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G20多伦多峰会

巫和懋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郭田勇  中央财大

徐建国  北大教授

网易财经：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G20直播，本次网易财经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中心共计13位嘉宾连续7小时剖析G20多伦多峰会直播解读栏目，现在进入栏目第四个阶段，讨论话题是金融监管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问题，参与我们这个阶段栏目讨论是三位嘉宾，首先是中央财大教授郭田勇、北大教授徐建国、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巫和懋。

巫和懋：大家好。

郭田勇：大家好。

徐建国：大家好。

网易财经：徐教授09年刚刚从美国杜克大学学成归来，是非常年轻的学者，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的金融监管问题都在讨论，巫和懋教授如何看待去年匹兹堡会议以来，全球在金融监管与创新合作方面的成果呢？

巫和懋：匹兹堡会议以来，最重要的发展是美国自己金融监管法案几乎要通过，这是最大的改变。这是G20峰会讨论的问题其实在这次美国国会法案中都可以看到，这是G20会议很重要的框架。这里面有一些差异，等会儿可以谈。

徐建国：我同意吴老师说了，主要是美国国内通过了这个法案，这个法案都是针对这次金融危机来的，细节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讨论。

网易财经：徐教授，国内对监管和创新的问题做了许多的讨论，我们现在有哪些新的想法吗？

徐建国：我其实不是很了解，国内有许多的说法，其中一点我们国内的情况与美国情况不一样，讨论起来的视角和观点不一样，不能够简单地说美国是怎么样的，这是需要小心的一点。

网易财经：徐教授刚刚从美国回来，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我们问一下郭田勇老师，他一直关注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就您了解，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国内对银行资本上的监管以及审慎原则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

郭田勇：可以这么说。我那天与银监会开会，他们有一个研究局，又设一个宏观审慎监管处，还有一个微观审慎监管处，在金融危机以后，从机构内部设置就出现了新的变化。为什么这样呢？我们从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就得到一些教训，或者是得到一些启示。

比如，一些金融机构哪怕单个金融机构指标上非常好，但是加总从宏观上来看仍然可能出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对整个金融体系宏观体系审慎监管问题非常重视。具体来讲，从国内监管机构来看，就提出了监管逆周期的问题。在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中，在经济处在上升周期时，这个时候经济就有可能出现过热，商业银行就有可能出现贷款冲动，这个时候我就相信你，我要求提高拨备，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这样进行宏观审慎方面的风险防范，相反经济处在下降周期，这个时候恰恰我们就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多放款，把前面积累的资本、拨备缓冲，释放出来，从国内来看，现在已经形成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

当然，这也是导致现在银行业出现资本金缺口，与这个理念有关系的。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这么多年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基本要求是8%，现在在这个理念的架构下，我们现在往上提了，小银行10%，大银行11%，监管机构的目标值可能现在到12%，先11.5%，未来可能是12%，从国内一系列的监管政策变化来看，当然我们讲，这的确是基于宏观上对金融风险防范的要求，这都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层面发生的新变化。

网易财经：其实国内主要是一行三会做分业监管模式，美国有一些具体的方式和方法，现在可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徐建国：美国在G20峰会之前6月25日，参议院与众议院不同法案最后达到了一定妥协，其中很重要的是建立金融监管的会，集合各方面的监管机构在一起，过去美国是分业监管，现在把他们放在一起监管金融业，这在美国监管架构上是很大的变动。另外还是做了许多的调整。成立了一个对消费者的保护，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也是很大的变动。因为这次金融风暴中消费者常常是讯息不足，然后受到了许多的伤害，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是对消费者保护很重要的一个。

另外还有许多，我觉得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从大萧条以来，美国以前分业经营中心想办法恢复，到1999年的时候，美国开始混业经营，从1999年到现在，金融风暴的教训使他们感受到混业经营有一定的问题。这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突破。当然不是完全的，允许有3%的资本做投资银行业务，当然还有许多。讲这三点，我觉得先看这三点，这三点是蛮重要的，对我们有许多的启示。对国内来说，我们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以后是否要更多的协调，这很重要。对消费者保护做的够不够，过去在金融风暴之前，我们看了许多买香港出来的衍生产品，受伤很重。

以后对消费者的保护要增加一些力度。相对于美国的3%可以投资银行业务，我们以后国内的发展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有许多的控股公司出来，整个集团中间交易是不是对其需要更规范，这值得我们思考。

网易财经：我们要保护消费者，尤其保护他们的知情权，许多银行的信息披露很不够，这块请问徐教授，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看市场失灵了，我们要加强监管，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透明度，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关键点有哪些？如何促进银行、金融机构更好做信息披露呢？我们结合美国的经验谈现在的事情。

徐建国：我接上面说的，危机出来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道德的问题，我们回顾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快，混业经营的法案推出在99年，次贷危机在2006年就出来了。仔细分析次贷危机发生的过程，银行业和投资银行业的混业经营，里面的利益冲突导致道德风险是根本的原因。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要防范道德风险，刚才说了信息披露问题，其实信息披露是表面的问题，信息披露还有大众对信息的理解问题，还有风险披露的问题。比如一个好的框架下，职业的工作者毕竟有信息和知识的优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披露风险的话，整个体制是比较好的。

他们在什么的机制设置下才披露自己的风险呢？比如这些产品本身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防范道德风险问题是根本的问题。

网易财经：我们插一个广州网友的提问，这个问题给郭老师，分业和混业经营，以及分业和混业监管在中国讨论了实现很长时间的，我们中国大体按照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方式做的，但是中国中兴、光大和平安，有牌照的问题，这给监管带来了新的课题。他说光大、平安、中兴三家金融集团给监管带来了课题，比如平安收购深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其效率不高？

郭田勇：的确是这个问题。国内未来来看，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是很重要的问题，刚才巫和懋教授说，混业经营的体制好像要向回收一下，从国内来看，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分业经营，同时又分业监管，这样就带来了金融业相对于美国来讲，我们的风险度会更小一些，但是我们的经营效率肯定要更低一些，这里面始终要在风险与效率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包括从中国来说，未来从金融监管的走势来看，我们刚才说宏观审慎监管只是一个方面，下一步在我们基于分业经营的前提下，从监管层面怎么进行协调和配合，减少由于监管机构的政出多门，导致金融机构监管的低效率的问题，这是网友提出来的很重要一个方面。

比如，我们前两年搞一个QDII，搞QD产品的时候，证监会出来证券公司的QD，保监会出台一个保监会的QD，银监会出台一个自己的QD，他们都是归国内的机构管，由于没有协调机制，同时出台了好几套文件，文件之间相互打架。我们老是讲影子银行，有一些投资机构和对冲基金，聚集起来的客户资金量非常大，把钱向外投，虽然聚集的不是存款，但是一旦出现的问题，与银行倒闭的问题差不多，对社会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对这些准银行的机构上，各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纳入自己里面去。你这边的门槛非常低，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投资行为，我带大家都去搞准银行了，这个领域恰恰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从这里面，从网友的提问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两方面一总结，我们未来从监管方面中国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以这种目标做监管机构和协调机制的改革和构建，这是未来很重要的问题。

网易财经：从现在时代的发展来看，对比国外的机构，我们的监管部门对风险防范这块做的不错，在下一步监管中，刚才郭老师也说了，你有自己的想法吗？

巫和懋：与欧美比较起来，我们的金融发展是远远落后，他们发生问题刚好给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未来走的金融发展方向看得更清楚。而我们的发展其实不是金融发展过度，他们是虚拟经济太大了，我们实际上是落后蛮多的。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的监管可以从他们中间学习教训，我们的金融创新还是差得很远，我们的融资管道还是相当不完整，中小企业取得资金还是相当困难。我们的金融创新也有许多方面可以做。

说起来，看到金融风暴，我们知道它犯了什么错，不要阻挠了我们向前走的决心。这蛮重要。

网易财经：我国金融机构要做的问题是创造更好的环境，去鼓励他们去创新。

巫和懋：现在不是收紧的问题，刚才说的我很赞成，现在是要放宽的时候，而不是收紧的时候。

网易财经：关于金融监管，我们G20峰会强调的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像雷曼这些大的资本大额，一旦出现的问题是全球的灾难，G20一直讨论如何加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的合作，我们看开了许多的会，似乎没有太大的进展，你有什么思考呢？

巫和懋：这对我们中国来讲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在国际上发展都是美国大行，他们向亚洲进军，来我们这边推展业务，从美国国内可能看不清楚，在这边推业务之后，如果风险太高的话，影响到国内许多金融监管，这样的架构我们要积极参与，要想办法把国际有标准的合乎实情的监管体制引进中国，尤其对先进的国外银行用国际标准监管，这是我们要跟上的，他们已经向中国进军了。这层意义来说对中国很有意义。另外一个是国际金融风暴的问题，从美国扩充到欧洲以及这么多国家，很重要的问题是国际怎么互相协调，刚才说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一定要协调，国与国之间也要协调，G20也是很重要的机构，他到首尔的会议才会真正决定，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关心而且要主张的。

国际监管的架构应该怎么走。

网易财经：徐教授有没有什么补充，关于国际监管的合作问题？

徐建国：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同意刚才老师讲的，我今天读所有的信息时候就发现，我们总书记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G20有一个行动议事的机构，现在还是一般性的纲领，要有议事机构才能操作起来，第二点是探索国际竞争新秩序，这里面有这么一点意思。这是一个探索中的过程，大家都明白合作、分工、协调的重要性，但是大家的位置、立场不一样，想找到很一致的协调方案是非常难的，现在推出许多的议案，欧洲推了，美国不同意。所以协作是必要的，成本也是很高的，我们做的事情是参与讨论，探索新的秩序结构，这可能有慢慢的参与与学习的过程，应该慢慢参与。

网易财经：至少有我们的声音在。刚才讲国际金融监管有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与国际金融组织，IMF、世界银行，他们更多实施操作层面的东西，最后G20峰会发表宣言，为了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目标，目前各方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IMF下一步的改革目标或者是大的方向是什么？徐教授先讲。

徐建国：我对这个事情想过一点，我们刚才说了IMF的重要地位，假设我们出事了，IMF会帮我们吗？有能力帮我们吗？会帮我们吗？这只是一个协调机制，我们许多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尤其是中国是很大的国家，IMF可能会帮一些小国家协调，作用会更大一些。对我们来说我们内部的事情更重要一些。

巫和懋：未来世界发展格局最大是中国，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叫G20，G20是未来很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IMF都有许多人讨论，IMF的决定权会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在IMF里面中国的影响很小。我们希望中国在国际组织里面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这牵扯到我们以后的发展，国际秩序的建立需要大国一起建立，IMF是二次大战留下来的机构，反映的是欧美强权，以后把新兴国家都包含在内，中国是重要的国家，对IMF以后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速度与量太慢。我们原来争取IMF副总裁的位置，现在还没有出来，这让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网易财经：您刚才说争取副总裁，我们北京有一个网友有问题，今年5月份在国内引起一个振动消息，我们央行副行长朱民就任IMF国际总裁顾问，刚才说是作副总裁，后来做总裁顾问，说明中国在经济领域有更多的路要走？

巫和懋：这是一个活棋，你在国际提出自己的主张，你不只是新兴力量，而且你看未来的国际货币秩序很清楚，中国人要看到其方向，我觉得如果他认同的话，很快升为副总裁。而且朱民在IMF中就职也是我们发展中应该有的结果，不只是朱民，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走进去。而且像印度其他国家都应该进来这才是真正的国际秩序，不然只是欧美主导这是不对的。朱民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用太去强调他，我们认为这是应该有的结果，做副总裁应该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就看中国对国际货币组织以及国际机构有多大的关注，我们对未来国际怎么看待。美国讲这句话，中国变成大国，中国要负起国际的责任，中国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中国对国际的关心程度不够，对未来国际的贸易安排，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样才能主导世界。我们要负起责任来。

网易财经：至少我们感觉朱民已经走出去了，已经输出了一个高官。这样问题给郭教授，IMF的改革方向也是增加中国、印度在IMF里面的投票权，我们中国在现在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起IMF这个平台呢？

郭田勇：就刚才巫和懋教授讲的，IMF这个平台至少应该反映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的对比，不能刻舟求剑，船已经走了，剑还在那儿，再捞就不行了。美国和欧洲形成的IMF主导性，在前些年形成的，进行这些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别以中国为代表，包括金砖四国，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这样的话，整个国力发生很明显的变化。相应这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的总量占比不断上升，你一定要反映动态变化，这是基本前提，不能把它本身当成争权夺利的事。你一定要反映背后的实力变化。另外从IMF主导思想来看，前面一直由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在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措施遭到质疑就很多，就喜欢搞休克疗法，像韩国、印尼，我给你一笔钱，要求国内生产紧缩财政，最后采取了休克疗法，帮人家渡过了难关，但是经济都出现了大面积下滑和衰退。

到美国自己出问题了，他就不采取休克疗法了，他就不再休克了，就直接开始印钞票。所以，IMF只有美国或者是欧洲少数西方国家在主导时，从决策上未必能够做到最民主，最合理，未必能够形成这种决策机制。像中国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扩大影响力，扩大投票权以后，未来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问题，再救助的话，从决策角度也会变得更加均衡、民主化，可能真正有利于提高IMF的公信力和效率。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

网易财经：中国现在能够做什么呢？

郭田勇：我们现在毕竟在里面投票权还是比较低的，其实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了，我们已经超过日本了，我们投票权比日本还要低两个多点。你要反映这种实力，所以他们就应该给中国增加在IMF中的投票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经济中另外一极，而且是很重要的，要真正代表发展中国家在IMF中行使我们的权力。这样，一方面能够提高IMF的决策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未来全球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倾斜一些，对全球经济更加均衡。

网易财经：我们有这样的平台应该充分利用好。

郭田勇：还要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巫和懋：我一致同意。

网易财经：巫教授，我们从去年匹兹堡会议以后，和现在的多伦多会议对比一下，出现新的情况，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越来越严重，而且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许多人把矛头直向评级机构了，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很多，最后发表宣言的时候也说了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对冲基金和柜台衍生品交易监管，以此强化建设。为什么大家把矛头指向评级机构了，是转移矛盾吗？还是评级机构有问题？

巫和懋：他在全球金融风暴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有道德风险，找到客户以后，给评好了，不然的话不给你做生意。这是很难解的道德风险问题，我们看到美国的法案上有一个想法，这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未必是最终的解决。以后评级机构与被评级机构金融机构中间的配对不是自己找的，美国的证券监管会来管，他来做配对，这样配了以后，钱一定要给，评级的费用一定要给，你可以评不好，与原来的情况不一样了，至少是解决的开始。整个金融风暴里面有许多的环节，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评级机构，评太高了，所以造成投资者的误导，这就很糟糕。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背后是你刚才说的衍生产品，衍生产品的量非常大，是500多万亿，这是高峰时的交易数，远远超过实体经济。这次美国金融改革对这方面做的还不够，现在限制了银行资本3%可以投资在这方面，其他的交易还可以继续做，这是一个比较妥协的结果。这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许多的讨论，要对其做相当大的限制。另外还有一个不错的改革，把柜台交易衍生产品纳入集中交易，这样就比较规范，这会在两年中实施。这是正确的方向。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国内的话，评级机构需要有公信力，这需要证券监管部门和政府机构多多思考以后怎么样让国内的平等机构能够正常发展出来，需要有公信力，对我们所有的产品是很重要的。

评级机构不仅评衍生产品，对其也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要鼓励评级机构的发展。国内对衍生商品要注重一些，国内的衍生产品就是股指期货，四月中刚刚推出，这方面有许多的讨论。因为对衍生商品的交易，我们国内要特别注意。是洪水猛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期货交易所对衍生商品交易要特别重视，另外对境外的衍生商品到国内找客户的交易也要注意，我们过去央企许多受到很大的亏损。

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大致先这么回应一下你的问题。

网易财经：巫教授，我说一句，国内的评级机构有最大的问题是不独立。是不是因为其竞争不够充分呢？

巫和懋：一方面是竞争不够充分，另外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其评级所用的方法以及是否达到国际的标准，所有的东西都要讲国际标准，是否能够与国际的评级机构达到同样的水准。

我这边评很好，到国外很差，这就不可信。我们所有的东西与国际接轨，不妨与一些国际不错的评级机构合资做，这都可以考虑。应该鼓励这种评级机构的正常发展。

网易财经：对评级机构来讲，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是其生命所在。刚才说出于经济的利益把你评高了，这可能会害许多人。前一段时间把希腊评为垃圾债券，市场有许多的声音，本来已经很差了，还雪上加霜，如何建立独立性呢？

郭田勇：这非常重要，我到一些中小企业，也有做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的，银行说不到一定的程度，不放贷款。一定要评到3亿，才能报材料。评级机构这么多，你评不高，我找另外的地方评，总可以找到。评级机构不是结果唯一化的，像看球赛一样，吹哨的争议很大。现在有一种说法，比如裁判吹哨也是应该的，本身就是需要的，我们要尽量避免误判的情况，对评级机构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前段时间琢磨这个问题，有一个信用评级的会让我参加，我们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再评级机构。

我给评级机构做评级，因为你评级出现问题了，这个企业本来是A级，你评B了，本来是B，你评为A级了，或者是一个债券，或者一个项目，你评错了，就说明信用公司的信用度需要往下降低。比如我决定投资买这个债券时或者是银行决定放贷款时，不但要评级的结果怎么样，还要看评级公司的本身级别，需要再评级才行。这两天我一直琢磨，还没有形成好的成文的东西出来。这事情不好办。

网易财经：再评级机构谁主导呢？

郭田勇：国家主导，是政府主导，不能是市场，再评级机构还评级就乱了。如果没有这套机制的话，现在在这么一种竞争机制下，所有的评级公司都是商业机构，都要拉到活干，得有事做，才能挣钱。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些企业说你给我评的高，我才找你做。美国金融危机有意无意地让评级机构有这种问题，还是把商业利益看得更重一些，失去了公允性。现在我们就在解决这个问题。

评级这个行业反思挺多，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完全让国外的评级机构把中国市场占了，他们出了问题了，国内有一个评估公司到美国设机构，美国就不让你设，不给你批。我们也意识到评级这个行业也是很核心性的产业，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国内的独立评级业务。但是我们要通过再评级机制建设，能够使评级机构至少路子不跑偏，不走歪。你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完全为了商业利益而出现故意犯错的情况。评级我想跟裁判一样，裁判不怕吹错哨，就怕故意吹错哨，吹错哨因为水平不一样很难免。但是美国这种出现基于商业利益导向故意吹错哨的情况，这就是问题了。我们国内的评级机构怎么引导到健康的轨道走，这很重要。

网易财经：问题以前就有，独立性也是一个难题，相比与五年前，十年前我们已经发展过来了，积累了一些经验了，比如足球裁判的问题，以前判了不进就不进了，现在可以放回播的，可以推翻裁判的结论，这是发展中需要不断完善的。国外机构对中国的评级问题，前段时间中国发了四万亿贷款，惠誉说中国银行的资产风险很大，中国的一个高层说不要过分国外评级机构对国内的相关评价，我们对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呢？

徐建国：这个官员有一定的道理，国外的评级机构有一定的模型，根据以往的数据算出一个概率，根据一定的间隔划分给你一个评级，这种经验模型往往是根据经营模式和运营模式算出来的。在中国市场两个国家的公司运作模式是宏观环境不一样，要建立新的模式，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是宏观的风险问题，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美国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发展阶段也不一样。用美国的商业模式或者是评级办法评的东西，可能要做蛮大的修改。国外的评级到了中国市场也会做调整，但是其调整是否能够成功，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中国的情况，这是一个蛮大的问号，其评级就不是很准，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这个观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网易财经：我们可以做为参考。

徐建国：评级本身是一个信息，只是一个参考的作用。

网易财经：我们说银行税的问题，一方面削减财政赤字非常热，而且大家达成一致的观点各，但是银行税的问题暂时被搁置了，我们请问一下巫教授，对银行业或者是其他的金融机构该不该收税，在学界也是有争论的，巫教授怎么看？

巫和懋：争论的起源在金融风暴对经济体的伤害最大，最后承担的人是纳税人，这在美国掀起很大的讨论。美国最后是采取妥协，讨论到参议院、众议院都被抹掉了，说银行税的事情不能在美国做。消息出来以后，美国银行界欣喜若狂，许多纳税者不高兴。现在出来了一条，以后希望救援银行体系不要用纳税人的钱。这条在法案里面有，在G20的声明里面也有，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金融风暴中银行业做了许多错误的决策，许多人在学理上支持银行税，让其以后有所警惕，这个原则是存在的。

这都是个人的立场不同，现在妥协的结果是以后要做，过去发生的不做。以后救援，有任何金融危机发生，用什么钱救，这是很大的问题，美国的债务已经这么高，现在的情况，这次出来了金融改革方案，其实是治标不治本，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在未来会发生问题的话，怎么办呢？赤字财政已经这么严重了。银行税的问题要和以后的救援能力放在一起看，这是相当需要考虑的一个可能方向，不然以后拿什么钱救。债务已经这么高，欧元区有债务危机，美国的债务危机不差于欧元，只是是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形式，在这个之下不受影响，但是美国的金融情况并不好，我们担心以后还会发生问题，那个时候怎么办，银行税还是重要的问题。

网易财经：我们看各个国家不同的表态，这是很有意思的，德国、法国、英国是赞成收银行税的，但是像巴西，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国家就坚决反对说不能出这个东西，G20峰会想建立全球统一的行动，这个事最后就没有成，为什么双方的态度差别明显这么大呢？

徐建国：还是各方的利益和立场不一样，比如加拿大没有受太大影响，税这个东西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个问题立场上负作用面比较小的话就会不支持这个提议，欧洲这个国家受的影响比较大，有切肤之痛，就会支持这个东西。像你刚才讲的，大家一致协调的时候各自持各自的立场。要是回到中国的话，我们国家银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银行是国有的，大部分的股权是国有的，课税还有很简单的替代，让它交利润不就完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要拿到大家都同意的方案这是蛮难的。

网易财经：刚才徐教授说中国银行业该不该交税的问题，请郭老师补充几句。

郭田勇：银行税要收就一块收，不能美国、英国收，中国和加拿大不收。这又存在监管标准不一样，可能会套利，所以要发展中国家跟着一块收。问题是两个教授说的，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国家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发现银行业出什么问题，并没有出现银行业过度冒险而导致经济出现问题的，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在收银行税上理由并不充分。欧美情况恰恰相反，特别是美国，奥巴马很想收银行税，只是国会没有通过。这个平民总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冒险是形成危机的原因，另外这个平民总统想华尔街的大佬收入太高，我给他们多收税，限制他们的发展，我可以让蓝领、美国的工薪阶层福利得到更多的改善，包括为什么这么压人民币升值，把国内的就业机会看得非常重要，跟平民总统的基调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又知道了银行也是商业机构，与一般企业都一样经营，凭空多一个税出来，从道理来说也说不过去。这样的话只要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反对银行税的话，银行税可能未来是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或者是未来推出是困难重重的。虽然可以实施，但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未必可以推出。

网易财经：去年匹兹堡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家对未来还比较乐观，马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出来了，匹兹堡的主题是经济退出和财政赤字方面的，11月份要开首尔的G20会议，你们预测一下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哪一个国家会成为下一届首尔会议的焦点？郭老师先说。

郭田勇：我前两天去首尔，在coex大厦，即要开G20会议的楼，我们先在里面开会了。我们谈中日韩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从首尔当地来看，他们对首尔G20会议是非常期盼。到首尔时，在光州开G20财长会议，首尔更多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现在从主办方来说中日韩区域性经济与金融合作问题上，他们看得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不是全球的问题，可能会成为首尔会议中小的议题，对韩国经济发展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首尔这次峰会上，因为在韩国，他也介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在首尔峰会上，有可能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这块，达成一些实质性的协议，也是首尔峰会上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

网易财经：徐教授呢？

徐建国：这个预测很难做。我说一个题外话，G20这个会是大家协调沟通的场所，现代全球一体化的协调沟通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成本很高，立场不一样，交流起来很难。这有一点跑题，我们对这种事要关注，要学习、参与、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国内，这是根本的东西，参与国际讨论也不是矛盾，要让我预测这个话题还是没有想过。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有发言权。

郭田勇：我看媒体说首尔会议可能会宣布刺激政策会退出，我觉得不太可能。到首尔会议的时候，大家都退出，我觉得不至于那么快。

网易财经：巫教授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巫和懋：首尔会议关注两点，一点与国内的经济有关，即全球的经济启示，我们还是要关注它。现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他们要削减赤字，其复苏的力度会减弱。美国有复苏的迹象，但是就业成长非常少。这两方面都很弱，因为债务危机所以要减少赤字，所以全球复苏到下半年的时候没有上半年乐观，这到首尔会议上，这会是关注的焦点。全球复苏的力度不如现在看到的这么强劲，到下半年这会是重要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发展，国内许多的外需方面会受到影响。到首尔会议，这是值得关注的，即全球复苏的步伐到那时候会不会是慢了，如果慢了怎么办。

第二点，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全球金融监管的改革，这已经定在会议议程上，在首尔会议会做决定。许多金融监管的改革也会牵动国内金融改革思想的更新，同时我们要参与全球贸易金融秩序的重新制定，金融风暴之后的后危机时代，是新的金融秩序，中国以后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只是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也会主导和影响贸易秩序的重建。首尔会议第二个关注点是全球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的重建，我希望首尔会议有一些结果。

网易财经：匹兹堡峰会讨论了许多的东西，我们也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做的分析和角度，像我们刚才说的朱民行长之前说的，现实中的问题永远比我们发现和讨论的多得多，所以我们才要不断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进而才能解决问题。相信这是G20峰会的题旨所在，也是我们联系北京大学做直播讨论会的初衷，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点评和各位网友的收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