下面一层是女性，这样我们感觉男女搭配工作不累。所以在中国的感受我觉得男女是非常平等的。

主持人：很有意思，静波跟我们讲阿姨的情况，因为农村和城市比起来，城市男女平等更加地充分，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些进城的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同步实现了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价值的调整对自己权利的争取可能就有了更大的机会。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下面我们再请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社长何振红女士给我们讲，她从面上观察企业家群体，如果静波讲的是个人的故事，振红给我们讲的就是整体的画面。

何振红：我跟静波的成长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不太一样，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这些年也很少回家但是去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因为在县城生活家里就有非常多的亲戚在农村，我也很久没有去了，去年有时间我就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农村看了一下我家里的一些亲戚，会发现家里面的人就剩下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了，而且孩子基本上以女孩为主。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如果家里剩一个男孩会带到打工的城市去，女孩剩在家里给老人养。还有一个现象，我住的那条街是县城中最繁华的这条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孩也到大城市去，但我听到的一个评价标准，一个女孩出去了春节回来了说她嫁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公，她在哪里挣了很多钱。但男孩回来以后评价就是他的工作特别有出息。我觉得从现实来看社会对男女的评价不是说男女的地位有没有评价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在里面起很大的作用。

我接着跟大家分享在商业世界里面女性跟男性是怎样的关系。我们这本杂志有27年的历史，一直以报道企业家为主体，但我们真正关注女性是到了2008年，我们2008年做了第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封面叫女二号。09年我们开始推出女性的评选，推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木兰，这时候基本上是年会和报道为主体的，每年评30名，这可以看出来商业世界中女性的变化。09年刚好过金融危机，我们年会和报道的主题都是冬天里的女性领导力，这是一个根据，我觉得跟当时的形势比较相关。第二届我们就关注了她抉择的商业力量，开始看到女性在商业中进行选择会对商业造成影响。第三届年会我们做的是幸福商业，就是说女性抉择可以影响商业以后，我们觉得女性可能要跟商业世界增加一点幸福的因子、平衡的因子。第四届我们做的“她”力量重新塑造商业。从主题来看实际上是看女性在商业世界上的力量是一点点变化的，首先我们从女二号认为她是从属地位，但很快这个就在变化。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发现非常多的女性企业家，她在崛起中成长了自己的企业，同时在改变着商业规则。在座的有三位企业家，杨澜也算是企业家，有两位都是我们评出来的商界木兰，非常优秀的女性企业家她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追求在改变商业世界，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说这群商界木兰、这群女性企业家她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她们自己有一个说法，我们自己有一个木兰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也在说，这群人是什么人？是雌雄同体，我觉得这个概括是非常好的，这概括出了女性在商业的现状商业世界要求她们象男人一样来竞争，家庭中需要她是一个女主角，女性商业者在这方面做到了平衡。但雌雄同体在商业规则中最可贵，是女性的规则和商业规则中一起融合，变成了雌雄同体。这是不应该分男性和女性商业社会的，就是一个商业社会，我们遵守的应该是商业规则，所以通过对女性企业家的观察，我们发现其实女性商业商业力量前进的一小步，就会带来中国商业文明进行的一大步。这是我的体会。

主持人：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女企业家比男企业家有性别上困难的地方，或者是由于性别带来的更大的挑战和压力？有没有这种情况？

何振红：其实一直是有的，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曾经有两个问题提出，一个是说如果商业世界由女性来主导将会怎样？另外调查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华尔街如果是女性企业家主导会怎么样。我们访问了很多的人最后没有一个结论。我再给出一个数据，我们在评商界木兰的时候同时还有一个榜单，就是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这个领袖榜单评了10来年了，但只有一位女性企业家上榜，这位女性企业家说出来不算是一个企业家，是宝钢的谢企华，可能因为她是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者，所以我们十来年的榜单中间没有出现女性企业家，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女性在商业中的力量在成长，但另一方面差距很大，所以她们在竞争中遇到的挑战就更大。

主持人：可以不可以理解，女性企业家成功的机会在出现，同时还有很多可以看到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她想在商业的圈里面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能够影响商圈的影响力，至少在你们的观察中还没有达到？

何振红：对，现在我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力量，我们会发现一些女性企业家会非常地活跃，可能用女性独到的平衡力使得在一个男性为主的商业世界里她可能显得更独特。这次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出来走秀的都是最知名的企业家，她们用女性的力量改变商业社会，又把时尚的理念带给了男性企业家。我觉得是积极的。

主持人：现在韩践教的是入职场的学生，所以她一定有自己的观察角度。

韩践：我想从三个方面或者是三个层次来谈谈我观察到的差别。我把它总结成为是一个教育和成长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享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权利，并不等于说女性拥有成长的受教育的机会。在我教的MBA的班里面，中欧的MBA平均年龄是28岁左右，国际学员占51%左右，每一年年的女学生每年有51%，但到了EMBA班的时候，平均年龄在38岁到4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招生的时候会加一点小心，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招到一些优秀的女性的管理者，不管是女性和政府恩构成是20%的女性和80%的男性。这十年中发生了什么，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但成长的机会从28岁到38岁是有差别的。第二个差别，我想说的是一个技能和薪酬的差别。也就是说在职场上，女性和男性的机能应该是他们发展技能的机会可能是一样的，但薪酬差别是有的，这不仅仅是中国，在很多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的。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多种原因，一个是说大家对女性的薪酬的期望，包括女性自己对自己薪酬的期望，她的家庭的丈夫对妻子的期望，说你挣的钱够你自己花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其他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上的差异。比如说我们会有一句英文的谚语，意思是说如果女性很优雅的话，是不会自己向老板说我要加薪水的。因为种种期望的原因，因为社会的期望、个人的期望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分工和角色的原因，女性的薪酬其实从各国的统计来说都是低于男性的。所以说技能可能有平等的机会，但是薪酬是不平等的。

第三，我想说的是数量和地位的差别。数量是在劳动大军中，当然中国特别是这样子的，因为各种政治和文化的需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控制下，国家对于劳动力资源有一个控制之后，他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劳动力大军中妇女能够做出最大化的贡献，所以说从数量上来讲，女性和男性的就业比例看起来其实是比很多其他的国家要好的，但是从影响力来说，两位嘉宾都说到了女性在职场中在学界、政界的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我说女性高管占到公司管理的比例，比如说我们政界的高官占整个高官的比例。比如说学校里面女性教授占教授的比例，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有很多的不平均。而且很多时候女性本身就变成了“砝码”，括号女变成了你可以进入高层的砝码，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象征。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从数字和我们看到的一些反思的现象还是有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出现的。

主持人：谢谢韩践，我觉得韩践讲到的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以及进入上层的差别，比较突出的是女性在变成政治领袖和经济领袖之间的差别，因为在中国是很有机会成为商界领袖的，尤其是象是杨澜还有静波都是著名的商业领袖了，振红是商业和媒体。在中国商业领袖的机会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要看数据的话，按照统计其实也有31%的中国公司有女性是所有者。另外，在英国《金融时报》选出的2001年的50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女性有5个是中国人。在福布斯去年给的14个10亿元中的有5个是中国人。在全球中的比例也不算少，可是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比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大代表中有27%是女性，但是在副部长以上职位的人中只有13%是女性。如果说到国家正的领导人，我们也知道在宋庆龄之后还是没有看到女性。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字，就是关于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数字，这个数字在1977年的时候是11%是女性，35年以后的现在不到10%。所以就可以看出性别的分布在某种程度还是反映了你这个领域的进步程度。比方说农村和城市的差别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对刚才做一个补充。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以后，是不是我们先请专家也是观察家，Deborah Dunsire先给一个解读，之后杨澜再给大家做一个提升和补充。

Deborah Dunsire：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看到中国妇女的机遇这几年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在转变，自从解放以来中国的妇女获得了很多平等的机会，这可能归功于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所以在中国妇女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参与到中国蓬勃的发展。与此同时仍然存在性别差距，你们各位评论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国，也就是现在我所工作的地方和中国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在中国教育界好像他们都有平等的教育权，而在法律的框架下也有比较平等的基础。但是仍然有薪酬差距，这说明有时候法律的立法是好的，但是执法不够。一般来说负责孩子和老人很多时候是需要女性作出牺牲了，因为女性的收入比较低，这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平等。可是在中国却是看到了很大的进步。女性现在的工资水平只有男性的69%，但是每年大约有77%这里面都是存在着问题的。但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很多的挑战也是很类似的。对中国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出生率的男女比例的不平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对女性的价值认识还是存在着问题的，而且可以反映在出生的性别比中，因为很多人选择要男孩儿而不是要女孩。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讨论，这反映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这方面应该做一些工作，充分地发挥在农村地区中国女性的人力资本的潜力。而在城市地区，中国可能跟很多的发达国家的情况非常类似了，所以我们有可以相互学习的空间。全世界的女性我们可以分享，而且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所以可以听到很多成功女性的成长我们看到非常高兴，而且也是从一大片女性的成长，政治方面确实大部分的国家都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所以到底有多少国家是有女性的领导人呢？实际上即便是看美国，包括在国会的话，女性的代表仍然是不足的，女性的参与率仍然是相对较低的。但性别差距正在逐步地缩小，我也希望中国也能够有这样的趋势，因为在这里是真正能发挥影响的地方，比如说同工同酬的法律怎么样落实，是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层面有更多的女性充分利用她们教育的成就。还有一点非常地重要，女性有不同的选择，有时候她们不一定总会选择做高管，他们总会选择生活更加平衡，希望能够让他们的工作与家庭可以更好地结合。在美国现在非常强调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可能比中国更为明显。所以我们也承认女性有自己的选择这是可以接受的，在工作场所也是如此。刚才前面这位女士所讲到的，女性需要来实现这样一种平衡，而且可以自己来选择，不仅仅是说一定是咄咄逼人的，有时候也可以很温柔。而且女性要追求自己感到有热情、有激情的工作以及生活，所以我想女性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我也希望未来能够有这样的趋势，确实存在的差距需要弥补。而中国现在在教育平等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而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存在着一个困境，就是现在在教育已经很平等的情况下，在高层方面如何增加女性的地位，有更好的代表性。

主持人：我非常欣喜地听到中国女性和美国女性有很多的共同点，但Deborah Dunsire特别指出了一条在中国的乡村，关于乡村在生孩子的性别选择的问题，还有不喜欢女孩子的问题，我们很遗憾在座发言者没有一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方面讲的比较好，正好Deborah Dunsire做了非常重要的补充。大家刚才注意到了这个数字，中国女性在商业领域指数是第34名，但是总的性别鸿沟的排名上我们又是排到了第61名。很重要的原因是Deborah Dunsire指出的关于中国农村在现有的计划生育的政策下继续出现的对出生女性的歧视甚至是弃婴的情况，包括性别选择，以及看超声波的情况。这个可能是对女性的最大最大的歧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刚才Deborah Dunsire谈到了女性发展到一定程度是有一种选择的权利，来选择我的生活怎样更平衡，选择在事业和家庭中间，选择做一个工作的妈妈还是做一个职业者，还是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呢？这之间可以做一个选择。我刚刚听到杨澜说她最近在这方面做了一个调查，关于女性怎么选择自身的安排。

杨澜：我想女性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面俱到，我想谈三种观察。第一，中国女性的解放是一个在历史的时间上被压缩的一个过程，我想举一个例子，我的外婆是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的，她小时候还被要求裹小脚，但她在挣扎，而且她的父亲不忍心她受这么大的痛苦地所以她有了一双解放脚。就这样的解放脚使得她在17岁的时候因为要逃避一个包办的婚姻就从浙江的乡村跑到了上海，到工厂里做女工自谋生路，找到她爱的人结婚生孩子。我的母亲成为她这个家族里面第一个女大学生，那时候家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还是省出一定的钱让我的妈妈能上大学。到我的时候，我在1990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招聘会，当时这个制片人就说我们要寻找一个非常天真的、可爱的、乖巧的、漂亮的女主持人，论到我发言的人，我说为什么女主持人一定是天真的、可爱的、乖巧的、听话的，为什么女主持人不能有自己的风格，我当时这样一个挑战反而有了这样一个注意，使得我有第二次的机会来参加面试。但你看现在中国的传媒无论是何总的报刊，还是说电视的传媒，女性越来越多地发挥了主导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媒体公司60%的员工都是女性，我的高层管理中一半也是女性。女性特别是在媒体的产业中是非常富有创造力是领导力的，可以看到一个改变。我想说为什么这个过程是被压缩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他们通过女权的运动，通过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以后，慢慢地加入到工作的行列，到中国去烧胸罩这样一个极端的行为来表现出女性能够摆脱一种传统的束缚，我也采访过美国的一个主编，他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口号是针对50年代的年轻的女性，他说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这是反映了西方当年年轻的女性走出家庭的传统角色，进入到社会有了投票权，可以参加工作和市场的竞争这样一个主动追求的过程。而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女性比如说从我母亲这一代，女性能够顶半边天这样一个决策的制定是从上至下被赋于的，而并不是女性从自主的角度来争取的。在今天的商业社会有一个反哺的过程，就是女性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我真正的选择，我的选择是不是象跟男人一样地在商场上打拼，或者说挣一样多的钱，还是说我的生活中幸福是一个比成功更重要的我的目标。我们阳光媒体集团的《天下女人》这样一个栏目，以及一个女性社区，我们过去5年在做女性的生活品质的调查。我们发现对比男性来说，女性对幸福追求渴望的程度，远远高于对社会认同和成功的渴望程度。而对她们来说，自己和周边人的关系跟丈夫的、孩子的、父母的、朋友的、职场中同事们的关系，对情绪的左右比单纯地加薪更为重要。所以今天的女性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并不是说以同样的岗位跟男人挣同样的钱，还告诉你说人生的追求是什么，我可以选择一个更平衡的生活吗？所以我想其实当女性能够有更多的选择选择她们，既不是按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一个说教，也不是说因为一个高富帅就放弃自己独立的追求，外界价值观的变化都是外界的评判的标准，而今天的女性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回到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真正所要的，无论什么都是对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对她们来说更为重要。

主持人：我想我们回答的是中国女性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积极、有希望的明天，但是我想我们还剩10分钟的时间我希望把时间留给我们在场的听众让大家有一个互动的机会，因为到我们这儿都是一些知名的女性，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提一些问题，但最好是能够提和我们主题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希望这个问题比较集中。请大家踊跃举手提问题。

提问：我是来自于加纳的，我有一个妇女领导组织，我们和年轻的女孩和女性一起为她们做好准备进入职场。我的经验也让我感觉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去改善女性的地位，似乎有人会对此提出怀疑和抗拒，特别是男性。所以，我想问各位都可以回答，我想问一下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能够让男性参与进来帮助女性发展而不是让他们来抵制如何做男性的工作。

主持人：她是有一个教育和鼓励女性的组织，但她发现往往男性容易抵制，所以当你们在为女性的权利做努力，你们怎么样和男性打交道，怎么看待男性如何看待你们？

韩践：谢谢你的问题，我想用英语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社交网络是很重要的，社交是男性和女性之间最基本的交流方式，所以从管理的角度有很多女性管理人员或者是经理她们很难升职，她们被排斥，可能是因为她们没有进入到男性的工作圈子。所以如果说一个公司可以做的是促进女性加入到或者能够给他们能力参与到这个男女的社交圈子，让她们可以跟男性的高官直接沟通，就会推动妇女在职场上的升职变得更加的普遍。这当然也要求男性可以欢迎女性加入他们的圈子。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舞台上没有男性的嘉宾有一点可惜，我很想知道男性他们会对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什么样的感受？对我们的这些诉求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也许这是下一步应该促进男女的平等。

主持人：我会向组织者建议再调一个男生。

Deborah Dunsire：我们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们女性的参与能力或者是参与水平也不同。极有可能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框架或者是他们的文化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角色文化，能够某在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机构里设定一个机制让女性能够更有效的参与决策或者是表达她们的诉求或者是建议确实会让女性更顺利地、更完整地进入到整个商业的核心圈子。也许就要求他们进入男性的关系圈子，要求她们跟男人一起打高尔夫球什么的，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我们需要促进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如果她们现在不存在我们需要自上而下的指导，需要制定一些具体的指标，让这个公司努力地向一个具体的目标努力。这是私人部门的最佳做法。我们其他的业务都可以采取这些指标和非常量化的方式，那为什么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要实现性别平等的问题，为什么不采取呢。

汪静波：刚才我非常赞同杨澜讲的，我觉得人关键是要活出内心的使命感，上帝既然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对男人和女人的功能诉求点是不一样的。作为女性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你的爱好，你愿意投入地活出自我精彩的部分。比如说我创业的时候是我刚刚生完孩子一个月，刚好碰到了这样的机会，我就和我老公商量，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让我出来的，我说不是因为挣钱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自己的事业，我的儿子0岁到7岁的时候我可以照顾他，但这时候我的作用不是很大，我觉得是我可以教他思想和沟通，所以在男性和女性的交流过程中，很重要的是沟通，让他理解你可以活出自己生命的精采。所以我自己认为是不是男女一定要板板平等。我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在政界或者是商界都是50对50，因为女性还有一个最大的角色是母亲，她是通过母亲的职责来影响社会的。所有的政治家都有妈妈，我的奶奶真的在家里是灵魂人物，如果她生病了我们家里的男人就六神无主了。我们除了工作还是一个母亲，我要影响我的儿子，让他在社会上做贡献，可能我的功能在这时候比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更加地重要。

何振红：我听到了一个提问说我们的女性组织如何不让男性抗拒。我觉得关键在于你建这个组织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姿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觉得心理学中有一个重点，如果说你的手是这样的，世界是美好的，如果手是这样的，一定是对抗的。我们成立女性组织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让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而是让这个世界更平衡，我觉得像尊重生物多样性一样尊重性别的多样性。我比较同意静波所说的女性有女性特殊的角色，所以在木兰会的活动中，无论是私密的活动或者是公开的活动我们会邀请男性参加，比如说讨论的时候会讨论如何对待合作伙伴，我们希望男性和女性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如果说你的女性组织是基于要让这个世界更平衡，让男性世界的另一半更了解这一半女性她们的想法，尊重并珍视我觉得这个女性组织遭到的抗拒就会少一点。

主持人：另外我发现男性的举手比较少。

提问：握有一个问题要问杨澜，我是王红，我们这个周末就要开课，课程非常好有很多的女性注册付费，但会有人说我老公突然要出差，我必须要跟他去，然后有的人说我的保姆不在家我必须要放弃。说我们的排序是67位，我想选择女性的竞争力是由于社会环境的造成女性选择在排为上自我的限定是不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杨澜：是的，我记得在多年前我曾经有一次采访美国的前国务卿奥尔布来特的时候，说工作的母亲的时候，说我们共同有一个中间的名字就是内疚。的确是，女性因为千万年来主要承担家庭特别是抚育后代的任务，其实真正走上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人的工作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的社会和家庭都没有完全做好这样的调试。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时候你特别需要第一明确自己想要的东西，第二也特别需要建立起一个支持的系统。我总觉得没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竹竿插在地里面的，每个女人都是一棵树、一个庞大的根系。我刚刚做母亲的时候我有一年没有工作，他们需要有安全感和快乐的人格。但我不觉得这是一种牺牲，相反我看起来是这我一生最高性价比的投资，因为我跟我的孩子们有非常紧密的情感的关系。他们也非常地健康和快乐。但是你回头再来看的时候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公婆，包括我的丈夫都是对我是非常地支持的。我觉得当您有这样一个支持系统的时候你无疑会更好地解决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同时，我也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成为职业女性的更好的支持系统，比如说在今年的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我也提出了关于更好地提倡母乳喂养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女性现在在剖腹产率远远高于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比例。其实对女性和婴儿的健康都是有一定的损害的。还有就是中国的女性因为在工作的场所没有哺乳的环境或者是政策上的支持，使得她们很早就放弃了母乳喂养，而用纯奶粉喂养孩子，这也牵扯到了孩子的肥胖症和糖尿病的问题，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的问题。我也很高兴在提出这个提案后，大概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卫生部也提出了一个希望在更多的，不管是私营的还是公共的机构中，为哺乳期的女性提供更多的私密的场所，让她们能够有这样的条件来兼顾到母亲的职责和一个职业女性的职责。其实我想说我们女人是可以去平衡的，只要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私人的和公共的支持系统，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整个社会来说，应该有更好的对女性的支持和关怀。

主持人：那位绅士。

提问：早上好！我叫罗布特耐特（音），我是一个猎头公司的负责人在全亚洲地区招聘高管和董事。我认为我有一个很大的义务和责任要保证有妇女能够担任这些高管的职位，我想提出一个小评论，我真的觉得你们台上应该有一个男性的嘉宾，我最近在香港举行的妇女周会议上参加了两场活动做嘉宾，我发现那两场的观众全部都是女性，我也是唯一的男性的嘉宾，所以我觉得两性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真的是太少了，真的希望有更多的男性参与到这当中来。我想，问一下您提到的每个人身体语言发出的信号或者是我们打高尔夫球进什么关系圈子，好像女性的社交方式和社交圈子跟男性的不一样，在职场上男性有一个很紧密的职业圈子，女性有一个更广的社交关系？她们在职场之外还有这种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经验是招聘女性的时候她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作出选择，男性很快，女性会考虑很多的方面，因为这种社交关系非常地广泛，所以她们要考虑繁多的因素，很多方面，如果我们能够让男性更好地明白这一点，女女性在考虑那么多的方面会更好地理解女性表面上没有男性那么果断，你觉得我这样的评价是正确的吗？

Deborah Dunsire：我先来吧。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你说你招聘董事、高管、CEO他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职业人士，在我们那边平均年龄是低一点，而这些是男性和女性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年轻的男性他们也要作出平衡，要达成一种平衡。我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现在美国的年轻人也说工作不是一切，生活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所以我们也看到这种男性的网络也在扩大，男性也会作出更多的选择，关于工作、关于职业，他们要到哪里住、做什么，选择更为平衡，所以我认为这越来越不是一种什么女性的问题，当然除了喂奶的问题和母乳喂养的问题，这对新一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加入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所以相信我们未来会看到这种趋势，而且不仅仅是女性的身上。

主持人：说得非常好，今天确实有一个遗憾我们这个讨论没有男性的参加，非常庆幸刚才我们的绅士已经补充了，强调了男女不仅在工作场合在社会圈子上如果有更多的融合和接近、理解会使我们性别间的理解融通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非常遗憾，我们大家肯定还有很多的问题要提，我们在座的有很多的话想讲，现在只能结束了，大家可以在外面做进一步的交流。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我们的嘉宾！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