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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
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回落、以低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出口部门面临调整和次贷危机的冲击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中国经济从2007年上半年的周期性高点迅速回落，于是，政策的重点日益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
实际上，扩大内需并不仅仅是短期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更是中国未来持续增长的可能主线。我们愿意把从原来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方式，转向消费带动的内需主导的增长方式，称为结构转型。
如果中国可以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完成这个转型，就重新为中国赢得可以持续30年的一个新的增长主题。
如果一定要简化描述的话，原来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增长，是为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消费而生产，而在内需主导的条件下，将主要为中国人民自己的消费而生产。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在经济起飞中，都似乎经历了类似于中国当前的这样一个转型和调整阶段，例如日本，在这个调整完成之后，这些国家往往同样迎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第二次春天。
我们同样相信，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完成当前的这个转型，依然还会有持续30年的持续增长的第二次春天。
投资是强心剂，消费是长效药
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可以总结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一政策在下一步的实施中可能遇到哪些难题和挑战呢？扩大内需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理论和实践证明，投资对拉动经济的效果非常迅速，而通过增加收入、减税等方式促进消费的时滞效应较强。这是短期和长期的选择，也是目前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倚重于投资的一个原因，但是，如何平衡以应急为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刺激与促进消费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目标，将是政策决策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投资大型基础设施三大病：效率低、不联动、挤压消费
到目前为止，可以观察到的政策重点，还是1998年应对危机时就已常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但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内需也只能理解成应急性的措施，而且目前的实施也存在以下的问题。
首先，经济环境不同。1998年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比较多，然而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完善。目前很多的基础设施往往有社会效益却没有经济效益。比如说污水处理厂，环保部门的数据表明有1400个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建成但是没有运行。城市地铁的建设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建设地铁，但是全世界可持续健康经营并且盈利的地铁是极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在当前要为刺激内需做出贡献，从长期看也不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包袱。
其次，经济结构已发生变化。1997年时，政府和国企可以支配的资源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超过一半，到2008年，随着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中70%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带动作用相对降低。
最后，需要防止对投资的继续过度依赖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可能对消费带来的挤压。在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曾经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当前亟待扩大内需时，我们可以考虑刺激投资，但是要防止对于投资的过度的依赖、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新的产能过剩的发生。
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当时应对经济的迅速回落无疑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10年来的增长情况看，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却持续从当时的45％左右下降到35％左右，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因此较1998年，现在需要在扩大内需方面进行更多的改革开放方面的积极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医疗等都应该有更多实质性的举措。
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要区别刺激
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内需政策角度看，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基本集中在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一些企业称为调整中可能出现的“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的现象可能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如果调整中出现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过大、大量资源投入到垄断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则是需要防范出现的状况。对于这些大量能够吸收就业的企业来说，最为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新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更多能够惠及他们的，可能还是减税等政策举措，以及放松管制、降低准入门槛的举措。
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从推动结构转型的角度看，中期的政策目标可能他是希望降低对于投资的过分依赖，提高消费的贡献，但是目前所应用的应急性的措施又必须依赖投资，这可能在特定的阶段的政策操作中出现矛盾。基于这些考虑，在宏观经济稳定下来以后，政策重心需要很快转向实质性的扩大内需，扩大居民消费的方面，转向促进就业。
美国去杠杆，中国再杠杆化
中国应对危机的最为有利的条件，是再杠杆化有充足的空间，这与美国等的去杠杆化形成鲜明对照。2000年以来中国持续了七、八年经济强劲增长，但是政府、企业、居民的负债率却降低了。所以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再杠杆化（Releverage）的大好时机。首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仅是2.5%，到了2009年，即使以5千亿作为财政赤字预算的话，赤字占GDP的比值也不过1.5%，因此中国在扩大财政赤字，提高负债率方面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其次，国债占GDP的比重仅有22%，而西方其它国家这一比重高达70%以上，中国同样存在一定的国债负债空间，至少翻一倍，40%是可以的，也是合理的。
由于中华民族节俭的传统美德，居民拥有21万亿的储蓄，3万亿的负债，这些丰富的资源都应该适当安排，关键是如何寻找适当的工具与渠道来促使杠杠比率的提高。比如说，利用国债、政府债、票据等方式。同时，中国企业2000年起负债率也是在不断下降的，目前的企业负债率平均在59％，这就为中国金融系统的再杠杆化带来一定的空间。因此在2009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适当地提高负债率和杠杆率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2008年11月份开始，银行贷款增长势头呈现恢复性的增长，如果这个趋势得以平稳保持，对于整个再杠杆化过程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不必救银行，该直接注资实体
中国同样面临着全世界货币当局都面临的问题：在经济回落时期，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方面的作用有限。政府发行了大量的货币，却由于银行的惜贷行为导致货币在银行系统之中循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刺激实体经济。此时，银行却基于风险管理的原因不愿增加贷款，企业债券市场基本瘫痪，企业在短期之内感受不到货币政策放松的好处，目前美联储正在积极寻求所谓量化宽松政策，以图直接向企业注入流动性。中国的银行业在现阶段对贷款还是非常谨慎，这也是风险约束机制完善的一个表现，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运作态势下，在不干扰银行贷款的自主权、不破坏风险管理的原则的前提下，还必须建立适当的机制，把资金注入实体经济部门。而注入哪部分实体呢？刚才也论证了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切弊端，我认为投入到城市化进程是非常合适的。
从另一方面看，2008年11月份市场已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做出了比较正面的反映，数据显示惜贷势头已经有所缓解，11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按可比口径增加4769亿元，同比多增3895亿元。如果剔除1月份的特殊因素，11月份的新增贷款额和增速均为年内最高。当然这个规模可能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贴现的规模就有两千多亿，以及上半年的信贷规模控制时期，银行在规模外进行了一些其它的性质的贷款，比如委托贷款、附加条款的贷款等，现在取消贷款规模之后重新放入资产负债表。但是，如果这种信贷增长的势头能够在2009年的一二季度保持下去，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可能会在再杠杆化的推动下走出金融危机的最低谷。
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的银行业也存在着自身的优势，欧美国家银行系统出现了问题，政府需要出资拯救银行体系；而中国银行系统经过一轮改革，银行资本充足率处于历史的新高，不良率处于历史的低点，所以在这一轮主要冲击银行体系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业没有太多后顾之忧，这样使得中国可以直接把财政的资金注入实体经济，而无需象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去注资银行业。
如何走出金融危机
放松管制等的改革，和融入全球化的开放，是中国经济走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动力，也将成为中国经济走出此次金融危机冲击的根本动力。
如何应对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历史上几次大的外部经济冲击，都促使中国经济积极推进内部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每一次大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都往往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90和1991年中国经济的大幅回落，促使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小平同志再1992年南巡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强大的体制创新带来的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长达五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的繁荣局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1999年推行了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并积极加入了世贸，为中国的企业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全球市场，再次在2003－2007年为中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持续5年的两位数的增长。完全可以说，没有当时的艰苦的改革和加入世贸初期的开放冲击，就没有今天相对健康的银行系统和更为巨大的政策回旋余地。
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放松管制，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转折时期。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这一次外部压力推动下完成向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新的巨大增长机会。要走出当前的调整压力，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的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的、强调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主义”。
在经济明显回落、担心找不到大量吸收就业的增长点、以及扩大内需的增长点的同时，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电的行业，因为存在严格的准入管制和垄断，因为严格的准入门槛，而使得很多社会资金无法进入，例如：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2008－2009年尽管对铁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是铁道部门还是在重要的运输时期“依然还是一票难求”，而中国当前一方面是大量的钢铁等原材料的库存增长和产能过程、以及正在增大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巨大的运输需求，为什么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和内需的增长点？关键还是铁道部门的垄断和管制。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会，打破这些能够吸收巨大就业和创造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的垄断和管制，在经历此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又可能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中国经济将有希望迅速从危机中走出，展现新的局面。
如果说2008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下的大调整的一年，那么，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格局下，2009年则可能是大布局的一年。这要求中国重新根据自身的优势重新布局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中国的企业也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调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资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走出调整形成新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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