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温家宝所言，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危机的影响依然深重。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依然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寥寥数言，已经道出今年政策的复杂性，货币政策正是“左右为难”。

做为09年刺激政策的后遗症，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已经是不可避免。2月份CPI已经涨至2.7%。即使排除春节因素以及冰雪灾害，涨幅也是大大超出市场预期，以至中外投资机构集体误判CPI，通胀压力比预想更大。另外，2月份PPI也同比上涨5.4%，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过快，也将进一步加大后期通胀压力。因此，政府想要达到全年3%的CPI增长目标，并不容易。

其实，通胀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而是资产价格泡沫，在中国的表现就是房价。在前期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2009年，中国年度货币供给的增长平均值达到29.7%（用M2衡量），而在此前的5年中，这一指标仅为17%时，已经被指存在流动性过剩。如此巨量的货币供给，在实体经济衰弱的大环境下，势必流入资本市场，赚取快钱。因此，中国上证综指市盈率从2008年底的约14倍升至目前的28倍。而2009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涨幅更是令人咂舌。据北京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08年，北京四环路以内的期房均价为1.5万余元，而一年之后的09年第四季度，均价已到近2.6万元，上涨接近50%。如此房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从“两会”政府表态也可看出，调控房价将成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新医改进入攻坚阶段。但是从公布的指导意见看，对于核心管办问题仍避之不谈。

中国医院的管办不分问题由来已久，类似于国企改革前的政企不分，卫生局既是医院的老板又是市场上的裁判员。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力量所办的医院很难获得真正的平等竞争地位。既然不平等，民营医院投资意愿就会降低，数量就会减少，而公立医院就会处于相对的垄断地位，而垄断滋生的就是垄断价格和人为造成的供给不足。这两点就造成了当年医改的两大难题——看病难、看病贵。

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是由于具有与普通商品不同的伦理、经济和技术特征，其特有的人道主义色彩和正外部性要求政府必须对国民的健康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这并不意味着交易过程脱离市场。中国医改20多年的路径，便是在政府与市场如何清晰定位中徘徊。

如果从198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卫生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算起，公立医院改革已经经历25年之久。纵观改革历程，其改革思路却一直是为财政减负，而不是加大供给和市场竞争。

一贯低调的全国总工会，在本次“两会”中的言论颇受关注，其提出的解决分配不公的五条建议，听起来上合政意、下快民心。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增设欠薪罪”和“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将收入分配作为“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的重要考核目标”，并“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至60%的水平”。

看来全国总工会的逻辑是，收入分配之所以不公平，贫富差距之所以过大，罪在当老板的太黑心，其为企业和个人的利润最大化，轻则打压员工工资、重则恶意欠薪逃匿，所以，只有司法和政府行政力量双管齐下，并组织企业员工在工会领导起下集体维权，让老板们把钱吐出来，才是解决“分配不公”的灵丹妙药。

这种逻辑非常值得担心，它迎合了当前社会上不健康的仇富心态，混淆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问题。试问，欠薪逃匿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主流问题吗？社会上那些特别富有的企业，是通过克扣职工的工资获得的利润吗？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过程中，谁又拿走了“大头”呢？如果把贫富失衡的矛头指向企业主，把他们放在人民的对立面，被描述为“剥削阶级”，是市场经济的倒退。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中，工资是重要的市场要素，其体现了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工资多少并不是由企业主单方面决定，而是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劳动效率。今年开春以来，广东省等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就是市场经济的选择，企业出的工资少了，自然招不到人。相反，如果企业成本和负担过重，或者产业附加值过低，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在工资问题上也就捉襟见肘，在这种局面下，用行政手段强行提高工资水平，会有什么结果呢？

春节长假过后，“民工荒”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焦点。在今年两会期间，“民工荒”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为了招到工人，很多企业已经提升了岗位的工资待遇。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透露，广东省已经有了新的上调工资方案，只是尚未公布。东莞去年的工资收入标准为770元/月，今年已经上调至900元/月。据报道，珠三角的普工薪资已普遍增长10%—20%。

工资的上涨让原本利润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难以负担，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升级发展。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接受该报采访的多位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民工荒”现象预示经济结构转变关键时刻到来。

那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产业走到了尽头？其实不然。

在首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就曾表示，“既使是劳动人口年龄的总量在下降，但是总规模还是庞大，还有许多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的劳动力。因此2020年之前我们不会遇到绝对意义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他还指出，养老保障制度、国内消费的启动以及教育水平、培训水平的提高都可以把现有的经济潜力以及劳动力的质量方面加以进一步提升，因此是足以支撑中国继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

蔡昉还明确指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会丧失比较优势，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可以延续。他认为，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到其他的国家。比如日本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后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就把这些产业转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成了领头雁，随后还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东盟国家。这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雁阵理论。

两会期间，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殊的汇率形成机制“也是我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政策迟早也有一个退出的问题。” 周小川的本次表态，被认为是中国官方对人民币升值的一次明确信号。

本币汇率低估是促进出口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就采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方式促进出口。 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真实含义其实很简单，就是：央行高价收购外汇。换句话说，央行对用美元、欧元、日元购买中国产品的欧美日消费者、企业进行补贴。在人民币低估的货币环境下，中国大量的财富白送给欧美。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大印钞票，导致中国政府持有的外汇购买力急剧下降。中国因为人民币低估，要吃两轮亏。

不过，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天天抱怨的房价和人民币低估之间的这一关系。人民币低估让出口企业患上依赖症，一旦外部订单下滑，出口企业就难以支撑；人民币低估也让内需市场缩小，因为人们的购买力被挪给欧美消费者……总之，诸如输入通胀、高房价、低内需、经济结构不合理、蚁族等种种经济现象，都或多或少与人民币低估有关。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欧美消费者和中国出口企业占了人民币低估的便宜，总有人为之承担代价。承担代价就是中国的非出口企业和老百姓。 天下没有永远低估的货币，越早决策越有利，否则将被汇率问题拖入更深的泥潭，直至没顶。设想人民币在2003年就实现汇率市场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将比现在健康得多。

近日，据相关媒体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政协小组讨论中抨击目前的国有垄断企业“权利过大”。 李先生为垄断国企而一怒，此言一出，引起了热烈反响，众多网友称赞李金华“一语中的”、“敢说真话”。

央企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全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搞生产、谋发展，拼出来的吗？其实未必，据李金华说，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垄断呈现越来越强的形态，“小企业贷不到钱，大企业钱太多”。正是因为手上资金太过充裕，很多垄断企业通过建立财务公司进入金融领域，企业大量利润来自股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国有企业是地王！”

可见，央企一方面在资源产品如煤炭石油上掌握产业的上游垄断，一方面在资金来源上掌握上游融资垄断，再辅之以各种行政与行业垄断保护，想不“做大做强”也难。

李金华称，由于垄断企业的限制，当前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比如房价之所以越来越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么多社会多余资金需要找出路，炒股风险很高，实业投资很难，于是就全部炒房，所以有数据称现在买房的贷款不多，很多是自有资金”。

李金华说的“巨大风险”是什么，应该就是指缺乏新的增长点下的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以房地产为例，中国一些大城市房价飙升但成交量总是居高不下，总是有人接盘，根本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民间热钱和央企热钱都没有找到一个更有效率的投资领域，都把房地产当初了变相的储蓄手段，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是两会热点之一。央行、银监会、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纷纷表示了对地方债务的担心。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两会媒体招待会上表示，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中央政府已给予了高度重视。

地方债务问题是经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在金融危机之前，它并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自人民币低估输入美元通胀并导致资产价格猛涨以来，地方的土地财政又成为广受诟病的现象。

银行资金大规模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制造了极高的不良贷款风险。同时，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资金大规模投资，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空间。因此，地方债务的扩张，由中央和民营企业共同承担其恶果。

目前中央治理地方债务问题，首先是恢复对地方的信贷硬约束。地方政府应大力削减行政费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享受着老百姓难以企及的福利，越来越成为绑架地方财政的痼疾。

在对地方财政政进行信贷硬约束的同时，应给地方财政更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将被迫走向争夺税源之路，那些放弃干预、尊重市场规律的地方政府，将会获得更稳定、更充裕的财政来源，从而化解地方债务困难。民间和地方政府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真正实现双赢。

在刚刚举办的十一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李肇星表示，“有的城市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已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 对高房价关注的热烈程度，今年似乎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的“两会，”据相关报道说，今年的政协提案中有一半是针对高房价的，而在此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轮舆论热潮，众多地方官员几乎不约而同的表示要向过高的房价宣战，以保障老百姓的住房需求。

中国房价过高和增长过快，现在已经毋庸置疑。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0年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9.5%，同比涨幅创下2008年5月份以来的21个月新高；同时，北京楼市的租售比已经达到了1:525，超过了正常水平的2到3倍。

既然众多官员和主管部门都承认了房地产价格虚高和增快过快，是否预示着严厉的调控手段会使房地产价格猛降？ 大体分析一下，就可得知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甚至长期来看，微降的可能性也不大。 李肇星确实对房地产表示了担忧，但前面还说了一句话：“2009年房地产市场供求大增，带动了整体回升”，可见政府对房地产拉动经济复苏的认识没有改变。同时，“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前面的定语是“有的城市”，可见政府并未认为普遍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到来。

可以预见，在找到下一个经济增长极之前，政府仍将力挺房地产业，维持“微热”的房地产市场不发生太大起伏“相当长一段时间”，将以这个“时间”，换取中国发展新兴产业，寻找可替代的增长极的“空间”。

2010年，中国走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回顾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几乎是一条单边且迅猛上扬的曲线。

依靠入世带来的世界大市场和重化工业转移浪潮，中国经济自2003年左右就快步进入一轮高增长的景气周期，投资和出口拉动一直是强劲有力的双引擎。中国经济也由此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迟迟难见成效。这期间，中国一直严重依赖出口拉动以及为出口服务的固定资产投资，并为此人为的压低货币价格、劳动力价格、生态成本和能源价格等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速度远远高于民众收入增速，“富财政而穷百姓”的现象在个别地区十分明显，缺乏购买力的消费者难以支撑起内需拉动的第三架马车。

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各国陷入衰弱阴影，中国的出口引擎突然失速，并一度出现增速下滑20%的严峻局面。在出口与内需双双不振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更难以提升日程，仿佛重病的病人，起死回生是第一位的，猛药之后才能慢慢调理将养。当时，中国政府果断出手，四万亿投资与各行业振兴计划、各区域发展计划相继密集出台，政府以高达近50%的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完成了“保增长”的任务，创造了以地产和股市价格逆市上涨为代表的经济复苏图景。不出所料，2009年，中国经济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GDP高速增长8.7%，而且经济总量34万亿元，紧逼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中国面对“保增长”的压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保增长”的下一步是什么，转变增长方式与结构调整当然是题中之义。猛药之后，中国经济以不可避免的留下了高增长后遗症，比如说、天量信贷后的银行呆坏账隐忧、楼市股市高涨背后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大干快上带来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中国不但面临着刺激政策推出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告别高增长之后，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引擎，这个引擎应该是绿色可持续的、应该是普惠大众而非仅仅是利益集团独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