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数据显示，2020年公募基金高管变动人数达到343位，创1998年以来新高。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除考核压力和“公奔私”外，近年来公募股东背景复杂化和投资业务多元化，成为高管频繁变更的新原因。
343位高管发生变更
Wind数据显示，2020年公募基金行业共有343位高管发生变更，其中包括89位总经理和63位督察长，这三项指标均为1998年公募基金行业设立以来的最高值。
不仅如此，2020年公募基金行业还有136位副总经理（仅次于2015年的146位）、45位首席信息官（仅次于2019年的50位）发生变更，发生董事长职位变更的数量（62位），也进入到历史排名前五。
具体看，上述343位高管变更散落在108家公募基金公司当中。仅就总经理变更而言，既有东海基金、汇安基金、弘毅远方基金等中小型公募，也不乏博时基金、广发基金、招商基金等头部公募。
中国证券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从1998年至今的公募基金发展历程来看，高管变更数量超过100位的年份有11年，第一次是发生在2008年。随后，公募高管变更数量一路上升，并先后突破了200位、300位关口。
值得一提的是，曾于2015年大牛市“公奔私”引发的公募高管跳槽现象，再次发生在2020年的结构性牛市中。在2020年5月，东方红资产管理副总经理、公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林鹏离职，随后出任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但随后，林鹏很快又向证监会申请公募牌照，欲重新进军公募。
变更出现新原因
“人才有序流动是行业发展的常见现象，但与私募、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相比，公募基金行业的高管变更显得相对突出且频繁。”苏州证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开忠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公募高管变更的原因多样，如个人谋求更好发展的“公奔私”，就是原因之一。在当前头部主动管理型私募基金中，核心人物大多有过公募机构任职经历。
此外，丁开忠表示，随着公募基金规模和机构数量的迅速增加，公募机构间的业绩分化明显，在外部的排名竞争和内部的股东压力下，高管也会被迫“下课”。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在公募基金发展过程中，核心高管确实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不易被外界察觉的是，公募高管面临的压力也非常大。比如，公司基金规模发展过慢或者业绩不好，以至达不到股东考核要求，这些都可能由高管负责，也是导致高管发生变更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丁开忠还从整个资管业发展视角，提出了两个额外“新”原因。他认为，从1998年发展到现在，公募基金公司的数量已突破130家。相应地，基金公司背后的股东背景，也越来越多元化。这意味着，股东主体已发生变化，也可能会引起基金公司的核心高管发生变更。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此前某公募总经理被停职随后离任，并引发了公司绩优基金经理流失等情况。该公募内部人士私下透露，其总经理离任，与股东层对公司历年来的业绩不满有着密切关系。
此外，丁开忠说，近年来公募投资业务逐步从主动管理拓展到了被动量化等领域，这对高管的国际化视野、大投研平台统筹等方面提出了考验，股东有可能出于发展战略考虑，对核心高管进行相应调整。
考核时间应适当拉长
“在中国，公募基金依然是蓝海市场。我们看到，在投资者机构化趋势下，‘股民转基民’的趋势仍会持续进行。在市场对外开放大背景下，公募机构需要与外资机构、内外私募等主流资管主体一起同台竞技。因此，要实现长足发展，公募就必须要直面‘留住核心高管’这一核心问题。从过往经验来看，核心高管对公募基金公司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难发现的是，不少公募机构的高管往往是投资出身，甚至还兼任投资总监等核心职能。”丁开忠说。
杨德龙说，公募基金的高管，既要具备常规的管理能力和业内知名度，还需要对投资有着深入见解。“高管团队的稳定性越好，对公司的发展越有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几年以来，各家公司为吸引或留住核心高管，都采取了股权激励等多元化手段。”
修订后的《基金法》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实行专业人士持股计划。自那时起，核心高管持股计划就成为公募激励核心高管的主要机制创新之一。“从我的观察来看，公募的员工持股计划，基本上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丁开忠说，要留住核心高管，股东层面在核心高管的人选方面应有着清晰的标准。在人选确定后，则应提供具备竞争力的薪酬机制，包括经济激励和制度激励，如股权激励。
丁开忠说，在管理绩效考核方面，基金公司还应给予核心高管充分发挥空间，如在投研战略提升方面给予充分自主权，任期考核时间可由季度、年度拉长至两年甚至三年以上的维度；此外，与外资、保险资管等机构不太一样，公募机构是面向大众投资群体的，“要实现长足发展，核心高管形象还应尽可能‘接地气’，尤其是在公司发展战略和投研禀赋的对外阐释方面，才能被市场充分知晓。”丁开忠说。
本文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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