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_网易财经

主持人（Paul BURKNER）：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这么多人参加货币战争这场分论坛。货币市场我们看到很多有趣事情发生。这对无意、有意的货币贬值人真正带来好处了？我相信大家肯定有不同的意见。

主持人（Paul BURKNER）：大首先介绍一下嘉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Kent CALDER，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家黄益平，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韩国贸易协会副会长金正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标准普尔全球首席经济学家Paul SHEARD，中国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谢平。

主持人：过去几年中，主要的一些货币，首先是日元，大幅贬值。在之前非常坚挺。因为安倍经济学，希望量化宽松、提供流动性，因此就把日元大幅贬值。不久之前，欧洲中央银行也开始了量化宽松，希望给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同时把欧元大幅贬值。希望能够刺激欧盟出口或者是起码欧盟里头欧元区的出口。首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日元央行、欧洲央行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否真正造福了这两个地方。Kent CALDER教授，你先来讲一讲。

Kent CALDER：谢谢主持人。你说的很对，最近看到各国采取了这些措施，尤其是量化宽松方面。雷曼兄弟倒闭、经济危机之后，采取的措施影响了汇率。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跟以前相比，世界通货紧缩的趋势这是一个主要的政策的背景。同时，政治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对就业的失望、还有不平等、政治家，其他国家对他们货币进行了贬值，出于政治或者经济原因，必须这样做。

Kent CALDER：一般来说是财政部或者中央银行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他们是独立政治过程的。所以政治家可以轻轻松松做这样的指责。为什么会看到货币战争出现？处理国际关系、通货紧缩三个基础工具，比如说货币政策，现在很多国家债务水平很高。还有结构性的问题，很多国家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出现很多政治经济问题，尤其是日本、欧洲以及很多其他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政治的冲突。

Kent CALDER：还有因为刚才讲到了这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机构上比如美联储或者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制度，他们有自己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肯定影响到外汇。所以我觉得出于这种原因，我们看到货币战争的出现。

主持人（Paul BURKNER）：Paul，你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吧？

Paul SHEARD：首先我也不喜欢货币战争这样的词，我觉得感情的色彩，新闻记者有点夸张这样的感觉。我分析一下其中的成因。货币贬值跟货币政策的关系大家有些误解，比如货币宽松，好像央行就是单打独斗来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采取货币宽松措施的时候，一个渠道就是外汇，但是央行并不直接针对外汇。很多新兴经济国家的银行，资本是可以自由进出。而且有一个浮动的汇率。他们每天、每周、每个月汇率上下自由波动。

Paul SHEARD：资本市场开放性和灵活的外汇机制可以让央行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的目的就是确保有足够的需求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完全就业，然后确保通货膨胀低于2%。这就是央行希望达到的目标。我想这是日本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在80、90年代一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你的汇率在自由的流动。

Paul SHEARD：还有一个，是市场在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决定汇率，并不是中央银行直接决定了汇率。当然中央银行也可以采取固定的汇率，因为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他是一个新兴经济，不够成熟，要控制流进、流出的资金。如果他有这样的手段能够管理自己的经济的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必须采取一个固定汇率。如果央行是完全的固定的汇率的话，你就可以讲刻意的货币的贬值，因为你可以把自己的货币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Paul SHEARD：就日本和欧洲讲一讲，这两个地方采取非传统货币政策，不光是量化宽松，他们还采取了负利率做法。过去20年，央行一直没有实现基本通胀的目标。2013年4月份日本中央银行行长说以前不行了，我们采取一种新的做法，所以采取了这个非常戏剧化的货币政策。几年之后，他的背景是以前一直升值，但是后来开始贬值。

Paul SHEARD：但是欧元是不同的问题，欧元经济货币架构是完全一样的，19个国家他们把货币的主权进行整合，但是并没有财政政策进行整合。这带来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很多的问题。ECB在量化宽松方面也碰到很大问题，他们采取非常剧烈的货币政策采取这个目标，实现低通胀2%的目标。

主持人（Paul BURKNER）：从政治家角度，ECB是否要对欧元贬值呢？是不是通胀没有保持在2%以下。

德维尔潘：欧洲央行要尽力做自己工作，他们希望改进经济状况。也希望避免其他地方的教训。欧洲、美国、亚洲问题差不多，我们都在解决，通过一个技术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这是一巨大错误。我们进行技术上的辩论，但是这个过程上没有政治上的目标，根本问题是金融体制不平衡。我们的体制是70年代的体制，美元一枝独秀。

德维尔潘：在70年代也不错，但是现实情况变了，现在有三大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这三个主要货币应该平等待遇，而且我们应该发现，欧元的地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势了。我们在亚洲、欧洲，承担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结果，我们在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需要G3这样的架构，我们需要美国、欧洲和中国三个地方的政府之间加大合作力度，解决货币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一蓝子货币解决美元强势地位不再一枝独秀的问题。

德维尔潘：要进行强大的财政制度改革，需要确保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的经济。几年前开始了这个进程，中国早加入世贸组织。IMF也决定把人民币融入特别提款权的一蓝子货币。所以要确保在这几个大国，美、欧、中国之间的政府更多的对话磋商和协调。而且对于货币的差异化、货币的问题有更多监控和管理。既要对于西方产生的问题，也要避免对新兴市场产生的问题，以免对新兴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和变化。

德维尔潘：现在这些政策有没有想过对新兴市场的影响？大家没有一个全球的观点，我们需要针对全球治理的改革，我们需要有一套全球系统的改革。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充分地授权中国的央行、美联储这些方面负责的人，给他们充分授权采取决策。即使人民币以及一些其他货币的贬值不是计划中的，但是我仍然要问一下这个贬值发挥作用了吗？

金正宽：货币贬值是不是有用，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重点。过去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有可能通过价格刺激出口。但是这样的效应在过去几年越来越不明显，这是因为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首先我想讲一下全球的趋势，1995年以来全球趋势发生很多变化。然后我们看到这种进口中间性的产品进一步增长。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后，增加了最终加工产品的原料或者中间产成品的成本，产生了一个抵消作用。使得货币贬值原本的效应被抵消了。

德维尔潘：第二，要想通过贬值增加出口的话，出口商必须确保他们的价格和当地出口市场相一致。但是每家公司都希望它的利润最大化，而不是降低价格。并不愿意在那些市场去降低价格，所以也没有能带来效应。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更加频繁。韩国有这个现象。这样对货币贬值带来的效应也产生了影响。

德维尔潘：想通过货币贬值提升出口的话，必须有相对应消费者需求的提振。但是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先进国家正在经历着所谓的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商品的价格会下降，但是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仍然会保持在低迷的状态。所以我想做一个结论，那就是：货币的贬值并不能够带来预期的增加出口的效应。除此之外，当更多的国家决定贬值本币的时候，同时贬值的时候，这会带来一个全球经济整体下滑的风险。

主持人（Paul BURKNER）：隆博士，请您讲一讲。您和金院长的观点一样还是不一样。

隆国强：我跟他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货币的贬值只是影响一个国家出口产品几个，你贬值10%，假如其他都不变，出口价格就下降了10%。但是影响一个国家出口除了价格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需求因素。还取决于竞争对手，如果竞争对手同样贬值，把价格降下来，你没有优势。单单仅仅就价格优势、贬值因素对出口的影响，应该说贬值对出口是有刺激作用，会刺激需求。

隆国强：但是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出口的价格弹性不一样。有的产品你贬值了10%，如果说出口的量也相应扩大10%，但是金额其实没有贬值，没有任何作用。如果贬值10%，出口量增加5%，出口金额还减少了5%，反而缩小了。但是如果贬值10%，出口量增加20%，出口金额就增加10%。

隆国强：所以每个不同的国家出口产品结构不一样，出口价格弹性就不一样。日元贬值为什么没有刺激出口？日本产品不是靠价格因素，人家买日本东西是靠它的品质。所以它便宜了，反而人家愿意买品质好的。所以它的价格弹性比较小。但是对那些如果仅仅靠价格来竞争的，比如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实贬值并不是没有作用。

隆国强：但是这些都是小国家，大家也不关注。我同意刚才韩国朋友讲的全球价值链等等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到出口的汇率贬值对出口的表现。所以在大国来说，可能在现在全球经济同样低迷的情况下，如果说大的贸易国家想通过贬值刺激出口，那么你的竞争对手相应也会贬值，就是大家讨论的所谓竞争性贬值。

隆国强：最后实际上不会达到刺激出口的结果。这正是大家说我们要有共识，要避免走竞争性的贬值。谢谢！

主持人（Paul BURKNER）：我想谈谈人民币的问题，黄先生和谢教授来谈谈人民币最近的一个较小幅度的贬值。很多人谈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刺激中国的出口，你们同意吗？还是说人民币贬值是因为市场抛压较大，大家购入美元。

黄益平：我觉得如果是人民币过去贬值，用它来刺激出口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同意两位嘉宾的发言，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过去2、3年我们货币最近贬值以前其实一直在升值，我们出口表现确实也不太好。但是有一点，我们在全球出口总量当中的比例其实还是在不断上升，意味着虽然货币有所升值，但是没有因为货币升值导致我们在全球市场失去了竞争力。

黄益平：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出口表现不好，更多的是因为全球需求非常的疲软，这个时候你再贬值一点点来支持出口其实是很困难的。隆主任提到了大国的问题，Kent先生提到了全球供应链的问题。我还想指出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说的以邻为壑的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他其实是一个旧时代的分析框架。

黄益平：旧时代很重要特征就是资本项目基本上封闭，贸易是很重要。这个时候你再贬值，尤其没有很强的供应链条的话，货币贬值，出口的产品相对会增加一些竞争力。但是竞争力进来的过程会比较慢。但是今天的社会我们都知道资本项目相对开放，即便像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国家，其实资本流动已经很多了。当货币贬值的时候产生的直接负作用，就是推动钱往外流，资产重组、资本往外流。

黄益平：货币贬值如果是有意义行为，如果想通过这个支持增长，我觉得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也不是决策层在去年改革汇率政策一个主要动机。我们都知道他要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引进市场化决定中间价的机制，这是我的基本判断。谢谢！

谢平：我也基本同意黄教授的观点，从1994年人民币是1美元对8.7元，后来是8.2元，后来是7.5元，现在是6.4元，从过去20年看，人民币是升值的，而且升值过程当中中国出口一直每年两位数增长，20%多的增长。

谢平：只不过最近几个月有一点点贬值，其实中国的出口反而下降了。因为出口比重很大，所以说人民币目前来讲也没有什么贬值，而且一点点贬值对中国的出口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认为人民币目前情况下，就是属于小幅的波动这种状态。中国出口结构有一些变化，全球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变化不一定取决于它的价格因素。

隆国强：大家讨论汇率和贸易的时候，对人民币汇率有一个误解。当我们讨论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时候，去年人民币小幅贬值，但是当讨论你的汇率对贸易的影响的时候，你考虑的不能光考虑人民币对美元单一货币，要考虑我们和大部分其他的货币，也说我们说的综合的汇率、名义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

隆国强：国际清算银行会算49个经济体综合的汇率。你要考虑人民币综合有效汇率。从90年代汇改以来一直在升值。虽然对人民币贬值了，人民币综合有效实际汇率也在升值。这个大家要区别看待。是我们综合有效汇率去影响出口。而不是对单一某一个货币的汇率影响出口。

主持人（Paul BURKNER）：希望大家同意这个政策并不是故意采取的，故意采取了也没有用。俄罗斯卢布已经大幅度贬值了，这也不是故意的。巴西的雷亚尔，这些货币贬值对全球出口贸易都没有影响吗？

Paul SHEARD：我也想再强调一点，在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刚才前总理也说我们可以改革中国的货币体系的，也有余地这样做。但是从今天体系运作来看，汇率的变动是不可预测的，是充满波动性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在设计的时候要达到的特点。我们看到汇率波动，不应该感到吃惊。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不应该认为汇率一变化就是央行在做什么。

Paul SHEARD：70年代当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走向灵活汇率的时代，全球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什么这样呢？那个时候并不是贸易流主导货币，而是资本流主导汇率。甚至有的时候投机者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探讨，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带来更多的协调，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波动，让汇率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所说的金融全球化的实现。

主持人（Paul BURKNER）：当人们在问G20是不是有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做法，这样的机制能够发挥更好作用，我们对此有什么期望值吗？

德维尔潘：我相当确信各国在目前金融体系当中，各国之间更多的合作。是有助于我改善各国的状态。在西方世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我们经历了1929年大箫条，金融危机、货币波动带来很多社会上的影响。比方工资的下降，就业机会的损失。我想每一个政府我们就记住了这一点，而且我们也记得这方面带来的政治后果。因为货币战争的结果就会带来真正的战争，也就是政治的冲突也会出现。

德维尔潘：这方面我意识很强。有些国家通过货币的贬值，可能获得一些小的好处。但是考虑到这方面巨大的负面经济的后果、社会的后果、政策的冲突，小小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有统一货币这样的动机。国际体制现在效果不好，因为并没有基于当今世界的现实这样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是欧元出现之前，是在亚洲和中国崛起之前，是在人民币变成重要货币之前这样一种体制。

德维尔潘：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搞一个G3，就是美国政府、欧洲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这样一个体制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同时欧洲央行或长、中国央行行长、美联储主席之间进行讨论。他们没有有效讨论，所以无法为全球体制履行责任，也不能在自己地区履行责任。

Kent CALDER：刚才总理先生讲到要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政治的问题，我想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从长远来说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搞一个更加磋商性的体制。最终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这是一个限制条件。50年以前这种现象。现在50年过去了，情况有了变化。

Kent CALDER：总理刚才讲到G3（中国、美国、欧洲），我觉得也应该加上日本这个世界第三经济体，还有韩国。因为亚洲一体化进程也在进行，还有市场深化的问题，还有亚洲市场的稳定性，这个也要考虑。还有货币的稳定性。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样的基本条件。还有对全球稳定性，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Paul SHEARD：总理讲到G3这个设想，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我也想说一点，这三个货币现在不是平等了，中国人民币现在崛起，有很大的潜力，但是欧元还是一个脆弱的货币，因为欧洲央行代表19个主权国家，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财政和政治的联盟来支撑货币的联盟，就无法给欧元强大的力量。所以我同意总理的观点，我们不能用技术问题解决政治问题。

主持人（Paul BURKNER）：欧元虽然非常强势，情况非常复杂，欧元本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货币贬值不是说要实现具体的目标，问题是是否应该采取一个强势货币政策。鲁宾财长90年代说希望有一个强势美元的政策，你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吗？瑞士放弃了捍卫瑞典法郎强势地位，大幅贬值了。中国也有这样的想法吗？

谢平：当年鲁宾财长强势美元是有原因的，因为美元是一个世界货币，不能从单个国家来看。大部分全球贸易以美元计价，全球资本市场70、80%资产是以美元计价。各国央行外汇储备50%多是美元。然后全球有很多国家的汇率以美元作为基准。所以美元强势、美元稳定对美国以外这些市场是有好处的。这些好处对美元需求就越大，美元需求越多。

谢平：政治外部性对其他国家也是有益的。美元强势对美国中产、中产以下的人民也是有益的，他们日常生活品都是进口的。所以强势美元在当时到现在这个情况下，当时鲁宾财长这个政策对全世界是一个正确的作用。其他国家谁说我要强势什么货币，都做不到。

主持人（Paul BURKNER）：黄博士、隆教授，人民币怎么办呢？从中国角度你怎么看。

隆国强：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要从自己的国家的情况来决定。刚才老谢讲的，你要看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元大概走软十年，走强了7、8年。这个周期现在还在继续。走软有它的好处，走强也有它的好处。它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汇率政策。对中国来说，首先中国的人民币不是一个全球的货币。其次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可兑换。所以人民币汇率政策更多应该考虑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不是说像美国那样考虑资本的跨境流动等。

隆国强：对我们来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以前有所区别在于一方面我们要考虑汇率对贸易的影响，进出口做到平衡。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要考虑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在很短时间，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我说的是直接投资。所以人民币汇率政策要考虑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个人认为对现阶段比较理想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较好，不是人为让它去贬值。贬值对出口可能会有一点作用，但很可能会导致全球竞争性贬值，这样也不会发生作用。

隆国强：但是对我们对外投资有负面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去说人为的对人民币采取所谓的强势的政策。人民币应该说，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减少央行对汇率形成的干预。我们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收支平衡基础上的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这可能是我们的希望。

黄益平：除了谢总刚才说的我们货币不是一个储备货币，我们其实没有太多能力去干预他规律的水平。强势货币也好、弱势货币也好，其实都意味着货币规律是扭曲的。中国今天这个状况，国际经济学我们有一个三元悖论，稳定的汇率政策、自由流动的资本、独立的货币政策只能三个里头选两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很明显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放弃。

黄益平：资本项目虽然没有完全放开，但是要完全管住已经很难了，资本流动已经很多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规律上走得更加灵活一些。所以我支持隆主任最后说的。其实我们的方向，不管我们短期考虑什么，方向应该走向灵活的汇率政策。你如果要控制你的规律，必然意味着资本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上会有牺牲。

黄益平：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也是对刚才总理先生提出我们国际上要对汇率做一个协调，我全力支持各国央行、各国政府之间加强沟通，但是我觉得在汇率政策上要协调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例子，中国和美国之间怎么协调汇率政策。过去美国政客都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他的说法是你应该让市场决定你的汇率水平，不能一直干预着，让汇率低估，对美国不利。

黄益平：去年我们货币有所贬值的时候，他们又提出很多抗议。我们今年年初到美国去的时候，见到很到官员，我问他们，你们以前一直说我们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我们过去一段相对美元的贬值，恰恰是顺应市场力量有所贬值，其实贬值不多，而且有效汇率水平还是升的。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对我们汇率政策具体要求是什么？他们说了两条：第一，鼓励中国进一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第二，不要贬值。所以在这样前提下怎么协调？

主持人（Paul BURKNER） ：我们看到人民币自由化、开放、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以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黄益平：第一，我最不擅长于预测资产价格的走势，尤其是短期的资产价格走势，首先我特别要说明一下，主席先生一开始说我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我其实是北大全职教授，我说的任何话都不代表央行，我今天说的话都代表我自己。我看汇率有一个简单的框架，我把它称为广义的资产需求理论。中国人买美元、买外国资产和外国人对中国人民币资产有需求，哪一个更大？如果是中国想买外国资产需求更大，钱出去的多，人民币会贬值。

黄益平：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愿意到我们这里持有我们的资产，我们货币就会升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从这个框架我们看未来有什么因素来影响。第一，我们确实会有一些贬值的压力。比如资本项目开放，我们过去资本项目开放叫宽进严出，进来容易，出去难，意味着有很多升值压力。如果我们放开资本项目，意味着钱出去更容易一些，如果投资分散，可能意味着一部分钱继续往外走。

黄益平：但是我们知道你想持有哪一个资产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投资回报和风险。对中国人民币来说，未来它是贬值还是升值，一个很重要的背后决定因素就是我们能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我们能不能把我们金融、经济风险稳定住。如果能稳定住，即使我们今天这样的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经常项目是顺差的，我们的外债很少、我们的外汇储备减少了还这么多，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是快得多。

黄益平：只要经济不出大问题，保持汇率相对稳定应该是完全有可能。

隆国强：经济学家之间十个里面有九个不同意见，但是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我跟黄益平观点一致。看中国过去30年历史，我们发现从中长期角度来说，决定一个货币是强还是弱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在我们8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竞争力很弱，尽管那个时候我们关注汇率，不断贬值，但是我们出口还是不行。我们外汇还满足不了国内需要。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币持续升值，来源于什么呢？不是来源于政府的政策。

隆国强：是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进行大量改革，把中国的潜力可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每年出口增长20-30%，迅速崛起成为国际上第一出口大国，所以相应汇率增强。未来，原来劳动密集型产品支撑低成本劳动因素在减弱，但是我们出口结构升级空间巨大。你看到我们有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已经开始形成国际竞争力。

隆国强：大家看到华为迅速崛起，成为移动通讯设备技术密集行业世界上第一大企。中国很多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我们进一步升级空间非常大。决定我们中长期汇率走势的，最重要的，刚才黄益平讲的整个回报都同意，更重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的话，人民币还会继续走强。这也是中国下一步产业升级一个方向。谢谢！

谢平：我本人对人民币没有预测的，我也不知道他升值还是贬值。但是在国际资本上大家为了对冲人民币汇率未来的风险，现在有一个工具，NDF。NDF目前在全世界大部分金融机构还是以他来作为对冲人民币汇率的风险。在香港或者在全球市场上的NDF有三个月、半年、十二个月的，超过十二个月的NDF目前也没有。

谢平：另外好多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或者以美元计价的人民币，中国机构发行的债券目前有CDS，这两个指标，一个是中国主体发行债券的CDS和贸易项下，贸易商为了对冲人民币远期风险的NDF，这两个指标目前还是市场上对人民币远期汇率一个预测的工具。 主持人（Paul BURKNER）：现在向公众开放提问。

提问：请问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我们不能说有关国家的央行在操纵汇率，我们要考虑整个政治经济整体的因素。但是现在大家认为下一场危机有可能在美国发生，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他们要想禁止公司股份回购，有这样法律上立法的提议。在香港以及很多其他的市场，这都非常常见。美国立法的建议要求提前一个季度申报。美国已经干出量宽政策，现在开始加息了。

提问： 但是量宽政策造成美国公司现金大量盈余，他们只是用很少的钱开发新产品、雇佣员工，他们也没有分红。他们在进行公司股份回购来抬高公司股价。实际上量宽最早是美国来搞的。其他的国际货币才紧随其后，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美国身上。我们像这种规模太大，而不能破产的现象，美国很多大公司在进行股票回购、抬高股价这样一种金融操纵会埋下下一轮金融危机的祸根。

德维尔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很技术部分。但是相信我们确实要对一些金融上的操作和体系感到担心。这样的金融操作有可能产生新的困难、新的泡沫。而且在美国，包括在很多其他的大国，我们面临这样的困难。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体系当中，政治上、经济上以及金融上。这样一个全球性体系并没有给多样性留出足够的空间。金融界我们碰到的问题也在经济体系当中碰到的。比方说互联网主要由美国主导。

德维尔潘：中国现在已经在互联网方面在崛起，有百度、微信，让自己在互联网方面的能力得到发挥。但是这还是不够的。在整个互联网领域需要有更多的大国，需要有更多的多样性。信用评级也是一样的，三大评级机构全部是美国公司。三家公司都是美国公司。怎么可能用一双眼睛就能够看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呢？我们需要有亚洲的眼睛、欧洲的眼睛，需要有多样性。这对审计公司也是一样，几大审计公司都是西方公司。

德维尔潘：银行体系也有同样的问题。大部分大银行都是来自美国。我们在每个领域都应该有多样性，有负责任的合作。这就是我认为政治领袖应该负起责任，应该创建一些新的工具来推动更多责任的承担。全世界民粹主义在上升，像中东伊斯兰教主义。大家感到恐惧，他们认为政客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民粹主义抬头。我们应该有更多工具、能力推动多样性和责任的共享。

Paul SHEARD：我很快做一个纠正，就好像大规模的量宽造成了苹果这些公司现金盈余大幅度上升。并不是这样。大规模量宽是去盘活一些证券，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和苹果这些大公司有现金盈余没有任何关系。像苹果这样的企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企业，所以你的问题的前提就是错的。

主持人（Paul BURKNER）：你刚才提的问题有一定正确性的。在我们现状中，很多原因可以从历史上找原因。美国政治影响力已经和过去相比不一样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特别是技术行业当中那种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发展创造性，美国都是先行者，在很多技术行业当中美国都是先驱。

主持人（Paul BURKNER）：有一些行业是和美国国防支出有关的。同时像硅谷表现的创造性也是非常明显的，硅谷表现出来的创新活力在国际上还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够完全匹敌。在银行、金融这些方面的技术领域，我们看到市场的力量以及带来美国公司优势的这种技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提问：我是来自成都咨询企业的，提问给Kent，俄罗斯卢布贬值是不是已经见底？2016年比2015年更低还是保持跟2015年一致？

Kent CALDER：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背后是有政治和经济因素在里面。在中东如果能让俄罗斯和各方更广泛合作，俄罗斯已经部分撤军了。如果能够在俄罗斯在中东和欧洲的问题上更加配合的话，有可能对卢布汇率产生正向的影响。我还是请我的同事回答吧。

主持人（Paul BURKNER）：俄罗斯卢布的汇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气的价格，这是一个基本面。现在油价有所回升，每桶40美元左右，我们会看到卢布相应有一些升值。

提问：我来自路透社，我想问中方的访谈嘉宾对G3这个建议的看法。最近大家在说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缺乏协调，我们希望中国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更多的协调。

隆国强：主要经济体之间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毫无疑义是当今世界最为需要。德维尔潘是我们尊敬的政治家，提出了这样一个G3的倡议。我个人认为可能我们先要用好现有的20国集团平台。这个可能代表性更强。全球80%的产出，20个国家代表了代表了全球80%经济体。成员中也更加均衡。所以我们先把G20作用充分发挥好，可能是比较现实。

谢平：我也离开人民银行十几年了，不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你人民银行有一个代表处在纽约，而且跟美联储沟通是非常好的。那个代表处在那儿就是负责跟美联储沟通。我还曾经想当那里的代表，没让我去。 提问：我想提问金正宽先生，最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制裁朝鲜会不会对韩国出口以及经济造成影响？谢谢！

金正宽：这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对北朝鲜制裁会影响韩国经济。韩国经济是对全世界开放的经济。所以对朝鲜的制裁对韩国经济不会有任何影响。朝鲜经济的体量和韩国经济相比非常小，从经济规模以及经济质量来说。所以我们可以忽略对朝鲜的制裁会对韩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这是我的答案。

提问：我想用中文提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市场一面倒的人民币汇率贬值，有一个很奇怪现象，国内很多研究机构也持相同的观点，今年开始中国的一些领导开始出来说人民币没有贬值的基础，会保持稳定的。很奇怪国内很多机构都做了跟政府相不一致的预测，而且舆论上都是这样。请黄主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

黄益平：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投资者的情绪很容易被影响。这个我们在股市上看到，在汇率市场上也看到。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去年为什么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对人民币会贬值的预期。它的初始出发点就是8月11日我们中间价改革的时候，它一开始有一个很小幅度的贬值，当初的目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把中间价和市场价之间的差别给取消掉。央行官员曾经当时解释过曾经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跟我们救市政策有关。

黄益平：7月份注入很多流动性，这样的话，市场压力增加了。但是在国内外市场很多人就把它解读为刚才我们一开始讨论的就觉得中国经济非常糟糕。人民银行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数据，所以必须要让人民币贬值，来支持出口。我刚才说了其实不是这样原因。但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做特别好、特别有说服力的说明，同时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两年大家都注意到我们经济增长一直在减速，从2011年开始一直在减。

黄益平：当然我们还保持冷静的专家说这是新常态。它的麻烦就是每年政府定一个目标，最后出来数字比那个目标稍微低一点点。的国际投资者就跟我说过去他们对中国政府最有信心，政府指哪打哪，现在感觉有一点不像过去那么有效。所以这样引发一系列对政府对经济把控是不是还像过去那么有效。在我看来，增长不断减速，稳增长没有特别起到投资者所预期的效果可能是加剧了这样一个过程。

黄益平：但是实际上后来我们看到在周行长在对财新的讲话，包括后来加强沟通以后，其实我觉得市场的看法有一些改变。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一样子，大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拿着自己的钱，拿着自己的钱的时候的心理是一样的，就是有风险的时候他会比较想躲避风险。

提问：我请问德维尔潘前总理，讲到货币政策，刚才也谈到了G3合作，这也是和当前全球关于想中国和美国之间竞争力的竞争有关的。您如何看待这场竞争的未来？而欧盟在这里又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德维尔潘：我觉得欧洲的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我们要避免冲突。经济冲突，金融竞争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建议要进行更多的合作，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应该抓住的趋势。我们必须要理解，如果我们不能打造新的工具来恢复更好的金融体系，来恢复更好的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合作就仅仅是空谈。改革是重中之重。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相信G20，G20成立好几年了，我并不知道G20做过什么好的决策。

德维尔潘：当20个国家在一起，没有几个国家能真正负责。但是如果有G3的话，我们能作出决定，一旦出错了我们知道应该怪谁。每个国家必须负责，必须让聚光灯聚集在自己脸上。当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必须站出来，这也是领导力，有更大责任的承担。另外就是竞争，贸易方面竞争、其他方面竞争，我们必须有更好的贸易协议。我并不认为TPP是最好的协定。我们必须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改进我们世界贸易的方式。

德维尔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体系不行就是因为系统不同，所以有泡沫，有货币竞争，亚洲、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我们要改这个体系。如果没有工具的话，一切会照旧。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08年出现危机，2010年出现危机，2016年也会出现新的危机，几年后又有新的危机出现。看着危机一场一场，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应该肩负起我们的担当和责任，要决策。否则的话，我们民粹主义会兴起，在西方、在欧洲就会出现麻烦。

主持人（Paul BURKNER）：我们到这里结束，感谢各位嘉宾。我觉得你们可以打赌，人民币应该是会升值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