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21日讯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当地时间19日下午在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 《哥本哈根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后闭幕。本期北京观察邀请到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高世宪、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司研究中心主任肖耿和网易财经首席编辑巫楠,解读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果以及影响。
总体与预期有一定差异
对于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果,高世宪指出,虽然最后的结果与开始预期有一些差距,但是知识“失望”并非“绝望”。而且各国已经亮出了自己对待减排问题的底线。对于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和下一步何去何从,互相退一步退到什么底线、前进一步进到什么位置,“心里应该多少有数了”。他同时指出由于协议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给企业决策会带来一定的模糊性。
而肖耿认为会议能够达成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不一定要有约束性,“已经不错了”,巫楠则指出最终文本出来时,大家普遍认为比较空泛,因为“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限制强硬的减排条约”,而77国集团主席则直言此协议是个“玩笑”。
按照公布的《哥本哈根协议》,只有部分国家的在附件列出了各自的减排目标,例如中国与美国。各方约定在明年2月1日前宣布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等具体数字,届时将其写入文件。
资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关于资金问题,协议指出发达国家到2012年对发展中国家的短期资金援助为每年300亿美元,并在2020年前每年投入1000亿美元的长期援助资金。高世宪表示,1000亿的数目不是很大,而且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解释说,由于不同行业碳减排成本的不同,如何分配资金会影响到整个运行机制。
协议给企业决策带来不确定性
在对抗全球变暖的威胁方面,企业的角色将是关键的。在每年需要的5000亿美元投资中,私营部门预期将提供大约90%。
肖耿指出,碳排放问题对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外部的变化。过去碳排放不是成本,只要能赚钱,增加碳排放也是可能的。但如果碳排放变成了成本,很自然的,企业就要把它算进去。所以对企业来讲,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方向和执行是否清楚。此次大会并没有达成一个有约束性的减排目标,各个国家在执行时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据报道,协议一经披露,便引起企业的反对,他们表示“该协议未带来足够的确定性,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所需的巨额投资提供依据”。
高世宪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实际上减排目标已经很明确。中国政府推进减排的决心是不会变的,相关企业应该坚定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
中国有制度性保障核查
哥本哈根大会举行后期,焦点集中到中国减排透明度问题。温家宝总理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的减排目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高世宪指出,中国是自愿性减排,不必接受国际的核查。但中国有制度保障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体现在政策、财政和企业参与三个方面。他说从国家近些年的政策来看,包括中央支持节能减排,建设低污染、低消耗的社会,已经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比如先后制定和修订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从中央财政的角度来说,每年都有一定的支持。同时企业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一定的机会,并有兴趣参与到行业中来。
巫楠指出从整个谈判过程来说,中国前期表示非常突出,比如媒体报道、宣传和现场氛围都很突出。但是,后期尚有努力空间。当美国把矛头指向中国时候,要求中国减排接受外国监督时,中国方面并没有回应和解释。“实际上,中国已经做的非常好”,巫楠表示“封口让人觉得很遗憾”
中国应加大资源价格改革力度
对于国内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来说,肖耿认为应该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做好碳成本的测量,让生产单位体会到成本的增加,比如限制碳排放,征收碳税等等。第二个方面是完成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破除价格管制,反应资源真实成本,提高资源使用和消费效率。
对此,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院高世宪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国的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一直在推进,但但离各界人士的期望值还有一定差异。他解释说改革步伐较慢是因为垄断性产品、资源性产品,供应方和终端用户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改革难度比较大。同时由于产品的公益性、基础性和生活性的特征,牵涉面太广所以改革“步伐还是相对稳一些”。
新能源规划推出暂无时间表
高世宪表示,中国应该利用这次契机,尽管有外部监督和内部减排方面的压力,但是气侯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商机,比如新兴产业,包括一些国际性合作等。中国马上就要进入“十二五”阶段,“十二五”规划应该体现出低碳经济思路来,如同之前中国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理念。申银万国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向低碳经济转型刻不容缓,而在接下来6 个月内将要出台的低碳政策将成为重要催化剂。这些待出的政策包括:新能源发展规划,节能减排规划,新兴产业振兴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各省碳排放指标的条款等。对于这些配套措施,高世宪指出相关配套措施应该制定,但是目前新能源规划尚无明确时间表,很可能“近期”适当时机出台。
09年并非谈论气候最好时机
巫楠认为,2009年并非气候谈判最好时机。他说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把注意力放到经济复苏和就业方面,例如美国和欧盟。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来讨论可能会增加额外成本的气候减排问题,会受到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