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让人们有更多机会致富

精彩观点：

·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可以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偏热转向过热。给经济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但只有“藏富于民”才最根本的办法，并把经济推向长远健康发展。

·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让所谓的“仇富”情绪消弭的根本办法是让穷人也有基本的保障，有机会致富。

·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经济发展也失去长期的动力。

·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早就被竞争所淘汰掉了，是技术优势保证了日本在国际市场的持续竞争力。

·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不均等，穷人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根据世行估算，控制腐败、改善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我们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用三十年时间走过了人家几百年的历程，同时也在环境、资源、社会公正等诸多方面积累了“几百年”的问题。我们在世行的研究表明，在长期中，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等恶性循环。下一个三十年，我们国家不但要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更要注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持续的、而不是一个有进入恶性循环风险的改革与开放。

可持续的改革既立足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也要求制度上的革新以清除一系列可能导致恶性循环的制度性基因。眼光向前看，我们需要在多个方面着手广阔的未来。

让穷人有更多的机会致富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个别地方官员可能更多的为资本服务。由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力量悬殊，即便对资本和劳工采取中立态度，都是对资本的放纵和鼓励，更不用说协助资本的情形了。其实，推动劳资力量均衡，可以藏富于民，让源源不断的国民内部强劲消费、投资需求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

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1967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时又增加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使部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留下种种后遗症。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偏热转向过热。给经济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但只有“藏富于民”才最根本的办法，并把经济推向长远健康发展。

要特别提醒一下对民众“仇富”情绪感到担忧的人们：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让所谓的“仇富”情绪消弭的根本办法是让穷人也有基本的保障，有机会致富。

人力资本投资是长期生命线

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是由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轨迹所证明的一条原理，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一开始依靠劳动密集产业和制造业对外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体（比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随着本地区劳工成本的逐年递升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劳力更廉价的区域的开辟，其逐渐丧失成本优势，能够继续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是人力资本优势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

试想，如果日本几十年前没有技术研发的长远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满足于劳动力成本的暂时优势，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它早就被竞争所淘汰掉了，是技术优势保证了日本在国际市场的持续竞争力。

很多人认为，中国近年来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然而，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好处不言而喻。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而在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该国的总产出来衡量的。总产出取决于总投入。投入有三个来源：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前两者都是物质投资，后者则是无形投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内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的技术进步则来自于经济当事人的无形资本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由于无形资本具有外部性，当无形资本投资不足时，经济将达不到帕雷托最优或经济是动态无效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应用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投入，从而收益的利润也在增加。其中，罗默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指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关键。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又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而且存在着投资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

比如，战后日本经济实际GDP增长率的绝大部分依靠资本和TFP的贡献份额，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其中TFP贡献是实际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TFP贡献占GDP增长的比重为19.2~33.3％。因此，技术进步是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再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英国研发投入综合排名为世界第五，科技竞争力综合评价排名第五。英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表明，稳定的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技术进步在一定层面上具有相关性。

然而，东南亚国家的资本—产出弹性则比日本和其它发达国家高得多，劳动投入则相反。东亚国家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及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都很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严重限制了人力资本的产出，反过来影响到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从新经济增长理论来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根本不存在技术进步，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从我国来看，根据测算，1987~2003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却不到30%，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却达70%，然而，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规模收益递减性，如近年来，中国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和当地经济水平的非相关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谓速度过快的根本对策是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

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分为五大块：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人员的培训；三是正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非厂商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五是劳动力适应于就业机会的迁移以及提高企业能力方面的投资。其中，教育投资与医疗保健是整个人力投资主要因素。由于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中国政府的教育、卫生投资相对规模尚处于较低的水平。

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

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再也不能让人民由于这方面的担忧而心惊胆战节衣缩食地过日子。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穷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整个社会就失去活力，经济发展也失去长期的动力。

社保基金亏空严重几乎是世界各国通病。富若美、欧、日到在为此头疼，何况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社保基金亏空巨大（官方公布数据为7200亿人民币），个人养老金账户空账运行严重。同时，中国的教育支出只占GDP的3%，许多发展中国家已达到5%左右。笔者认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要各占GDP的5%左右才正常。

社保基金的解决主要依靠财政支持与国企分红。一是加大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公共服务的不足，对于一个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以下核心公共服务应建立最低国家标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卫生医疗设施、基本失业补助金和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地区基本的公共设施服务。

二是国企分红投入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可使政府教育、医疗、社保相关支出大幅增长。国家出的钱多，居民出的就少了，这对当前财富分配的失衡能起一定矫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国企分红政策必须强化审计以防止做假账、必须保障国企分红被足额转换为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应出台一系列措施，确保国企分红能够真正化作为民众福利，确保民众能够真正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

实现国企分红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于国企利益集团化。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有健全的监督控制体系。在这些国家，国会或议会对企业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核企业年度报告、法律执行情况和提起诉讼等方式来行使监控权。英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要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和账目，议会通过经常听取企业的财务报告，监督和审核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美国国会有权传国有企业的行政官员到国会作证和陈述法律执行情况及政策落实程度。法国国会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对国有企业实行监督，法律对诉讼提起条件、程序、诉讼和解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议会监控提高了监控权威性。

要杜绝国企利益集团化，必须把对国企领导的考核与控制落到实处，明晰监督主体，界定监督职权，严刑峻法，同时还要通过司法人大等机构对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

从可持续的发展到可持续的改革

以上三点仅是笔者认为对于保持长远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发展，也就需要可持续的改革。什么是可持续的改革呢？就是能在长期中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历史上我们有太多的教训，那么多的变法、改革，包括离我们最近的满清政府的改革，都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走向了可悲的结局。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不单单是历史上的改革经常走向绝境，就是古代整个皇帝王朝制度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那便是封建王朝生命周期律，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非常发人深省。黄对毛吐露诤言：“我生60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毛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落后就要挨打，回顾我们挨打的历史，其实归结到一点是制度落后才挨打。人们常说要实现各种现代化，却少有人认识到制度也要现代化、科学化。科学的制度可以保障持续发展，而不是像古代王朝那样遵循一种可怜的生命周期。

封建王朝的生命周期律在现代有特殊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陷入的恶性循环。我们在世界银行的长期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经济腐败、不平等、暴力和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恶性循环，其中腐败是关键环节。腐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门的正常发展，给穷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腐败与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根据世行估算，控制腐败、改善政府效率在较长时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长4倍。世行把控制腐败力度分为低、中、高三种水平，发现在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三种力度间实际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的差异达到2～4个百分点。

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不均等，穷人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如果人们都觉得只有腐败或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人们就会怀疑其纯洁性，而不是视之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会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会使抢劫上升30%～35%。

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这个恶性循环？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联合报告中，为发展中国家开出药方认为主要包括实现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增强社会的透明度；确立公正、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制度。

总之，唯有在基本制度科学的基础上，行之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才能走向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