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中国汇率改革应坚持市场方向

网易财经10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具有丰富的国际国内金融管理经验。他坚定地主张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体系，主张稳健的金融监管。他对世界经济下行的风险提出警示。

在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的发言受到广泛的关注。他是第二位担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级管理者的中国金融专家，人们希望多了解他对经济、金融形势的看法。在接受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的访谈时，他畅谈了他的思考和展望。

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重要参与者，朱民对中国的金融改革评价很高。他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国际认可。他说：“因为它是从根本上改变了银行的体制和机制，加强了治理机制，提高了透明度，增加了风险管理，当然很清楚，清理了资产负债表，增强了资本金。”

朱民也提出，要警惕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他说：“国外的银行，这次危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杠杆比例太高，所以它用很少的资本，能够承担很高的风险，特别是流动性的问题，所以一旦有冲击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波动和风险。”因此，中国的银行业要“瘦身”，要去杠杠化。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官，朱民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坚持走向市场化。“核心的问题是改变机制，而不完全是汇率水平的问题。因为汇率水平永远是波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机制改成一个以这个这个市场为基准的这样一个浮动的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大力支持中国的汇率改革。

对于接下来的经济形势，朱民认为，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经济的下行风险确实在上升，这是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

朱民介绍了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情况。他说，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是他的使命之一。由于这是一份全新的工作，他需要迎接挑战，同时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以下为访谈实录：

金融业应坚持改革

网易财经：首先我们来谈一下银行业改革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看今年随着农行和广大的上市，我们中国银行业自2003年开始的股份制这种改革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您看来，下一步，如果从体制的，体制的层面来讲，我们继续推进这个改革还会有哪些方面要继续的加大努力的，比如说汇金的大股权？

朱民：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是很成功的一件事，我们在做改革的时候，我们是很认真的，但是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就是认同，从国际上来看觉得中国的改革做得很好。因为它是从根本上改变了银行的体制和机制，加强了治理机制，提高了透明度，增加了风险管理，当然很清楚，清理了资产负债表，增强了资本金。也正是因为我们整个的银行改革，正好做在前面，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来的时候呢，对我们冲击比较小。

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金融专家也好，学者也好，都认为从头来看，中国的金融改革。虽然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在这个全世界学习这个一些先进理念的结果，现在其他国家也提出了可以在中国来学习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银行业改革呢，这个事总是有阶段，有发展。你刚说了农业银行、光大的机构改革，好像是个阶段，这个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整体来说呢，就是中国的银行业是一个结构，大银行是一层、股份制银行是一层，是吧，然后这个社区银行，这个城市商业银行，特别是村镇银行。银行系统的改革，从我们这个整体系统来说，就怎么样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的改造和发展，怎么样加强对农村微观金融的改造和发展，使得中国最广大的基础——农村和农民能够有效地利用金融系统，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中国面临的一个金融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任务。

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如果农村和农业系统不能有有效的金融服务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金融系统应该说还是不健全的。所以从系统的角度说，我说最主要的还是要朝这个方面走。与此同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在改革的阶段还得往前走。比如说现在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是吧。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从数字上来说，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资本充足不但是资本充足率的问题，而且是资本质量的问题，是透明度的问题，是怎么样用会计准则对资本重新进行分类的问题，所以这个对银行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这样的话，中国的银行业也要往前走。

我觉得中国银行现在面临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有意义的一个新的形势和挑战，就是传统上，发达国家的银行业都走得是混业经营、都强调的是中间业务这么过来的。那么这次危机表明，这个中间业务的发展，既是银行利润的来源，但是如果产品过度复杂化，如果资产负债表管理不当的话，也会酝酿成很大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银行业的模式在什么地方？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模式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值得探讨。以前因为这个西方的银行业的理念，好像基本是一个模式，但这次危机打破了这个理念，打破了这种模式，那么我们就有条件、也有责任在新的环境下探索一个新的银行模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

我们有些事情还在发展，比如说金融产品，比如说衍生产品，我们还需要发展。但是吸取现在的教训，我们也得有防范的机制，也得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对于这些事怎么做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事需要研究的。

警惕金融业系统风险

网易财经：朱行长您刚才提到金融业的综合经营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平安收购了深发展银行，还有比如像交通银行、北京银行以及中国银行都在积极的入股一些保险公司，那么请问朱行长，您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的综合经营的前景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朱民：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关于综合经营在银行业其实走了很大的波折。从1930年危机以后，是不允许综合经营的。然后从1970年代、1980年代以后逐渐美国又放松，在不允许综合经营的情况下，实际上允许了综合经营的并存。那么以后在2001年以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训练，特别是离岸业务，或者是表外业务。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发展非常迅速，也是这次危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所以从结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看的话呢，就是综合业务既有有利于提高效率、综合服务有利于客户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有风险管理要求高、整个的管理的框架和整个的约束要求高，这样的一个制衡的方面。那么把两个方面综合起来看的话呢，就是随着以客户为中心的这个模式的转换，如果要做综合服务的话，那综合服务的风险管理要求是很高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透明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同时对监管的要求也很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不能简单的看一个方面。

网易财经：朱行长，我记得在金融危机肆虐最严重的时候，您当时提出了一个很新的课题，就是说给全球的这个金融业“瘦身”。然后我们看到，随着今年农行的上市，在全世界市值排名前10的银行中，中国已经占据了4席，想问一下朱行长，中国的银行业是否也需要“瘦身”呢？

 朱民：“瘦身”这个概念，我们通常讲是去杠杆化，取决于你的杠杆比，跟你的规模不是直接相关的概念。那么从现在来看，国外的银行，这次危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杠杆比例太高，所以它用很少的资本，能够承担很高的风险，特别是流动性的问题，所以一旦有冲击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波动和风险。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是它的杠杆比，而不是它的绝对的规模，这个很重要。

对于规模而言，维持规模有几个事情很重要，第一个是你要有足够好的负债结构，你要有足够的储蓄存款，而不完全是依照比如说货币市场，依靠短期资金，这个很重要。然后资产呢，你要有比较稳定的资产，同时，也不能有太多的关于这个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类，表外业务等等。所以这个整个的大小是一个杠杆比的问题，不是一个绝对规模的问题。

网易财经：朱行长，问一个可能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A股市场上半年公布的业绩来看，银行业整个利润可能占了一半，但是另一方面，上半年包括今年下半年，整个银行业的融资规模也是非常的大。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是不是因为银行业它融资容易而导致了现在银行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对资本金就是有一些不珍惜的现象？

朱民：这个对于银行业的发展这个事情应该是反过来说的。银行是因为业务的需要，来这个准备资资本金的，而不是从资本金的这个，这个基础来发展业务的。那么对中国来说呢，当然客观上来说，整体经济发展还是很好，很快，对贷款的需求也很高，这样的话就使得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比较高。那么要满足这个监管要求，资本金要求呢，对资本金的要求，当然也会比较高。所以我想中国的银监会，加大监管力度，加大对资本金的要求，特别是加大我们这个反周期的资本金的拨备要求，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事儿。要求这个银行进一步融资，扩大资本金，这是进一步使得银行更加健康和安全的表现，而不是为了资本金的扩大来进一步扩大业务的需求，我想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网易财经：您对中国金融业现在的一个发展，最大的担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去年以来的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贷款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您最担心哪个问题？

朱民：这次危机表明，就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金融部门的作用特别重要。以前看的金融部门的作用，是看它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和帮助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这次也看到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如果产生危机的话，它的负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对这个金融部门的重要性，就它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和它的危害性，我觉得都要有高度的重视和认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这次危机又一次地表明，金融系统是个系统。我们为什么说系统性风险？这是因为整个的金融，它不单是银行，它是银行、股票、债市、金融衍生产品等等，这里面又是通过金融基础设施来支持，又通过法律环境来运作，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那么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应该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我们从一个良好运行的金融系统来说，应该说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努力去做。

IMF支持中国汇率改革

网易财经：朱行长，您在IMF工作，会接触世界上很多的金融组织，我们看到就是一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包括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一直是国际上可能大家争议比较多，那么从您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世界上世界舆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另外您认为中国的汇率可能在汇改之后，下一步的一个方向是怎样的？

朱民：人民币汇率确实是一个大家都高度关注的问题，那么从基金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实在的，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因为IMF不是评价一个会员国家的汇率的水平的高低问题，我们主要是看汇率的均衡水平，特别是中期的均衡水平，是不是符合一个国家的基本状况，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鼓励、我们也支持中国政府在推进汇率改革上所做的努力。大家知道，国内的汇率改革应该说还是努力朝市场的方向在走，也在增大它波动的幅度，汇率的水平在调整，所以这个都是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的认同。核心的问题是改变机制，而不完全是汇率水平的问题。因为汇率水平永远是波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机制改成一个以这个这个市场为基准的这样一个浮动的汇率，这样的话，对中国和对这个世界，我觉得都会是有帮助的。

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在加大

网易财经：自从欧债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可能世界经济将步入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想问一下朱行长您的观点。另外，您认为中国经济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

朱民：全球经济呢，现在正在逐渐放慢，从整体来看，出口、工业生产，包括这个MPI的指数全都在出现放慢的趋势。但是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复苏仍然在进行，增长还在进行，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这次危机对经济带来的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迅速进入一个财政危机，所以确实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欧洲的危机，确实冲击和影响很大。但是在G20个领导下，大家通力合作呢，整个经济还是在恢复。我想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并不认为存在着这个两次探底的这个可能。但是呢这个经济确实是在放慢，这个下行的风险在上升。

那么谈到中国的情况呢，这又是完全不一样。这次危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多重速度的恢复，就是发达国家整体增长速度比较慢，也就是2%到2.2%、2.3%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增长规模都达到6.5%，甚至是7%到8%左右。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新兴经济发展很快的状态。所以全球经济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发达经济和新型经济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一个是在往下走，一个是在往上走；一个是要刺激，一个是要适当的控制，要降温，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所以我觉得很难直接的用发达经济现在出现的困难，来直接的比这个中国的经济会发生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易财经：朱行长，在我们以前录制的《意见中国》的时候，像经济学家张维迎、许小年等，他们都是坚决地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过多的对市场进行干预，然后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中国，那么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朱民：危机的过程表明，为了防止这个经济系统的崩溃，政府干预来稳定经济，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认可的，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因为这里理论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干预，整个经济崩溃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承担更大的经济成本，而且不但是经济成本，还有社会成本，我想这个大家都还是应该是承认的。

但与此同时呢，就是在整个的经济恢复的主动力，还是在创新，在企业行为。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也不能过分夸大政府的刺激行为的这个作用。因为政府的刺激只是渡过这个危机的一个过渡性的支持政策，而更多的还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让这个企业发挥作用，来创新，才能把整体经济走出这个危机。所以我想其实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

网易财经：朱行长，今年5月份您离开大陆去华盛顿IMF就职，然后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了。

朱民：嗯。

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发言权

网易财经：相信国内的很多人也一直在关注着您在那边的工作和生活，那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那边工作的一些感受吧。

朱民：我在那边主要是负责IMF的金融方面的工作。因为IMF的金融方面的工作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做全球的经济的监督和督导，就对每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都会进行评估，那是个很大的项目，每个国家都要做。包括这个金融的稳定性、健康性、基础设施、压力测试等等，那么我也负责对全球各个国家的金融评估的工作。与此同时，也包括对金融政策的，特别是在现在危机情况下，整个金融政策的发展的情况的工作。这是我工作最主要的部分。

我也负责我们IMF内部自己的风险管理，因为随着业务的发展，IMF整个的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大；我也在负责对IMF的对外的这个国际机构的合作，比如说跟联合国，比如说跟巴塞尔委员会的合作等等。那么也包括一些别的事。比如说我和我们另外副总裁负责这个亚洲的战略，我也负责年会等等。应该说，工作量还是蛮大。IMF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新的环境，国际的视野，而且这个文件的阅读量特别的多，我觉得是，挑战蛮大，而且写的都是外交辞令，这个写得也很精致，很婉转，所以要认真的读，读清楚，我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

但是反过来说，也还是学了很多东西，确实是换一个视野看一个世界，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和学习的。

网易财经：朱行长，您昨天的演讲中提到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IMF中投票的比例5%可能还不够，还要继续的提升。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提升比较容易，但是您要削减别人的投票权就比较难。那么您认为这个难题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解决呢？

朱民：机制是有的。因为基金是一个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组织。份额要反映这个成员国家在整体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这个地位不完全是GDP，也包括它的贸易。因为IMF是负责宏观稳定和经常账户平衡的。所以它的贸易，它的资金，资金流动和波动，它的GDP，它是有一个综合指标。所以就是要根据这个综合指标的变化，来不断的改变，相应的改变各个不同成员国的配额，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在调的过程中，大家总是会有各种不同的争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过程。

网易财经：朱行长，很多人都拿您和林毅夫老师做比较，而且认为您是我国向国际这种最顶级的金融组织输送的第二位高级管理人才。那么您自己认为或者希望自己在这个基金里能有怎样的贡献？然后在IMF中您如何给自己定位？

朱民：嗯，林毅夫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那么他现在在这个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职务，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这个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也很大。他的理论功底很好，所以这个工作也很适合他。那么对我来说呢，我现在的工作是一个更务实的工作，涉及到很多全球的金融的评估、分析、政策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还是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想这个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中来的人，也要努力来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的地位和发言权，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里面，增加和带入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好的经验和理念，来推动这个传统理念和新的理念的融合和交汇。因为归根到底，作为人类来说，我们总的目的是来增加我们的文化和智慧，我们总的目的是希望IMF这个货币组织成为更有效的组织，来更好的维护整个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