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首页-新闻-体育-娱乐-财经-汽车-科技-数码-手机-女人-房产-游戏-读书-论坛-视频-博客-乐乎
043
《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每周三推出。
视频本期实录往期回顾会客厅财经首页
刘伟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简介]

刘伟:中国为政府干预付出的代价太高

他当年被誉为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多年以来,他始终为中国改革呼吁,对政府干预提出批评。他怎么看当前的改革停滞?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对话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
[访谈全部文字实录] 

视频

中国需要要素市场化改革

刘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比商品市场滞后,土地市场比劳动力市场滞后,金融市场比土地市场还滞后,它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

政府干预导致权钱交易

刘伟:政府干预经济,行政权力直接卷入市场,可能出现一种局面,形成比较广泛的权钱交易,这样的话就很可怕了。

转变职能才能给百姓让利

刘伟: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它承担的功能不与市场经济相符的话,减少政府的收入会使政府的财政危机和矛盾进一步加剧。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我们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各种成本确实在提高,我们当前要解决效率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

图片

问答

更多

为什么说防通胀不要下药过猛?

刘伟: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一直到2010年出了大量的票子,不超过两年时间里会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是比较深层次的、长期累积的,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要追求短期猛烈的措施,而是变成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您长期呼吁要素市场化,那么您怎样看金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

刘伟: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本身就比商品市场化混乱,但是中国的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比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更滞后。相对于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国的资本市场化,比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还落后。因为它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

政府对市场有很多干预,这对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不是有阻碍?

刘伟:这就不仅是阻力,而且搞不好是个倒退。政府直接刺激经济,那它实际上是绕开了市场。大家都知道,市场配置资源要比政府行政配置资源更有效。政府出手来配置,它可能缓解市场失灵带来的失衡,但是你要付代价。可能要牺牲什么?效率。这是经济上的低效率。

为什么说政府干预越多腐败越多?

刘伟:政府干预的东西一定是稀缺的东西,越是稀缺的东西,往往政府越要去直接控制。政府越是直接控制,金钱的力量可能就越去找政府寻租,搞权钱交易。这样带来一个结果,越稀缺的东西越不是按照效率原则来配置,而是按照腐败指数配置,最后伤害的是整个经济效率和导致社会腐败。

政府干预对改革的最大隐患是什么?

刘伟:如果政府干预的时间过久、过多,当我们要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化严重滞后,没有一个市场机制替代退出的政府的空间,那就进一步依赖政府的干预。干预措施就有可能长期化、制度化。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可能由此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现在两个车轮在赛跑,就是看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变过程当中,这个速度和质量,能不能使效率提高改善超过成本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已经达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全部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3月讯  近日,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专访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他当年被誉为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多年以来,他始终为中国改革呼吁,对政府干预提出批评。他怎么看当前的改革停滞?

刘伟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改革派的经济学者。如今,从“京城四少”到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身份有变化,但他对改革的热情未变。他的观点的核心,还是政府退出市场,让市场资源配置。

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刘伟认为,不宜下猛药。他认为,通胀是政府发了大量的票子造成的,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治理通胀应成为长期政策,而不能采取短期的猛烈措施。

在刘伟看来,和通胀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垄断国企是有钱不愿投资,而民营企业想投资却拿不到贷款,这是因为,金融市场化严重滞后。他说:“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本身就比商品市场化混乱,但是中国的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比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更滞后。相对于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国的资本市场化,包括货币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货币和资本,整个金融的市场化水平,比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还落后。因为它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

作为长期呼吁要素市场化的经济学家,刘伟对政府的各种政府干预非常忧虑。他认为,政府干预是有成本的。一是使得资源低效配置,损害经济效率,二是产生政治上的恶果。刘伟说:“政府干预经济,特别是干预资源配置,行政权力直接卷入市场,可能出现一种局面,市场上的金钱找政府的行政特权、行政审批权等等去寻租,形成比较广泛的权钱交易,这样的话就很可怕了。”

刘伟认为,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会形成一个怪圈。他说:“我们可以想象到政府干预的东西一定是稀缺的东西,越是稀缺的东西,往往政府越要去直接控制。政府越是直接控制,金钱和市场的货币力量,金钱的力量可能就越去找政府寻租,搞权钱交易。”

刘伟呼吁,要继续坚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干预。如果不转变政府职能,那么,政府向百姓让利就不可实现,因为政府有其财政约束。转变政府职能也关系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好这一点,中国才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下为访谈实录:

治理通胀不宜下猛药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防通胀不要下药过猛,您为什么要这么说?

刘伟:我们现在的通胀形成的原因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很重要一个因素它是经济发展30多年以后,各种要素的成本到了一个大幅度提高的时期,所以它有需求拉升的同时有成本在推动。

从需求来说,反危机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一直到2010年出了大量的票子,在中国前后陆续在两年,不会超过两年时间里会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什么我说中国现在治理通货膨胀不要下猛药?第一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从目前来看是比较深层次的,长期累计的,所以中国通货膨胀恐怕在今年,甚至到明年上半年是一个比较长的释放时期,一定要树立一个反通胀的政策,既然是长期的就不要追求短时期猛烈的措施,而是变成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刚才讲的,短期里采取紧缩银根,控制需求的办法解决不了成本问题。我们这次的通货膨胀很重要的是成本推动,成本推动要素价格上涨,再加上进口品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在上涨,石油、矿产品和农产品本身价格在上涨,进入中国国民经济的成本。紧缩银根对企业的成本,国际市场的价格,各种要素的费用上升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说,至少这两个方面,一个要有一个长期的观点,另外一个主要针对控制成本,而不是短期的紧缩银根,控制需求,并且控制需求如果过猛的话还有一个负面作用,中国现在不光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还有经济衰退的威胁,内需不足没有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健康的复苏。

无论是外需也好,内需也好,实际上并不牢固这个复苏,如果你紧缩需求,药下得过猛,包括货币政策如果紧缩力度过大,很可能加剧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和衰退,那样的话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滞胀,一方面经济衰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率攀升,经济不景气,同时由于成本提高,形成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既伤了需求,伤了内需的扩大,影响了增长,又解决不了通胀问题,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说,解决通胀应当有长期的观念,同时短期内不要过于下猛药。

网易财经:刚才你提到了下猛药治通胀有可能导致既治不了通胀又会导致经济衰退,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既治理通胀,又让经济不衰退呢?

刘伟:这个谈起来可能需要采取很多方面的措施了,我个人认为,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看,短期来说,短期的经济宏观总量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的组合和清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的选择,来同时兼顾通胀的控制和反萧条,反衰退的增长目标的实现。

这次我们主要是面对存在着总量的滞胀的危险,一方面内需不足的问题没有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带来的影响余波尚存,有可能出现新的需求疲软,经济萧条,但是一方面大量的成本迅速提高,推动着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着,有可能出现滞胀这样一种总量失衡新的特点,这种情况下,货币和财政就不好简单的采取或者双扩张,双松,或者双紧张,双紧,这样可能产生矛盾。解决通胀的同时可能恶化经济萧条,解决萧条的同时可能激化通胀。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宏观政策的组合,财政和货币重新回到反方向的组合是必要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短期的政策就货币政策来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说,在中国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注意它的需求效应的同时,要关注我们的宏观政策供给的效应,在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协调,这样的话,能使我们治理当前经济成本尽可能降低,效率能够尽可能提高。

所以恐怕现在中国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既要考虑货币也好,财政也好这些宏观政策的需求效应,但是你也要考虑它的供给效应,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同时兼顾扩大需求,同时来降低成本,提高供给的能力,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宏观政策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和出发点,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特别是对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根据中国失衡的特点出发,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的问题,我们知道它和美国货币资本市场的失衡方向是不一样的,欧美国家这次它在货币市场上出现严重的失衡,货币资本市场上,方向是什么呢?首先是从银行部门,金融部门发生的危机,2007年6月美国开始了,然后蔓延到整个世界。

在欧美国家的市场,这次失衡过程中,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企业都缺钱,也就是对货币,对资本,流动性有强烈的需求。这就要求,美国的美联储,他的货币政策的基本倾向是什么呢?就是扩大流动性,放松银根,向经济当中尽可能的注入货币。

我们国家情况和它不一样,我们国家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从我们这儿原发的,是从海外输入,海外输入是海外市场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出口首先受到影响,和我们出口相关的企业拿不到订单,或者是停产,或者是减产,或者关门破产了,这些企业首先一个问题,他就没有对货币的需求了,它已经停产或者破产,它不需要资金了,这是一个。再加上我们国内内需不足的情况下,私人,也就是市场的投资者和消费者,本身需求不足,这个内需不足对交易性货币需求不足。

再加上我们的大企业,本身的创新力不够,特别是技术创新力不够。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尤其是央企有一定垄断地位,国家资本金注入的力度也在加大,融资渠道不断的拓宽,包括直接上市,它们有钱。它们有钱,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把大量的钱存在银行里,根本不需要在银行去贷款,它也不需要去投资,因为它一旦投资就是重复建设,所以他现在不投。在中国就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国有大企业,大部分企业没有有效的投资需求。

我们还有很多中国的中小企业,有一个跟国际社会很不同的制度背景。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制度前提上,实际上有一个前置。所谓的民营,大部分中小企业是民营资本企业,民营资本企业和目前国有占垄断地位的金融体制,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资源90%左右是国有制的,工农中建这些大行基本上是国家独资的,一些股份制的银行是国家控股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垄断的金融体制和一个社会里的民营的、非国有的这种中小企业,它的金融服务的市场对接上存在着制度歧视,不可能让它公平的准许它去运用资本市场或者货币市场的。所以这些中小民营企业,即使有需求,有对货币,对资金的需求。垄断的国有制控制的银行体系,对它这种需求在是很难通过市场手段有效、及时、充分的满足它的。它不承认它的需求。

当然民营企业本身有抵押问题、担保问题,这些制度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的要素市场,特别是货币资本要素市场发育比较迟缓,制度创新比较滞后,所以使得这些中小民营资本如何公平的,有效的运用资本市场来融资,包括直接和间接资本市场融资,现在还需要一系列制度方面的障碍需要去处理和解决。正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制度创新的滞后和技术创新的滞后,使得中国中小企业即使有需求也不形成有效需求,大企业它本身即使有钱,它也没有地方形成有效的投资支出。

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不足,大企业小企业都不需要银行的钱,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同时,流动性相对过剩,相对于需求来说,流动性是过剩的,是这种局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采取适度紧锁的货币政策,收紧过剩的流动性。这是中国货币政策和美国,欧美国家不同的地方。

中国需要要素市场化改革

网易财经:您刚才谈的,金融市场主要是由国家垄断的,而民营企业他们想要钱却得不到这笔钱,是不是现在为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就需要去改革我国的金融市场呢?

刘伟: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对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呢?中国要有一个金融市场化的问题,首先金融市场化了,咱们才谈得上完善这个市场,改善这个市场,目前中国客观的来说,金融深化的水平还不够深,特别是金融市场化是比较滞后的。我们知道,中国30多年的改革,市场化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是主要进展是什么,实际上是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要素市场化现在看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滞后,但是真正的市场化,关键还是取决于什么?要素,所以像中国劳动力的市场化,我们知道,对农民工体制歧视问题、制度歧视性问题,这个要解决起来可能涉及到一系列的工资报酬问题,户籍问题,这个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

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本身就比商品市场化混乱,但是中国的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比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更滞后。相对于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国的资本市场化,包括货币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货币和资本,整个金融的市场化水平,比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水平还落后。因为它基本上是国家垄断的。

刚刚我们讲,90%左右的金融资源,实际上是控制在国有银行,或者是国有控股银行当中,剩下10%左右虽然是在非国有的,比如农村信用合作社,民生行等等所谓民营资本出资建的金融机构,像这些,我们说到底,它是被严格纳入中国金融监管和中国银行行政控制体系的,无论是在信贷规模上还是在利率的决定上,这些所谓非国有的银行,不可能有市场上的独立决定的权利,严格纳入这种行政统一控制的网络。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化的水平还是比较浅显的,有待于深化。只有在深化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怎么进一步完善它,这样和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起来能够更流畅。

政府干预导致权钱交易

网易财经:也就是说改革的下一步主要的任务还是放在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您也一直呼吁要素要市场化改革,但是现在政府有很多调控,有很多干预,这对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不是有阻力呢?

刘伟:这就不仅是阻力,当然首先是阻力,而且搞不好是个倒退。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是代价,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要强力的干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时候,我们说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调控,任何干预都是有成本的。

别的不说,就是在比较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发达经济当中,政府过长、过大程度的干预经济的话,都不能不面对两个方面的成本。一个成本是经济方面的低效率。因为政府直接投资,政府直接刺激经济,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来支配经济活动,那它实际上是意味着绕开了市场。大家都知道,在长期里,市场配置资源要比政府行政配置资源更有效。你现在是因为市场失灵,配置不动,没有办法,政府出手来配置,但是它可能缓解市场失灵带来的失衡,但是你要付代价,可能要牺牲什么?效率。这是经济上的低效率。

除此之外,政府如果干预太多了,还有政治上的代价。政治上有可能加剧腐败。政府干预经济,特别是干预资源配置,行政权力直接卷入市场,可能出现一种局面,市场上的金钱找政府的行政特权、行政审批权等等去寻租,形成比较广泛的权钱交易,这样的话就很可怕了。形成权钱交易之后带来什么问题?不光是社会腐败风气败坏堕落,法律和道德方面需要解释和处理的问题增加,社会矛盾增加,更要紧的是在经济上进一步损害效率。

我们可以想象到政府干预的东西一定是稀缺的东西,越是稀缺的东西,往往政府越要去直接控制。政府越是直接控制,金钱和市场的货币力量,金钱的力量可能就越去找政府寻租,搞权钱交易。这样带来一个结果,越稀缺的东西越不是按照效率原则来配置,而是按照腐败指数配置,最后伤害的是整个经济效率和导致社会腐败。

我们是一个市场化水平并不高的国家,或者这么说,我们处在一个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国家。如果政府干预的时间过久,过多,就不仅仅是政府权力短期干预过多的问题了,它实际上是阻碍了市场化的进程,进展了,这样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一种依赖。当我们要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化严重滞后,没有一个必要的市场机制替代退出的政府的空间,那就进一步依赖政府的干预。所以就把政府干预的这些措施,就有可能长期化,甚至制度化。这样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可能由此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网易财经:这些年政府很强调保增长,但是保增长实际上是单纯的看GDP这样一个数字,尤其是地方政府,而且忽略了像公平、效率其他的东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伟:中国是这样的,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有它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增长速度一般来说不会太发愁。天时,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中后期就是工业化没有完成,但是开始了它的加速。

另外还有地利,地利是什么呢?中国的地大,地方之间有差异,城乡之间有差异,地区之间有差异,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现在是满打满算,我们统计数据说起来,今年大概47%点几,2009年是46.6%,尽管有人对这个还有质疑,这里面有伪城市化的成份,一亿多进城民工我们是列进来了,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现在是到了加速阶段,我们通常所说的30%到70%,这个期间是进入了加速通道。

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和。中国在改革,改革过程中,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把更多的要素逐渐的从行政控制领域转移到市场领域,这个转移程度越高,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程度越提升,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水平越高。中国在现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保持比较高的速度是并不困难的事,有着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些诸种因素。

现在问题是什么,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怎么使持续增长更均衡,更有效,也就是我们讲的完成这样一个生产方式的转变。所谓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增长的道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规模的扩大要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升,这才可持续,这是一个。尤其是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如果继续依靠要素投入量规模的扩大,它的不可持续性,对环境,对资源,对各个方面的破坏,我想这是再明显不过了,这是代价非常大,甚至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不发愁速度的,目前我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发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速度的方式它的选择,实现这个速度你要付怎样的代价,就是效率怎么样,这是一个问题。要保证效率方方面面的,你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鼓励竞争等等。这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你怎么样让社会公众能够公平的分享到增长的好处,这是一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源不竭的重要的方面。收入分配问题,分享增长带来的福利,它的公平性问题,不仅影响到社会公正,同时影响到社会的效率。

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形成之后,就使得收入分配的扭曲越来越大,带来不公平的同时,使大家不能公平的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损害社会公平目标的同时,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使得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它影响效率。因此我们说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不仅影响公平,它同时影响效率,同时影响经济增长的,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问题到了高度关注的时候了,所以不要把效率和公平这两个东西看作是天平的两端,好像我牺牲了公平就有效率。

网易财经:它是一体的。

刘伟: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转变政府职能才能给百姓让利

网易财经:有些人富的比较快,贫富差距在越来越拉大,现在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政府去让利?

刘伟:目前这个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不是让利的问题,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是一个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政府的机制没有改变,它所承担的功能和事情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有新的变化的话,你现在减少所谓政府的收入,那会使政府的危机,财政危机、矛盾进一步加剧。因为政府本身的财政收支,特别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到基层,越到地方的基层政权,财政的困难是非常大的。

政府到底要干什么,哪些是政府干,哪些是不需要政府干,职能要转变。你不考虑到政府机制的改革,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税机制问题,等等这些种种改革,这些如果不改革的话,仅仅说让政府减少财政收入,让利,那个只加剧矛盾,而不有利于矛盾的解决,解决不了。

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改革问题,这里涉及到的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体制的改革问题。你不做这个工作,这是一个死结。居民这边钱少,内需不足,是不是把政府的钱降下来,政府你要看它的收入是这样,你要看它的支出困难更大,为什么?它的职能没有转变,要履行这些职能的话,这些钱不够。就是要深化改革,特别是要转变政府职能,你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重塑我们的政府的职能和机制,这样才行。

改变发展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网易财经: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说新兴经济体国家人均GDP达到三千美元左右就会出现经济发展的停滞,各种经济矛盾也会爆发,您认为中国会遇到这样的陷阱吗?

刘伟:中国是这样,从收入水平来说,我们到去年大概是GDP总量折人民币应该是在39万亿水平上,人均大概是29000多人民币,折成美元的话,人均大概是在将近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上。这个水平当然很落后了,因为到2009年全世界人均GDP是8700多美元,我们现在的水平4000美元左右,还不到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是我们还是达到了当代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线,大概中等国家收入发展平均线应该是人均GDP3600美元左右,我们大概是达到这个平均线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存不存在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首先我们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第二到了这个阶段,各种成本确实在提高,第三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确实是效率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现在两个车轮在赛跑,就是看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变过程当中,这个速度和质量,能不能使效率提高改善超过成本的提高,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已经达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而且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和威胁在中国也是某种程度存在着的,但是并不是说中国要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它的优势。中国经济增长有它的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它的优势的,中国只要充分利用这种机遇,掌握住这种优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就可能进入高收入的经济发达国家。

网易财经:也就是说,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制度创新,需要去改革?

刘伟:对,就是“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根本。

往期回顾

更多

G20特别策划:谭笃哲

  南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

第181期: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第180期: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第179期:刘桓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

您对《意见中国》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意见,请来电或发邮件与我们联系。
电话:010-82558541 邮箱:caijinghuiketing#163.com("#"改为"@")
分享到:
| 财经首页 | 回到顶部  
主编信箱 热线:010-82558742 意见反馈
About NetEase - 公司简介 - 联系方法 - 招聘信息 - 客户服务 - 相关法律 - 网络营销 - 网站地图 - 帮助中心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