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从中国远洋集团董事长的位子退休之时，魏家福的故事带着悲情色彩被外界评论了太多。这位习惯被称作“船长”的航运龙头企业掌门人，自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国远洋，把一生都实实在在托付给了中远集团的海外扩张之路。但是，相比于早年接受过的掌声和鲜花，“魏船长”退场的气氛要黯淡得多。
不是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有机会经历魏家福这样的浩瀚浮沉，对于多数人来说也就很难体会魏家福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了中远集团，也不知道离任后他是怎样的处境。
魏家福最近一次出现在媒体上还是中远集团要员遭遇反腐败调查之时。今年6月9日中纪委通报称中远集团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敏杰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当时一位接近中远集团分析人士曾对网易财经透露，数月前中远集团曾和魏家福进行视频电话连线。魏本人其时已身在美国，“连线中发现他跟没有退休时相比，明显苍老了许多”。
通过某些媒体上隐约出现的个别字眼，人们都在猜测魏家福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也许是人生的巨大落差，也许是对某些未公开之事的担忧，又或者，他真的是觉得愧对中远愧对股民。
中国远洋在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百亿，股票被ST，是当之无愧的A股亏损王。中远的股价也从顶峰时期的68块跌落至零头都不到，那些在高峰时买进的股民，股价跌了百分之八九十，血本无归。
魏家福确实为此多次公开向股民道歉。他说，有很多顶皇冠，对我都是正面的，唯独“亏损王”这顶是负面的，我面对现实，接受了这个称号，因为在世界大势情况下我没有做好。
去年7月，魏家福终于退休，马泽华接过大旗。之后的中国远洋通过甩卖资产，断臂求生，终于在2013年获得净利2.35亿，扭亏为盈，惊险保壳。
面对外界猜测其是因为巨亏被迫离职，显然当然更合理的理由是魏家福“年龄到期”（对63岁的魏家福来说其实还超期服役了3年），中远集团则一再解释这是“是正常的人事调动”。
相比于收场的落寞，魏家福在中远前些年的经历可谓风光无限。接近魏家福的人士坦言，魏家福喜欢接近媒体，喜欢参加国际会议和论坛，发表演讲，激情高调，敢说敢做，爱出风头。在魏早年的领导生涯中，不仅给中远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给魏本人赚取了足够的荣耀。
1993年，魏家福担任中远新加坡总裁，其实此前毫无资本运作经历，但是却成功地通过收购当地一家上市公司从而实现中远新加坡的上市；上市后，魏又乘胜追击提出扩股，却遭到律师、投行等一致反对，理由是新加坡的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一年内扩股两次的先例。
魏家福却坚持，没有这样的前例，为什么不能自己开先河？3个月后，第二次扩股以104%的超额认购完成。事后，律师曾问魏，你为什么有那么大信心敢做？魏却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决策都没信心，哪敢有激情？”
魏家福1998年开始担任中远集团总裁后，接手过来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还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航运、房地产、航空货运等样样沾边，当年全年利润只有5.18亿，主业航运却是亏损的。魏家福一上台就大刀阔斧收缩战线，专注航运。此后的中远集团在“魏船长”的掌舵下顺风顺水，迎来了十年的好日子。
接着，魏家福主导了中国远洋上市登陆A股之后，于2007年和2008年分别创造了190.85亿元和108.30亿元的高利润。2008年初，代表干散货航运景气度的BDI指数，一度突破1万点。那是航运业和中国远洋的辉煌时期，也是魏家福一生的制高点。
在魏家福担任中远集团掌门人的十几年内，中远集团的资产规模达到了船舶700余艘，5100多万载重吨，船队规模位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而中远集团在魏家福掌舵前十年，赚到的利润超过千亿元。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把中国银行、青岛啤酒和“COSCO”（中远英文缩写）定为中国的三大国际名牌，前两个品牌都有百年的历史，而COSCO还不到40年。
这个时候的魏家福，被无数光环笼罩，底气十足，性格也高调张扬。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频繁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论坛，并且乐于高谈阔论，语惊四座。还有许多魏氏名言在媒体间流传，“要买傍晚5点钟的鱼”“在中国要想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努力成为五‘家’：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外交家、实干家。”
魏家福曾在媒体前表白，他喜欢别人称呼他“魏船长”，他还对外透露，他通过了十门专业课才拿到了那张船长证，而在此后的生涯中，他一直将其带在身边。
其实魏家福真正的船长只当了5年。而成为船长之前，他在中远的远洋船上做无线电报务员（魏大学专业是无线电通信技术），8年后报务员变成了船长，又过了5年，船长上岸当了中远的领导，直到2013年退休，其间历任中国-坦桑尼亚联合海运公司总经理、中远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总裁、天津远洋运输公司总经理、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魏家福退休后，世人开始激烈讨论起这位曾风光一时的中远掌门人，同情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更多的人还是理性的认可他为中远集团，为中国的航运事业做出的贡献，同时认为他对中远集团的巨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说魏家福带领中远在前十年取得的辉煌成绩，离不开他自信激情甚至高调张扬的性格，后来的误判和巨亏也该部分归咎于此。
从魏家福任职后期的屡次公开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觉得中国远洋的困境更多是归咎于市场环境。魏家福的这种“市场如此，非战之罪”的态度在去年博鳌论坛上得到了极致体现，他在一个酒会上称，“党中央、国务院了解中远，我就足够了”，这再一次激怒了公众，被解读为不尊重市场规则的只对上负责思维，政治意识大于市场意识。
实际上，2009年金融危机来袭，航运业一落千丈，企业多受牵连，中远也不例外。但是诸多市场分析人士则认为，企业管理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识别市场环境，做出准确决策，避免企业大起大落。中远连亏的背后，管理层的作用显然缺位了。
彼时的中远管理层严重判断失误，中远内部人士后来坦诚，当初扩张步伐确实过快，在4万亿的刺激下，对后市也过于乐观了。魏家福企图“捡便宜”逆市扩张的做法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使得中国远洋在后续数年中背负了庞大的高价船租约。
其实魏家福遭遇的困境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作为中国特有的市场体制下的一个典型。他所代表的央企以及由此改制而来的国有控股，似乎没有谁梳理得清其中的利益关系。定位上的复杂，导致经营管理乃至亏损归责等所有问题上都复杂难解。国企管理者到底该对谁负责？显然魏家福的思维是“党中央和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