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2014夏季论坛：主题演讲三四

主持人：

欢迎各位回来，我们保持市场秩序，大家各就各位，我们进入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的第二阶段。

首先邀请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先生为我们做主题演讲，欢迎！

保育钧：

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朋友们，跟各位比起来，今天都是大家来做报告，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府官员，仅仅是一个研究民营经济的研究人员，给我的题目是“重塑企业家信心”，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讲政府跟企业的关系，市场跟政府的关系，企业家的信心，这好象是个老问题了，之所以现在又提出来，恐怕和现在的形势有关系，因为现在好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提出来，现在事情很难办，过去请领导同志出来吃个饭，许多问题就解决了，现在请他，他不出来了，卡拉OK更不干了，澡堂子洗澡也不敢去了，所以事情很不好办。过去不管怎么着，还能干点儿事儿，现在这事儿不干了，不作为。

这种看法有没有事实依据？有，确实有这种情况，但长远来看，我和一些其他的企业家谈起来，大家都觉得这是正常的，本来我们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应该公事公办，不应该拉拉扯扯，现在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大家都看出来了，那个路子走不得，官商勾结，用拉拢的办法让他全力为我干事儿，这很可怕，你看，现在每一个腐败的官员后面基本都有跟几个企业家的关系，特别是跟民营企业的关系，如果这么搞下去，正像邓小平讲的，中国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所以现在反腐败，规范市场行为，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很有礼的，这是绝大多数企业家的看法，不要看现在暂时不作为，确实现在有一些政府官员，特别是中下级官员，官不大，但他有权，他不给你干事儿，很讨厌，很麻烦，因为现在在群众路线教育过程中，还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当他们觉悟提高了，制度健全了之后，我想这个事情会过去。

所以我今天要讲三句话，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什么新时代？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大为标志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主要依靠政策的倾斜、政策的扶持，转向制度上平等竞争的兴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可惜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包括许多媒体同志们没注意到这一条，我作为一个研究民营经济的人，确确实实感到我们党在进步，我们这个社会在进步，过去主要是靠政策，现在靠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讲得非常清晰，为什么呢？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十二大开始，我们研究一下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八大，每开一次党代会，在民营经济的问题上我们就往前迈一大步，十二大是个体户合法，十三大私营企业就合法了，十四大市场经济，十五大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三个代表，社会主义建设者，十七大科学发展，十八大对民营经济一系列的表述、论述是最到位的，突出了一个平等，再也不提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相反都是提国有企业、非公经济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强调了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机会、规则、权益，三个平等，讲了多少个保护，都同等保护，这是集历次党代会之大成。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朋友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过去主要靠政策，毛主席讲过，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过去我们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建立在所有制区别的基础上，所以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所有制区别的基础上，必然就有不平等，就是不平等的，基础不平等，所有制区别的基础就不平等，所以以后我们讲要争取平等权利，因为它的基础出发点就不平等，你想怎么平等？没法儿平等。而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讲的，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权益平等、机会平等、归得平等，几个平等，同等保护，同等适用各种生产要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过去靠政策，第一是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们建立在区别的基础上。第二，这个政策是人制定的，刚才刘迎秋同志讲的很好，人都有各自的利益，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它的各种利益就在里面摆着，所以政策往往在各个地方是不太一样，在东部沿海是鼓励支持，西部就被抓起来，各地的政策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第三，如果仅仅靠政策，政策经常不停地变化，初一十五不一样，老是变，看不到预期。第四个更主要的是，如果过分依靠政策，那就必然是政策逻辑，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有些不是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起来的，而是靠关系起来的那些人，比如刘汉，就看得很清楚，他就是依靠政策，如果过度依靠政策而不是靠法治，那就必然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过去主要靠政策转入靠制度平等。

三中全会克强总理上台之后他每次讲的都是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按照规则办事，政府简政放权，都是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民营企业要转变思路，不能老是强调要政策，要政策了，我们要争取平等，上次跟总理座谈，一位企业家提出来，总理，我们不要什么政策，我们就要平等，就是这，制度平等，进入了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如果现在我们还是抛开制度、法制来争取什么政策，在这个时代，你会失望的，因为通过反腐之后，我们政府党政机关健全了法制，谁再给你一个政策，（都得）按照规定来，所以劝君不照前朝许，我们再也不要靠跟哪个领导搞好关系，感情勾兑来得到特殊政策发展，这是在过去，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

第二点，中国经济进入到民间投资唱主角的新时代，三架马车，按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出口是负增长，对经济拉动增长是负四点几，消费对经济拉动是54，投资是48.5，今后恐怕固定资产投资，尽管我们投资效益不高，因为主要不是靠民间投资，政府拉动，政府拉动投资往往就不怎么考虑效益，民间投资是拿自己的钱投资，我总得考虑有效益、有回报，回报低了还不干，非得回报高的才行，民间投资才是有效投资，所以从2010年开始，民间投资超过50%，这几年每年都涨几个点，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是21万多亿，22万亿不到，民间投资占65.1%，这是建国以来民间投资占比重最高的一年，但我觉得还不够，恐怕这也是克强总理出去做工作，还是要大力启动民间投资的原因，我估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超过70%，今年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去年是43万多亿，44万亿，今年两会通过的预算是增长1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按照这个来的话，固定资产投资要50万亿，时间过去了一半才21万亿，投资还是主要靠民间投资，所以现在总理国务院做的一系列工作，我看就是为启动民间投资。

在这个情况之下民营企业怎么办，我总觉得，埋怨没用，大家都说政府政策落实太慢了，出台政策太慢，我们民营企业要发挥自己主人翁的意识，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一条我深有体会，今年上半年我跑了几十个民营企业，有的民营企业搞得很好，有的民营企业搞得不怎么样，从各种心态可以看出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到一个民营企业那儿去，江苏，那个民营企业做得很不错，它是一个上市公司，生产型服务行业，给电力公司做各种测试，各种先进仪器设备，包括十二级地震的破坏性实验，那种设备很了不得，我看了很震撼，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比我小几岁，他悄悄地跟我讲，你能不能哪一天把总理或总书记请来到我这儿视察一下？我就很奇怪，我说好啊，总理视察不视察也不是我们说了算，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把大领导请来之后，来看了我之后，第一，地方上就把我当个人来看了，我的地位就高了，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内的客户就来了。我说你这不是有不少客户吗？他说客户都是国外的，因为他离上海比较近，西门子，凡是世界上大的公司，各种实验都在他那儿做，唯独我们国内的企业不来，因为国内电力是垄断行业，我说他为什么不来？他说不相信我呀。我说你有证吗？他说我们拿到了美国各种证都有，你想西门子都跑到我这儿来做，可见我还是不错的，但国内的就不来。我说什么原因呢？他说，我是民营企业啊，如果领导一来，我就有点儿名气了，他就不敢轻视我了。我说你这个意见当然不错，但你能不能给我写个材料，我负责给你向上反映，碰到哪些困难，受了什么气。几个月了，快半年了，到现在我给他打几次电话，我说你给我写呀，他说谢谢你了，谢谢你了。但他不敢反映。

这是什么心态呢？怕一反映之后得罪人，一得罪人，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宁肯受点儿气，受点儿委屈，我也不敢去出头，现在是相当多的民营企业是这种状况，明明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也忍了，忍气吞声，后来为了解决不公平的待遇，他就采取灰色的办法，用各种非法的手段把他拉拢过来为我服务，采取这个办法，背后他又骂娘，说政府怎么腐败。我说这事儿，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矛盾的心态，我们说，权力配置资源，主要的矛盾在权力这边，政府不作为，或者是腐败，那是他的事情，但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正能量来克服它的负能量？民企在这方面老是说，我是了解的，很欠缺，总希望人家给你依靠，帮你捅破那层纸，他在后面享受成果，至于做旧体制、旧作风的批评者，勇敢地站出来批评，给政府提出积极的建议来，没有这个兴趣，或者是不出头，这反映了当前我们民营企业很普遍的一种心态，看到了不平等、不公平也很气愤，但怎么跟他们做斗争，不采取很正确的办法，甚至还用非法手段来获取应当得到的权利，这种做法。

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民营企业自身需要发挥自己主人翁的角色，要坚持我们党一贯的作风，我们按照市场经济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办事情，谁不按照民主、法制的原则办事，我们就提意见，要一家一户企业来做是很困难的，怎么办？我们有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商会，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业协会，行业组织，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行业组织把大家组织起来，反映意见，过去党代会决定上讲，通过自己的合法组织有序地参与、推动政府，推动政府的改革，我们的合法组织是有的，商会、协会、行业协会、行业组织，来有序地参与，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否则你老是埋怨来埋怨去，于事无补，而且只能消沉大家的意志，所以这时候民营企业家，同志们，组织起来，在自己的行业协会里或商会里有序参与意见，这一套我们政府、总理已经作出了榜样，总书记也作出了榜样，最近福建一个企业家给总书记写信了，希望给企业松绑，没想到总书记很快回复了，我们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广大的社会阶层，一千三百多万户，投资者超过三千万人，后面带动的就业是两亿多人，这么一个新兴力量远远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没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这怪谁？恐怕光骂政府不管用，还得靠我们民营企业自身，所以要学会当主人，学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法律武器来行使我们的民主权利，这样的话才能推动我们的改革。

我就讲这么多，供同志们参考，不一定对，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保会长，再一次掌声感谢保会长。

其实每次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保育钧先生的演讲时，主题全部都一样，就是为民营经济在呐喊，同时在告诉民营企业家今天又重新再明确一件事情，民营这块在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姑且不用这个词，最起码也能看到庞大的……

保育钧：

是“阶层”。

主持人：

那就是47个阶层当中的一个，而且很重要，1300多万户，2亿多……

保育钧：

政治协商会议，从建国开始，工商联就是一个界别，所以这个界别一定要发挥作用。

主持人：

下面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姚洋先生为我们做独立演讲。欢迎。

姚洋：

感谢网易财经的盛情邀请来参加这次夏季论坛，我想给大家讲的是经济结构转型和政府角色的转变，我先从经济转型开始讲起，我们前面也在谈结构转型的问题，前一段我们都在抱怨，中国投资太多了，消费太低了，政府也试图采取一些措施，但实际情况我们看到，过去几年我们的结构转型已经在发生，我觉得这个结构转型的发生可能跟政府政策关系不是很大，而是经济结构转型本身的规律。

所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当收入比较低时，工业份额会上升，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工业份额就开始要下降，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点，也就是我们的制造业、工业，就业的份额还有GDP的份额都已经开始在下降了。

去年我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工业，服务业是占46%，工业只是40%多一点，今年一季度更厉害，服务业GDP占到50%以上，工业就更低了。

所以我们这个结构转型已经在发生，好的方面当然是我们经济结构在调整，比如我们看到我们的消费占比在上升，还有我们的劳动收入占比在上升，自2004年大概就开始说我们要调结构，但事实上最后我们还是要靠经济规律本身来把这个结构调过来，这个结构调整，我觉得对中国经济增长，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意义非常大，从好多方面说，我刚才说了，是结构本身在调，从不利的方面来看，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困难的原因，在扩张的时候，主要的增长来自于工业的时候，你的扩张主要是可以依靠国外的市场，因为工业产品是可贸易的产品，生产多了可以卖到国外去，当然，可以价格会下来。总体而言，这种外延式的扩张生产是比较容易的，到了结构转型之后，我们经济增长要倚赖于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不可贸易品要替代我们的可贸易品，来作为我们经济增长的引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的创新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我想，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政府的作用也要发生变化，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在上海纪念杨小凯十周年的非常有意思的争论，政府更重要还是市场更重要，我大概是一个折中的看法，我觉得政府的作用应该是阶段性的，当你的经济扩张主要是外延式的方式发展时，可能政府的作用会更加明显一些，就像刚才龙部长说的，在西部地区，政府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也符合我刚刚说的，政府作用是阶段性的，中西部经济水平还比较低，这时候外延式的扩张对经济增长还是非常有利的，比方说河南省，它把富士康给争取来了，河南省当年的出口就翻了一番，因为河南省本身的出口基数很小，它不需要搞什么创新，我就把富士康引来就行了，这种外延式的增长还需要政府做很多事情。

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特别是沿海地区来说，政府的作用应该发生很大的变化，再靠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这条路可能是走不下去了，政府转型到底要转哪些方面呢？其实前面好多演讲嘉宾都讲到了这个问题，我简单从三个方面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方面是政府的管制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讲到，特别跟政府官员谈到放松管制的时候，政府官员往往会说，如果你一放松，中国就会乱，所谓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其背后的原因，我个人觉得还是我们对社会的一种不信任，对我们市场的一种不信任。中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而且中国有很长时间的封建社会的过程，我们一直有贤能体制的传统，政府官员替老百姓做决定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好事情，说明我们政府官员对老百姓负责任，但是在新的时期，如果政府官员还有这种父母官的思想，这个社会要想有活力，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建立现代国家治理方式，我听下来好象就是一个方面，要让政府行使权力更加有利，这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不要忘了，你要以相信社会，要给社会一定的空间为基础，否则的话我们不是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吗？在你给社会、给市场空间的过程中加强政府自身的能力，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看到的情况，我们仍然强调单方面，而不是两个方面都强调。

所以我们事前的审查还是非常厉害，我最近刚到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说率先实现负面清单管理，结果他们把负面清单给我们说了一个，实际上，我们外资里不是有“禁止限制”，允许和鼓励，它这个负面清单实际上就是禁止和限制，把这两项合并了起来，叫负面清单，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变化，这还有很长很长时间的路要走。

第二方面是关于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的作用，我们国家政府对科技的投入力度非常非常大，从很大方面说这也是个好事情，我们的R&D投入占到GDP的比重已经到2%了，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投资效率有多高呢？我们真应该好好想一想，高科技这个东西是一个概率的事情，比如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搞高科技的有两个名人，一个是比尔盖茨，一个是史蒂文.乔布斯，我们认为他们两个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可是想一想在70年代末有多少个潜在的比尔盖茨和史蒂文.乔布斯在和他们俩做着同样的事情，都是在父亲的车库里试验着同样的事情，但只有两个人成功了，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现在政府大范围的、超大量的投入到科技研发上去，通过所谓的政府挑选的方式，想砸中成功者，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极低的，如果说一个项目成功的概率有5%，政府说我投五个，成功可能性有多高呢？其实是很低很低的，你必须投100个，才有5个可能是成功的。高科技R&D的研发最好还是留给市场取做，如果由政府去做，往往就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我们老说产能过剩，老爱去追究民营企业占的比重比较高的行业，比如钢铁行业，去压产能，基本压的都是民营企业的产能，河北主要就是压民营企业的产能，我们的一些过剩非常严重的行业，我们不说过剩，比如光伏行业，那是过剩的一塌糊涂，光伏产业里基本上都能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包括民营企业，其实也是地方政府在后面支持的，这样的浪费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

第三方面，政府在经济中扮演这么重的角色，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到政府官员也是人，政府官员搞经济增长是有个人收益的，我自己做过研究，别人也做过研究，GDP增长快的城市或省份，地方官员升迁的概率就要高得多，所以他们有很强的动机搞经济建设，这里面就有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经济建设有后遗症，这些后遗症政府官员不用去考虑，比方说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煤炭大省，但很少有人去注意到，由于山西煤炭采空，煤炭采完后有采空区，300万人无家可归，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官员因为这而受到问题，这样的经济增长我们为什么需要呢？可是地方政府官员他有很强的动力去搞这样的经济建设，这样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有经济增长但没有福利的改善。

如果它转变政府的角色，谈了很多年，80年代我们就在谈这个问题，到今天我们还是一个问题，我想，下面几个方式能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第一个还是我们的老办法，以开放促改革，刚才龙部长在，他的感触是最深的，因为他是我们WTO谈判的主导者，我记得他在WTO十年时说过，WTO谈判最艰难的不是跟美国人谈判，当然，跟美国人谈也很艰难，但还不是最艰难的，最艰难的实际上是在国内，要跟国内的部委谈，要说服他们，说加入WTO对我们有好处，开放是可以促进改革。下一步我们的开放在哪里呢？我们眼见和美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谈判，所谓BIT的谈判，我听过一个国务院副秘书长来我们这里一个小范围的讲座，因为他是做这方面的，他说BIT，如果我们真正把美国给我们的蓝本全盘接受下来，那中国会发生一场经济革命，列举了22条我们要改的地方，从国有企业，从企业准入到政府补贴等等，22个方面我们都要改，事实上是把我们的经济重来一遍，看来现在BIT谈判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出去，因为这是国家和国家外交高度的谈判，我们要和美国绑到一起，这种双边谈判我们要坚持，如果BIT最终能在两到三年之内谈成，因为美国人那边很着急，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谈成的话，实际上要想再谈成是有难度的，因为美国那边可能就不会同意了，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希望能在两到三年之内谈成，如果真能谈成的话，那我们所谓的负面清单就不在话下了，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我想能改变政府行为的还是要从钱这个方面着手，从财政方面着手，财政体制的改革可能对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有好处的，大家都在谈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之所以上升那么快主要是因为卖地收入在下降，地卖光了，土地收入越来越少，而且现在也卖不动，房地产开发有个限度，它只好举债，举了很多很多债，主要的举债方式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行的，这种举债非常不规范，好象是个企业，因为这些都是公司，像重庆的八大头（音），它去市场上发市政债，它的融资成本非常高，要付到6到7%，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个债务，而且它扰乱了金融秩序，如果它发这么高回报的债，企业再发就有难度。

现在怎么办呢？就是《预算法》的修改，开前门，让他直接发地方政府的国债，由中央政府，还有我们人大认可的国债，现在试点下来看着效果还不错，因为可以4到5的利率就可以发下去了，我们以前是暗补，你到市场上去发，但每个人都知道有政府在后面背书，成本又很高，但效果又不好，现在干脆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是中央政府担保的，它的利率就会降下来，这样就把它的行为切割了，你是做一些公益事业，因为地方政府举债基本全是做地方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那你就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做，不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市场化的手段留给企业去做。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前门开开，另一方面又把后门给补上，地方政府就比较容易的和这个市场切开，否则的话永远搅不清楚，地方政府要发展，它没有资金，那怎么办，要么问银行借，要么往市场上筹，所以这个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是不清楚的，通过这个财政体制的改革，希望能把地方政府和市场切开。

当然，这个东西又涉及到官后面的问题，如果后门不关等于啥也没做，你相当于凭空给了地方政府又一个举债的手段，所以地方融资平台一定要跟地方政府沟通，我甚至的建议我们的开发区完全跟地方政府沟通，为什么开发区就不能由企业来做？哪怕它是国营企业，但它以企业行为来运作这个开发区，行不行，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开发区最终能盈利，这是可能做到的，政府在这种安排下就可以做它该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服务。

最后一方面我想说的是，还是要充分发挥人代会的作用，如果我们这个人代会能真正发挥作用，我们的市场工程、书记工程，最后必须要通过人代会来讨论，我觉得好多面子工程、好多半拉子工程都不可能做，怎么做这件事情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加强各个专业委员会，让我们的专业委员会真正做起来，到美国去看一下他们后台雇的人数都是数百计、数千计的，我们的各级人代会后面后台的工作人员少得可怜，当你没有这些后台工作人员来做支撑的时候，人大代表想发挥自己的作用是比较困难的。再一个，能不能让我们的人大代表专职，因为现在我们的人大代表完全是兼职，甚至仅仅是一种荣誉，每年开两个礼拜的会，大家都跑到北京来，有些人还专门拿着相机，穿上民族服装，成了一个Party，而不是一个议事的过程，他们回去之后能不能让每个人大代表每个月有4天的时间，工作时间，不是周末的时间，来做一些调研，工资要么由国家付，要么由单位付，因为单位出一个人大代表也是你的荣誉，这样增加它自己作为人大代表的责任感、荣誉感，更好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想中国未来十年到20年的经济增长和过去这20年的经济增长肯定是不一样，大家预测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要下降到6%到7%，即使是这样，我想也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事情，需要我们政府仔细地考量一下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定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经济改革说得非常透彻，也在贯彻执行，但对政府改革，我觉得提得不够，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要融入世界，仅有一个经济增长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所谓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还要有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政府的转型我觉得在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