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宽松已走到尽头？

（原标题：全球货币宽松已走到尽头？）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疲弱，全球政策制定者急需解决提振经济这一难题。记者注意到，目前全球的共识是：央行开出的货币宽松这剂“药”还不能停，同时各国还需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来创造需求，避免羸弱的经济复苏夭折。但是，在与本报记者连线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执行董事、首席经济学家章俊眼里，无论是货币刺激还是财政刺激，从长期来看都是无法持续的，使用时间越长，后遗症越大。过度依赖货币宽松来避免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但当负利率的降临和不断扩大的量化宽松（QE）拉动经济增长已很难奏效之时，货币宽松这条路就走到了尽头。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更令人担忧。“发达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基于应对国内经济问题的政策效应外溢之后，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应对，从而造成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扭曲，甚至为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后遗症买单。”他说。

年初至今，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均下调了今年和未来几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章俊认为，这背后是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对目前全球经济现状的悲观：私营部门持续去杠杆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同时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决策者除了采取持续货币宽松的刺激之外，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而发展中国家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导致增长举步维艰；英国退欧、美国大选等全球重大政治事件的不明朗也为羸弱的全球经济频添变数。

在所有的问题中，全球经济如何跳出目前的增长泥沼显然是全球政策制定者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章俊告诉记者，剔除周期性因素，过去近十年内，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小时单位产出已经跌至1979年以来的新低，美国以外的其他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OECD国家目前的GDP已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2/3以上，劳动生产率下降无疑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不过，他及其团队发现，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根源主要不是科技创新不足，因为科研投入在过去数十年稳步增长，而是科技应用投资明显不足，这体现在2010年之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房地产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偏弱。

根据摩根士丹利全球宏观经济团队测算，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速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2.75%下降至1.25%，1.5个百分点的降幅意味着过去每25年GDP翻一番，现在需要将近56年的时间。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济结构和机制问题造成的资源错配导致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行，从而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开始下滑。因此，章俊认为，全球经济未来的出路之一就是要通过重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发达经济体需要加大投资力度、进一步提高资本产出率来推进资本深化，发展中国家通过结构性经济改革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则是重中之重。

除了经济增长困境，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面临的另一个巨大挑战是货币宽松这条路几乎已走到尽头。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章俊进一步表示，硬币的另一面更令人担忧，即发达经济体应对国内经济问题的政策产生外溢效应，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应对，从而造成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扭曲，甚至为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后遗症买单。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发达经济体采取量化宽松（QE）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由于本国缺乏投资机会且回报较低，热钱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吹大资产价格泡沫，令很多国家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进一步恶化。而当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导致资本回流之时，新兴市场国家失衡的经济结构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调整，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和本币贬值并引发高通胀。这时候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往往会陷入政策两难：如果维持低利率，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将不可控，并有可能引发恶性通胀；但如提高利率，对已经处在衰退的实体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国家相对低效的金融体系，经济和金融危机往往难以避免。这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俄罗斯债务危机，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鉴于每个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都是服务于本国经济，像美国这样的单一发达经济体或者加上欧元区和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经济体垄断全球金融体系话语权显然不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美联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美元利率和汇率的波动作为美联储政策的产物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因此，通过进一步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来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仅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本身的被动局面，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的今天，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体而言，应增加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IMF的投票表决权，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SDR）在全球金融和贸易中的使用等。”章俊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