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金问题，协议指出发达国家到2012年对发展中国家的短期资金援助为每年300亿美元，并在2020年前每年投入1000亿美元的长期援助资金。高世宪表示，1000亿的数目不是很大，而且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解释说，由于不同行业碳减排成本的不同，如何分配资金会影响到整个运行机制。

对于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果，高世宪指出，虽然最后的结果与开始预期有一些差距，但是只是“失望”并非“绝望”。各国已经亮出了自己对待减排问题的底线——这对于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和下一步何去何从，互相退一步退到什么底线、前进一步进到什么位置，“心里应该多少有数了”。

他同时指出，由于协议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给企业决策会带来一定的模糊性。 [详细]

对于国内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来说，肖耿认为应该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好碳成本的测量，让生产单位体会到成本的增加，比如限制碳排放，征收碳税等等。第二个方面是完成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破除价格管制，反应资源真实成本，提高资源使用和消费效率。

肖耿指出，碳排放问题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外部的变化。过去碳排放不是成本，只要能赚钱，增加碳排放也是没有反应的。但如果碳排放变成了成本，很自然的，企业就要把它算进去。

所以对企业来讲，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方向和执行是否清楚。此次大会并没有达成一个有约束性的减排目标，各个国家在执行时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详细]

巫楠认为，2009年并非气候谈判最好时机。她说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把注意力放到经济复苏和就业方面，例如美国和欧盟。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来讨论可能会增加额外成本的气候减排问题，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巫楠表示，此次在哥本哈根感受最深的是，有有成百上千家的企业都来参加会议。她介绍说，哥本哈根有一个最大的论坛，每天晚上都有上千家企业来参加。这些企业家主要关注低碳经济下的商机模式以及未来商机的问题。中国企业家同巴厘岛会议中国企业家身影寥寥相比，此次表现则较为积极，宣传自己的绿色理念。

待最终文本出来时，大家普遍认为比较空泛，因为“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限制强硬的减排条约”，而77国集团主席则直言此协议是个“玩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