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作客网易大型策划节目《百名经济学家会诊下一个三十年》时，从学术的角度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他认为制度的创新带来了技术的进步，而开放使我们的改革更有效率。刘伟认为我们国家正在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这一基本现状也意味着我国还会长期的高增长。他认为目前失业率上升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特殊性造成的，而由于中国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扩大内需并不能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
三个因素促使30年经济突飞猛进
网易财经：刘院长，首先请您评价一下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继承和反思的是什么？
刘伟：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总规模以及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是制度改革，我们通过体制改革动员了更多要素和资源投入到经济行为中去。伴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资源越来越从国有垄断领域转移到多种所有制的竞争领域，资源越来越从行政计划集中控制领域逐渐转移到市场充分竞争的领域，转移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越高，竞争效率越大。
体制变化不仅是把更多要素动员到经济行为中，同时市场化、竞争性的提高，意味着竞争规则的约束力度加大，进而使经济效率得到提高。
第二个方面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技术创新。创新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市场组织行为的创新、产品的创新、销售方式的创新等。这30年中，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市场组织方式、营销方式，产品本身以及对技术的提升和运用的速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开放，我们可以运用国外的资源、利用国外的市场等等。开放和改革有很大的区别，改革可以造假，但开放造不了假。因为改革是你自己设定规则，但是开放是按照人家的规则。改革有可能扭曲，有可能虚假，有可能中间出现造假的情况，所以开放对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更具硬约束。开放对对中国融入世界是非常有优势的，一是学习世界先进技术、经验、资源、管理，另外就是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资源，然后按照全球大的趋势、现代化、文明规则的要求来调整我们的发展方式、改造我们的制度，我想这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制度创新，并在制度创新推动下刺激技术创新，这种创新同时又融入开放，这三个因素是改革30年来经济空前快速提升的根本原因。
中国正在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加速期
网易财经：从30年这个节点来看一下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您觉得应该怎样描述它呢？
刘伟：中国经济属于双重转轨的历史时期：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问题；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转轨，是生产关系的范畴，从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
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了加速时期。由一般制造业、一般加工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整个投资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移，这是工业化深入加速的阶段。城市化则由之前从城乡相互割裂、各自发展，现在朝着城乡互相依赖、互相促动的普及化加速阶段发展。
按现代意义上工业化的模式和标准来检讨中国这30年的发展，中国总体上完成了三分之一强，正好到工业化中后期，开始加速了。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就是北京、上海、天津这些直辖市，接近完成的就是广东沿海这一块，中国大部分地方大体上达到了一半的样子，还有一些西部落后地区甚至处在刚刚启动和启动不久的阶段，像贵州。
目前的失业不是靠拉动内需能解决的
网易财经：现在有1.2亿农民工面临着可能失业，2000万农民工失业，这是不是我们这个特殊时期的具体表象呢？
刘伟：首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非常快的时候会出现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结构性失业”。对中国的失业问题，我们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大体上中国目前的失业，接近一半是因为结构性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慢导致中国的就业岗位不足而造成的失业。
而结构性失业靠的需求解决不了。所以现在我们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实际上是解决总量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就业者和就业岗位之间的有效衔接，也就不能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了。这时候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问题了，但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期能奏效的。
第二，在中国这样双重转轨的国家，就业问题突出也有体制性的原因。城乡之间不是同在一个劳动体上，比如农民工，农民工进城之后一开始就面临歧视性的体制。这种体制性歧视会从某一方面伤害效率，对公平有很大的破坏，结果便会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而同时企业已经习惯了由于“体制性压迫和剥削”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改变劳动者就业环境，则会加大企业成本，将会很难生存。所以企业要调整自己，加强管理，加强技改，降低各个方面的成本，提高效率，而这个博弈过程当中，可能会使失业矛盾进一步恶化。
网易财经：就是现在所处的局面。
刘伟：典型的局面。我们的农民工也好、流动人口就业也好，提出了很多现代人和现代城市化过程中接近的福利标准、工资要求，合理不合理呢？合理，否则太不公平。但是企业能不能接受呢？或者他不愿意，或者有的企业就不能接受，这样一来，在碰撞过程中会增大失业的碰撞摩擦，会增加矛盾。
中国现阶段不能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
网易财经：其实我们看到国家主要也在做这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给大家更多培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实际的情况，另一方面，比如京籍农民工可以上医保，一些慢慢的改革也在出台。但是技术在进步嘛，用人就越来越少，同样的一个项目投资下去后，一百亿的项目，过去可能需要上万的工人，现在可能几百工人就可以了。这个矛盾非常凸现，一方面我们有最多的就业人口，另一方面我们的需求又在不断下降，怎么办呢？
刘伟：首先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特殊就业阶段，矛盾冲突高发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不同的产业结构选择，不是一味的追求高科技，不要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把资本密集、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在中国失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兼顾好，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产业的结构调整。中国第三产业非常落后，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所以产业结构性调整解决就业的潜力非常大。同时，中国经济一定要保持相当的经济增长速度。
地方政府要刺激供给而不是提供需求
刘伟：这里面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我觉得对地方政府不应该简单的去说扩大内需。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讲扩大内需的时候一般是以“国”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是指国土管辖主权范围之内的。国家扩大内需能形成对本国产品的需要，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但如果是地方政府刺激内需，效果就不一样了。比如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内需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和购买力，但当地居民拿到钱之后他不一定会买当地的东西啊。他可能到北京或上海消费，他不一定活跃了你那儿的市场需求。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不一定形成对当地真正市场需求的拉动和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
从地方政府来说，扩大内需这个政策对地方来说作用的空间并不是非常明确。地方政府要拉动当地、活跃当地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刺激供给方面，而不是刺激需求方面。
供给管理主要是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企业来说降低他的成本，提高竞争力，比如加强基础设施的改造、提供更好的服务等，当然最要紧的还是减税。对消费者来说，增加它的社会福利，稳定它的社会预期，提供更美好的生活质量和劳动条件，使他的积极性更高。
而由此带来的好处基本是给当地的，因为你给当地的劳动者和企业以优惠，降低成本或税收，改善环境，受益者就是当地的，不会使得效益向外流动。
网易财经：所以提高供给，不仅对于企业有利，对于政府服务等各个环节都是有利的。
刘伟：在中国这样的情况，短期内刺激需求是必要的，毫无疑问。但对地方政府，从一般意义上刺激需求对它是有不确定性的。地方政府更多应该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努力做一些适合当地的产业、企业、技术和服务。从供给方面刺激经济，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网易财经：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刘院长给30年富民提出一点小的建议。
刘伟：让大家能够合理的分享到效率提升、发展进展带来的福利。所以我觉得未来30年富民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在发展和制度统一上怎么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