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_网易财经

主持人（何刚）：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光临由博鳌亚洲论坛、凯迪拉克和《财经》杂志联合主办的2016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发布会。

主持人（何刚）：今天这个发布会是第二次举行，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三家机构联合在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了首次亚洲经济预测和前瞻指数，2015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当时指数的预测和分析绝大多数都符合预期。

主持人（何刚）：一年之后我们再次联合进行了第二次指数的调查和编制，今天我们会在这儿揭晓相关的指数发布情况。整个调查和研究得到了很多机构非常大力的支持，除了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通用凯迪拉克，还包括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和国家统计局的景气监测中心，同时有很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都对调查发布给予指导。今天发布会邀请到多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会儿他们会跟大家分享亚洲及中国经济今年的发展前景预测。

主持人（何刚）：首先有请主办方的两位主任致欢迎辞，首先是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先生，有请。

王波明：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今天临时到这儿来致欢迎辞。我觉得2016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发布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世界经济危机从2009年以后到今天，因为很多因素使得原来搞得很清楚的事情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点迷雾，到底现在经济怎么样了？

王波明：现在看美国经济、欧洲经济，好像跟去年所讲的都有一些差异，包括美国加息也在推迟，有没有连续加息能力也不知道；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三根剑放完了，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欧洲经济复苏也有很多疑问。

王波明：亚洲经济是干什么的？是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所以世界经济是不是能够非常健康的、持续的发展？亚洲经济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作用。亚洲经济到底怎么样？

王波明：这是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需要探测的事情。因为指数是第二年发布，大家会与去年相比到底怎么样。在指数发布的同时还得请今天很多位大家去解释指数或者少、或者坏，到底背后孕育着什么的原因？

王波明：我今天致辞，要感谢博鳌亚洲论坛，感谢上海通用凯迪拉克一块儿发布指数，同时对于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张燕生同志，还有国家统计局为此事所做的指导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刚）：感谢波明，今天周文重大使有公务再审，不得不缺席今天的发布会，下面有请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凯迪拉克代表冯旦致辞。

冯旦：各位来宾，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站在这里，共同见证2016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发布。从2008年开始至今，上汽通用汽车携手博鳌亚洲论坛已经9年，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政商峰会之一的战略合作伙伴，上汽通用旗下的豪华品牌凯迪拉克今天再次携手博鳌亚洲论坛组委会和《财经》杂志，继续发起了2016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的调研，对亚洲经济发展趋势提供权威的分析和预测。

冯旦：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影响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身为一家中国企业，上汽通用汽车的发展与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同时凯迪拉克品牌也期待与社会各界的精英一起携手，以创新的精神、前瞻的眼光共同推动时代的进步。

冯旦：借助本次发布机会，我们得以聆听社会各界精英富有智慧的远见卓识，以及专家们对经济趋势、金融市场、结构转型方面的权威观点和分析。这些对上汽通用汽车也有非常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最后再次感谢博鳌组委会、《财经》杂志和各位专业人士，在2016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形成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刚）：谢谢冯先生代表上汽通用的致辞，整个调查报告持续了将近3个月，经过了问卷的设计、问卷的发布、回收、统计、分析和形成报告，报告已经发给大家了，其中的核心数据待会儿专家和重量级嘉宾会做详细的解释，这里面有几个变化我非常简要的说一下。

主持人（何刚）：与2015年调研相比，2016年的调研整个核心指数同比有50%的下降，从95.4%下降到45.4%。什么意思？95.4%意味着按照总数200的设定，95.4%意味着经济基本是持平的临界状态，低于50%，在40%是对亚洲经济下一步是明显放缓的预期，是信心和预期的调研。

主持人（何刚）：后面还有对于今年物价水平的调研、对外投资的预测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增长预测，这些详细内容就不一一讲了。

主持人（何刚）：接下来进入今天下午的主题发言和演讲环节，第一位请到的是博鳌的老朋友，也是《财经》的老朋友，去年发布会特别来给予祝贺和解释，他就是来自于IMF副总裁朱民先生，他会针对亚洲的金融问题展开一个比较深入的阐述，有请。

朱民：感谢论坛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又一次回到这个论坛，和大家做一个沟通和交流，也很高兴把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发言之前先要对主办方致一点微辞，波明说抓差来致辞的，你是主人，你是抓差来的，那我们来干嘛的？你应该说欢迎大家来，晚上请大家吃饭才对！

朱民：第二点，我刚才听何刚讲第一句，亚洲经济将明显放缓，增长动力依然不足。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亚洲经济增长仍然强劲，我们估计今年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型经济增长仍然强劲。我们估计今年增长速度6.5%。去年增长6.6%，因此亚洲新型经济的增长仍然非常强劲，亚洲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

朱民：亚洲占全球经济的40%，所以亚洲新型经济增长占6.5%，在全球经济恢复仍然疲软的状况下，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亮点。我觉得这对亚洲经济，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所以我跟张主任磋商一下，也许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朱民：去年我在这个论坛上对亚洲整体的经济发展做了一个报告，今年我想就金融问题专门做一个报告，主题是《亚洲未来的金融市场》，这是今天想做的汇报。

朱民：波明第一句话讲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的金融市场同样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张图是全球的金融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到全球金融的去杠杆在发生。美国2002年GDP比重是509，到2004年降到456，其中银行业降杠杆特别厉害，从GDP的211降到109，银行业降了一半，因为银行业是危机的起始点。

朱民：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市场上升了40个GDP的百分点，债券市场上升了24个GDP的百分点。所以整体金融业以美国为例在去杠杆，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在上升，银行业的资产在下降。

朱民：这次危机以后全球金融业一个最大的根本性、结构性变化。为什么先讲美国？因为接下来是亚洲。亚洲金融在上杠杆。从2002年GDP216，亚洲除了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外的，特别是发展中亚洲，上升到328个GDP。

朱民：所以几乎上升了GDP的1倍，亚洲在上杠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上杠杆的同时银行业增长了60个百分点的GDP，股票增长了34个百分点的GDP，债券市场增长了16个百分点的GDP。所以这是一个全面增长，但是银行业增长快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增长。这个和美国的趋势，其实美国趋势代表着全球的趋势，其实是相反的。

朱民：为什么一开始讲这个问题？危机以来亚洲金融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走得非常快，但是再杠杆的过程中也意味着风险的可能增加，以及再杠杆的过程中使银行的杠杆再上升，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发生的一个最根本性的结构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来看，银行贷款增加以后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债务负担在上升，这也是亚洲新的情况。

朱民：我们可以在债务上升的情况里，蓝色是企业债，上升非常快，国家债务还是比较小，企业债很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其他几个国家从2007年至2014年都增长很快，所以中国债务增长了80个GDP的百分点。所以金融再杠杆的时候反映着整个债务水平在上升。

朱民：因为债务上升，主要偏重于蓝的部分，蓝的是公司债，灰的是国债，黄的是居民债，可以看到主要偏重在公司债。公司债上升的时候也出现了公司的收入对利率环利息覆盖水平的下降，也就是说公司的收益不能覆盖利息支出，这个占公司比叫RCL。

朱民：与此同时，外资进入亚洲也很多，所以外国的投资进入亚洲的金融市场，占地方政府债务的比重也逐渐上升。红色最高的是印尼，大家可以看到外资占印尼的比重，在12年前的2004年是2个百分点，印尼现在外资占整个印尼国债的投资水平已经在14%左右。

朱民：所以外资的移动，特别在美元强劲的今天就会对当地债券市场形成很大的波动，这也是危机以来，特别是2007年、2008年是一个分界线，2007年、2008年在整体外资进入债券市场，特别是印尼和马来西亚整个外资进入当地主权债务市场，是本币，这也是金融发展发生很大变化的原因。

朱民：在亚洲因为美元走强发生了反差的现象，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在下降，但兑真实利率水平的比价，一些国家的利率水平还是上升的。

朱民：产生了资本市场和贸易市场，两个市场汇率水平和汇率变动的不一致，这是产生整个市场投机行为波动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升有贬，升是对贸易一篮子货币，对评价而言，贬是兑美元而言，这又是一个出现的新情况。

朱民：因为外资的进入量大，由此引起的资本波动，引起汇率市场的波动，所以整体亚洲市场的汇率在过去的几年里产生了很大的波动。

朱民：我们可以看到汇率波动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贬值和升值不一，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日本汇率都贬了15%-25%左右，所以汇率贬值有很多，当然也有升值的，汇率的复杂性在于汇率的贬值与升值有2-3个衡量尺度，一是兑美元的比价，一是真实利率水平的变化，也就是对贸易评价的变化。

朱民：在亚洲因为美元走强发生了反差的现象，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在下降，但兑真实利率水平的比价，一些国家的利率水平还是上升的。

朱民：产生了资本市场和贸易市场，两个市场汇率水平和汇率变动的不一致，这是产生整个市场投机行为波动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升有贬，升是对贸易一篮子货币，对评价而言，贬是兑美元而言，这又是一个出现的新情况。

朱民：因为外资的进入量大，由此引起的资本波动，引起汇率市场的波动，所以整体亚洲市场的汇率在过去的几年里产生了很大的波动。我们可以看到汇率波动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贬值和升值不一，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日本汇率都贬了15%-25%左右，所以汇率贬值有很多，当然也有升值的，汇率的复杂性在于汇率的贬值与升值有2-3个衡量尺度，一是兑美元的比价，一是真实利率水平的变化，也就是对贸易评价的变化。

朱民：这对亚洲很重要，因为亚洲是贸易大区。我前面提到外资流入亚洲的规模相比于2008年危机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汇率的波动也是亚洲存在的一个新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再看到我们度量亚洲整个区域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红色是资本流入，绿色是资本流出，两者递减，蓝色是资本净流出或静流入。

朱民：2016年亚洲总体输入了17.5万亿美金输入了22.5万亿美元，所以亚洲是净资本输出区。这跟前面讲的有很大的差别，亚洲资本净流出4.8万亿美元，这又是亚洲存在的很大背离和差距。这个差距就是一方面大量的亚洲资本投入国外，投入比较安全的资产，比如说美国债券；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国外资本又流入亚洲，投入当地的债券市场或其他市场，总体而言亚洲是资本净流出。

朱民：亚洲金融市场和发达国家，和全球市场的关联度也大大加强。大家可以看到危机发生以来，红色是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绿色是股票市场的回报率，可以看到波动性和回报率和发达国家的共移性、关联性大大加强，从50%左右，最高危机中增加到70%-80%，有所变化，最近趋势又进一步往上，所以亚洲越来越变成了和全球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密切关联，共同移动和波动的市场。

朱民：这是两个指标，一是股价价格的波动，二是价值的波动，这意味着溢出效应对亚洲的影响不断加大，就是因为关联度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我们把刚才几个方面亚洲的金融情况简单回顾一下的话，金融危机以来亚洲的金融情况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当全球金融市场是去杠杆的时候，亚洲整体金融市场在上杠杆，增加了几乎100个GDP的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增长。

朱民：与此同时在结构上表现为银行的资产增长更快，这和全世界的银行资产大规模去杠杆、资本市场往上走，债券市场往上走的规模又有所不同，这是亚洲危机以来金融市场和结构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因为这个根本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亚洲金融市场的特点。特点就是因为金融再杠杆，所以债务上升；债务上升偏重于公司债务上升，因为公司债务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渐放弱。

朱民：因为周期性的原因全球增长速度放慢、贸易增长速度放慢，所以公司的利润水平在下降，使得公司的净利润水平不足以覆盖利息收入或债务利息支付的公司比重在上升，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状况在恶化。从公司债看国债方面，国债规模在上升的同时有更大地区别，国外投资者、国际资本占当地国债比重不断地上升。我刚才举了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从2%上升到40%，外国资本在当地债券市场，而不是外币债券市场。

朱民：由于资本的流动，总体而言亚洲是资本净输出，亚洲净输出4.8万亿美元，输入风险比较高的资本，输出风险比较低的资本。因为关联性，使得亚洲金融和全球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密切关联性大大提高，互动在提高，波动性的互动也在提高。这是今天看到的亚洲金融市场的几个最根本的特征。

朱民：从这里往前走，未来亚洲金融市场会面临什么挑战？如果把前面说的总结一下，未来亚洲金融市场有处理着现存风险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在需要降杠杆的时候需要降杠杆，需要降低债务的地方要降低资本，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都要加强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这是亚洲当今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金融问题。

朱民：从未来看，亚洲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一是老龄化。我们看到亚洲老龄化走得非常厉害，2015年从今天开始走到2035年，20年以后的情况，这是全世界的老龄化，这是指人口超过64岁的，也就是说不再工作的，以这个为年龄界限占人口比重的多少？这是全世界的平均曲线，全世界的平均曲线比较低的原因是非洲和南亚的人口增长很快，而且特别年轻。

朱民：但从亚洲来看这个情况就不太乐观，红色曲线是日本，日本会不断地往上走，日本的老龄化是非常急剧、剧烈的。下面是低龄人口、上面是高龄人口，人口急剧从年轻人口走向高龄人口的比重，典型就是日本。韩国也是如此，老龄化会从15%上升到25%。中国在哪里？

朱民：在这里，中国长期以来有年轻人口，占整个人口的33%左右，一直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从2000年至2030年的区间，以后会不断上升，逐渐老龄化，达到老龄人口占12%-13%左右。老龄化对金融有什么影响？有重大的影响，因为老年人的储蓄率下降，因为老年人的生产收益下降，消费也会下降。老年人要求今天存款有更多的保值增值产品，来维护未来的需要，所以对整个金融产品和业务的需求有很大的不一样。

朱民：所以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像日本这样的剧烈的人口老龄化结构变化的时候，整个金融业的储蓄率的变化引起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的变化，以及引起对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保值增值产品需求的变化，这是对未来的金融业，特别是对亚洲一个巨大的挑战。总体除日本以外，亚洲正在逐渐的进入老龄化，这是对金融业面临的第一个最大的挑战。

朱民：二是亚洲仍然有巨大的关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可以看到投资需求有各种不一样的估计，2010年看有1000亿美元，按照人均贫困人口满足需要3000多亿美元，这是对扶贫的需要。对于整个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我们有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先生在这里，他们估计是千亿美元，你们是8万亿美元10年，是这样的数字。

朱民：亚洲金融系统如何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的需要？亚洲的扶贫脱贫的需要，满足MVG到SVG过程的发展需要，这是巨大的金融挑战。因为亚洲今年输出4.8万亿美元的资金，但本地的资金需求还是有很大的不足。三是劳动生产力的水平最近几年在不断地下降。我们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韩国。我们看到韩国这是年份，从2000年开始，韩国从高峰以后劳动生产力水平在不断地下降，这是韩国的例子。

朱民：这是日本的例子，也在下降，包括中国。中国的增长时间比较短，所以增长高峰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也在下降。劳动生产率贡献GDP的增长速度，因为GDP可以化解成资本贡献度、劳动生产率贡献度。劳动生产率贡献度在中国下降非常快，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金融有什么关系？有巨大的关系，因为金融不只是贷款给大公司、大企业，金融需要贷给中小企业，金融需要贷给有创新的企业，金融可以发展出创业基金等支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朱民：我们看全球那么多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验，在过去50年里要使劳动生产率提高，除了创新经验和企业家精神以外，金融支持必不可少。所以又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从现有的银行贷款给大公司、大企业的结构转向创新型、中小型企业，这又是金融结构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朱民：最后金融业面临着一个全世界的挑战，在亚洲仍然存在，就是包容性增长的挑战。我们都讲包容性增长，就是增长过程要让穷人富起来，要让所有人分享成果。金融和包容性增长有重要的关联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让穷人，让边远地区的人，让农民得到金融的支持至为关键。

朱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00人里面有多少人有银行帐户看金融的渗透性。OECD达到94%，东亚是69%左右，南亚只有46%，所以在南亚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没有银行或金融账户，也就不可能获得金融服务和支持，当然就很难想起我们怎么做包容性均衡的增长。这不是靠单纯的政府的资助或外来的援助可以解决的，内生动力、金融在里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朱民：如果我们把今天整个的亚洲面临未来的挑战，整个金融业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是第一个，也是最为关键的挑战；面临整个基础设施的挑战，面临扶贫的挑战，面临金融来支持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挑战，面临金融来支持包容性增长的挑战，这是亚洲今天面临着未来的金融挑战。

朱民：我们觉得有一些政策是很重要的。第一，我们需要把金融的市场进一步深化和进一步改革，加大亚洲区域的金融之间的互相往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包括把金融的资产更多地在区域内流动起来。第二，因为亚洲在继续加杠杆，今天在亚洲金融市场继续建立坚润性，加强宏观审慎的框架和管理，在今天特别重要。

朱民：第三，亚洲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各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差别很大，加强区域之间的金融合作，加强区域之间金融市场的往来、资金的交流、技术的交流，监管的协调也是当前非常重要的方面。总结一下，亚洲金融结构在危机以来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变化是不一致的，有它自身的特点。在加杠杆的过程中业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包括债务上升，包括公司盈利上升带来债务风险上升等一系列影响。

朱民：但亚洲是一个净支出的输出区域，所以潜力很大。展望未来，亚洲整个金融业面临转型的巨大挑战，因为人口的老龄化，因为基础设施的需求，因为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个最为根本的需求，以及推动包容性增长所有、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所以今天回头看整个亚洲的金融，总体亚洲的经济增长今年6.5%还是很强劲的，相对于全球的经济状况来说。亚洲的金融整体是健康的，担风险不可忽视。

朱民：亚洲金融的未来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在今天，各个金融机构在今天就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来迎接未来的挑战，使得亚洲的金融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使得亚洲的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强劲，来支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刚）：谢谢朱民先生的分析，立论非常清晰，分析的角度和框架无比清晰，他自己做了简要的总结，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从政策、市场和潜力各方面，我们再次感谢朱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深入的，关键是最鲜活的IMF和他自己的研究和分享，谢谢他。朱民先生提到对指数过于悲观不是特别赞同，我们的指数是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做的，那时候在企业层面确实非常悲观。

主持人（何刚）：我们的数据里企业占的比重非常大，60%的回收有效问卷来自于企业界，专家和政府层面的声音在这里面反映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今天不只是发布调研结果，而是通过调研结果的发布引起对亚洲经济和金融的深入分析。下一位嘉宾是法国前总理Dominique de VILLEPIN先生，他要跟我们分享亚洲和欧洲经济合作和未来前景，有请。

Dominique de VILLEPIN：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王波明，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讨论。此时此刻，人们总是相互的吓唬对方，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欧洲和中国出现了经济放缓的迹象，我们看到了通缩的现象，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情况，比如说货币战，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股票市场上不太好的发现。

Dominique de VILLEPIN：很明显，确实在这条道路上有一些障碍和波动，对于企业界来说在2008年之后，在6-8年我们可能会面临着一些新的风险，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危机。在1973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在2008年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新的情况。这说明我们对于过去危机当中的教训吸取得不够。

Dominique de VILLEPIN：我们听到了一个坏的消息，在亚洲的增长和欧洲一样有疲软的迹象，但我想亚洲需要和欧洲进行合作。我们来看一看亚洲和欧洲怎么样进行合作？我的第一个观察，中国和欧洲需要改变增长的模式，中国现在已经从制造业出口拉动的快速增长转向了以服务和消费拉动的中速增长。

Dominique de VILLEPIN：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两个中国经济的现象，一方面就是服务业的增长，将会达到7%。而且零售业和销售的市场，尤其是互联网市场增长非常快，还有创新以及新的技术，以及太阳能，以及在基因学方面都有蓬勃发展。但在另一方面，特别是传统行业，比如说产业界出现了钢铁的产能过剩，还有工资水平在不断地上升，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发展不是特别稳定，需要进行转型。

Dominique de VILLEPIN：当然还有一些瓶颈我们需要积极克服，比如说产能方面中国需要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还有社保方面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所有这些可能会造成经济发展放缓。欧洲也如此，欧洲也在进行转型，从传统的方式，比如说依赖于跨国公司，现在我们也转向以服务和创新为驱动的发展模式。

Dominique de VILLEPIN：还有国际化，欧洲的公司越来越将投资和资本在全世界进行投资，2015年东风和其他公司进行合并，并购趋势非常明显。另外一点是数字化，数字化对经济非常关键，能够帮助我们应对颠覆性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面临很多方面的挑战，经济方面的挑战，欧洲现在变成了一个饱和的市场，收益非常低，发展速度非常慢，有些赤字高达上千亿欧元。

Dominique de VILLEPIN：还有交通和能源方面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某些时候已经陷入了衰退。还有社会方面的挑战，还有政治方面的挑战，政治挑战在欧洲面临的风险非常大。另外，我们还看到了社会不稳定的现象、恐怖现象，比如说昨天在布鲁塞尔发生的爆炸事件等等。我们知道安理会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法国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很多其他的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Dominique de VILLEPIN： 对于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提高投资，能够增加大家对于政府的信心。公司债和消费者的需求会进一步提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需要进行创新，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行动，以及使用新能源。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经济的优势，欧洲和中国需要为2008年的危机承担一定的代价。我们不会回到2008年的状况，现在有大量的债务，债务量非常高，这是因为家庭，还有因为紧缩的问题。

Dominique de VILLEPIN：所以使得通过量化宽松造成了投机的泡沫。美国经济从中受益，美国的经济率先走出衰退，在货币领域出现了美元操纵的情况。以及在金融市场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变化，比如说银行业的监管越来越严格，我们也支持美国监管方面的举措。我们需要对于银行进行更多的支持，所以《巴塞尔协定》出现了很多新的监管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很多银行业，包括欧洲的银行业。

Dominique de VILLEPIN：比如说法国银行因为违规操作，所以支付了大量的罚金。第三个观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五有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一些泡沫和投机的现象，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技术。我们看到一些新兴的公司，像滴滴打车等等，他们对传统经济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和具体的问题。所以危机有很多波动性，我们必须要避免波动性，要避免全球性的通胀在中国和欧洲重新上演。

Dominique de VILLEPIN：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冲突和对抗，我们需要短期的对货币进行贬值，这不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方式，也不利于稳定。每个国家不应该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短视的方法，怀疑论也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应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治理机制来刺激内需，减少失业率。另外公共公司和私人企业之间应该有更公平的竞争。

Dominique de VILLEPIN：如果仅仅是恐惧，我们就没有办法有理智的抉择，大家对经济危机的恐惧让我们不没有办法理智的决策。欧盟的自由贸易受到了一些威胁，比如说保护主义的情况，还有美国候选者川普说要对中国的关税提升45%，这些都是保护主义的措施，我们要避免保护主义的措施。我们不能因为社会负面的影响而造成经济负面的影响，还有养老金的差距越来越大，也会引发一些货币战，比如说人民币贬值。

Dominique de VILLEPIN：我想这是一个短视的做法，短期可能会增加GDP，但长期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一些量化宽松的政策是为市场上进行大量的货币供给，我们在做这样政策的时候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要避免加深危机，要创造一种公司融资的架构在欧亚大陆之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还是政治意愿，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贸易的关系，应该建立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因为相互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国际化越来越高。

Dominique de VILLEPIN：我们知道中欧贸易额在极大地增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能够加强这两个区域的发展。我们需要降低一些风险，欧洲需要更多的合作声音，德国和法国应该在这方面扮演更多的角色，要认可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我们要加强北京、巴黎、柏林之间的沟通，尽管改革是困难的，我们的挑战就是要管理这样的变化。

Dominique de VILLEPIN：李克强总理已经说了，新常态我们会继续推动可持续增长，这方面有很多投资机会，在新能源风能和太阳能有很多投资潜力，还有对金融部门进行改革，还有国企的改革，还有违约的情况都有很多的风险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需要重建信心，需要进行教育方面的创新，需要在预算刺激方面有更加整合的方法，还有发欧元债可能是一个方法。

Dominique de VILLEPIN：每个成员国都应该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形势。我们作为政府，有时候改革发生了负面的影响，我们需要通过改革来改变负面影响的上升，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我们需要货币的稳定性，欧元和人民币可以成为全球货币，可以建立掉期的协议，这对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新的项目，比如说确保公平性和有效性，比如说G20集团的倡议。

Dominique de VILLEPIN：另外一点，跨国之间的投资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动，中国在欧洲的FDI非常高，和美国相比。有很多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很重要的机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葡萄牙的保险业务，还有进行并购的案件，有很多的机会。还有第三方投资的机会，比如说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资，我们要在合作共同区进行开发项目的合作，这也是新的丝绸之路的主要目标。

Dominique de VILLEPIN：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建立一种多边的合作方式，带来更多货币上的稳定和金融上的合作。在人民币进入IMF的一篮子货币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可以使得在新兴国家中的代表率得到进一步上升。我觉得亚投行会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的落实，促进这个世界进一步的平衡。还有要提高意识，在中欧和东南亚等地的共同合作和发展。

Dominique de VILLEPIN：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有更好的机会，我们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只有更多的利用工具才能应对危机和挑战。通过通货紧缩和紧张并没有什么尚方宝剑可以利用，而需要我们集体共同的意愿，谢谢各位。

主持人（何刚）：谢谢Dominique de VILLEPIN先生，他从政治家的角度对亚洲和欧洲两个大区域所面临的各方面的挑战进行分析，特别强调双边有很多的合作领域，应该从贸易伙伴变成具有战略意义的全方位的投资贸易和商业各方面的合作。同时他提到了很多领域大有前景的开拓，无论是在双边的投资和相互的项目，以及潜在市场的开发等方面，共同面对防止防止衰退和通缩。他提到很多机会也是企业家们非常关心的。

主持人（何刚）：接下来请来自于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先生做一个他对于今年亚洲经济的展望，有请魏教授。

魏尚进：谢谢主持人，这几天在微信上我经常读到有关鱼塘的故事，有没有朋友读到过？没有超过半数。几天出来了好几个，有人要去库存，鱼塘老板说来我这边钓鱼，100块钱，钓不到鱼送你一只鸡，后来故事说老板就是卖鸡的，鱼塘里没有鱼，后来出现了第二、第三、第四个版本。前几天我在北京听了很多演讲，地点在钓鱼台，因为在钓鱼台，前面鱼塘的故事说的和实际内容有点差别。

魏尚进：我们在风景优美的博鳌，虽然旁边的海里有很多鱼，但这边不是鱼塘，内容应该是比较可信的。首先祝贺《财经》杂志、凯迪拉克和博鳌亚洲论坛又一次成功发布了亚洲经济预测暨前瞻指数，这是写得非常好的报告，我现在的工作经常牵涉到对亚洲经济做前瞻性的分析，所以看到这样的报告总是很激动。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我们这边有很多国际友人，请允许我下半场换成英语来继续。

魏尚进：我想跟大家分享五个观点，关于我对亚洲经济未来的展望的。在欧洲有很多结构上的，基本面上的改革和调整，在亚洲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为什么说真实的会出现经济放缓？人们所讲到的是不是会有硬着陆的风险？也许这个词并不是非常恰当，我觉得出现硬着陆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亚洲各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中国经济在放缓，同时亚洲的其他经济体，比如说印度增长依然非常蓬勃。

魏尚进：像越南、孟加拉和其他的亚洲经济体，他们的增长依然很强劲。另外一点，对中国而言，今年的增长可能会比去年低，一系列的因素带来了增长放缓的情况。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结构的问题和基本面的问题，这两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其中一个是人口结构的问题。在工作年龄的人口数在下降，每一年比例都在下降，如果这个持续下去的话，自然会使得GDP的增长出现一些放缓。

魏尚进：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工作人口所创造的GDP都是一样的，但整个中国人口数目在下降。第二，中国过去增长得太快了，生活水平提高得如此之多，工资水平增长得如此之高，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很多领域中，过去中国的怎样是取决于较低廉的劳动力所带来的，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体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人口红利的优势已不再。又由于工资成长水平比较高，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创新方式去获得新一轮的增长，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放缓。

魏尚进：结构上的问题可以解释增长放缓的一大部分原因，这一点很自然，也没有什么值得恐慌或担忧的。此外，普遍二孩政策，最终会带来好处，人口结构的变化，但未来十年不会立刻见效的。普遍二孩政策不会在十年内就见效，没有任何的家庭不可能在普遍二孩的政策下一下子生出来20岁的工作年龄的孩子，所以未来20年抚养率在上升过程中，未来20年才会发生结构变化。

魏尚进：还有周期性的问题，其中也包括高等收入国家经济恢复的速度依然是比较慢的，而这些经济体对于中国经济体量的影响依然存在。当然了，有一些方面的问题是可以逆转的，当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非常快速、强劲恢复的时候，自然也会对中国带来积极的影响。第三的方面的原因就是政策带来的影响，像名义汇率的政策。

魏尚进：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使得人民币估值上的变化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快速增长会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这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当然了，最后两个政策上的原因是可以逆转的。第三个所观察到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于亚洲的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一是直接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是亚洲经济是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再加上日本经济体量的二分之一，所以从物理的体量来讲，如果中国经济放缓会对亚洲经济产生影响。

魏尚进：此外会有溢出效应，也就是间接的效应，有人说现在亚洲经济出现问题是中国的原因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不只是经济速度在放缓，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其中一大部分的变化都是因为经济结构带来的。其他的经济体在考虑他们的过程中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商品的生产型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自然会受到较低的商品价格的影响，受到低出口量的影响。

魏尚进：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价格的下降都是由于中国所造成的，中国会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对一些商品，像金属，但在其他的一些大宗产品中，像油气中国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国，全球商品价格的反弹并不是由中国所影响得到的。二是GBC国际产业链合作分工伙伴，比如像韩国，他们把三星产品的增值、产品的出口，他们把出口加在中国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之上，当中国的经济放缓的时候，这样的全球产业链的合作伙伴会受到影响。

魏尚进：但这是短期的，就中期礼说这些国家也可以进行调整，比如说三星正在经历这样的调整，而且非常激进的调整，包括新的生产激励不会经由中国。现在三星非常激烈，三星成为了越南第一大直接投资，也经过越南的供应链进行出口。

魏尚进：三是和中国形成竞争的经济体，并且在一些领域中跟中国争夺领导力地位的，像孟加拉和中国争夺在纺织品和服装类的主要出口主导地位，也在不断地争取更多的从中国这里流失掉的全球市场份额。四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结构转变过程中获渔翁之利的，比如说中国的父母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澳大利亚、新加坡就有这样的政策。

魏尚进：不断向中国销售他们的教育，销售旅游业，马尔代夫也在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涌向岛国，也有旅游美元经济学的发展。还有一些国家在利用中国转型过程中不断地发展他们的服务行业，比如说中日本，在挣扎着恢复其经济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向中国销售他的旅游行业。NHK去年在日本语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措辞，专门在日本购物的中国人。因为时间关系，我的其他观点略过不讲了。总的来说，为什么亚洲经济在放缓？

魏尚进：有很多原因，我们要记得有些国家依然在亚洲经济体中表现非常好，增长非常稳健，不是中国一个经济体可以影响得了的。还有一点，这种放缓不意味着就会崩溃，也不会造成所谓的硬着陆，我并不认为硬着陆是可能的。最后我想讲一个结论性的观点，亚洲就是这个亚洲，每年亚洲都在不断努力的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如果看单一国家对全球GDP的贡献，现在排名第一的是中国，排名第二个是印度，之后才是欧盟。

魏尚进：最后我想讲一点，要提升增长的潜能，最重要的一点是改革。不同国家需要不同类型的改革，有些国家需要供给侧的改革，进一步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去除掉，使得资本市场更加灵活和开放，并且能够加强在国有企业方面的改革。有些国家则依然有进行需求侧改革的空间，谢谢各位。

主持人（何刚）：谢谢魏尚进先生的分析，对于亚洲和中国经济的五个观察，结论非常清楚，虽然经济放缓不会崩塌，而改革是推动增长和转型的关键。接下来我们想再请一位华人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先生分析他对亚洲经济的预测。

黄益平：感谢何主编，祝贺新报告发布，时间关系，我们留下的时间已经很少了，我简单的讲三点，三个评论，关于亚洲经济的展望。第一，我非常赞同朱民副总裁上来说的，我们看上去好像亚洲经济不是非常乐观，如果看经济预测，如果看IMF的预测，亚洲经济增长6%，全球经济增长3%，发达国家2%，这样看亚洲还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黄益平：如果趋势持续下去，并不会阻挡和改变亚洲世纪到来，所以从数据来看，而且今年真的实现6.5%，和金融危机以前亚洲新兴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没有根本的变化，但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不是那么悲观。第二，我们的增长模式确实遇到比较大的挑战，遇到比较大挑战明显的理由，亚洲国家在过去二战以来增长过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外向型经济，大多数在东亚过去成功的经济都是全球化浪潮的主要获益者。

黄益平：全球危机以后，一方面是全球增长速度放慢，意味着出口市场的扩张速度会放慢。同时也在很多国家看到了全球化有一定的放缓，甚至逆转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曾经有观察家、分析师跟我说，目前看到西方国家参与选举的政客，尤其是领先的政客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像过去那样一心一意的支持全球化、支持经济开放、支持全球经济融合的政治家，可能意味着未来要想继续延续过去的依赖外向型的增长，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已经很困难了。

黄益平：也许我们以后要靠国内的需求，也许我们需要亚洲经济更多的自我合作，或者跟欧洲，或者跟其他国家找到新的增长点。第二个挑战，很多国家经过10年、20年、30年的增长以后，过去做得很成功的产业现在难以为继，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碰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为什么很困难？

黄益平：碰到的问题就是新旧产业的交替，旧产业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架马车，出口和投资，出口背后是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背后是西北、东北资源型重工业，现在两个产业都面临巨大的困难。重工业的过剩产能和劳动密集型的高成本，意味着这两个产业已经很难支持我们的增长。

黄益平：下一步依靠什么？靠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新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是我们碰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过去看世界银行的数据，东亚经济当中很多经济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东南亚有很多国家，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几十年一直是中等收入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亚洲经济、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增长？

黄益平：所以增长模式必须转变，无论是出口，产业结构也好。最后一点，走出去只有一条道，只有靠结构改革。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世界各国金融危机以后采取财政政策扩张和货币政策扩张，然后说要结构改革，放眼世界结构改革成功的不多，很多国家来来回回说结构改革推不动，货币政策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国做了很多改革，很多学者还不是特别满意。举例子说现在碰到的产业更替的问题，核心的改革要什么？

黄益平：我们的改革政策一方面需要帮助过去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平稳的退出，一方面是支持新产业形成和发展。这里面必然面临僵尸企业如何退出的问题，面临怎样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这里面有很多产业政策的问题、金融政策和创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全世界大家最乐观的经济就是印度经济，去年我们看很多投资者对各个国家的看法，大家觉得印度经济表现最好、最乐观。

黄益平：客观的说，印度的经济表现确实不错，从结构改革来说进展不是特别大。他在引进投资，在改进基础设施方面，做投资方面有一些改善，但我觉得印度还是要面对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就业机会？过去很多人说印度以后一步迈到高端服务业，摆脱了低端的制造业，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你有几亿过剩农民在农村的时候，必须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像东亚经济一样，办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工厂。

黄益平：但印度搞劳动密度型的制造业至少有三方面的障碍。一是劳工法，可以雇人，但解雇不了人。二是基础设施，如果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需要发达的基础设施支持运输。三是税负。我觉得印度政府一直说要改革，应该说是有决心，也有希望，但目前来说，看起来进展不是很大。

黄益平：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亚洲短期的经济展望不像我们预测的那么悲观，如果IMF的预测准确，亚洲的经济表现相对过去的表现没有明显的退步；第二，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表现还是很出众的，如果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亚洲世纪，这没有问题。但亚洲世纪不是自动到来的，我们确实碰到挑战，挑战是因为外部市场改变了，也因为国内的产业结构需要更新，才能支持下一轮的增长。

黄益平：最后，能不能走过去，能不能看到亚洲世纪的曙光？要看结构改革，这个结构改革的挑战对中国如此，对印度如此，对所有的亚洲新兴市场也是这样，对全世界经济也是这样，就看谁能真的走过去。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刚）：谢谢黄教授非常清楚的三个观察和分析，当然他把预测的最大风险还给朱民先生了，如果增长不好是IMF的预测不准，很狡猾。因为后一场还有嘉宾要衔接时间，我们还得加一个，有请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分享他对亚洲经济的看法。

李稻葵：非常高兴第二次参加亚洲前瞻指数的发布会，上年跟朱民副总裁、凯迪拉克老总一块儿开会，祝贺《财经》、凯迪拉克，凯迪拉克今年又推出旗舰车型CT6，凯迪拉克全球销量40%在中国，再过几年超过美国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兴旺发达的现象。

李稻葵：第一个观点，指数本身恐怕过于悲观了一点，指数从95%降到45%，降了一半，太悲观。我仔细问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为什么悲观？时间点，这个指数是去年12月底，今年1月中问的；第二，你问的人大部分都是企业界，那时候是最焦虑的时候。1月份是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股市最糟糕的月份。1月份我去达沃斯参加会议，参加了矿业集团讨论会，我跟他们讲今年上半年矿产品价格会上升，给了几个理由，在座都不同意。

李稻葵：我说好，你们不同意没事，我虽然没有你们有钱，我拿个人金融资产的一半投资于某个上市公司，过去3个月股票翻一番，大宗商品价格涨了60%，不能说学者们光说不练，真练也行。 第二个观点，看大图像，大图像是啥？大图像是整个亚洲，25万亿GDP。

李稻葵：我跟魏尚进刚刚核实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领导，25万亿，中国占40%，中国10.5万亿美GDP，印度+韩国+日本+东南亚刚刚跟中国一样，他们才11万亿，我们10.5万亿，剩下5万亿是西亚、中亚国家，看亚洲必须看中国。

李稻葵：40%的权重，50%以上的增长附加值在这个地方。所以整体上讲，亚洲前景如何要看中国。中国是什么前景？中国确实进行着一番调整，大家别忘记比起1999年朱镕基总理进行调整，从经济运作容易得多。现在是一年新增就业1300万，下岗工人满打满算500万，一年就1300万的新增就业，对应500万的失业有啥难的。

李稻葵：财政上500万人，每人给10万元的补贴5000亿人民币，比一年的个税还少，个税总额占整个财政的收入是5%左右，6000多亿了，拿得出钱。IMF据说有一个大概的测算，呆帐坏账占GDP7%，听起来很吓人，但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是130万亿，所以一算3.2%左右。上一轮情况非常糟糕，这里面调整空间非常大。今年尤其是下半年我们分析经济会有所回升，一是房地产，因为一、二线城市需要投资，库存不够。

李稻葵：去年房地产固定资产零增长，今年估计4%-5%，整个今年测算是6.7%左右。所以不用那么悲观，至少短期看不用那么悲观，因为中国经济是亚洲的火车头，是矛，矛不出问题，格局也不会出问题。我这里呼应、回应黄益平教授的观点，我们看什么？不是看今年，中国经济看未来3、4年，是不是能够利用比较大的条件，下大决心把落后产能淘汰出去，把呆帐坏账清理出去，这是考验政治决策者决心的。

李稻葵：经济条件非常好，比之前非常好，经验也充足，关键是政治决心。如果现在胆子更大一点，国家提出的五项政策，三去一补一调能到位的话，未来2、3年增长速度还会上去。最后补充一个小点，我认为这一轮亚洲经济不会出现像19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整体不会。因为有中国在这个地方，但还是有局部非常令人担心的小危险，两个国家。

李稻葵：一是沙特，如果石油价格继续这么低迷，沙特财政上可能有问题，整个社会能不能稳定？我密切关注沙特。如果沙特出问题的话，对整个世界经济不见得是直接糟糕的事情，为啥？沙特一出去以后整个油价会上来，俄罗斯会稳定，其他的国家会稳定，当然我们不是幸灾乐祸，不要误解。第二个亚洲的风险点是土耳其，土耳其我算了一下外债占外汇储备是200%。短期外债占GDP储备的100%，还是比较危险的。

李稻葵：总体来讲不需要悲观，局部风险需要小心，关键中国加快改革，为未来的5年奠定一个基础。尽管短期不是问题，谢谢各位。

主持人（何刚）：谢谢李稻葵先生。他的分析非常清楚，不必过度悲观，问题还是要审慎对待，接下来还有两位嘉宾分别对亚洲经济做出他们的预测，首先我们请来自于泛美开发银行的行长Luis Alberto MORENO先生，请他从他的角度谈谈他的看法。

Luis Alberto MORENO：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邀请我出席今天的论坛，我能够将今年和明年的数据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将调查工作做得更好，讲一讲拉美的情况，多年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Luis Alberto MORENO：拉美的重要合作伙伴毫无疑问就是美国，不是因为贸易，同时在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但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在过去的20年，拉美贸易进行了多元化，亚洲尤其是中国跟拉美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不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了。

Luis Alberto MORENO：2015年中国占出口的9%，15年前中国和中国出口占GDP的1.3%，所以是极大地增长。进口额也有极大地增长，所以成为了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现在是拉美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经济和几年前相比已经放缓了，拉美尤其是在南美，他们对于贸易放缓、经济放缓对于他们带来什么影响有些担心。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否可以控制？

Luis Alberto MORENO：我高兴的告诉大家，过去5年拉美对外出口，去年达到了500亿，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所影响的。他们需要面临很多的挑战，IMF估计拉美地区的增长将会进一步的下降，但拉美都是一些天才，如果你看一下去年0.3%的增长，今年会不会依然保持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委内瑞拉，主要是取决于其他的国家如果能够达到2.5%和3%的增长，那么整个区域的增长应该是在4%左右。

Luis Alberto MORENO：但这种放缓和历史上过去的很糟糕的情况相比不算什么，是19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经济放缓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一些影响。比如说美国从巴西购买了33%的大宗商品从智利、阿根廷、秘鲁也购买了很多商品。中国经济虽然放缓，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关系，2010年至2011年之间一路在上升，2014年、2015年双边贸易量下降了5%。

Luis Alberto MORENO：由于全球商品价格的下降造成的，中国的出口从2010年至2013年下降了30%，从2014年至2015年再下降，目前估计2015年下降了15%。中国的进口有40%是大豆，其中75%的大豆是原产地在巴西阿根廷。在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联系，我相信会越来越紧密。尽管说贸易额在下降，主要是由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在下降，像铁矿石、铜矿石，中国出口的量在不断地增加，依然增加。

Luis Alberto MORENO：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放缓，但是整个经济体量在不断地增加和扩大，达到7%，这让世界其他国家依然非常艳羡。对于大豆平均的需求，2013年是46公斤，现在达到了53公斤。整个未来很多年中国会持续要求拉丁美洲提供更多的农产品，我们期望能够在商品价格，在未来几年继续上升。

Luis Alberto MORENO：如果对原材料如此之依赖，拉丁美洲在向中国出口，中国把手机、纺织品、服装出口到拉丁美洲，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像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那样，加强对于拉丁美洲生产企业的投资，这样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尤其当工资收入水平在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出现上升的时候。

Luis Alberto MORENO：GE在拉丁美洲建立了自己的公司，长城也在拉丁美洲建立了自己的生产企业，在香港的太阳能公司也加强了在智利北部的太阳能电站的投资，这获得了中国的投资，其中还有IBB一部分的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