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店的上市将现金贷推上了风口浪尖，而现金贷背后亟待反思的是，力推多年的普惠金融依然存在的庞大盲区及其催生的新型机构潜在的问题及风险。
从普惠金融的定义来看，如果某机构的行为或产品让以前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人群，因为政策激励、制度变革、科技创新而可以享受到金融服务，就可以被纳入普惠金融体系，或称为普惠金融服务。但是，即使在这一定义下，也存在一些应该普遍遵循的原则。
2011年，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就发布了《中国小额信贷机构客户保护原则自律公约》，提出防止过度负债、信息公开透明、产品合理定价、贷款回收合规、员工职业道德、客户投诉机制和客户隐私保护七大原则。
“目前，市场上部分金融服务虽然让一些不能从传统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的群体提供了信贷服务，但是并没有遵循一些小额信贷的基本原则甚至法律规范，看似普惠，实则利己，并不是真正的普惠金融。”杭州地区一位省联社的工作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普惠格局四梯次 新业态的“普惠”质疑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在2005年小额信贷年之际，针对市场上的“金融排斥”现象所提出的，其主旨是以可持续的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一系列的金融服务，包括最基本的储蓄、转账、支付服务，也包含信贷、理财、保险等。
其中，“信贷”问题，即小微企业或中低收入人群资金的可获得性和价格问题，受到市场上关注较多，也是普惠金融的关键和难点。
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提出普惠金融需要建设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机构体系，其中包括发挥各类银行机构的作用；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融资担保机构或基金、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新型机构；积极发挥保险公司优势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经过多年力推，目前明确提及从事普惠金融，或在宣传中有以普惠金融为卖点的机构形成了四个梯次的普惠格局。
一是具有扶贫任务的国家机构，如聚焦扶贫、棚改的政策性银行或一些扶贫基金会；二是商业银行，包括市场定位为支农支小的村镇银行、农信社，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部或小微企业部，从事小微信贷的城商行、农商行等；三是持牌的非银金融机构，比如主打分期购物的消费金融公司等；四是非一行三会发牌的新型机构，如以小额贷款公司、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以及近期大热的小额现金贷公司等。
第四类是为蓬勃发展的新生力量，亦是不确定性的最大来源，尤其各类现金贷平台。
“普惠金融成本高风险大，目前线上现金贷业务主要介入的是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信贷业务，这也是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盲区。”一家在月放款额排名前十的小额现金贷公司工作的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每个人都有手头紧的时候，但征信系统不完善、银行审核严放款慢，因此现金贷才会蓬勃发展。”
一位地方央行的工作人员则认为，普惠金融不是福利，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要求信贷资金必须用于生产经营或提高生活水平等发展的需要。即金融机构应该要严格审核，避免借款人过度负债经营或者随意挥霍，反而导致借款人生活水平降低。在他看来，普惠金融对于“场景”的要求是必要的，目前市场上的互联网金融乱象，部分原因是缺乏对“场景”的监督。
“现金贷发展迅速一是因为传统金融机构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信贷存在空白；二是‘现金贷’不要求场景，放款迅速。当然其中部分资金是中低收入人群用于生活周转，但如果过度负债用于虚荣性消费甚至违法犯罪，这算是普惠金融吗？”该工作人员表示。
更大的担忧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发文所指，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
但贷款的“宽松性、便捷性”和“场景”问题恰恰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无力之处。
“现金贷业务需要依靠高息差覆盖高额坏账率，但银行利率必须遵循法律规定。”浙江地区某股份行信用卡中心经理表示，“信用卡对客户资质要求较高，审核时间较长，自然比不上现金贷方便快捷，但银行总不可能来一个人填张表就给钱吧，我们必须要对储户的资金安全负责。”
风险潜在传导性 民间机构需监管
市面上的普惠金融产品花样万千，除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扶贫、创业类贷款外，商业机构盈利能力也是千差万别。如近期刚上市的趣店招股说明书显示，2017年上半年，趣店利润达到9.74亿人民币，高于近半数A股上市的城商行、农商行。
但现金贷领域因为监管缺失，高利率或高额手续费则成为现金贷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也是现金贷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此外，裸贷、暴力催收、诱导借贷等违法经营方式有见诸报端。然而，除了政策合规风险与道德风险外，现金贷背后还有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贷养贷和共债。
所谓以贷养贷，即是指在较高的坏账率下，平台大多通过高额的利息和逾期费来覆盖坏账获取利润，但当利息越高，还不上钱的客户也越多，形成恶性循环。此外，还有客户在利率低的平台借款，还给利率高的平台，由此造成现金贷平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共债即是指借款人在多家现金贷公司借款，拆东墙补西墙。
“现金贷中有很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如果以贷养贷和共债的现象继续膨胀，可能会在现金贷领域发生类似次贷危机的风险，从而又再将风险传导到其他金融领域。”上述地方央行的工作人员表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逐步开展对现金贷的摸底盘查和清理工作。不过，也有市场人士指出，现金贷业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如果对所有现金贷企业一刀切，那么其借贷出去的款项也将很难收回，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常务副理事长白澄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于正规金融机构而言，要通过政策去激励他们进行业务下沉，并对基层员工进行小微信贷、农村信贷管理的能力建设；对于有动力提供小微、个人、农村金融服务的民间金融机构而言，则需要通过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发放金融牌照，将其纳入监管，将经营信息向监管部门报告等。
成本高企 信用基础建设是关键
普惠金融需要解决的还有源自风险、运营等带来的高成本。
相比于其他信贷业务，具有普惠意义的小微、三农、扶贫和低收入群体消费助学贷款风险大、业务分散、人力和运营成本高，一向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缺乏做普惠金融动力的重要原因，尽管其贷款利率普遍高于房贷、大型企业等贷款利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大型商业银行小微贷款利率在5.2%到7.5%；小型商业银行小微贷款利率在7%到12%；以中和农信为代表的针对三农的小额贷款利率在18%到19%；消费金融公司分期购物利率在18%到36%；而互联网小额现金贷利率则多在36%以上，年化利率超100%也不罕见。
“中和农信的融资成本在6个点左右，线下小额贷款公司最大的成本是人力、运营成本。”中和农信副总经理窦华茂表示，“中国征信体系不健全，农民金融知识缺乏，业务员必须亲自下乡了解农户信用情况、指导农户业务甚至培育客户。目前业务员人均月放款量不过70万左右，但超过30天的逾期率只有不到1%，我们12%的息差真的是保本微利。”
而对于线上小额现金贷公司而言，资金成本更高，获客成本和坏账则是最大的开支。
“我了解的现金贷资金成本年化最高有达20%，最低的有不到10%。就我们公司而言，2015年中左右融资成本大约在15%左右，其后一直是波动下行趋势，到今年3月达到最低，综合融资成本11%左右，此后至今处于小幅度波动状态。”上述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一位客户的平均获客成本近100元，主要是花费在网页推广和试用奖励上，如果按照借1000元14天，还款1050元的标准，一位客户至少要重复在平台上借款3次，才能损益平衡。”上述在月放款额排名前十平台工作的人员表示。
“高利率的现金贷饱受诟病，也被变相指责为高利贷，但征信和背信惩罚措施的不完善性是现金贷公司采取高利率策略的根本原因。骗贷和恶意借贷的太多了，政府又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我们只能依靠高息差来覆盖坏账率。”一位从P2P转行做现金贷的从业人员表示。
那么，应该如何降低金融企业干普惠金融成本，提高利润以吸引更多的商业机构加入呢？
首先，普惠金融的推进需要技术的进步。“大数据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让线上借贷成为可能，一个良好的风控模型可以较为精准的评估出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从而迅速放款，极大的扩宽了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上述现金贷工作人员表示，“现金贷业务有合理的存在缘由，但监管的缺位让这个领域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进而导致高利率、暴力催收、诱导借债还债等乱象，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持牌管理。”
其次，多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银行业、消费金融、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负责人都提到了一个同样话题：政府应该加强我国征信体系和金融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促进信用制度和失信惩戒措施的变革。
而在地方信用体系的建设上，浙江丽水模式或可提供一些借鉴。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丽水市央行支行、国土局、工商局等十多个部门联动，前后花了三年的时间建设“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对全市农户的家庭信息、信贷担保信息、生产经营信息、资产负债信息和社会信用信息进行了地毯式收集。
“信用数据库建设不仅解决了银行和农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通过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展‘整体批发，集中授信’业务，降低了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开展信贷业务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丽水中心支行行长孔祖根说。截至2016年10月末，丽水市已评定信用农户41.3万户，信息更新率达99%以上。其中，共有35.53万户信用农户累计获得386.32亿元贷款。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行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也已开通，这一共享机制，被认为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效应，为参与机构的业务决策和业务推广提供参考。
“普惠金融不应该是政府指哪打哪，不能让国家信用来为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背书，以行政命令让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去做一些违背市场规律的事，商业机构也只能‘注水’。”河南地区一位银行业从业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征信体系建设、提高背信的惩罚力度来降低融资成本才是上策。”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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