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要千方百计争取农业有个好收成，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突出抓好三件事：发展粮食生产，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一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要切实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扶持力度，实施粮食战略工程，加快建立粮食核心产区，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供给保障能力。

    ·二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成大种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强农村饮水、道路、电网、通信、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加强农村现代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壮大和提升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增强县域经济实力。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十一五”规划，并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这幅新蓝图体现的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决策和新举措， 依照这20字蓝图，“十一五”的农村建设将体现在五个“新”上：

    一是产业发展要形成“新格局”。二是农民生活水平要实现“新提高”。三是乡风民俗要倡导“新风尚”。四是乡村面貌要呈现“新变化”。五是乡村治理要健全“新机制”。

　　如果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解决“三农”问题是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正是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核心，并以此提出了五大目标：

    一是要通过新农村建设，让农村的生产力有新的发展；二是要使农民生活有明显改善；三是要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四是要使农村的社会事业有明显的发展；五是要使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

　　显然，新农村建设的五大目标与20字方针是对应的，并且都指向了农民奔小康、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城镇化的“三农”问题。

　　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并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在消除二元结构的方案上，到底是通过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推动农村人口的快速城市化，还是立足现行二元结构的基础上改善农村面貌，引起学界争议。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提倡与其将钱都用在城市化建设上，不如将1/10的钱用在农村建设上。

　　中央在务实的基础上，借鉴上个世纪70年代的韩国“新村运动”，在不改变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新农村建设。这也就意味着新农村的建设将以“村”为主体，在与市场经济的衔接上不会将单个农户强行推入市场，而是农户协作的方式进入市场。

    去年10月1日，物权法正式实施，对于不少农民提出土地承包期届满后该怎么办的问题，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期届满可继续承包，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但与此同时，物权法第183条第2项禁止以宅基地使用权设定抵押。农民的房产不允许抵押借款，就意味着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金融信贷缺失依然无法解决。

    另一方面，物权法遗留的农地“两权”（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问题依然存在，这就容易产生土地出让过程中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

    相关提案：

    建议将小产权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

    郭松海认为，对大量此类住房进行拆毁，不仅社会成本高，还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可以经合法程序将其转为保障性住房，这样不但可以扩大城镇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市场供应，还能起到平抑城市商品房价格的作用。[详细]

    “土地归农”渐进改革第一步：实施农地流转补贴

    在现行土地制度中,不触及土地所有权而将土地集中起来的办法,只有土地流转一途。在推动土地流转之后,还有两个步骤:修订物权法,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让农民可以通过抵押承包地获得贷款,以搞活农村金融;再下一步,在国家有效管理下,先行试点改革基础上,逐步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包括所有权和自由交易租赁。[详细]

    “小产权房治本之道：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第一是先在增量土地上进行试点。在不修宪的前提下,由国务院等机构出台一些过渡性法规来肯定农村建设用地。第二是研究制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让的法人代表。这一切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尽快出台<土地规划法>,在明确农村土地用途性质的前提下,尽快建立城乡土地一体化统筹,做到城市与农村联动的"占补平衡"。 [详细]

    中国在8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到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当时提出的一系列农业结构调整、如何开展商品化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等主要解决农业如何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到90年代末期，中央就把农业问题的政策提法改变为“三农”问题的政策提法，更多强调的是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如何保护农民权益。

   迈入新世纪，多年累积下来的农村的整体发展问题——包括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村容村貌的问题，村级管理的问题乃至农民负担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等等，又都先后表现出来。而这些问题又相对比较复杂。单一的农民问题，单一的农村问题都不足以涵盖，因此，新农村建设就顺理成章的提出来了。

　　加入WTO以来，小规模的家庭组织模式与全球化大市场的新矛盾就凸现出来。中国的农业要走出国门，除了依靠价格优势外，产业规模化道路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而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已成为农业生产模式发展的瓶颈。同时，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屡因质量问题遭反倾销制裁的农产品也亟需从基础设施到生产观念的转变。

   此外，建设新农村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举措，也是协调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有效途径。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对建国以来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历史欠债的归还也有了物质基础。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部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造成CPI连创新高，但农民不仅没有在涨价中增加收入，反而频频受伤害。

    这主要是农民对农产品价格缺乏话语权，导致农产品涨价的收益落入流通渠道和农资企业中。目前，在我国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营销等环节，特别是市场终端和农产品定价基本上被龙头企业控制，使得每一次涨价最终只会笑翻了渠道商，农民很难从中真正受益。而农资价格的水涨船高也使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挤压了利润。

    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各种“限价令”只在城市起作用，而对农村则是鞭长莫及，使得本轮涨价成为农民不能承受之重。

　 政府投入

   中央政府支农资金主要包括财政支出、国家固定建设投资以及金融资金三个部分，中央的指导思路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无论是财政的支出还是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以及各个金融机构贷款发放的投向，都应该逐步增加，而且要建立长效投入机制”。地方政府对支农的投入倾斜也是资金来源的一部分，特别是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投资的比重是目前切实可效的政策取向。

   社会投入

   在财政政策已经从积极转向稳健的背景下，光靠中央财政增加支农投入难度很大，地方政府又因早年的农村公共事业、乡镇企业潮造成负债，因而引入社会投资，特别是将资本市场引入农村，既能解决农村贷款难的现状。又为城市反哺农村提供了有效途径。

    政府支农资金以不同的名目由各个中央部门支配，缺乏有效的监督，使用效率低下，交叉和重复严重，不能形成“合力”，因而今年两会上大部制改革将会对此作出讨论。

    资金使用方向

   第一是加大对科研的支持；第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保护好土地，提高地力，提高抗灾能力，建设水利设施等；第三是政府服务，像防控禽流感、动物疫病防治。

    债务成因

    据上世纪末农业部的调查统计，中国当时的乡村两级负债是3600亿元。据“三农”问题专家估计，乡村负债的总额当在6000亿元以上，有的学者甚至估计在1万亿元左右。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农村公共事业负债。二是乡镇政府和村一级错误地把自己作为投资主体，向银行贷款搞企业，或者给已有的企业作担保，因企业经营不善、破产而负债。三是管理不善、制度不严造成的债务。

    债务化解

    庞大的乡村债务不仅让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频生土地出让冲动。另外，乡村债务造成农行不良性贷款激增不仅让农业贷款日益困难，也让资本市场对农村望而却步。因此，化解乡村债务成了打开新农村建设钱袋子的关键。

    2007年12月19日，中央首次提出了全国500多亿元农村“普九”债务的清偿方案，并将对首批14个试点省份给予“适当补助”。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承诺对农村“普九”债务部分“埋单”。这也是为化解包括“普九”债务在内的数千亿乡村债务而迈出的第一步。

1982-1986：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物质条件

    1982年1月，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1984年1月，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延长了土地承包期，规定一般应在15年以上；

　　1985年1月，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1986年1月，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增加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2004—2008：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

　 2004年2月8日，新世纪的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六个涉农的一号文件。自此，中央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文件要求应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2005年1月30日，第七个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2006年2月21日，第八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

　　2007年1月29日，第九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农业。

　　2008年1月30日，第十个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农村--启动内需的第二战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国内面临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的趋势，林毅夫提出“新农村运动”，启动除了楼市之外的内需第二战场。

    林在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倡导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方案。并指出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拉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同时又可以拉动内需 ,消化国内制造业尤其是彩电、冰箱、洗衣机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 ,防止紧缩。

    随着2001年末,林毅夫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政府官员作了“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和未来农村发展思路”的报告,“新农村运动”的论述也终于完整传到了庙堂之上。

    韩国新村运动从70年代至今已开展30余年，取得超预期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并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良好的范本。

    基建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协同精神。

    扩散阶段(1974--1976年)

    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新村建设的重点从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充实阶段(1977--1980年)

    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

   协调阶段(1981--1988年)

    政府只通过制定规划协调以及提供一些财政、技术和服务等支持，着重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

    自发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 新农村建设需要的财政投资以及金融资金与2008年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如何吻合。

    方案：08年财政政策方案明确要求增加民生支出，重点强化惠农政策；在金融信贷方面，农行股改将以“三农”为导向，并探讨“尤努斯模式”（小额信贷）的农村先行试验。

■ 涉农部门众多，而且部门分割严重，政府支农资金以不同的名目由各个中央部门支配，不能形成“合力”。

    方案：08年两会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大部制改革，如果将众多的涉农部门进行整合，无疑将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