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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Stephen Engle：

大家下午好！大家来参加下午的会议，我在此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是在北京的彭博新闻社中国事务记者。十几年前我在沈阳教英文的时候，坐火车来大连玩，现在我回到大连，发现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可以说是这一年当中在中国，至少是彭博大量报道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为全球增长提供融资。去年天津达沃斯会议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高峰时期，雷曼兄弟倒台，很多人都觉得世界末日已经到了。

我带来一本周刊，这里把手指交叉起来的意义是“祝自己好运”。现在在华尔街，仿佛是一切坏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年前房市、股市到处都是泡沫，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又老路重走，重新犯了过去的毛病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些问题。

李扬：

我们看到这一轮经济刺激方案对世界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还没有看到我们预想的目标。我们向市场投放了很多贷款，增加了很多货币供应，对实体经济不产生很强的影响，势必会对资产产生很大的影响，所谓的资产泡沫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被讨论到了。

各国货币当局都在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至今答案并不统一。经过这次危机，以及这些年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对待资产泡沫问题，直接在市场上进行控制，恐怕是没有效果的。重要的是要对于参与资产市场的这样一些机构、个人资产负债表进行控制，这也是我们此次危机中最惨痛的一个教训，就是不希望有太高的杠杆率，不要让人们借钱进行资产市场中的炒作和投资。这一方面，我们的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已经注意到了，要从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上看他们的投资行为，而不是直接看他们的投资结果。

已故货币学家弗雷德曼所说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谁用别人的钱比用自己的钱更当心。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天控制资产泡沫，就要从资产负债表来进行控制，而不是简单的控制股市和房市。我先说这一点。谢谢！

主持人Stephen Engle：

在我们请国外专家来谈之前，首先请朱云来先生谈一下，您觉得中国的监管当局情况是不是很微妙，一方面他们想自己增长，但是又不能加息，因为没有空间了，在股市上已经出现了泡沫，尽管现在跌下来一点，但是一度它是和去年11月水平相比翻了一倍，而且商品价格和房产价格都在上升。现在中国从一个认知角度来讲，认为监管当局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控制通胀以及资产价格的上涨？

朱云来：

正如李扬教授所讲的一样，现在一方面需要增长，但是投资以短期，能够把生产保持下来，产值能够保持，但是生产的东西能否带来未来的效应，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仅仅要保证产值，而不是有更大力度的结构调整，长远的问题是不太容易解决的，甚至是可能恶化的一种局面。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角度来讲，资产泡沫也好，和货币发行量也有关系。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投资方式很有限，在大量的货币发行背景下，要找到一个能够平衡潜在通胀的压力的投资方式也很难。

首先从个人和机构通过借钱来进行投资的方式，这应该成为一个明确管理的地方。比如大家都在买房子，后来我们感觉到中国人均住房已经是平均到了30平米了。最近有一个新的评价出来，说中国人均财务水平是属于一个中下等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人均30平米住房，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平。如果房子100万一套，花30万，需要从银行借70万，再上涨30%，你可以用你的30万赚差不多一倍，这样这个问题因为有房子升值的预期，大家更会这样来做，这样很多买房人并不是真正需要房子的人，而真正需要房子的人未必来买房子，真正买房人需要的是更合理使用的房子。这些问题都在某些层面助长了资产泡沫。

主持人Stephen Engle：

我是否可以先讲问两个问题再探讨美国的模式。您觉得我们需要多大程度上的监管，我们怎样来确保借贷没有进入股市，或者是其他热门资产类别？

朱云来：

我个人观点认为首先政府要有一个清晰的框架，在框架内政府主要是控制一些宏观的关系，在具体的细节、投资选择判断上，应该留给个人和机构来决定。当然政府对他们管理的条件是要有足够的风险管理，做得不好就需要破产，破产需要清理程序。

主持人Stephen Engle：

李教授您有没有补充？

李扬：

现在市面上流传很多故事，认为中国的资金流到了股市和房市，有两个问题要区别开来。一个是它用自己的钱来买房，第二是用银行增加贷款的钱来买房，如果是前者我们就要鼓励它，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如果是取得的银行贷款进入股市和房市，我们就要严格控制。应该说我们有一些控制的方法，对贷款项目追踪检查都有。社会上有些流传，对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金量的估计，这些大部分都不充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用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情况还不多，从我们管理的角度来说，危险还不是很大。

主持人Stephen Engle：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通缩的环境吧？

李扬：

我们的资产市场和传统商品、劳务价格走势的差别确实是一个挑战。我们注意到20年前日本政府就面对这个挑战，目前美国和欧洲也面临了相同的挑战，中国面对这个挑战也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很好的解决，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总的探讨路子还是从监管层面的，至少现在在中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是分开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着力点也不太一样，大概能够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一些我们认为不适合的现象，效果不明显，我们可以通过监管来实现。最近全球都在讨论宏观审慎监管的问题，大概有300多个指标，10天以后我还会来大连和IMF专家讨论这个指标及对中国经济适用性的问题。如果货币政策提高利率、降低利率现在已经基本不解决问题了，那么就需要在审慎监管方面做文章。而且我想各位也会注意到，过去监管是置于微观层面的，现在叫做宏观审慎监管，把监管问题提高到宏观层面上，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谢谢！

主持人Stephen Engle：

下面有请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执行副总裁Rashad Y.Janahi先生，您觉得我们是应该采取自由的政策，还是加强监管，大政府和小政府是否要加强对商业票据市场的管理？正是因为没有管理，所以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倒台，您对此怎么看呢？

Ronald Kent：

这一方面并不是一刀切的，当你环顾全球，某些地方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一刀切的。但是我们却存在了这样的忧虑。在上周末的20国集团峰会上也谈到了套利问题，套利让人们能够钻监管空子，这样一种套利空间需要最小化，这样一来就让有些方面不会符合监管的要求，这有点像二、三十年代美国的情况，当时美国推出了新政，就像是经济刚刚经历了一次深重的地震以后提出了诸多问题。

当时就谈到，我们不能够例行公事，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不能再重蹈覆辙。看看现在的情况，现在要比1930年更加复杂，在1930年的时候罗斯福提出了新政，在90年之后，在推动医保改革方面并没有更加的容易，奥巴马业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对于欧洲、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存在了一个共同的平台，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要得以通过，这将会让我们更加靠近我们的目标，而政府在这一方面也是有着坚定决心的。

主持人Stephen Engle：

那么现在我们从雷曼兄弟身上学到了什么呢？我在彭博新闻社报道中，提到了斯宾列森先生说的话，一年以后政策制定者并没有从雷曼倒台中吸取教训，我们是不是从中受益匪浅，还是也一切都为时过早呢？

Ronald Kent：

这个问题还太早，还说不清楚，毕竟只过去了一年。如果我们看看罗斯福的新政，当时是花了八年的时间才把美国经济基石建立了起来，当然这一基石在其后的80年都发挥了作用，像美联储。当然这次情况更加复杂，希望政府不会受制于这种民粹政治。目前有很多的新闻都是涉及高管薪酬限制，认为银行高管薪酬过高。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主持人Stephen Engle：

我们之前有很好的讨论，探讨过这个问题，特别是资本可得性，资本市场现在依旧是冰冻的吗？

Christopher Rodrigues：

我觉得存在一些解冻，但是显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拥有一个开放的信贷市场，有一位银行家刚刚在去年十月份为我们公司提供再融资，当时我们共进晚餐，他就提了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在过去20年中身处商界的人有一个前提假设，他们现在需要重新学习，他们认为一个公司如果有很好的财务指标就一定能够赚钱，因为有充沛的流动性。同时他又说，如果你能够让那些身陷债务的公司走出危机，这样一些假设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我觉得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西欧他们遇到巨大的、真真切切的压力，他们很难获得增长需要的资金。如果你无法获得增长所需要的资金，你甚至很难找到资金来解决你在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债务，你要去杠杆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正向现金流，为公司筹资。至少从中期来看，显然增速会放缓，当然这只是我们西欧的观点。当资本稀缺的时候，你会让资本的回报率最大化，但是在十年前人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人们当时会问我们到哪里投资，哪里投资回报率更高。因此商界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转变。

主持人Stephen Engle：

Rashad ，你觉得私募基金怎么处理这些情况呢？

Rashad Y.Janahi：

我从中东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在伊斯兰世界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公司的盈利或者是亏损。作为私募股权公司我们鼓励贷款，但是却不鼓励私募融资，从短期来看，这可能会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长远来看，你们将会看到负面的影响。因此，股权融资是行之有效的，当然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国家政府，以及我们整个地区管理当局都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地区大部分国家是石油比较充裕的国家。对于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以及坏账，就用私募股权基金为他们提供融资和支持，为这些实体提供帮助。

在谈到刚才你的问题，我认为私募基金在未来的五年肯定是步履维艰的，因为信心缺失，而信心非常重要，在上周20国会议上我们强调了这一点。在会议上做出了决定，当然在各方，需求方和供给方都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信息，很难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除非有人愿意投资为这些项目进行融资，除非政府愿意把钱投进来，之前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钱进入股市，我们更愿意看到政府贷款给予银行的贷款，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能够进入到基础设施项目，能够进入到农业，在我们那里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同时我们认为研发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那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政府也非常重视研发。

主持人Stephen Engle：

Plata从哥伦比亚地区角度也来谈谈。

Luis Guillermo Plata：

非常感谢，我是这里面唯一不太懂金融的人。在过去两个月中，我们的贸易都在反弹，危机前段时间，贸易的下跌被29年-33年更快，因为现在世界联系更加紧密了。已经到了转折点，我认为贸易会增长，即使不快每年也会有2-3%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贷款也会增长，资本的获取不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我国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在其他国家可能存在这样的挑战。此外我们也看到贸易迅猛增长，会有越来越多的贷款，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也在改善，这是好消息。

在整个流程中，我们需要看到多边贸易体系积极的作用，多边融资也需要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看到多边金融机构确实保持了流动性，确保收支平衡。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再回到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系，人们担心这一方面的讨论是限于僵持阶段的，20国集团的讨论也无功而返，整个贸易取向将影响到多边贸易体系。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趋势，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这样的声音现在弱了下来，这种保护主义的政策，不管是购买中国还是哥伦比亚产品，还是日本产品的政策，如果只有一国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其他国家都纷纷效仿，每个国家只购买自己产品的时候，这次危机将会更加深重，而且危机将会更加艰难，因为这会限制总的贸易额。当你说购买哥伦比亚产品的时候，其他国家也会推出同样的政策，这显然会使得全世界贸易体系受到重创。

我们最严重的考验已经过了，现在在复苏，现在我们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事情的演变。公司有更多的借贷。虽然今年不大可能，但是在2010年我们要取得突破，在多哈谈判中。

主持人Stephen Engle：

最新的消息，僵局已经被打开了，希望多哈能够取得成就。

Plata：

怎样能够让世界经济重回正确的轨道，最近就会有一个部长级的会议。我们发现由于多哈回合进展使人失望，很多国家选择双边贸易达成协议，但是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盟，事实上它提出了很多的条件，而且它把一些谈判的条件又取决于多哈回合部分内容的结果，这些双边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使多哈进展变得更加艰难，我觉得我们应该取得多边的进展。

主持人Stephen Engle：

今天我们的会议时间很紧，但是我还是希望与会的听众能够更多的提问。我再问一个问题，之后让大家提问。我们讲一讲股票市场，现在已经过了一年，纽约泛欧交易所的情况，在上市要求上，在需求方面，你觉得大家是不是有排队等待上市的情况呢？

Ronald Kent：

感谢阿布扎比的朋友讲到在下一轮股本融资中的重要性，我感觉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看一下上个周期中资本的来源的话，我们考虑下一个周期，在明年是不是有同样的数量，同样的条件，我觉得不大可能。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通过对冲基金提供资金不再合适了，资本真空必须要让股票市场来填补，而现在我们也正在看到市场在复苏。

在IPO这块市场中，很难说它已经恢复到了一、两年前晴空万里的大好形势下，但是我们确实也看到了等待上市的公司在增多，从我们交易所来讲，可以和它之前的周期进行比较，在上一个周期，新兴市场复苏比较慢，但是到了2009年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力有这样一个大的归类，新兴市场。现在在金砖四国中的两个国家，巴西和中国，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尽管其他的经济体还在疗伤，但是这两个经济已经是蓬勃发展了。恐怕我们会预期这种情况出现，这将会成为我们整个复苏和疗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我们有很多公司，他们确实需要增长资金。

主持人Stephen Engle：

中金公司可以说在16个月中一直负责了中国建筑的上市，一些公司在美国上市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为中国股市在为中国经济提供资金方面做得怎样？

朱云来：

我们确实需要股市为发展提供资金，刚才你提到了中国建筑，今年它的上市确实是非常大的，是过去最大规模的上市。我们在过去四、五年中也做了很大的交易。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强有力基本面增长因素，因为中国还是处在发展的早期，有很多的社会需求，以及经济机会。但是这是花时间的一个工作，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掌握，怎样更好的管理资产，才能够保证获得长期的这种回报，使得投资更有意义，就像刚才其他的嘉宾所讲的那样。如果钱多的让大家想着怎样把它投出去，没有人关心回报会怎样，也没有人竞争，如果你是忘记了所有的这些规则，就很容易陷入产能过剩这种怪圈，而忽视了基本投资的一些原则。那么回答你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对长期来讲，股本融资是肯定的，但是需要纪律。

主持人Stephen Engle：

我们以前交谈过个问题，现在资本这么短缺，我们目标的投资回报应该是多少？

Christopher Rodrigues：

这是各个公司董事会要讨论的主要的决定，因为它会影响到公司运营的一些做法。大家的讨论有一点很有意思，在美国，欧洲的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而亚洲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均衡。现在不管是从政府还是从一些银行，还是从税收的角度来讲，都是困难重重。如果在税收方面，如果你交税的话，它就很难平衡各个方面不同的目标。所以来到大连很愉快，觉得情况还没有那么艰难。大家长期把中国叫做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发现它在发展方面是一个加速器。

主持人Stephen Engle：

从短期的消费信贷入手，这是你强调的东西，你觉得它是否可以升级？可以在数量上提高？

Christopher Rodrigues：

我觉得我们有点像雅芳，但是我们不是给妇女卖唇膏的。这有点像孟加拉的小额贷款银行一样，补充了主流银行的空白。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出现了问题，一些主流银行就会退出，这时候让小额贷款公司进入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大家都觉得在这个时候钱贷不出去，但是我觉得需要钱的人是很多的，只是你要有火眼金睛，看谁能够有能力还你的贷款。

主持人Stephen Engle：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的融资环境怎样？听说你们要投资一个服装城。

Rashad Y.Janahi：

对我们来说，股本融资占到了80%，而20%是债务融资。我们要找到一些成熟的投资者，并且要让他们亲自考察这些项目，我们现在面临了一些困难，但是还不是那么困难。比如说四个月前，我们就筹资了一些钱，以前用三个月就能筹到，现在用了更长的时间，但是还是筹集到了。

主持人Stephen Engle：

朱云来先生，那么您现在的风险偏好怎样，您有没有想到一些收购一些中介，你们主要的业务还是股票承销吗？

朱云来：

我们主要是做专业中介，我们需要懂市场和懂客户我们提供的是专业的金融服务。

现场提问：

我第一个问题问一下阿布扎比的Rashad Y.Janahi先生，你们公司在全球市场主要的投资方向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问Kent先生，现在美国政府债务重重，你们认为美元表现，以及接下来在四年中，美国和美元国库券的表现如何？

Rashad Y.Janahi：

我们在研究不同的经济体，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政府鼓励私募公司能够在西半球投资，我们在卡塔尔已经有一个投资项目，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收购项目，确实美元估值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流动性的问题，这也就是我认为为什么全球经济应该浑然一体。

谈到我们的投资目的地，我们关注美国，关注亚洲，亚洲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投资地区，监管非常重要，我们要确保的是当我们进入这个市场以后，特别是中国和周边地区，我们要保证很好的监管制度到位，因此我们是纵观全球进行投资的。

现场提问：

我来自和讯网。请问李扬教授，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正在消除，中国经济也是处在复苏的途中。那么请您预计一下，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第四季度中国宽松货币政策是否会改变，比如说加息或者是高存款准备期这样的预期。

第二个问题请问朱云来先生，在您的工作过程中，总体来看民营企业是不是正在逐步走出困难的时期？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现在大家正在热议的国进民退现象。谢谢！

李扬：

首先涉及到一个形势判断问题，多数人都同意危机下滑趋势是存在的，但是对它是否从此止住了复苏之路，还是不确定的。我个人的看法是下滑趋势是制住了，但是可能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维持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刺激和引导包括中国经济在内全球经济的新因素，现在全球都在探讨。如果说是这样一个判断，对于宏观政策的态势一定要有一个答案，因为政策是因形势而变化的。G20会议之前，全球包括中国很多媒体都在预测，认为这次应当讨论宏观政策的转变问题，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会上大家都宣布刺激性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继续维持。我想在相当程度上基于这样的预期判断。如果是这样的话，下半年货币政策大规模调整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当然我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微调是肯定的，而且微调在过去就已经发生了。刚刚我在会议之前很多记者提问我时，我说大家不妨观察一下前八个月货币政策的操作。前八个月我们的利率没有变化，但是大家所关注的利率，指的只是官方确定的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但是在中国的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利率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同业拆借利率，有回购利率，这些利率变化很大。在官方利率没有发生变化时，这些利率在发生变化。另外看官方利率，现在我们对官方利率给了一个所谓的基准，同时大家给了一个围绕基准可以波动的范围，于是你要观察中国利率的走势，还要看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商业银行怎么选择。我们看到1-8月份商业银行先是选择下浮，现在选择向下浮的少了一些，也就是说大家关注的几个利率指标不发生变化，市场上几个对金融、对企业、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利率也会发生变化，基于这样的操作格局，我认为下半年不会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朱云来：

首先我很同意您的看法，虽然现在世界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在逐渐消失，但是对经济的恢复，现在经济实际操作和过去的峰值时期，或者说危机之前的峰值比较是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全世界都面临了，供需平衡的问题，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这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是经济的情况。

您提到的民企问题，民企面临的问题在第一个阶段也是这样，至少是迅速变化的风险减小了，未来长远发展的问题，本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大型中小企业的生态环境，在中国的情况下大型国有企业和民企也是互补的状态。大型国企发展也很重要，也是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应该说它首先发展大了不是坏事，这也是代表中国经济成长的很重要的部分，也是代表国企改革提高效率的一个部分。但是随着我们提高效率，民企的成分，包括大量在国企工作的职工，还有从国家的股东角度，企业发展大了，它是否需要把过剩的资本回馈给国家，是不是应该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企业每年增长25%以上，但是职工薪酬每年是10%多的增长，应该说大家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一致的增长。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国进民退不一定对，但是是客观发展阶段的一个现象，但是长远来看，我们一直认识民企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经济部分，而且它也有很多经济的部分，民企的创造力是难得可贵的。我们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行业政策系统的审查，制定，调整，税收的问题，薪酬问题，那么还有一些行业的不合理的垄断，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壁垒，像市场分割的问题，有一些行业的垄断，事实上还是有相当的垄断因素在里面。这些因素，应该是有一个系统的讨论，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会有更好的发展，民企也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国企也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骨干性企业、基础性企业，国企也给一国经济带来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主持人Stephen Engle：

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了，请这位先生提问。

现场提问：

大连在前不久明确提出了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除此之外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区域性经济中心。我知道李扬先生是国家金融界的权威专家之一，能否请您解释一下，大连提出这样一个目标，是否具有一些比较优势？

李扬：

老话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对大连和沈阳我没有进行过调查，无法做出评论。这些年来我对国家很多城市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我这里只能说一些一般性的看法，很难对大连做出非常针对性的评论。在现在网络经济时代，金融中心并不完全依赖于物理条件，因为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金融中心恐怕不只是一个，尤其对中国这种国家来说，它分成非常明显的有区别的几个部分。对于每个部分来说，有一个相对集中融资的中心，也是很必要的。在这个意义，我觉得中国会有若干金融中心存在，但是这些中心不会像是过去全球来看，纽约、伦敦、有排他性，有了它们其他就不能发展，这种情况不会存在。但是每一个都会发展它自己的有特色的金融中心。

我注意到2005年中国《经济学家杂志》评选出了全球最有活力的10个金融中心，这10个里面有7个是新的，包括法国旁边有一个小岛也是金融中心，包括像悉尼，悉尼过去金融并不突出。所以这些世界上发展的新模式，也可以昭示中国，只要我们创造出特色来，它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地域意义上是一个金融中心。刚才你讲到了大连是航运中心，如果能够和航运物流密切结合，为航运物流提供专业的融资服务，从而吸引中国乃至全球的航运业来这里，它就成为一个具有大连特色的金融中心。谢谢！

主持人Stephen Engle：

非常感谢，我在沈阳生活过，沈阳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大连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最后我们请每位嘉宾说两句，请大家把发言时间限制在一分钟以内，回答这个问题，一年之后何去何从，明年世界论坛应该谈什么话题？

Rashad Y.Janahi：

希望明年可以谈多哈回合顺利结束。

Christopher Rodrigues：

我们会认识到更多的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我们认识到衰退对欧美经济的影响仍然是持续的，今年人人都在谈到底是L型还是W型的复苏，如果你要划一个倒的平方根的符号，大概是最准确的，因为这个符号真的挺像的，我们在增长曲线上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会涉及到世界各地，这种增长的规律和模式都不一样，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Rashad Y.Janahi：

明年我们应该还是会比较平的，不会像今年是下滑的，否则对于长期经济来说是有影响的，希望明年在达沃斯探讨全球融资。

朱云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预测，因为我觉得预测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Stephen Engle：

那你就猜测吧。

朱云来：

我觉得经济仍然在调整，但是明年会有更多的潜在的机会。恐怕我们明年也会应对一些通胀的挑战，这是一个实际的通胀问题。

Ronald Kent：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还债的问题了，帮助我们这两年能够存活下去的办法要结束了，我们应该探讨在一些重要经济中怎样还债。

我觉得是可视性，也就是说政府在讲金融改革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共同平台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会在金融改革中强调可视性，李教授你来谈一谈。

李扬：

现在的政策会有序退出，以及监管的加强。

主持人Stephen Engle：

多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