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现在开始。
主持人: 我们这个论坛经过2006年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本季度发表的报告是我们的第9个报告。我们在07年的报告里面明确提出，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顶点。那么在08年第二季度的报告里面，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小幅下滑，盈利加速下落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着周期性下滑的影响。
在08年第四季度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国全面深度下滑的态势进行了一些系统的分析，指出我们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调控方式，可能会出现一些W型的调整态势。那么我们这些分析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响。当然，根据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的安排来讲，我们是一、三季度做专题，二、四季度做预测与分析。之所以这样安排，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报告能够体现几大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我们希望从中长期看短期；第二个特色我们希望用计量和数据做支撑；第三个特色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报告能够以重大的问题和热点的问题作为落脚点。
因此，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报告在判断整体形势下滑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进一步的推进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从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从我们的分配制度、从我们一系列的宏观经济
的微观基础的重塑等方面，对于我们治理目前的危机，以及寻找短期和中期的契合点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第一季度的主题就是改革推动宏观。
为了深入的探讨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邀请了国内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知名专家。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与会的嘉宾：
主持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 我们还有两位嘉宾在路上，一位是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另外一位是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 同时，参加本次论坛的还有我们经济所的一些专职研究员，我们经济学院还有相关单位的一些嘉宾，对于他们的到来，我们给予热烈的欢迎！
本次的主报告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进行主讲。我们首先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进行致辞。
林岗: 各位来宾、各位同学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发布会。刚才说的这是第9次了，现在越来越关心这个事了。情况比较好的时候，还没这么多嘉宾来与会，情况琢磨不透，好起来还是坏下去，搞不清楚了，大家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预测的。 听说美国人前天还是昨天，又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创新，开始买财政部长债券，好像过去还没这么过，还是我们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这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林岗: 这个创新让我们很担心，首先我们的美元资产会不会贬值，美元贬值，我们的美元资产会不会跟着贬值。另外一个会不会导致我们人民币的升值，升值以后，我们本来已经很困难的沿海出口加工的行业是不是更困难。民工会不会在2400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这都非常令人担忧。所以美国人这个“伟大”的创新，又一次震惊了世界，让我们很担心，而且基本上是一个损人利己的事情。克林顿夫人刚说要同舟共济，这会儿就来这么一回事，这就是美国人的做法。 所以我们还要靠我们自己，把内需搞上去。那怎么才能把内需搞上去？发消费券，好像过去过去发过，作用不大。
林岗: 我们从中长期的角度考虑，我们经济学院的很多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曾经在一起讨论过，还是要进一步进行改革。那么改革改什么东西？革什么东西？我觉得并不是在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整个经济包括其他部门的经济，经济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的市场化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这个用不着，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的成就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中国不可能再变做市场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了。 那么我们忽视了另外一方面，不是市场化的方面，是和市场化配套的，保证一个作为良好的，以人为本的，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它的前提的东西，我们忽视了，这也是欧美很多，特别是老欧洲的这些国家的经验，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对劳工的利益的维护，我们对初次分配领域中间过度偏向于资本的倾向的忽视，现在需要校正它。同时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要加强，医疗、失业、保险，包括教育中间的进一步对教育由政府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只有通过这样，中国的老百姓才能放心的花钱，内需才能上去。人口多数的，像民工这些人，还有农民，他们的收入才能增加，他们才敢花钱。 他们给我看了一个报告，我看这个报告里面的主要想法是这个，我个人是完全赞同这种想法的。我过去在很多场所说过多次，就是我们学校里面说过，市场经济有买的才有卖的。占多数的人是买的，卖的老板是少数人。把多数人搞的钱很少，买不起，那么老板手里的货是卖不出去的，所以跳跃是实现不了的，摔坏的是资本家本人。
林岗: 第二卷讲了农产品的实现问题，也是一个有卖的没有买的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不公。第三卷里面讲的更清楚，讲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外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要，这个没有，说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想以后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过度的依赖国外市场的情况。我要坚持长期发展的方针，脱离这个方针肯定要出大问题，但是坚持这个分针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包括老板们、企业家们心里要清楚，要把大多数人盘剥的太苦了，你自己最后要倒霉的，东西要卖不出去的，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林校长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我们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于危机的本质的一些说明。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做主报告。
杨瑞龙: 今天由我来代表经济研究所、中诚信和东海证券联合组织的课题组所做第一季度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是由我来做，但是是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今天我们报告的主题是“走出经济低谷的改革措施与宏观治理”。主要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当前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叫做“尚未走出下行通道的中国宏观经济”。 1-2月份，学术界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有很多冲突的判断，有悲观派，有乐观派，乐观派讲出一套数据来，比如2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工艺增加值，PM采购指数，M五2，发电量这些指数都出现了回升的迹象，所以他们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但是另外一派说还在下滑当中，他们主要的数据是进出口贸易，消费，CPI和PPI，和财政收入。那么到底中国经济宏观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我们的判断是，我们根据中国的AS-AD的动态调整分析框架以及各种宏观变量在中国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中的地位，我们判断如下 由于总出口与消费在中国需求中的核心地位，目前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趋势，我们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还处于下滑的形势。 第二，一方面是中国刺激性政策的产物，另外一方面也是去年过度调整的产物，部分工业的小幅攀谈尚缺乏基础，也没有相应的结构支撑，因此难以从根本上启动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回暖。
杨瑞龙: 第三是内部的支柱产业，像房地产业等等，中国的刺激政策实施效益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冲击的能力较若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下行通道的长度和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做出以上三个判断呢？这就是我们下面的，我们的观点是第一点，我们认为2009年一季度延续了2008年下半年的态势，潜在GDP缺口将进一步放大，GDP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在需求大幅度下滑的同时，潜在产能的持续性放大决定了中国本轮周期性调整的长期性。
杨瑞龙: 也就是过去我们累积的供给财政放大，由于外需的下滑导致我们的整个需求在下滑，所以供求的缺口在放大。
杨瑞龙: 第二点我们判断是在世界经济超与其下滑的作用下，中国外贸出现进一步加速下滑，欧美经济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下滑的趋势开始了加速期，外贸顺差增长的势头可能逆转。
杨瑞龙: 因为外贸在中国的GDP占的太大了，所以出口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认为要超过45%。因此，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大，而世界经济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出现了全局性的深度下滑，2009年4季度下滑为49个百分点，美国和日本，下滑的幅度很深。 由于他们的经济下滑，所以对中国的进出口影响很大，那么这个图形是最近2月份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是让我们很不乐观，就是我国的进出口的变化在持续的下滑，大家看到1-2月份我国的外贸出口同比下降27.2%，出口同比下降了25.7%。这个是出口增速下滑也非常明显，而且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反弹的迹象，还在继续下滑。 第三点，在消费信心下滑，收入增速回落以及整体经济宏观经济处于不景气等因素的作用下，消费增速开始进入加速下滑的时期，未来消费启动困难进一步加大。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也在下滑之中。 第四点，在投资型短期政策的推动下，固定投资增速有所提升，但是政府投资在启动民间投资上收效甚微，除了财政的拉动效应打了折扣。尽管我们2月份公布的固定资产增速确实了出现了回调，达到了26.5%，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个百分点，但是导致了2月份市场的核心因素是国有控制投资大幅度增加，达到了35.6%，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3.3个百分点。其他的投资增速仅仅是20%，港澳投资仅仅是2.1%，房地产投资仅为1%。所以如果我们提出2008年2月份启动的刺激性投资，常规性投资增长增速反而下降了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央项目增速达到了40.3%，地方项目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表明了第一个就到目前为止，地方对于中央的配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第五点，工业增加值增速止跌回升，但在考虑春节因素和结构因素之后，工业增加值增速回升的基础并不坚实。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仅仅从1-2月份整体来看的话，各个行业的增速达到3.8%，延续了2008年12月持续下滑的态势，如果进一步考虑工业增加值的结构我们发现，第一个，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轻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当月重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
杨瑞龙: 在产量增速回升的同时，产销出现了下降，2月产销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9百分点，进一步扩大了0.3个百分点，这是我们认为要透过简单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来判断的。 第六个，经济采购指数在低水平上，我们觉得确实是连续三个月是回升的，但是我们认为，他总体来说还没有超过一个临界点，50%的临界点。所以只能说宏观经济初见成效，但是并没有完成。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真正的缓解，制造业可能面临着过度裁员的危险。 第七，劳动力就业问题日显严峻，失业问题对中国脆弱的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是社会比较关注的，农民工的问题和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是比较严峻的。特别我们的高校感受特别明显。 第八个，财政收入下滑剧烈，地方财政问题开始显现。2009年1月，财政预购收入同比下降了40.1%，2009年总体财政形式将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地方财政困难重重， 第九个，各种价格指数回落明显，在PPI的引领下，CPI和PPI双双进入负增长的阶段，2月份公布的数值大家还是非常吃惊的。2月份CPI下降了4.5%，大中商品价格持续低位徘徊。2月份CPI同比下降了1.6%，CPI环比还是进入了负增长的阶段，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的格局已经向重工业，一般制造业到消费品领域蔓延。 第十个M2增速和信贷虽然增长很快，但M2与M1增速的差距创历史新高。市场主体进行投资和消费的意愿进一步下降。2月份以来，M2和信贷的增速很快，同比增速为18.8%，2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33.06万亿。我们说M2的增长只能是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的状况，而不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的状况。如果我们考察M1和M0的状况我们就会发现，09年1月份的M1为12%，与2008年相比，少增长了19.2个百分点。2009年1月，M1增长仅为6.7%比2008年少了40个百分点，同时M1和M2的增速差异在08年5月以后差距快速增大，这标志着中国货币供给存在着居民储蓄化。这种存款定期化如果提出证券投资市场波动的因素，表明1月份市场进行投资的意愿进一步下降。 以上是我们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我想我们这是一个内部会议，在公共场合里面我们还是要讲信心，但是在内部场合里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认为当前刺激经济政策效果不充分的原因分析。实际上我们看，为了应对深度的经济下滑，我国政府与2008年下半年已经开始进行了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大家熟知的四万亿，表明我们中国政府的强烈的刺激性计划。我们从2007年双方调整到到目前的调整，所以中央政府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计划尽管对提升信心抑制经济的下滑起到了作用，但是以我们的预期政策目标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认为，本次刺激计划还缺少中期刺激的基础，因为从目前的政府资金安排来看，本次的本质仍然是投资驱动型方案，它仅仅是延续了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求的问题，而且还会导致当前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 当前我们的报告分析出，世界金融危机仅仅是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一个外部因素，而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性原因是由于中国持续的选择了投资增长型的发展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的模式，从而导致了供求资金的矛盾。那么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我们这个矛盾被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导致中国经济背后的深层问题是投资驱动型的模式。这也是延续了08年的年底报告。 因此，在这种模式下面我们发现，为什么我们当前的刺激政策效果不太明显呢？第一个，我们的判断是在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面，以刺激投资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中长期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知道，周期性下滑和经济危机不能简单等同于总需求的下滑，它一方面是投资泡沫破灭带来的总需求下滑，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错误的投资积累导致的总供给的过剩或产能过剩。 也就是说导致当前中国的供求矛盾的表面上是需求下滑，但是实际上是过去的投资增长型经济导致的总供给和需求的不相适应，从而导致了这个矛盾的加剧。 为什么我们过去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投资和这种投资积累导致的总供给的过剩和产能过剩呢？我们认为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产生的制度根源与中国的分权式改革的路径有关。也就是说我们采用的是通过财政分权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引发地方的竞争，导致中国的市场过剩。因此我们觉得这种有限财政分权向围绕投资展开的地方竞争，招商引资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这种竞争不仅仅导致了公共品供给的扭曲，而且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投资、增长、泡沫、通胀、紧缩、衰退、扩展、投资的循环模式，从而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这是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采取的增长模式。 那么当我们面临外需的持续下滑导致的严重问题的时候，为了抑制经济下滑的态势，我国目前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首先也是刺激投资需求，无论是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无一例外都是强调投资的核心地位。在投资经济增长的模式下，这种刺激投资需求的政策能否有效地增加国内需求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总需求刺激只是危机治理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认为供给管理，特别是供给结构性调整更为重要，更为本质。 所以我们认为，结构的调整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调整，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利益结构的调整，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化。 所以这是我们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的由地方财政分权所决定的这么一种投资增长的经济，部分通过改革有所改变的话，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所以我们采取短期的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强调改革？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出发点。 这是第一个判断，为什么中央出台了这么有效的政策，效果不太明显。 第一个不太明显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叫消费需求的启动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国内收入的分配格局与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面限制了消费启动政策效应的发挥。 大家知道，我们的过度储蓄需要一个外部的需求，现在外部需求下去了，短期起不来，美国经济、欧洲经济都起不来，怎么办？就启动内需，就是调整消费需求，那么麻木的政府投资就可能出现问题，就借助消费需求，但是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消费需求不仅仅一个短期问题，还有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就是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重持续大幅度的下降，消费从1990年的62.5%，下降到2006年的41.1%，将近20个百分点，投资率从34.9%，上升到42.5%，因为这个关系，我们认为是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关。 这个图是1992年到2005年，各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占GDP五的比重。大家看的很清楚，企业从11.55，增加到了20.04，大家看，居民的从69.23，下降到了59.41，这是大的格局。
杨瑞龙: 那么这个下降主要是什么呢？为什么老是下降呢？是因为劳动报酬净的占比和财产收入的占比，都在这几年里面呈现了下降趋势。这张图比较明显的看到，劳动报酬净占比是从36.66下降到31.53。什么原因导致的？主要是在企业分配当中，企业支付给劳动的报酬占比从30.76，下降到20.60，财产数占比，4.55，下降到1.88。从而我们看到各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1992年到2005年，居民部分都是在下降的，初次分配是68.89，下降到59.59，再分配从69.23下降到59.41，企业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次分配都进一步提升。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消费的下降投资的增加，主要是储蓄率比较高，中国有很高的储蓄。那么为什么中国有很高的储蓄呢？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有钱不喜欢花，这可能有关系，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我们认为是这是一个美国人做的研究，这个表是美国人做的，他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的14.5上升到2005年的24.3，他发现主要的原因是住房、教育、医疗的三方面负担过重，这个判断从后面我们看到，我们得到了验证。我们发现这个是中国和OECD国家的比较，2003年公共社会指出占GDP的比例。我们看到，2003年中国占的比例仅仅是5.3%，和瑞典相比，他是31.3，差异非常大，就是社会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我们的比重是相当低的。而且我国的社会保险的覆盖率也比较低，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全国的养老和失业的覆盖，养老是15.2，失业是8.8，地方的覆盖率也是相当低的。 因此我们发现，从不平等的角度看，我国无论是收入不平等还是教育不平等，都是比较严重的，从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看，我国的教育和医疗两项支出占比和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较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过大的差距导致了消费困难。如果这个不改变的话，要期望通过消费需求来拉动国内需求是困难的。 第三点我简单的说一下，财政政策仍然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而目前，我国的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的不健全，限制了财政政策刺激效应的发挥，实际上自动稳定器贡献较小是导致财政政策失效的原因之一。第一是收入所得税和开支占GDP的比重太小，自动稳定性就不能充分的发挥，自动稳定性弹性很大，由于规模比较小，所以自动性的能动会下降。这个我们看到，GDP的增长率和失业有很大的相关性，那么第二个，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和预算法规定的预算，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自动稳定性比较小。 第二，财政工具匮乏是导致财政相机抉择政策的贡献较小。我们说和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策直盯着对付衰退的武器是比较少的，而且品种比较单一。 下一个表是美国可用的财政工具，和中国相比，我们很多工具都没有。我们只有简单的转移支付这一类简单的。所以机动性比较小，这是我们财政工具。 第四点，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比较低下。我们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机制是，通过准备金率调整和央行票据来对冲外部冲击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增加，从而控制了经济中的信贷量和M2，这样的货币才能调控方式导致了三大困境，第一个是数量型的调控工具的进一步强化，容易导致一方就乱，一放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所以目前快速膨胀的信贷有可能导致一方面流动性增加，另外一方面为以后的通胀埋下了伏笔。这样会陷入刚才讲的怪圈。 第二个是过于依靠准备金的对冲措施带来了央行的扩充行为，导致了外部冲击内部化，使得对冲的货币政策会偏离国内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 第三是由于利率缺乏弹性，导致了国内外利差不成为导致短期资本流动的原因，从而限制利率在调控资本流动方面的作用。 那么根据以上的问题，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按照科学发展观与改革的思维来进行宏观治理。 正因为我们以上的判断，所以我们要对当前流行的宏观治理原则要进行修正。我们必须要按照科学发展观与改革的思维重新贩私与调整我们的传统宏观治理原则。 我们提出八点修正的原则。第一点叫避免宏观治理目标的错位与混乱。周期性箫条的形成有其必然的模式和基础，所以他应该有一个周期，所以试图以短期的刺激政策来彻底解决周期性的下滑是困难的。如果硬要在短期里面开出药方的话，可能会带来经济的波动。 第二点我们叫保稳定与防经济循环锻炼，比单纯的保8更重要，世界银行调整说6.5，现在中央提出8%，保8重不重要？还是重要的，我们还是要鼓舞信心，建立目标是重要的。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说，我们说在经济低谷时期，我们认为保稳定、防经济循环锻炼更为重要。因为我们认为，意识达到8%，我们还是有3千多万失业人口，所以当务之急我们的政策要点必须将失业救助，失业安置作为更为关键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构建全局性的社会安全网以后超越了传统的社会意义，具有坚实的宏观效益基础。所以我们必须在保稳定的基础上面，在财政上面保证财政循环，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在这个基础上面进可能的保持过快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单纯的，我们说在喊口号的时候，高喊8%，但是在操作层面来说，我们不要把8作为最强的目标，把社会稳定看的更为重要。 第三个，我们认为以投资为主导的短期政策，并不足以引领我国走出经济衰退。所以我提出，扩内需与增长模式的转换，必须以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委前提和先导。 第四个，强化经济刺激政策的就业导向。 第五个要强化经济刺激政策的消费导向。所以我们提出要利用社会政策的改革在中长期通过收入分配途径来启动消费，利用供给结构调整在中期与内需结构相匹配，在本质上比短期需求总量刺激政策更为重要。 第六个原则，我们认为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我们认为短期宏观刺激政策的效率不完全取决于刺激力度的大小，而是在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的重塑。所以我们主张不要一味的强调刺激力度，而是在这个同时一定要关注调控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和重塑问题，这样我们可以提高政策的效率。 第七个对刺激政策的力度和时间安排上要有准确的考量。我们说政府需要在刺激计划中有一个加速的安排，以形成相应的市场预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认为在危机救助当中，刺激经济应该有一个加速的概念，直到经济全面复苏，因此大规模的投资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在刺激需求的当中，有一个加速的安排，从而形成相应的市场效应。 第八点，成本最小化的刺激政策导向，我们应该力求选择刺激作用更大，但成本更小的政策。特别是我们要强调在可能的条件下面，当然现在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刺激经济，但是刺激经济有的时候没有免费的午餐，都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极后果的出台力度强的政策，我们还是要有所选择性的选择政策，选择成本更小的政策。我们不反对现在需要增加信贷增量，但是我们觉得这里面政策的效果也是应该考虑的。 因此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设想，第一个我们提出要建立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础上面的消费需求刺激政策。 首先，调整国民收入格局，确实可以对居民需求取得相当大的效应，而且这个效应在居民支配内部带来的消费更大，比如家电下乡，家电再便宜，如果农民都回到家里了再便宜也买不起，所以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就业机会。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推进提高居民从企业中获得劳动报酬的制度性的改革，需要推进有助于居民财产收入的改革，具体我们的报告上面都罗列了。 第三点我们强调要构建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前面讲过了，当前，构建一个社会安全网，不仅仅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效益，他具有宏观效益。是因为社会保障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趋势，一方面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没有互重，社会安全网所需要的资金，另外一方面，导致放大了不明的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制度同向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在当前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面，必须补足过去的不足。
杨瑞龙: 我们希望能够把构建社会安全网放在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完善以农村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第五，加快发展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第四，我们主张要进一步改革现有的财政分权模式，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的转换创造条件。我们主张要通过进一步改革现有的财政分权模式，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第一，要通过改革来调整支出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降低政府竞争的负效应。 第二，就政府体制改革来说，应该考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 第三，建立功能导向的政府组织，协调地方政府的行为。 第五，我们建议治理波动的财政机制重建。我们认为完善财政机制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的效应是很有作用的，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建议，第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将财政自动稳定器职能划归中央，第二，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提高自动稳定其的预防和治理波动能力，第三，建立社会保障号，解决相机抉择政策工具缺乏的问题，第四，建立财政稳定基金，抑制经济波动幅度。 第六，我们建议改革现有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要改变货币政策的调控和困境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资源配置的效率，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调整目前的对冲方式，培育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机制，这些措施包括信贷量和M2依然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有效的中介目标，但是必须要改革信贷结构，信贷结构的改变，必须依靠资金成本的变化来调节，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第二，改变目前的货币对冲办法，主要要依靠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第三，要有步骤的构造中国经济的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机制。 最后一点我们提出要完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鼓励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来扩大就业。我们知道，当前的问题一个是内需，保稳定的核心问题就是失业问题的解决，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失业问题，有很多药方，要鼓励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做的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就业的弹性是有差异的。经过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相比较国有企业而言，就业弹性比较高。我们从销售额对数，工资对数，福利对数这几个指标来看。 这些行业，我们从30个行业的销售额的就业弹性来看做了一个排位，排位靠前的都是民营企业。通过这两点我们发现，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行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由此我们发现，国家四万亿的投入，最后投向的都是资本企业，这些企业对就业的需求不大，所以我们应该从解决就业的角度出发，我们建议政在实施四万亿的计划当中，能够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个可能对稳定当前的中国经济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建议政府通过透明、公正的政府采购和招标计划，让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能够参与投资的机会，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 以上是我们对整个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基本看法，主线就是改革，所以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持续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从一个贫穷的中国到现在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国，靠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我们认为，解决我们当前的困难，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进一步的改革。所以有的时候说困难当中出办法，困难被逼的可能逼出改革来，所以我们说改革很重要，大家不要忘记改革。改革给我们带动了奇迹。我相信，如果我们坚持改革，将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奇迹，使中国首先走出。因为我们说中国的未来我们很有信心，30年的增长，积累的巨大财富，城市化、工业化没有完成，有巨大的内需，广大的农村里面的剩余劳动力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广阔的市场。这足以说明我们中国经济首先走向高峰是没有问题的，前景是一片光明。但是前途光明靠什么呢？四大优势的发挥都依赖于改革，没有改革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说改革的关键还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效应，短期可以发展中小型企业，切蛋糕的时候，切一点给中小企业。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加强社会爆震制度的建设来刺激消费，这都是短期效应。同时我们还必须在建立一个财政政策的时候，把相关的重心放到刺激政策的完善方面，体制变革，增长模式的转换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继续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我们认为中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要改革促消费，改革调结构，改革理机制，改革保稳定，改革提信心。
主持人: 感谢杨院长激情的报告。本来按照原来的设计，应该是最后这一句话，改革促消费，改革调结构，改革理机制，改革保稳定，改革提信心，是杨院长应该把手举起来的。 我们下面进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由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所所长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朱戎博士主持，有请。
朱戎: 谢谢刘元春教授。刚才我们发布会的上半场，杨瑞龙教授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解决了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那么我们这个宏观经济研究也是本着以学院派、以数据和模型为客观性和中立的原则，来作为一个研究的基础，以中长期看短期，来做这么一个宏观研究的。但是下板陈我们主要是请一些国内在宏观经济研究和宏观决策领域这些有造诣的专家进行点评，下面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交给专家。 下面，有请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教授！
尹中卿: 感谢主持人朱戎教授给我这个机会。这是第九次金融分析，但是我是第一次参加。为什么第一次参加呢？我原来在全国人大研究室工作，24年一直在幕後，去年12月28号正式任命到全国人大财政委工作，到任只有2个多月，所以还是一个新兵。 我想对刚才杨院长的报告做一个听后感。这个报告很长，在这既看了，也听了，杨院长的语速特别快，所以一直跟都没跟上，回去之后又需要我很好的消化。 我觉得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搞这样的一个论坛，既快又好。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现在追求又好又快还不一样。为什么快呢？因为全国人大财经委今年月底将要召开有关部门，来对第一季度经济进行分析。四月上旬，全国人大财经委才召开会议，分析前三个月的经济走势和经济动态。但是杨院长已经先行一步，比我们提前了半个月的时间提交了这个报告，所以我说他又快。那么说又好呢，就是因为我刚刚参加了人代会，这一段时间也听了很多论坛、讲座，听了很多发言和领导的谈话，我感觉刚才的报告是很全面的，也是很中肯的。一定会为我们学术界，为我们中国政府的决策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也是我们全国人大财经委下一步进行第一季度经济分析的重要蓝图和依据。 我刚才听了杨院长的介绍，我大致感觉他是有三个经济判断，四个原因分析，开了七个药方。 这三个判断我是基本同意的，他讲过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在我们国内围绕着经济运行状况，有乐观派，就是通常英文字母为“V”的，也有悲观派，就是“L”，那么杨院长是“W”，“V”肯定是乐观派，认为没关系，很快就上去，悲观派就觉得上不去了，“W”是认为上去还会下来，那是另一个经济周期。现在政府部门更多的听到的是“U”，他们下行呢很快会见到，但是会比较快的反弹，这个通道可能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尹中卿: “V”是乐观派，“L”是悲观派，那么我给“U”起一个名字叫谨慎派。杨院长12月份是怀疑派，因为他觉得对今后预期的措施，到底有没有多大的效果，会不会再下来。我想给这四派总结一点，就是都成为了前面这一条，从上到下这条线。这条线很多人现在对它忽视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怎么来看这条线，我看了这个报告五，讲的叫经济形势下滑，文中间出现了经济下滑，经济形势下滑，甚至有人说叫经济衰退。在世界范围，个别国家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经济下滑、经济衰退、经济危机，都是描述的这条线。 那么我想来看中国这条线怎么看？我认为叫经济增速下滑，或者叫经济增速延缓、减缓。不是一种经济衰退，不是一种经济危机，也不是一种经济下滑，我觉得它是一种经济增速下滑。还是在增长，增长的没有原来那么快了，比较慢了。那么就要分析这个下滑，为什么这么判断呢？我觉得要根据这个线的原因。 这个原因现在很多人忽视了，我的判断两句话，内升型为主，多重因素叠加。为什么说叫内升型为主呢？导致这次经济的增速下滑，增速延缓，经济增速减缓的原因是中国经济30年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一个必然的周期。为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有三条可以支持我的结论。 第一条就是中国处理发展阶段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我们不需要说了，我们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在的工业社会，我们从以农村为主，向以城市为主的城镇化，所以我们的工业化，我们的城镇化是一个我们要进行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发展阶段。 比如说我们在30年体制改革中，我们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现在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市场经济为趋向的改革过程取得的，这样的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的增长方式是什么呢？看了我们30年的过程，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从外延型的增长，变成内含式的增长，我们把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变成改为经济发展。我觉得这种增长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 所以我们的发展阶段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一种粗放型的，一种外延型的，一种追求增长而不是追求增长的质量，还是追求快，而没有真正的追求好，只是追求GDP的单纯的增长，而不是社会全面的、协调的、可持久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增长方式没有根本的转变，所以必定会下行。 第二个就是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进展缓慢。我刚才听到杨院长在报告里面讲到了，实际上很多都是追求了经济结构。这次在人代会之前，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中，大家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对调整结构强调不够。那么经济结构，我觉得从经济学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包括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包括了内需和外需的结构，包括了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包括了城乡经济结构，包括了产业结构，包括了企业的结构，包括了产品的结构。 但是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到改到向政府代表大会做报告，仍然是把调整结构更多的强化到调整产业结构。所以我们知道比较集中的就是十大产业振兴，调整和振兴规划。原来的调整这两个字都没有，原来最早国务院提交的是产业振兴计划，但是大家都认为这个产业的振兴已经很多都是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的行业了，那么加了调整。但是现在的结构调整，我们仅仅更多的是倾向在调整产业结构。而前面咱们说到的调整结构，更多的是在口头上，而不是在政策措施上，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我觉得就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我们知道，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或者支撑我们前30年的发展是三个主要因素。一个就是出口的需求，刚才杨院长说我们有60%多是出口外向型的，以出口为导向。那么第二个因素是国内的投资需求，我们30年的投资就一直很高，就是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尹中卿: 一直到去年11月份我们提出要增加1千亿，当时总理提出来一个月内到位，让它进入GDP，说明办法？这一千亿要马上投入到项目里去，转化为GDP。那么这种GDP是靠这样增长起来的，投资拉动。可是作为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一个国内消费的需求，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所以我不同意简单的说叫需求不足，内需不足，而是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已经够多，够大了。 这是支撑我的一个判断，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速下滑的体制性的原因是内升型为主。 第二个就是多重因素叠加。多种因素叠加大家都了解的，就是以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个不要说了，但是我觉得需要以正视听的就是我们很多官方或者一些人，都把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当做当前造成我们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挡箭牌。我认为它起到了作用，有很多专家分析，起到最大的作用的就是对中国的购买力，美国金融资产的优势。在人代会上，我在山东团，王琦山副总理当时在山东团的一个内部讲话分析了，造成美国的国债，从去年的5千多亿，到了现在的7千亿美元，购买美国两房债券是7660亿，也就是1万亿。美国整个的外债是3万亿，中国占1/3不到，1/4多一点。 然后最大的冲击就是我们外向型的地区，产品，企业，行业里的冲击，像沿海这种原来以出口加工为主的领域。但我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因素，绝对不是主要的因素。 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同志一直否认的，生怕别人说的，就是我们的政策因素。我觉得最近几年来，特别是2008年，一系列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一些政策集中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我们2008年经济速度的下滑。例如很多同志提到的，像我们一些地方比较早的提出了“腾笼换鸟”。第二个就是很多地方比较不切实际的提出了环保的门槛。第三个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粮税合一，税法的变化。最后一个就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大了一些原来没有守法的一些企业责任。 第三个，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不愿意说的，就是我们的应对失误。那么我们2008年10个月内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发生了三次剧烈的变化。在2008年初，沿海已经有一万多家企业关门的情况下，我们还提出两防，那就是防止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一直到9月份，我们才开始改为一防一控，到了11月份我们才提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所以在去年12月份审议国务院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报告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提出从这一段时间来看，是不是可以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变化的时候，我们监视迟了一点，措施慢了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研究。 正是因为我感觉到这样的因素，多种因素叠加，导致了我们四派共同承认这个下行这条线，我觉得它的原因我们有了了解。只有把这个原因分析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这些采取的措施是不是得当，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何看待我们这次经济增速下滑所造成的原因。
尹中卿: 第二个我想讲一讲如何看待当前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刚才杨院长已经有了判断，他就从四条分析他的“不可行”，或者说“效率低”，因此他开了七个药方。大家知道人民日报一直在截图政府工作报告，先后连续出来了三个，例如8%，国内生产总之增长8%难不难？他是不难，有难度，能达到。9500亿赤字大不大？回答说不大。尽管去年我们只有1800亿，现在我们变了9500亿，我们说不大。那么论述很多，由于我们还不超过我们的国内生产总之的3%，但是他没有把隐性的赤字和其他的赤字加起来。第三就是流动性和贷款要增加5万亿以上，多不多？不多。为什么尽管我们从去年11月份、12月份，我们2.6万亿贷款，今年前两个月，去年是11月、12月是1.2万亿，今天前两个月1-2月份，1月份都1.62万亿，2月份是7千多万，加到一起是2.6万多亿。那么这样呢，2个月都将近3万亿了，全年才准备5万亿以上，有专家说是5.2万亿的，但是我听到的更多是认为6万亿甚至7万亿都打不住。那么这种流动性多不多？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把这种流动新吸收来？不知道。 那么我现在想问，怎么来看待这种政策？我们可以说8%有点难，能达到。9500亿赤字不多。5万亿以上的流动性不多，我在中间我感觉到很多同志有很多担心，我现在只把问题提出来。 第一个很多人担心，2009年9500亿赤字的投向让人发愁。为什么呢？因为新增投资7600亿，主要是投给“铁公机”，就是铁路、公路和机场。7600亿。那么我们这种有一些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是可以投资的，但是一些代表，包括新疆高速的代表，就以新疆高速公路统计为例，一天只跑了30多辆车，这样的投资有没有效？现在还有投入了汽车、钢铁、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这十大行业大部分行业产能是过剩的。如果把这绝大多数的投资投到这之后，可能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能达到8%，暂时扭转经济增速的下滑趋势。但可能会给我们长期积累过剩生产能力变得更大，并且会给未来留下庞大的财政赤字，给银行增加更多的坏账。 所以我们以为这种“保8”并没有解决我们经济增长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只会使这种矛盾更加积累，为解决这个矛盾更加延期。所以有人开玩笑，如果这种危机应对不当，在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可能就会擦破一点皮，欧洲经济可能会受点内伤，那么中国经济说不定就会留下致命伤，这可能不是危言耸听。 第二点担心，就是这次的政策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投资过度的更加过度，投资不足的更加不足。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地方的政府的投资冲动很大，都是千方百计的追求投资。那么这种要求扩大建设规模，现在一般讲，这种1.18万亿，通常讲4万亿，中央政府投资只是投资11800亿，分两年投出，大家都来争这个11800亿，从而增加它的配套资金，然后剩下的就要从银行贷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造成三种腐败。第一种可能造成在四万亿的中间直接的腐败，那就是要把一些公共工程转公为私，转大为小。第二个就是要造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没有用处的，没有收益的这种公共工程，无用工程。第三个可能还会造成“豆腐渣”的工程，这是投资过度。相反也会有很多投资是不足的，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会有很大的不足。 第三条担心，就是有一些同志担心现在国外有很多议论，就是认为这次经济危机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害处，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证明了资本家的黑心。我刚才听到我们的院长也在进行道德学说，希望能够把这些企业家、资本家说通，让他们少赚一点，把利让给别人，这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感觉到这种危机之后，是不是证明我们原来的市场经济的趋向改革搞错了？没有。刚才杨原振用了五个改革来振奋，提出了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尹中卿: 确确实实有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的制度已经挺好了，我们的改革已经到程度了，不需要改革了。这种情况下，很多同志担心，会用一些非改革的办法，尽管我们不再回到计划经济条件下，但是却会用另外一只看得见的手，过多的干预经济生活，导致我们的经济改革暂时的出现倒退。 最后一点我想做一点补充，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全国人大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在今年的人代会上，我们在预算审查报告中提出了，要求政府三个提交，三个报告。也就是说要求在2010年国务院要向全国人大提交：1.地方政府性基金收支的预算，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在原来的预算地方政府性资金收支要纳入预算。2.中国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些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这种资本经营预算。3.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情况表。这是三个提交，还有三个报告：1.向全国人大报告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情况。2.报告政府重大公共投资和实施情况。3.报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和政府投资使用审批情况。 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尹教授精彩的表演，下面有请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主任王忠明研究员，来谈谈他对宏观经济的一些看法。
王忠明: 敢于预测是需要勇气的，善于预测更需要智慧。非常令我高兴的是，瑞龙所带领的团队做出的相关预测既有勇气也有智慧，我非常敬重。 现在大家都讲信心，我认为信心也是一种成本。刚才讲了两种乐观、悲观，老尹又讲了一下四种，我好像都不在这四种之列，因为我没有理由悲观，至少有两个支点，第一，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势的超级大国，它的地位并没有由于所谓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同时，中国作为第一新兴国家的发展态势，也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发生逆转，所以说没有理由悲观。同时，我觉得可能简单的说乐观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比应对当下似乎更加艰巨，我们的中长期的问题更加艰巨。所以说尽管目前总体上给我的感觉确确实实有点回暖，不管是越来越多的指标都在显现这么一个态势，经纪人采购、发电量，还有一些微服私访调查的指标都能够给我们看到已经有这么一种态势了。所以我也不相信我们老会这么沉沦下去，一定会回来的。 关键是这么来想的话，我们是不是“严冬”好像太简单一点了，我们的“严冬”好像过的太快了，那么反过来是不是又能够使得我们怀疑我们人类自己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预测，是不是还是智商偏低，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判断失误。因为信心是一种供求关系，它是需要成本的，而政府肯定在危机当前的时候，他是信心的主要供给者，信心比黄金、比货币更重要，但是反过来讲，没有黄金和货币支持的信心一定是脆弱的。如果我们没有四万亿，没有这么一种力量，你这个信心怎么来树立？既然我们现在感觉到似乎很快就过去了，美国现在美联储主席也在讲，美国重灾区明年经济要复苏，不可能再出现大银行倒闭，美国已经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更何况我们还是受一些影响，本身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呀。 那么这么一种判断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是一种很好的预期，难以实现了，这种预期就是说危机当前，实际上需要给出两种效果，从好的方面讲，一个应该成长出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因为很多国际性的、世界级的大企业，往往是在危机的激发下，因为危机是一种资源重组，它更好的抓住机会配置资源，从而脱颖而出的，我们看得到吗？我们中国通过这次危机的洗礼之后，能出现大企业、大公司吗？我觉得都还没有沾上边就过去了。 第二个效果应该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这次危机洗礼之后，他可能会成为更加强势的资本主义体系。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的走衰实际上想起来是很可笑的，帝国主义的丧钟敲响，太简单化了，太意识形态化了，太感情用事，太急功近利了。 讲我们自己的事情，这个四万亿下去是为了提升信心。我觉得这个成本是不是太大了？我们的未来经济发展，到底还有多少回旋余地？你现在问问我们的一些央企，活都干不过来了。在资源供给方面跟不上了，跟不上意味着什么？大项目很可能层层生包，然后豆腐渣，以次充好，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信心效果吗？ 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这种政府刺激本质上是什么？代表我们纳税人去购买，我们到底应该购买什么？仅仅是“铁公机”吗？我们应该购买一个良好的产业结构，我们应该有助于购买一个良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方式，应该购买更多的就业岗位，诸如此类的。这是我们现在应该有所调整的。所以说我认为宏观经济运行的着眼点从去年年底更多的是应对，应该适时调整到完善上来。应对是着眼于当前，而完善着眼于未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赞赏刚才的研究报告所揭示的，不要冷落改革。中国发展是硬道理，现在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那么改革到底是什么？30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别的支持，只有改革开放。那么我们今天要走向更加健康的长远，也必须紧紧的抓住改革，改革是区别中国当今时代跟往昔时代的最根本的区别点，是最根本的杠杆，如果你不抓住改革，不深化改革，加快改革，你现在的发展的水平，稳定的水平都会降下来，更不用说应该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去了。 所以我认为经济运行的着眼点，应该从应对逐步的转移到完善上来，谢谢各位。
主持人: 谢谢王忠明研究员。刚才王主任从短的方面和中期的方面来说了他对宏观经济的看法，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了我们宏观经济四万亿的刺激，这个钱是纳税人的钱，你既要正确的刺激，正确的花钱，这个才是政府要做的，这是短期的机制。中期来讲，我们要做正确的刺激、正确的改革，正确的调整结构才是我们政府工作的要点。再次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王主任的讲演。 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来谈谈他的看法。
平新乔: 谢谢主持，谢谢杨院长。今天非常荣幸参加我们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宏观经济论坛。去年我们有一个很系统的报告。这次报告宏观经济形势有密切的关系，今天下午听了很振奋，主报告的发言人，杨院长本人以改革作为基础，强调了中长期的、中远期的改革发展的措施，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效应。我更重视的是两位人大常委，为了领导和国资委的政府工作人员来谈，他们从政府的角度谈了对目前的一些考虑和思考，我觉得非常有启发。那么我们作为学校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得研究，我们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也在研究，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报告，大概也登出来了。今天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有一半以上是跟财政税收改革有关系，这个报告是讲就业的，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跟财政有关系的，很强调体制。 我大概讲三个看法，第一点是这样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可能是说明市场机制出了问题，所以政府应该就势，道理是比较充足的。中国是受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市场机制并没有出问题，我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中国只是受了人家危机的影响。就是说人家资本主义出了问题，那市场持零，然后垮掉了，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仍然是生机勃勃的，有没有问题？可能有问题，但是基本上是没问题的。但是中国政府要像西方国家那么投资，像西方国家那么就势应该吗？这是要考虑的。 第二个看法，我们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我们从04年就在调整科学发展观，比如说我们现在地方财政已经起来了，地方财政很大一部分的钱我们算过了，土地财政到07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当时我们06年估算超过一万亿了，那么07年可能比一万亿更多，杭州那个市土地07就有800多个亿，北京就有降价1千个亿。这种市就有十几个，那么就有一万亿以上了。08年下半年以后这块东西说了土地增长规模在整个预算外总规模的1.3倍。为什么少了呢？房子卖不动了，跟需求下降有关系。所以现在对改革方面的措施就觉得有一些担忧，那么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能需要好好的想。 我们的土地财政的问题，大概是堵住了下一步税收改革的道，本来是需要转型的，去年的土地方面的增值税把物业税的路，土地出让金以后，尽管推房地产税，推物业税就很困难了。那么包括里面涉及到的购置业问题，购置业问题比美国比比较低，所以要加强稳定性，就主张税收的问题。 经过我的研究是什么看法呢？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大概有一段时期，不应该产生购物税的，比如韩国60年代到90年代初，台湾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美国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30年左右的时期，不大强调个税在税中的地位的。他们强调分配的差别，强调社会分配要公平，但是是靠土地税。有一段时间，人均收入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土地或房子的差别上。你可以搞这个差别。但是我们现在土地的出让金的办法，让地方政府转型很困难了，这件事情是要调的。我们面对这么一个改革机会，靠目前的土地办法可能有问题，但是下一步扩张内需还是要买房子，最快如果不调过来的话，把后面的路堵死，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发展，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什么叫工业化的初期？标准就是人均GDP达到2千美元，这是一个工业化，工业革命的起点。英国是1820年，美国是本世纪初，我们什么时候呢？我们是1995年达到人均GDP一千美元，预计02年以后，06年之间，才达到2千美金，这是工业革命的起点。我们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起点。那么按照美国的一篇文章的说法，工业革命的人均GDP2千美金之后，大概美国翻一番，2千美金涨到4千美金，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这样的地区和国家，他从2千美金转到人均4千美金花了10年时间，我们从03年达到人均2千美金，能不能比如说到2013年达到人均GDP4千美金？到现在3千多，可能有希望。就是说我们刚刚进入了工业化的起点，我们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过热的问题，你只要国门打开，好好改革，让资本量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我们的势头不应该被打断的。所以这个过程不是靠就势，不是靠政府，98年危机我们走出去，也是靠改革，靠改革我们才走出危机的阴影的。 我们98年那一次就势，政府的国债并没有发现问题，我很欣赏这个结尾。那么我们这次危机，是不是这次的影响也是这样呢？这件事情是需要分析的。 最后加一点，我们另外做了营业税的改革。我们是欧洲的17%的增值税的税率，东亚、日本、韩国、台湾也引进了增值税，平均是5%，后来改革之后是10%，日本76年引进的时候，增值税税率只有3%，而且人均企业年产值在3千万以下的企业是免征增值税的，相当于我们2百万人民币营业税的产值。那么我们现在这样的负担，营业税包括金融、服务、保险、软件、物流，这个就业量很密集、很需要解决的工业发展瓶颈的产业。我们营业税就我们测算，上海和北京地区是远远高于增值税的社率的，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那么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解开来呢？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增加支出，还得减税，增加支出会有效应的，而减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更多的小企业活下来，能够多顾一点工人就业，可能效果会更加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平教授的精彩讲演。平教授刚才的主要观点我理解应该是说，他对现在政府这种刺激经济的方式是不是恰当，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的观点是觉得中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工业化发展初期的工业化的发展中，是属于遇到的问题可能是一种发展中遇到的小的波折，应该还是以这种改革的方式来促进发展，这也是中国30年来高速发展的基础，而不应该追随西方的调节方式，用刺激方式来刺激我们短期的经济。我个人是比较赞同平教授的思路的，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就是靠改革，改革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如果从技术层面分析的话，按照我们做证券的行业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像一只股票一样，还是属于一个成长股，还是属于上升通道中的小的波折过程当中，我们不应该对他丧失信心，所以我们在发展上，在刺激上来讲，我们不应该采用非常的手段，尤其是采用我们所掌控不了的一些手段。
主持人: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员谈谈他的看法。
王小鲁: 谢谢。刚才听了杨院长的报告和几位来宾的发言，觉得有很多观点是很赞成的。特别是杨院长报告中间的一些主要的判断，我也是非常认同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判断可能有所保留。所以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就我们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的问题，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拿出来和大家讨论。 首先，我们现在宏观经济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直观来看，比如用今年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出口下降了20%多，进口下降了30%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然保持在26%，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保持了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率，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 直观来看，进出口的下降是导致我们现在面临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进出口下降主要是欧美市场的萎缩，金融危机影响了实体经济部门，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但是我也非常赞同刚才报告人提出的，我们经济内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目前经济出现问题的内在原因。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们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部分，消费、投资、进出口。进出口原来在GDP中间的比重非常小，但是大概从2000年开始持续上升。2000年的时候，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大概是2个百分点，到2007年上升了将近9个百分点。进出口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最终消费在GDP中间的比重持续下降，从60%左右下降到48%。居民消费从46%下降到35%，这大概是2000年到2007年的趋势。说明一方面我们的国内消费相对疲软，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外需拉动，越来越依赖进出口拉动。所以当国际市场上发生问题的时候，当国外市场出现萎缩的时候，首当其冲，我们越来越庞大的出口加工业的部门就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这个影响进一步通过产业链的传递，扩散到国内其他行业，导致今天经济面临的问题。 所以说直接原因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内在原因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和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是过度消费，净储蓄几乎是零，有一些年份是负的，中国的储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储蓄率到2007年的时候，总储蓄率超过了50%，而消费率降到了50%以下。这么的一个状况导致越来越依赖外需拉动。 刚才杨院长在报告里面讲到，我们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改变，但是我在这里面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投资主导是我们现在的结构性问题的原因，还是结果。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恐怕它应该是一个结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的消费不足。当你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的时候，你大量的储蓄就会软化成投资，这是一个必然现象。而且当投资也拉不动经济的时候，你就要依赖出口了。投资能不能持续的上升，能不能持续的靠国内投资来拉动总需求，实际上是不能的，也是有限制的。为什么呢？因为投资会不断的形成生产能力，而新的生产能力要靠消费来拉动，要靠消费者来买单，你生产的这么多产品，而且你的生产能力在不断的扩大，以两位数的速度在扩大，这个时候，你扩张出来的生产能力要靠谁来吸收？要靠消费者增加消费来吸收，而你没有这样的相应消费增长，就会造成产能过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和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当时美国面临的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而且不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差不多所有西方国家其实当时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生产过剩，生产能力增长过快，而消费不足。 马克思一百几十年前就认为资本主义走不出去，因为生产能力过快了，消费能力跟不上，为什么消费能力跟不上呢？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所以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不断的面临经济危机，带动消费。但是凯因斯提出来一条，他认为可以用投资来拉动需求，可以靠政府来扩大支出拉动需求，而且事实上美国在新政的时候，采取了若干措施，实际上是凯因斯提出的政策。在这以后，历次经济危机中间，西方国家政府也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明显的，凯因斯主义的方式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是有效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当你的经济结构存在消费需求不足，储蓄过度的这样一种结构的时候，你不可能持续的靠投资来扩大需求。因为你会面临生产过剩，面临下一轮的生产过剩。因为你通过投资会扩大产能，不但不能够从根本上调整这个结构，而且会使得在未来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更加严重。 我想我们现在恐怕某种程度上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危机来了，我们内需不足，外需又掉下来了，欧美市场，我看美国市场今后三年五年都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靠自己来拉动内需，但是拉动内需拉什么？如果我们主要重头还是放在扩大投资上面，那么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调整储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失衡并没有改变。尽管发改委说我们扩大投资并没有扩大生产能力，我们投的都是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扩大以后，它会带动比如说钢材、水泥、生产设备等等这些部门，间接的引起投资的扩大。那么实际上还是会带来生产能力扩大。 所以我很赞成刚才杨院长在报告里提出来的，要更多的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来拉动内需，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要调整我们现在结构面临的问题，恐怕只有这一条路。我倒不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搞基础设施投资，短期来看，这种投资是必要的，因为你在危机时期不可能迅速启动消费，那么短期内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解决我们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问题，多年来存在的瓶颈问题，另外一方面增大了总需求。但是毕竟这不能解决我们中长期的问题，不能解决未来发展的问题。 四万亿投资今年、明年发出去了，可能经济会有明显的回升，我认为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率就会有所回升了。但是能不能保证明年、后年、大后年经济持续增长，恢复到原来的高增长轨道，我认为问题非常大，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消费需求没有恢复起来。而消费需求的恢复因为外需靠不住了，我们主要要靠内需。那么如果消费需求不恢复，还是在40%左右，甚至还在往下走的状况，那么未来不久我们就会面临新的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会面临新的经济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刚才杨院长报告里面讲到的一些措施非常必要，就是要充实社会保险，要完善社会保障，同时我认为公共服务也非常重要，现在简单的看，城乡之间居民是不是面临同等的教育机会，其实不是。城市孩子上高中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农村的孩子还有很多人上不起高中，因为高中学费太贵了，现在九年义务教育不用花钱了，但是上高中要花很多钱，上职业学校或者技工学校要花很多钱。有的家庭负担不起，因为农村人均年收入才4千块钱，还可能交不起孩子一年的学费。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拿出几千亿来，在今后几年中间逐渐实行12年义务教育，城乡统筹的12年义务教育，有没有可能？我认为不是没有钱，我们有四万亿拉动需求，少花一点在投资上面，多拿出来一点搞医疗保障，搞教育，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增加人力资本的培育，通过这样一个调整，也让老百姓敢花钱，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结果是能够促使中国今后更长期的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 谢谢大家。
王小鲁: 主持人：谢谢王小鲁研究员。王小鲁研究员的观点，我觉得跟我们实际上去年6月份的中期报告，当时指出了首次在所有的预测机构里面指出，明确的指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区间，而得出的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W”型的一种走势，这个判断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王小鲁研究员也是提出了，对现在的刺激政策他的建议是可能把对经济的结构的调整和对民生的更多投入，也许是我们中国经济将来再一次进入良性发展的一个更基本的方面，非常感谢王小鲁研究员。 下面我们有请毛振华教授来谈一谈他的精彩论点。
毛振华: 大家下午好！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专家的看法，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一次的论坛大家都很关注国内需求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提出来，我们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提出来，尤其有意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是一个老话题，我是1979年读武汉大学的经济系，从我上学起，就在讲中国经济要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是由外延性的生产，转化为内含的生产，由粗放式的经营，改为企业的经营，现在看起来这些观点我们经济学领域里面没有转变，政府也没有转变。 反应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里面，我们还是保留了苏联时代的关于经济增长的看法。所以这种看法也就直接的影响了我们中国经济运行里面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重消费的局面，所以这一次的讨论非常也价值。所以我这次的发言有一个小题目，叫“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核心内容”，这个问题拿出来是很现实的，不是一个很长远的课题。其实前面的专家都已经谈过了。 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依靠什么力量走到今天的呢？改革开放是大家都公认的，如果纯粹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总需求、总供给，总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到底是依赖什么走道今天的？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短缺经济到供需平衡，几千年来中国都处于短缺经济时代，邓小平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使我们经济进行了增长。这个过程我们大概经过了不到20年的时间，我算过，大概1995年的一次，中国大体上达到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我们已经在95年开始起，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我们讲有效需求不足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在这个出现之后，97年出现金融危机，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在我们研究西方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大家发现，除了现实的需求之外，还有一个未来的需求。所以我们很快就挖掘了一个也是我们老祖宗，中国人从来不使用的一个机会，就是把未来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我们叫“超前消费”。那个时候我在做公司，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人每人各有一张资产负债表的时候，这一个局面可以有效拉动中国经济20年。其实我们的动作是比较快的，我们真正大规模的采取刺激消费，用未来消费转化为现实消费的政策，主要是在房屋的购买上，房贷，大多数的工薪阶层都有了资产负债表，中国人相当程度上已经开始使用了，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里面用过的“超前消费”。也就是在“超前消费”差不多处于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中国经济带来了另外两个机会，从总需求来看，一个是中国加入WTO，我们中国有非常好的参加国际分工的竞技成本，所以使中国找到了一个低廉产品的国际市场，这个是非常有效的拉动了经济，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长的，应该说从改革开放初期起就出现了，我们加入了WTO之后，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第四个，我们中国经济增长还抓住了一个机遇，在不知不觉中，在不在我们自己的范围之内，在世界上出现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大概几十年有一次，人类历史上能够使用“萨伊定律”来定律的情况不多，新的革命带来新的产品，新的产品带来人民生活方式的巨大的变革，从而影响消费，从而带来一个新的消费革命。在长达将近20年的电子信息产业里的。在以前我们有通信的时候还是很不方便的，后来有了手机和电脑，电脑和手机是持续的拉动了不足的。美国克林顿上台到布什下台，大概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刚好赶上最高峰。所以这一个革命也是使我们中国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办法。 现在看统计资料大家知道，中国第一大产业是什么产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过去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做统计工作的时候，都是钢铁、冶金这些东西，机械、纺织，不是这个产业。所以这个需求的拉动加起来，是成为了我们中国经济前30年增长的非体制原因。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没有政府也没有推动他，也没有论据在研究它，那么实际生活的发展，使得需求真正的拉动了中国的经济。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我们所说的这四项条件都消失了，我们怎么办？中国经济找到什么样的支撑点？现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政府开了药方，大家有很多看法，关于四万亿是干什么的，怎么来的，怎么样，提了很多看法，我基本上都赞成。但是我觉得从政府的影响和社会的关注度来看，我们更加的要提出来，要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或者是一个逆于我们过去思维的新方式。从现在来看，现在我们面临着临界点应该怎么抓住这个问题？一个要看短期，一个要看长期。 为什么要看短期？现在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你不抓短期，不应对这个局面是不行的。那如何在现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好经济的转型，就注意好弥补我们过去的缺失，眼下来看是有手段的。从短期来看，我觉得应该把重点放在减少经济调整的损失，减少就业的压力这两忙面。所以我觉得从国内需求来看有这么几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要进一步挖掘居民消费的潜力，进一步挖掘居民消费的潜力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刚才王老师也讲了，我们的消费率不多50%，全世界是非常低的，中国还是有很大的潜在消费能力，怎么激发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政府，温总理一直讲，我们的政府跟美国政府不一样，美国政府还跟老百姓说我们有很多的困难，美国居民要有更多的准备，我们中国讲信心马上过去了，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们觉得老百姓的钱要拿出来花，美国政府跟老百姓说这些没有用，因为美国老百姓身上没有钱，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基础不一样。 挖掘居民的消费业不是光讲信心就讲出来的，还需要措施。过去我们叫提高积极性来生产，现在我们要提高积极性消费。包括我们发的一些消费券和一些措施，都是可以考虑的。 中国有那么多的钱，难道中国人民真的不愿意花钱吗？不是，他的消费能力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这次报告，杨院长重点讲了，我们要构建一个社会安全网，不安全，大家挣的钱不敢花掉是核心的。要提高消费能力呢，就必须要扩大居民消费潜力，要构建社会安全网。首先你要把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好，我们这么大的国有资产，为什么不能把一些国有股权划给社保资金，能够扩大社保的范围，这是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要实行就业的补贴，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们面临很大的失业问题，失业就导致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的进一步下降，大家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所以眼下的情况，我们觉得对就业应该尤其关注。四万亿搞了1.5万亿搞“铁公机”，跟就业有关的有多少？没有。但是如果四万亿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比如10%拿出来直接跟就业有关的，那我觉得就不一样了。那怎么叫直接有关呢？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就业实行补贴。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学生600多万人要就业，民工新增加2400万人，有的说3200万人，这么大的就业包袱，假如我们推出一个政策，企业解决一个就业的机会，工业工给5千块，或者大学生一万块，这个是很容易做得到的，我们政府部门很有一些经验来进行验查，花不了多少钱，3千万人口的就业补贴，也要不了三千亿嘛。所以有四万亿拿出来，为什么不直接给就业呢？如果解决了就业问题，那我们大学生找工作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今天我们面临这么困难的局面，所以我觉得就业补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可以解决现实的问题的。当然，这是短期措施，不可以长期。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我们报告里面也说到了很多的内容，首先是要改变国内收入的分配格局，我们在过去的年份里面，在经济增长的周期里面，我们财政收入长期增长，财政收入增长30%，GDP增长百分之十几，显然国家拿的太多，居民增长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改革制度，也不是很简单的。中央集权和中央财政的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居民收入对财政的支配能力，相应减少国家的支付财政支配，这个是对我们现行的政府运行来说是一个挑战。现在我们政府认为自己是万能的政府，好像花多少钱都是可以，不叫随心所欲，都是可以很自信的。美国一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制国家，从7千亿的救治方案，国会反复讨论，我们的政府一个晚上就出了四万亿，因为觉得我们能拿得出来，当然，我们不评价这个。我们也有记者质疑这个事，说我们提四万亿是完全合法的，是符合法律构架的，我对这方面研究不够，主要是看我们的政府，多阔气。 但是真正解决中国的长远问题，是希望中国的政府少有机会随便说四万亿，八万亿的，要人老百姓的消费提上来，降低政府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是政府的权利，政府把钱用在每一个具体老百姓消费上面，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政府有很多政府要办的事情。不会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位，但是理论上，实际上你看全世界每一个政府都不是这样的，还是要靠政府有限的资金，用在有限的最需要的地方上去。只要政府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一定是国内消费需求减少了。 第二个长期来看我们要发展服务业，扩大就业，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一定要发展就业人口最多的行业，就是服务业。中国也是发展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但是从长期来看，在国际级市场受到很大的调整，即使是廉价的产品，国际需求也下降的情况下，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的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服务业，只有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里面当然很大一块是相互服务，也产生GDP、产生消费，扩大就业，是非常重要的。 长期来看第三点就是要经济部推动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我前面分析里面没有讲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断调整，我们城市化人口的20%，提升到现在的40%。这个数字不是一个精确的像GDP这样的1+1的问题，还有一个人口的判断问题，有的全世界是69%，反正把中国的扣掉，如果中国能达到把中国扣掉的全世界的平均数据，中国还要翻一番，在全世界是75%以上，中国是40%左右的大数。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将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需求。怎么提高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这是一个难题。经济学不是研究生理需要的，是研究需求的。那么钱从哪里来？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的现在财富再分配，资源分的潜力，在中国的农村，有广大的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背后是农民，应该说不是国有土地。但是这部分的财产能不能转化为农村城市化的资金来源？能不能转化为人们消费的一个基金？这就要看我们怎么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之间寻找平衡。所以我觉得重视农村的改革，是中国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农村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要把农民的宅基地变为私有住宅。房屋和土地有产权证可以交易。现在的农民离不开那点土地，为什么？他离开了就是白白上缴了，没有用的，如果可以卖就不一样了。在过去有一个政策，说农村的宅基地不断扩大，每新增一个人口就新增一个宅基地，那么可以出台一个变化，永久性的冻结宅基地，你只能买卖，不能再增加了，这样一部分的农民就可以出让一部分的宅基地到城市里面来，会形成在城市里面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一部分没有货币对价的资产，让它有货币对价，让它形成现实的购买力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流动就引起来一部分，中国的城市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城市人可以回去买房子，把钱交给农民，农民拿钱之后，全中国现在有很多储蓄，但是我告诉大家，农民基本上没有储蓄，都花掉了，农民的储蓄是很少的，只有城里人才有储蓄。所以钱到了农村手上，到了农民手上，就会消费到，就会形成消费需求。 长期数字来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完善教育、养老、失业和医疗，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这些需求的满足都是要消费掉，服务型消费为主，如果大力的发展服务型消费为主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还处于上升的通道，中国未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都没有问题，问题是眼下，眼下我们的政府已经出了一些问题，已经讲了三个经济困难的方面，国家金融是双重叠加的，既有我们经济增长周期性的调整和压力，也有国际上的环境，也有我们政府应对措施的失误，我们带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前期，政府已经错了。我觉得我们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在07年提到，经济是向下运行区间，认为我们的双防政策，防通胀，防过热是错误的。到奥运会的时候，奥运会完了之后，我们中国人民还按提高了一次人民币的存款储蓄金率，一个中央政府，一个这么大国家的经济过度调控，开玩笑的，政府是有很大的失误的。在前期遇到问题的时候，是反应过慢盲目自信，遇到问题的时候，既有慢的一面，也有慌张的一面。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看到政府出了很多措施，大家提了很多的意见，我觉得这些意见都是很中肯，很冷静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建议听进去，中国还将面临很大的风险。 现在中国我就隐隐约约看到，下一轮经济里面遇到的难题就是通胀，在上一轮我没有看到，现在我看到了很大的通胀压力。现在我们的地方政府没有钱，都是拼命的建立叫融资平衡，每一个地方政府，省市政府里面，大的省会城市是上千亿的政府担保的，政府背景的公司在，小的是300亿左右，地方政府是50亿到300亿之间。现在，各个地方政府来应对目前的情况，出台了很多很多的措施，去扶植企业，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建那些根本没有效益的马路、广场，要建融资平台，所以这些钱怎么还呢？我见过几个市的市长，不是一个，我还当过几个市政府的顾问，跟他们聊，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还这个钱，要么借新的钱，这是我的前一任市长花掉的，我怎么可能还这个钱？那么已经有的债务由谁来还？并且现在地方政府还在扩大借债的基数。现在不停的把这个债务放到资产负债表里面，做完之后，把这个公司形成的单一资产，比如说完全不能产生效益的马路、桥梁、隧道，这些东西是有工程结算表的，工程结算单就可以作为资产的证据，放到这里面来，再把好的资产放到一个新的平台里面去再借钱，借的前谁来还呢？我相信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我们的国有企业旧，地方政府不旧吗？他借钱不还，老百姓砸了行吗？还是靠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靠谁买单？只有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现在已经出现了。中国现在潜在的财政赤字2万亿左右，根本不是9000多亿，这个不是问题。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应对宏观政策措施要加紧调整有关系。所以经济遇到调整的时候，我们不要恐慌，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它，我们这次经济的调整有它的必然性，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30年的长周期，或者从短期来看，10年左右的增长需要调整。要正确的面对它，你说政府有那么大的能力，要把这个经济危机干掉，全世界都没有这个能力，不要盲目的自信我们的政府有这个能力。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判断我们的措施，不要简单的想没有，而是要想经济调整了，这个给我们的机会来理清思路，我们承担一些损失，同时为我们的未来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讲保8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为未来带来什么，使我们中国经济能够良性的，成为有竞争性的经济体。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毛教授，毛教授有很多新观点，他始终带领我们经济所的研究团队呢，就是希望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以一个中立的心态做一些清醒的研究，这个研究不管我们决策者听不听，我们都是要做的。我们研究所的团队也是一直沿着这个路要走下去的。 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
高培勇: 首先向大家致歉，因为其他事情产生今天迟到了，因而没有机会完整的聆听杨院长所做的报告，没有对这个报告作为总体评价。同时想说，我在今天也不想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多方面的政策做出总体分析和预测，其实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想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我越来越注意到，迄今为止，我们从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看到的诸多方面的新情况，新特点，已经看到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我的意思是说，套用以往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往往难以准确而全面的，对目前遇到的形势和今后的走势作出分析和预测。 我今天想在这里感觉到自己所能做的，也想对这次会议有所贡献的，主要是想提醒各位在进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时候，特别关注几个基本事实，并希望将这几个基本事实加入到大家的分析事业当中去。 第一，从去年9月份到今天，就中国的经济形势的走势来看也好，还是就全球经济形势的走势来看也罢，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一个基础事实越来越凸显，那就是所有的政府几乎都越来越仰仗财政政策去维系宏观经济的运行，去支撑宏观调控体系的运转，这可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大家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判断，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在连续几年的全球性经济增长的背景条件下出现的，而这种连续几年的全球性的增长，它背后的支撑因素是投资的全面扩张。也就是说当他的投资持续到一定的高度之后突然遇到这种危机掉下来，那么这个期间就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同时，同时面临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当产能过剩的时候，无论货币政策如何繁琐，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政府扩大多少信贷规模，把利率降到怎样的程度，在企业那里都难以找到扩大投资，技术革新这样的积极性。由于产能过剩，无论如何扩大信贷规模，无论怎样降低利率，由于普通消费者对于自己就业的预期趋于下降，因而也很难指望个人和家庭能够拿出储蓄去扩大消费。 一个例子，眼前大家正在反复叨念，那就是今年1到2月份，整个中国的银行体系新增的贷款规模，达到2万多亿，几乎已经达到了今年新增贷款计划5万亿的一半，1/2。但是那么多的信贷投放之后，没有看到、很少看到企业投资的冲动，很多的调研结果表明，说企业那里没有见到多少新增的贷款，没有拿到多少新增贷款。当然，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说有假信贷，比如说有银行的惜贷，在银行惜贷的条件下，自然就有假信贷的出现，但是从中可以看到的是，不管是银行还是企业，对于扩大贷款都是动力不足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深知政府所能操作的手段，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集体政策。相比较而言，很可能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能够应对这场危机，政府所能操作的最直接，最可指望的手段便是财政政策，我们说这是一个判断。 也是不是可以讲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究竟怎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政策预计目标能不能达到，它的政策效果能不能发挥。 第二，迄今为止，关于中国的财政政策的举措我们已经看到的很清楚了，该推出的都已经推出了，财政政策没有别的东西，一收一支，收的时候少收一点，让别人多花一点钱，支的时候自己多花一点，替别人多花一点钱。就支出而言，今年的财政规模是9500亿，如果再加上将去年的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05亿调用到今年而用，实际的财政规模是10005亿，这是就指出角度可以扩大的政府投资的要素。从收入角度讲，5千亿包括增值税的转型，包括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延续到今年的效应，再包括个人所得税的调整，甚至包括出口退税率的提升等等，一共5千亿，这些政策已经出台了。 那么面对这样的政策该如何去判断，大家指望什么样的效应，就现在这些政策所发挥的效果持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需要是清楚的。比如这里牵扯到一个事情，很多人在描绘的时候，就说财政已经实行扩张了，并且指望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具有这些扩张要素了，其实不然。迄今为止，一件事，去年9月份之后，一直谋划所扩大的1千亿元投资，其实到今天都没有到位。为什么呢？大家都研究过一些投资项目，我问过一些房地产商，我说从你们计划一个房地产投资项目，到它最初开工要多长时间？他们告诉我至少两年。那么你再快能怎样？无非是已有的项目，已经开工的项目加快进度，无非是原来没批准的项目拿过来接着干就是了。所以大家看到，从去年10月份之后，到去年年底，哪怕是今年两会开始，所能做到的事是使这一千亿元的投资扩大名花有主。但是諂!@#q1a2z3w4s5x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