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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转变成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国家，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距离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有很大距离。下一步应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取向，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推进。重点有四：
1，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
国有经济改革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客观分析，竞争性行业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力度仍然不够。
垄断性行业前一阶段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在政企分开、行业拆分、吸引民间资本方面做了些努力，但总的来看，力度不够。下一步，我个人认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战车”，一部分要继续在竞争性行业中推进，另一部分则要推进到垄断性行业中来。具体来说，下一步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应按 “四化”方略推进。
一是运营环境商业化。也就是营造适宜的商业运营环境，这是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基础。具体包括两个部分：政企分开和价格改革。政企分开与前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特别是与政府体制改革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制改革对推动政企分开至关重要。价格改革的核心是针对目前垄断性行业中部分价格虚高、部分价格低估的问题，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使企业在良好经营的基础上有可能获得合理的收入以弥补成本并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市场竞争公平化。就是要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公平竞争。根据中国当前垄断性行业的实际，可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别：即（1）垄断性行业中容易放开的部分；（2）垄断性行业中仍然具有垄断性的部分；（3）垄断性行业中居于垄断和放开中间或过渡状态的部分。针对以上三类，实行不同的推进竞争方略。如果借用“鸟笼”来表达的话。第一类属于打破“笼子”，即充分竞争方略。第二类属于“笼子”内的有限竞争方略，如引入特许权竞标或拍卖、区域间比较竞争或标杆竞争等；或实行某些替代竞争或异质竞争方案。第三类属于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带有某些过渡性的竞争方略。
三是投资主体多元化。鉴于目前国有资本近乎“一统天下”的状况，不仅允许本领域的资本进入，也允许本领域以外的其他行业的资本进入；不仅应允许国有资本进入，更应着力推动非国有资本包括非公有资本进入（除特殊行业外）；不仅可以以“企业形式”进入（即通过消除非公有资本进入产业部门的体制障碍和人为限制，实现非公有资本在经营形式上的进入或资本形式和经营形式上的同时进入），也可以资本形式进入（即在企业形式进入不可能或不适宜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方式吸引非公有部门将储蓄转化为基础领域的投资，从而仅形成资本形式的进入）。
四是政府监管科学化。垄断性行业改革的过程中，在放松部分领域政府管制的同时，还有必要针对某些市场失灵领域继续加强监管，为此，需要建立新的监管体制，实现监管科学化。主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独立监管问题；二是依法监管问题；三是“统分结合”监管问题；四是对监管者的监管问题。
总之，垄断行业改革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垄断行业改革的深化，计划经济体制最顽固的堡垒将会变化，垄断体制对人的束缚也将会有所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破垄”的过程就是在更高的阶段寻求人的发展的过程。
2，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要素价格改革
过去30年市场体系建设的成效重点体现在商品市场上。下一步，改革的侧重点要转到生产要素市场上，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各种资源市场建设和价格改革。比如，资源价格方面，目前社会上一些明显的分配不公就与资源价格以及资源税不完善密切相关。以近几年行业利润比较丰厚的煤炭领域为例，成本缺失问题比较严重，资源有偿使用成本、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成本、安全成本、人工成本等都被严重低估，某些人获得不合理的暴利。针对这种体制漏洞，需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体现完全成本。
3，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
财税方面，首先是应由过去偏重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到公共财政上来，价值取向为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文化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以及公共安全性服务等。我们不是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吗？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表现。为此，需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政转移支付。财税方面还涉及税收体制改革，包括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适时开征燃油税、物业税，完善资源税等。
4，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一则是，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微观基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二则是，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三则是，健全政府金融宏观调控体制改革，以及与政府职能有关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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