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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逢明在接受网易财经策划节目“百名经济学家谈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中国股票市场目前面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节，公司价值、业绩和股票价格之间不具有实际联系。
“从理论上来讲，盲目追随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和盲目追随美国市场实践是一个原因。美国认为市场万能，市场机制非常完善，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它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美国的税法上面，也就是说美国在那个时候，它的税制发生了变化，它的变化就是说它的红利税的边际税率高于资本利的税的边际税率。这样一来出现什么问题呢？投资者不关心红利，它容忍管理层把红利截留在企业里，把税后净利润截留而不派发现金红利。我们的市场跟随着朝这条路走下去，很容易变成操作市场。”
对此他提出了治本之策，他认为采用高比例分红的办法可以解决此种问题。
他表示包括目前让市场头疼的“大小非”问题，也可以采用高比例分红模式来解决。“为了破解中国股市的困局，多层次发展股票市场，我认为对于某些行业，尤其是作为蓝筹股大公司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应该强制性要求高比例分红。”
他认为“大小非”减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公司得到稳定的红利回报。
“如果我们的大盘蓝筹股牵扯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能够使他们的股票定价机制，回归到直接的红利流定价，如果这类股票作为市场的成份股并占有相当比重的话，就会自动成为稳定市场的力量。”
就具体实施细节而言，分配形式上应该让上市公司把税后全部净利润（除了法规规定必须留出的公积金和风险准备金外）拿出来进行分红，而不是税后净利润截留后的再分红。
对于现金紧张的企业，则可以采取发行红利票据的方式加以实现。
“如果企业真实盈利，但是由于会计准则的权责发生制，就是我实际的盈利并没有马上表现为现金流入。那怎么支付高比例的红利呢？我们可以通过短期融资发放红利，而且我认为短期融资并不一定是直接向银行贷款，而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发行红利票据，我这个企业，我发行这个票据，我用以后的现金红利来偿还。可以考虑发行红利票据，但是这是短期的，你现金流困难应该是暂时的，因为你是真实盈利的，你只是一下子周转不过来，我帮助你周转。红利票据可以转让，可以来贴现收购。现金流困难不就解决了吗？”
同时做为配套设施的一部分，宋逢明表示可以把上市公司高管融入进来，对上市公司的高管进行股权激励，这样高比例的分红措施就会使得股东和高管层真正的结合起来。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易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网易百名经济学家谈中国未来三十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宋逢明老师。宋老师，您好，
嘉宾：你好。
主持人：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的资本市场也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发展路程，既然是站在这一个历史的节点上，那么我们就首先请宋教授谈一个宏观的问题，您觉得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三十年内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在制度和机构层面上需要哪些调整。
嘉宾：我觉得这个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问题，甚至包括比如像美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今后，你刚才说30年，这个很长不好说，我觉得今后五到十年当中就需要比较大的改变，结构性的变化。
如果从比较宏观的角度上看，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已经波及了全世界。
问题是爆发在美国，大家知道九十年代末美国的网络股泡沫破灭，当时也是股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但是那时候美国并没有陷入经济危机，甚至当时美国连衰退都不承认，只是说在衰退边缘，但是这次为什么那么紧张，因为这次根本性的问题是银行出了问题。因为商业银行系统是整个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经济危机的爆发是流动性危机。现在各国政府救市主要是商业银行注资，从这点上看很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改革早五年就启动了，这个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那场商业银行的股改，如果今天我们的商业银行还是有很高不良资产率，那影响不得了了，那经济很快陷入混乱了，所以说中国现在，现在看美国政府在做的注资的方式，剥离资产的方式，跟我们五年前采取的方式是很相象的。我们实际上通过改革已经对公司治理有了很大的改进。到现在为止已经股改成功的四大银行工行、中行、建行、交行，现在农行也快了，现在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已经都降低到2%—3%，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所以我们做的比美国早五年，而且说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如果回过头来看资本市场，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就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习惯性的认识误区，认为股票市场的第一个基本功能是融资，是筹集资金，把融资筹集资金的功能当成股票市场的第一基本功能这是一个误区，我筹集资金不一定通过股票上市的，我筹集资金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如果股权融资的话，可以通过私募方式，为什么一定要上市呢？一定要向公众筹集资本金呢？
其实股票市场第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实际是上是通过市场的交易来评价公司的市场价值。交易的定价实际上就定出上市公司本身企业的价值，这个价值跟会计上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的定价体系实际上是评价企业价值，股票价格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对企业的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的一种评价。然后，投资者从理论上讲通过投票或者卖掉持有的股票，再通过市场收购兼并的活动，形成了上市公司所谓的公司的外部的市场约束机制，这个可以称之为公司的外部治理，公司治理有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以通过市场交易来评价企业的价值，这应该是资本市场第一个基础的功能。
主持人：按照您的说法来看，现在很多企业的价值下浮十分剧烈。
嘉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资本市场暴露出他根本性的缺失，这就是中国股票市场股票价格表现跟上市公司资产经营是脱节的，这个是中国股票市场最根本性的问题。
在这五年当中，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很大方面的改革，就是股权分置改革。在之前和这个过程中，国内经济学界普遍的主流认为股权分置或者称为流动性分裂是中国股票市场最根本问题。但是实际上我并不这么看，我认为中国股票市场最根本问题在于股票价格表现和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是脱节的。
这个实际上股票市场作为金融经济，作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分离。虚拟经济或者把它称为金融经济过渡虚拟化发展。
股权分置改革真正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不是否定，不应该简单否定股权分置改革，它真正的作用实际上它消除了市场投资者一个心理障碍。这个心理障碍就是说如果国有股大幅度减持的话，可能对股价造成严重的打压，这个心理障碍排除以后对凝聚市场人气有非常大的作用，股市一下子冲到六千点，就是一个大牛市。但是这个大牛市，应该说它并不是真正的基于我们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特别好，所以它就出现了这个牛市，而实际上根本原因是在于什么呢？是人气的凝聚。
主持人：也就是信心吧。
嘉宾：通俗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就变成一个纯粹的人气市场。然后到了六千点以后人气开始动摇。等到人气一旦涣散，股价就一泻千里。我们股市大幅度下跌，是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那时候金融危机并没有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当时就掉下来了。
我看并不是说中国股票市场具有那么好的先导性的反映，实际上跟实体经济并没有真实的联系，只是一个人气的涣散。我认为下一个牛市，中国股票市场必须要再进行新的一轮的结构性改革。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就从中国股票市场最根本的问题上入手。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只是中国股票市场的问题，这个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从更加广阔的视野看问题，比如说国际货币制度。
大家知道现在的国际货币制度是所谓的布雷顿货币制度解体后的货币制度，布雷顿货币制度它的特点是所谓的双挂钩，就是美元和黄金储备挂钩。美国建立了美元和黄金兑换制度，你只要拿美元来就可以换黄金，美元就成为黄金的等价物，但是两次美元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和黄金脱钩。
这样币制怎么决定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决定，形成了所谓各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浮动，其他的货币采取盯住一种货币或一揽子货币的兑换制度。这个制度破坏了原来货币制度的间接的金本位的制度，各国货币的制度都跟黄金储备脱钩了，跟黄金储备脱钩，意味着跟实体经济脱钩。
金融资产是未来的现金流，是建立对未来预期的基础上，预期的基础应该是实体经济，如果一个金融市场跟实体经济，它的定价机制跟实体经济脱节了，它的预期纯粹是主观预期。
从理论上来说，新古典金融学有两个最基本的假设，第一个假设，就是所谓的完美市场假设，就是说这个市场是非常完美的，这个市场是没有毛病的，这个市场信息是高度透明的。所有的信息不对称都可以通过信号传递来消除的。
第二个假设，理性预期假设。问题是你的理性预期是真的那么理性吗？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的纯粹虚拟经济的基础上来假设的。大家现在也在解套，布雷顿货币制度解体以后，使得美国的金融经济当中蕴藏了大量风险，并且把这个风险通过复杂金融产品，把它传播到全世界，扩散到全世界，等到它出问题的时候，大家给他买单，这个根子上的问题，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突出的，股票市场作为金融经济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它完全变成虚拟化发展，跟实体经济脱节了。
也就是说，现在无论是从全球性金融危机来看也好，还是从中国股票市场来看也好，真正改革途径就是要重新通过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重建金融经济跟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纽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一个重建。
嘉宾：对，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中国股票市场出现这样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盲目追随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和盲目追随美国市场实践是一个原因。美国认为市场万能，市场机制非常完善，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它导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美国的税法上面，也就是说美国在那个时候，它的税制发生了变化，它的变化就是说它的红利税的边际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的边际利率。这样一来出现什么问题呢？投资者不关心红利，它容忍管理层把红利截留在企业里，把税后净利润截留而不派发现金红利。我们的市场很容易朝这条路走下去，很容易变成操作市场。
现在大家提了很多救市的措施，我认为就是治标不治本，我认为就是回到红利定价，也就是高比例的分红。
这里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从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我们如何对股票进行理性定价这个问题。经典的金融理论就是贴现红利流来对股票定价的。作为原生品的股票，股票的定价方法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变现模型，但是本质上还是贴现红利流。股票现在的价值就是未来的红利现金流，只有现金流才能真正体现企业的实力。
如果离开红利现金流，这个企业它经营到底好和坏，它的资产质量是好是坏，完全可以主观进行评价。你必须企业的损益表里给你提供了真金白银现金红利，这个时候才能证明你企业的经营业绩，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现在中国股票市场就出现了一个局面，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中介机构，甚至包括传媒，都不关心现金红利分配，关心题材的炒作。这里实际上先进公司的红利政策有一个很大问题，中国的上市公司红利政策有很大问题，它的问题是剩余净利润分配。
也就是说，上市公司本身在做财务计划的时候，它已经把今年的税后净利润当中明年要用的部分已经先把它拿掉，剩下那部分才给你分红。剩下的就微不足道了，这个实际是很不对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资本成本的概念。
我听很多上市公司老总，甚至政府部门监管部门的人说过这样看起来完全违背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概念，认为通过股票上市筹集的资本成本是最低的，这个说法很普遍，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
什么是资本成本，资本成本是使用资本所要求得到的回报率，这个是资本成本。金融经济学基本的原理，资本成本是取决于使用而不是来源。这里实际上就说市场结构的一种扭曲。
主持人：您说进行高比例的分红，才会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不过现在很多企业遭遇经济寒冬，现金非常紧张，这样进行高比例分红在短期内有意义吗？
嘉宾：我们是在学校教书的老师，比较擅长理论分析和学术研究。我还是想依照我想讲的思路跟你继续讨论一下。
如果我们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西方成熟的股票市场大型的蓝筹股上市公司，以往对股东的报偿主要是以红利为主的，投资者也会长期持有股票。以收取红利作为收取收益的主要方式。
许多富有的家族在西方以股票作为金融资产传给子孙后代的，这是我的财富，不是在市场上进行炒卖的。同时许多机构投资者，美国的基金，战略性长期的持有股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二级市场上以前有一个统计，美国共同基金，二级市场上持有股票的最长年限17年。如果从一级市场上，有可能是几十年，就是我从股票发行开始买了来放在手里就不动了，战略性持有。
这样的话，美国市场，西方市场流通盘，它的概念跟中国市场上的流通盘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所有的股票都是可以流通的，但是大家并不是把股票都是拿来交易的，所以它的流通盘占整个盘当中也是一个不大的比例，他们是战略性的持有。特点是他们以获取红利作为收益的主要形式。
因此，为了破解中国股市的困局，多层次发展股票市场，我认为对于某些行业，尤其是作为蓝筹股大公司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应该强制性要求高比例分红。
对于牵涉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我为什么要国有股减持，一旦减持意味着减少降低对这样企业的国家控制力，不要讲减持，当然小企业可以。
如果我们对大盘蓝筹股牵扯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如果能够使他们的股票定价机制，回归到直接的红利流定价，如果这类股票作为市场的成份股并占有相当比重的话，就会自动成为稳定市场的力量。
现在我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可能面临的质疑和反对。
第一个问题就是现金流困难，因为我们的会计制度使用的是所谓的权责发生制，帐面盈利并不意味着有实际的现金流入，因此高比例分红导致企业现金流困难，这样的话有可能出现问题，问题是首先这个企业是否真实盈利
。如果他真实盈利，但是由于权责发生制，就是我实际的盈利并没有马上表现为现金流入。比如说我可以通过短期融资发放红利，而且我认为短期融资并不一定是直接向银行贷款，而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发行红利票据，我这个企业，我发行这个票据，我用以后的现金红利来偿还。可以考虑发行红利票据，但是这是短期的，你现金流困难应该是暂时的，因为你是真实盈利的，你只是一下子周转不过来，我帮助你周转。红利票据可以转让，可以来贴现收购。现金流困难不就解决了吗？
但是对于长期帐面浮盈，不适合高比例分红的，这样的话，这些需要在会计和审计方面加以完善化。也就是说表面上是盈利，但是实际上你始终拿不到现金流的，你这个盈利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型的蓝筹股企业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否则的话，你的盈利性本身就是打问号的一个事情了。
短期的现金流困难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是（权责发生制），现在账面上盈利了，并不意味着你马上就有现金流入，你的现金流量表可能是很紧张的，但是这个可以通过短期融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短期融资应该是专项的，就是针对红利发放的，所以不主张通过银行贷款发放红利，而是通过发放红利票据，就是用红利偿还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金流困难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企业最喜欢的说的，比如说现在企业有好的投资机会，这个涉及到刚才讨论的所谓的资本成本的概念，企业管理层往往是从资金获得的便利性，另外可以减少信息披露，降低交易成本。随后净利润大部分被计划流程部门使用。实际上怎样设计一个好的融资方案，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是需要提高的。
在一定的税收和市场的制度环境下，实际上优化设计的资本结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任务，你是不是应该用税后净利润截留红利作为融资，作为最好的融资，恰恰相反，这个融资成本是最高的。相当于是投资者投资于股票的所要求的回报率，这个比银行融资成本高多了，而且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我们的企业还出现了是什么领域热，就一窝蜂额涌向那个领域，比如房地产热的时候资金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流入房市，使企业承受巨大的风险。所以不应该是简单的截留。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投资者不喜欢分红，中国投资者希望股价暴涨，甚至认为如果现金分红多了，股价涨不起来。这个是一个误导，另外中国的股民偏好送配股，送股是派发股票红利，实际上是把税后净利润现金红利截留在这里了。
其实无论是送股还是配股都是稀释股权了。中国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也就是说，其实真正股票在股市上的价格表现，应该说它还不是直接跟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关联的。从投资者不关心红利看，他是关心各种各样炒作的题材，各种各样的消息，股市的行为完全变成了投机性的行为。
所以正确的做法你先把净利润尽可能高比例的，当然这个也跟企业的行业特征，企业的特征有关系，并没有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对于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大盘蓝筹股企业来讲，应该先分给投资者，投资者再决定是不是投资你这个股票。
而且我们反对我们的企业随便多元化经营。结果搞的我们的上市公司主业不明晰，你这个上市公司到底是搞什么产业的，不清楚的。房地产热的时候，大家都搞房地产，这个是在公司治理里面是严重的管理问题。经营效益好的企业，管理层手里有自由现金流，管理层就有产生浪费使用自由现金流的倾向，管理层会随便使用这些现金流的倾向。应该鼓励企业走专业化的经营，分散风险，多元化经营，是机构投资者的基本事情。
还有税收影响的问题，这个是西方美国问题的地方。美国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因为在金融理论当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理论叫MM理论，就是说红利政策和企业价值是没有关系的。美国在这自由经济学主导下面，提高了红利税的税率，鼓励投资者倾向于炒作，美国的网络股泡沫是最好的证明。寄希望于未来，比如说通过广告，通过电子商务，可以通过未来的增长来产生未来的利润，把这个企业的价值完全建立在对未来的主观预期的基础上，如果预期是正确的没有问题，但如果是错误的，很可能是出问题的。
所以我的看法，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现在大家推出新凯恩斯理论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许会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现在看来逼迫学者去研究，提出新的理论来进行解释。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回到老的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简单靠政府的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依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消费投资，就够了，其实我认为这个不够。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必须在制度设计，市场结构转变方面下工夫，也就是说总的原则和方针，重新建立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联系纽带。
主持人：纽带的确立需要那些支撑？
嘉宾：这个纽带究竟是怎么样的需要研究，比如说现在讨论货币制度改革，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如果单纯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货币的价值是有问题。
主持人：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要回到一种实体体系的话，货币体系回到黄金本位会如何？
嘉宾：这个不好说，也有人这样主张，币制应该跟这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实际的购买力建立联系。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个方向，必须建立跟实体经济联系的纽带，中国的股票市场我认为也应该是这个方针。而这个方针最最根本的，最最基本的一条，因为股票的价格跟实体经济真正唯一的联系实际上就是红利流，红利现金流。
所以我们研究的看法，就是中国股市的下一轮结构改革，应该回到红利流定价。也就是说形成多层次的中国股票市场。而其中要形成中国资本市场市场稳定的力量，这个稳定市场的力量，实际上就应该是有一批作为指数成分股大型蓝筹股公司以派发现金红利作为投资者报偿主要方式的这样一种红利政策。
而我们的国有控股股东，应该坚持要求我们被我们控股的企业，就是制定稳定增长的红利政策，向我们的国有股股东上交现金红利，如果是这样的话，说句实在话，如果讲大小非的问题，大非的问题实际上就没有了，大非的问题你说句实在话，大型的国有企业，牵涉到国家经济命脉这样国有控股公司，实际上轻率承认国有股减持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意味着降低国家对它控制力，如果国有股股东，如果有长期稳定甚至是增长的红利收入的话，我要建立社保体系，要建立重大国家公共支出，就有资金来源，也不急着说我们的社保基金急着到市场上赚取价差，问题就说为我们国家国有控股企业稳定的上交现金红利，形成国家稳定甚至是稳定增长的现金红利流，这点来讲对于国家的财政，对于将来公共资金的开支，将会是非常好的支持。
主持人：有一定输血的作用。
嘉宾：因为我有来源，而且是稳定的。如果这样的话大非解禁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注的问题，也不是头疼的问题了，现在大小非的问题，现在变成股权分置又回去了，又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股权分置改革，它凝聚了人气是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它凝聚了市场人气，形成了07年的大牛市。但是，说句实在话，中国股市下一个牛市，必须要有相应的结构改革。
主持人：如果解决大小非的办法用红利流来实现，那么稳定的收入便可以预期。
嘉宾：我认为这样，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小非对红利买账吗？
嘉宾：小非的问题主要是代表国有股的这些国有单位或者一些机构，不是中央政府，它可能有现金流需求，所以他需要减持，你让它股权分置改革做完以后，你就应该让它去流动，后来又搞了一段时间的封闭期，这个不是很明智的做法，但是我相信小非的问题，对股市来讲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没有统计数据，只是我个人讲。小非的问题是不是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齐步走的话也会有问题的。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的股票市场未来实现高比例的分红，让大家真正享受这种好处，您觉得根本性的问题，让这个政策来解决，比如说配套的是否成为体系的政策，或者一些措施，你觉得还会有哪些？
嘉宾：我特别想讲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什么地方，最大的主要来自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层，这就需要有内部治理手段，需要有内部激励机制，所以我个人看法，我不主张高管层增值权计划来鼓励业绩部分，我建议是什么呢？给他们股票，股权激励，我就给他们股票，而且这个股票有一段封闭期，比如三年五年不许出售，现金红利他们也有好处，利益绑在一起，这是我想讲的问题，否则的话管理层会有很大的阻力。
主持人：会产生抵触的情绪？
嘉宾：对，如果把他们的利益跟红利政策结合起来，这个阻力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这个事情我认为监管是一个方面，当然我们要加强监管，要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等等这些，原来的小布什在离开之前也在这么讲，可以说这套办法，就是新古典理论的老办法，不是新办法，新办法要进行制度和结构的改变，这是我的看法，加强监管，增强市场的透明度，这是必要的，这个是对市场健康发展是必须的，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需要有制度和结构的变化，它的整个的趋向就是重建金融经济实体经济的纽带，最根本的就是回到红利流定价。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红利流定价的提法来解决现在市场面临的困难，您觉得，您的这个建议在实际当中能被应用和被采纳的可能性有多大？
嘉宾：我认为这个不是应急的措施，是一个基本长远的结构性的东西，我认为迟早要做，甚至我认为很可能美国都会比我们走在前头。
因为中国人总是学美国，洋和尚念经是很有用的，很可能美国的经济学界也会认识到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和突破，奥巴马现在上台了，原来有罗斯福新政，现在大家都在期盼奥巴马新政，我想他现在心里还没有数呢，这个需要学术界理论界提出建议，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但是新古典理论已经过去了，这次海啸意味着它的结束。
现在在中国，我认为从长远的，至少是我认为，你说30年未免太长了，但是五年十年，但是绝对不是一年两年这个事情就做得好的。但是我认为这种结构性的改革，它可能产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主持人：就是再一次凝聚市场人气，可能中国的股票市场再一次出现井喷？
嘉宾：凝聚。我们希望股票市场是牛市，但我们必须它是慢牛，是稳牛，是一个稳步的牛。这是我的一些想跟你讨论关于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些基本看法，这也是我们现在已经研究所得出的初步的结论。
主持人：好的，再一次感谢宋老师光临网易财经，我们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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