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中国基金业在过去十年中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您认为过去几年基金业的发展有什么重要的经验？

祁斌：中国基金业在起步后的十年中取得了较快的成长，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良好形势，同时，也与基金业本身的制度设计和改革进程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回顾基金业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市场化改革对于金融产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中国基金业真正起步于1998年，最初的封闭式基金走过一段迅速发展的繁荣期。但很快，由于当时市场整体运作水平和其他一些因素，2000年基金业发生了“基金黑幕”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讨论，基金业发展也陷入低谷。

2001年，“黑幕事件”后的首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行业同年亦推出了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本质使得基金的运作更加透明：接受更多的公众监督并且面临每日赎回的压力，这客观上为基金业引入了更强的市场竞争机制，拉开了基金业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2002年，由证监会主导，基金审核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正式启动，基金和基金公司的审批走向透明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并在随后的几年不断加大市场化的力度，并有效地控制了市场发行的节奏。随后，在2000-2005年A股市场非常低迷的环境中，上证综指从2000点跌至1000点左右，中国基金业管理的资产规模从500多亿迅猛增长到近5000亿，市场化的改革释放了基金行业的潜能，随后，股权分置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带动了市场实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基金业的规模随之也实现了巨大的增长，现在已超过了三万亿。

在中国基金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市场化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基金行业的潜能，而政府对节奏的把握又保持了行业有效但非过度的竞争。中国基金业在过去几年中的发展历程，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尝试。

网易财经：基金业今年实现了爆炸式成长，发展到这个阶段应该从那些方面去进一步推动行业发展？

祁斌：基金行业进入到目前这个发展阶段后，除了需要进一步强化完善基础制度建设、培养更多人才、不断提高行业自身竞争力以外，还应该进一步促进行业发展环境的优化，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也就是说，要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

进入现阶段的中国基金业，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谈到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额外的、或者附加的东西。当然，对任何商业企业来说，其社会责任首先是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去创造利润，对基金公司来说，就是要为投资者和股东寻求回报。但不同行业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无论是一个行业还是一个企业，如果能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推动和改善所处的环境，对其长期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更加有利的。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就一直致力于不断改造和创造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环境。基金业也应该从进一步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自身未来的发展。

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除了引领科学的投资理念以外，基金业的社会责任还可以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基金业应该致力于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基金业已经开始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比如股权分置改革中，基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发行体制改革中，也推动了询价制的实施。除此以外，基金业还应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应积极推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使得养老金体系的建设和基金业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其次，基金业应该推动投资者教育工作。这个工作光从政府的角度去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基金行业处在资本市场第一线，应该在这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以往的投资者教育总是强调投资者风险教育，基金业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投资者教育：一是推动投资者金融知识的学习，使得投资者更多地了解资本市场的运作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二是要强化投资者的风险自担意识。基金公司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做更多的推动工作。

网易财经：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后，您认为中国基金行业的成长空间还大吗？

祁斌：我国的基金规模虽然从2000年的500亿元发展到现在的3万亿元，在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与银行存款30多万亿元的规模相比，还不到银行存款的10%。而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100%，现在已经达到270%。从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会从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进入到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国基金业发展空间还很大。

网易财经：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监管方式是如何实现转型的？

祁斌：很多人担心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管制放松会带来监管的不力。事实上，放松管制使得政府监管机构从繁冗的审批工作中脱身出来，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做好监管工作，监管的效率和力度只会大大加强。

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自发的监管力量会迅速发展起来。在过去的几年中，基金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大量出现，开始对基金业进行市场化评价；出于对行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考虑，自律组织开始发挥规范行业行为的作用；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对基金的公开“选秀”更是将基金行业的规范运作与管理水平提高到更高的层次，此外还有媒体等独立的监管力量。这样，一个由监管机构、自律组织、托管银行、评级机构、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机构、报章媒体等主体共同组成的立体的监管体系逐步形成并完善。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市场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的主基调，中国资本市场和基金行业的发展也应秉承这个主基调。过去几年中，监管部门一直在积极地探讨一些常规金融产品从审批制向注册制的转变，以形成更加成熟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网易财经：基金业发展迄今，在59家基金管理公司中，已经有21余家合资基金公司。不过，在与外资基金竞争中，本土基金并不逊色，如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以及博时基金等，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均居同行业前列，盈利能力也比多数的合资公司要好。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祁斌：基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必须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并举，两者都是市场化的一部分。

从200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首先实现了基金业的对内开放，增加了本土机构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开放式基金的推出，也使得我国基金业在面对外资竞争前，先经历了市场化竞争的洗礼，提高了竞争力。当2003年合资机构开始在市场运作的时候，基金业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实力的内资公司了。他们面临的不再是被外资吃掉的危险，而是具备了与外资同台竞争的能力，竞争又使得内资公司水平进一步提高。在随后基金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过程中，内资和合资公司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相互竞争和相互学习的状态中，行业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同时，内资公司里也越来越多地培养出既了解国外情况，又懂得中国国情的复合型人才。

事实上，合资的本质并不在于股权的合资，而在于人才的“合资”。同样，公司的竞争力也不在于是合资还是内资，而在于能否有真正“复合型”的人才。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产业发展的目标是，培养出一大批既了解中国市场同时又与国际接轨的复合型金融专才，帮助我国经济实现更有效率的配置资源。同时，影响包括基金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还包括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科学的管理方式。

网易财经：很多人担忧合资会对金融安全带来威胁。能否从中国基金行业的合资经验来谈谈这个问题。

祁斌：现在社会上对金融安全讨论得比较多，有类似担忧的人不妨关注一下渐进开放后中国基金业的现状，可以说，基金业是我国金融产业改革开放较为成功的案例，值得深入研究。前面我们谈到，开放后的基金业中最强大的一些公司仍不乏内资公司，我们从这个现象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事实证明，开放不仅没有带来行业的危机，只要把握好节奏，渐进式的开放反而能够促进行业的发展，缩短中国金融企业与国际第一流金融机构的距离。

回顾基金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渐进式的开放还有助于形成行业的有效竞争格局，从而有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金融安全。2004年底，我国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前三的基金公司分别是南方、华安、华夏，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分别为361亿、271亿及249亿元。随着基金业竞争日益激烈，行业分化的趋势亦日益明显，基金业前十家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达60％，第11名到25名占33％，第21名到52名占7％。作为参照，美国基金业经过上百年的竞争之后，前10名的市场份额占到51％，第11名到25名占23％，其余几百家基金公司占有剩余的26％。我们与此可以判断，中国基金业正在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效的竞争格局。而在这样一个竞争格局里，内资公司没有一败涂地，相反，还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而合资公司也并没有想当然地获得成功。

观察内资公司与合资公司的竞争，我们可以发现，内资公司在面对国际竞争的时候，需要迅速地国际化，而合资公司要在中国市场成功，则必须本土化。两者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学习能力”和“学习速度”的竞争，而内资公司通过引进国际资产管理的理念和技术、输送员工到国外学习、加大海外招聘人才的力度等措施，在这个竞赛中并没有落后。而合资公司，不管其外方股东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多么领先的地位，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本土市场，也是无法成功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内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乃至所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其本质不是股权结构的竞争，而是复合型人才及科学的激励和管理机制的竞争，哪个金融结构能加快培养出既了解国际运作又适应中国国情的人才，能够更好地引进和建立科学的激励和管理机制，哪个金融机构就能胜出，因为任何金融产业都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竞争力的。

网易财经：您认为中国基金公司的产品是否已经基本与国际接轨？

祁斌：市场化的改革也有力推动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审批体制的放松使得基金公司面临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由此激发了其创新能力和服务质量的大幅提升。从2002年以来，中国基金业相继推出了债券基金、指数基金、伞形基金、保本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可转债基金、上市开放式基金(LOF)、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中短债基金等创新产品，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中国基金业不仅成功地让所有世界发达市场的主流基金产品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而且在复杂金融产品如ETF等的研究和开发中，还推动了相关产业和交易制度的革新，促进了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的接轨。

网易财经：您认为基金行业在哪些领域存在创新的空间？

祁斌：在当前基金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基金业更要居安思危，看到不足和差距。基金应该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积极探索基金业发展的新课题、新机制与新办法，推动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探索多元化经营，不断增强行业核心竞争力。

基金业的创新在现实条件下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政策层面的突破和创新，这既要借鉴国际惯例，又要依据中国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来调整；二是基金公司层面的创新，包括基金品种和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创新。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满足更多投资者不同需求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构性产品、固定收益产品、资产证券化产品，将在资本市场上不断出现；目前，基金业已经开始投资于海外市场，在面临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基金业也将积极探索和推动包括REITS、专户理财、直接股权投资等创新和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网易财经：怎样看待商业银行过去几年对于基金业务的参与和渗透？这对中国的商业银行的改革和综合经营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祁斌：过去几年中，商业银行介入基金行业，这给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提供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我国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是从1998年开始的，最开始是为封闭式基金做托管业务，到2001年推出开放式基金的时候，主要是探索销售业务。随后，商业银行在销售过程中发现很多投资者需求方面的信息，给基金公司提供了很多的反馈，于是，商业银行开始与基金公司一起设计产品，对基金业务的参与就比较深入了。2005年，商业银行在各个部门的推动下成立了基金管理公司，更深入地介入了基金业务。今年，商业银行又作为QDII托管银行，开始介入基金QDII业务。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越来越深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总的看来，商业银行介入基金业务的尝试是比较成功的。对商业银行来说，第一是盈利模式的改变。2002年，商业银行获得的基金托管收入总额不到3亿，到了2006年，该数字超过10亿，今年上半年已超14亿。又如，以某家银行系基金公司为例，公司由成立当年的亏损到今年盈利上亿，仅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是一种爆炸性的增长，促进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多样化。第二是竞争意识的提高。最初在试点开放式基金的时候，很多商业银行并没有竞争意识，习惯了坐等别人来存款贷款的方式，而后来市场不好、基金卖不出去的时候，商业银行不得不去找人推介，这一点对商业银行的竞争意识的提高影响很大。第三是对人才的培养。银行业已经全面开放，外资银行进来以后，从事中间业务特别是资本市场业务是它们的强项。参与基金业务为商业银行培养了一批比较了解资本市场的人才，为参与国际竞争做了一些准备。所以说，银行参与基金行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综合经营的案例。

商业银行参与基金行业，客观上折射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向以直接融资和简介融资比较均衡的金融体系的演进，顺应了我国金融体系转型的大趋势。美国过去100年中金融体系发生了类似的变迁，1913年的时候，它的股市规模与银行存款总规模的比例是1：1，100年之后，这个比例是9：1。在这个大背景下，过去20年间，一些大的商业银行都开始向中间业务特别是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转型，比较成功的是花旗、德意志、汇丰、UBS等，它们今天的盈利中，70％左右是中间业务，很多是和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作为中国的商业银行，认清这个趋势，就应该主动转型，转型的过程中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风险控制。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风险？过去几年中商业银行在参与基金业务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经验要坚持下去，第一个是循序渐进，第二个是防火墙，第三个是人才、机制、薪酬方面的市场化。这样才能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也才能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又好又快的转型。

网易财经：对于推动本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您有何看法？

祁斌：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未上市企业，与投资于二级市场的证券投资基金有很大区别，但是，也是直接融资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推动本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并借此推动我国资产的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循环中，我国资本市场定价机制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竞争力。长期以来，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的背景下，一些企业资产根据净资产大小进行协议转让，转让价格未能反映企业的实际价值。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企业自身的定价能力与国际战略投资者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在于我国资产缺乏市场化定价机制。资本市场发展不足以及和资本市场紧密相关的私募股权市场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使得我国的企业价值没有得到普遍发现。

同时，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寻求投资回报的同时，通过项目筛选等市场化资源配置手段，改善公司的治理和运营，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和提升。

我们应积极为本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营造规范发展的条件，使其成为我国企业价值发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有效促进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

网易财经：您如何看待私募基金阳光化问题？

祁斌：对于私募基金乃至中国的对冲基金的“阳光化”等问题，一定要统筹考虑。私募基金这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变化，操作手法开始走向规范，同时，很多私募基金操作者现在已经选择了以基本面分析为主的投资方法。

未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市场，其中，产品及投资者的结构都应该是立体化和多层次的。在这个市场中，应既有大型的养老金，如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企业年金等；也有以稳健操作为主的公共基金，策略相对更加积极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还有散户投资者。任何成熟市场中，机构投资者都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前面所述的多层次投资者结构中，前三者应占据绝大比例。

网易财经：我们离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有多远？基金业对于我国市场的成熟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祁斌：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具备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市场化的发行体制；自律组织和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应该成为市场主要的约束力量；应该拥有强大的证券经营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者应该具备良好的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同时，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一个国际性的市场，在国际资本市场体系中有足够的竞争力，等等。

回顾美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在1929年美国股市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建立法律法规框架，加强市场监管。此时，两个标志性的人物带领美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一个是美林证券的创始人梅里尔，他开启了对证券经纪业革命性的变革，率先倡导诚信为本和敬业精神，并使得“美林帝国”迅速在华尔街崛起；另一个是投资大师格雷厄姆，他率先提出价值投资的理念，这一理念如同阳光穿透云雾，使资本市场的投资得以回归其本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成熟市场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是证券从业人员不仅应该具有优秀的专业素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二是市场主流的投资理念应该以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为核心来构筑。希望基金行业能够在这两个方面起到比较好的示范作用。

网易财经：目前资本市场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祁斌：我国资本市场仍存在着结构失衡、资本约束机制不足等问题。一是资本市场总体结构失衡，证券产品供应不足，债券市场发展比较落后。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无法快速有效地进入资本市场，大型国有上市公司市值较大，但进入流通领域的比例较低。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公司债券仅占债券市场规模的10%。其他金融产品缺乏，股指期货、股指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尚未推出。二是上市公司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蓝筹股偏少，机构投资者有待进一步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快速发展和现在所处的环境还不匹配。 比如说，我们鼓励有较多的并购，推动产业整合，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但目前的并购活动中非市场化因素还是比较多。在一个活跃的市场中，监管机构应进一步加大打击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的力度，提高市场透明度。

与此同时，中国资本市场还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宏观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加；银行存款分流现象是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性转型的开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并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但也对监管协调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特征更加凸现，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全球竞争的趋势不可避免。

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是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只能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相关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进程，遵循渐进式的对外开放原则，完善监管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