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周刊》实习作者孙雪强
上半年，我国GDP增速为7%，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本周，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在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旧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消失，而新的动力尚未真正形成，这是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要想实现政府提出的“稳增长”，投资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下，防风险和稳增长并重，需要打出有力的组合拳。“随着政策效力后劲儿的逐步显现，下半年经济增长将会在7%的水平上企稳或略有回升，且四季度会好于三季度。”诸建芳说。
下半年经济会略有回升
《红周刊》：上半年GDP增速为7%,实体经济企稳迹象依然不稳固。7月财新制造业PMI初值意外下降至48.2，降到50的枯荣线之下，是2014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您觉得“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诸建芳：受经济周期性影响，我国上一轮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衰减，有的动力甚至基本消失，而新常态下新的动力又尚未真正的形成，这是经济低迷、GDP增速一路下滑的主要原因。从PMI数据看，第二产业明显拖后腿。
《红周刊》：您能再具体说说吗？
诸建芳：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高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现在出口增速已大幅回落至一位数。到今年7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7.9%，低于枯荣临界点，且连续两个月回落。从产业层面来看，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出口需求对制造业的带动逐渐衰减，从最新的数据来看，7月份，官方制造业的新订单指数为49.9%，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回落至枯荣线之下。
另外，有着经济火车头作用的房地产行业，供需格局也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正回归常态化，而且三四线城市还有着很大的库存压力。
《红周刊》：这些问题的依然存在使得下半年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呀。
诸建芳：其实，单纯看下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还没那么大。因为政府为稳增长已经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这些政策的后续效应会逐步体现。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会在目前7%的水平上企稳或略有回升，而且四季度还会略好于三季度。
《红周刊》：为何您认为四季度比三季度相对乐观呢？
诸建芳：上半年资本市场一片繁荣，但“6·15”市场大幅调整后，市场信心遭受重创，这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直接给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效应。另外，从房地产领域看，上半年销售已经回暖，估计到年底房地产的数据会更改善一些。另外，四季度GDP基数不高，也会使得四季度的GDP增幅略高于三季度。
《红周刊》：这是下半年的情况，那未来呢？您觉得我国经济何时才能见底呢？
诸建芳：个人观点是今明两年会见到底部状态。这还要看房地产的脸色，房地产见底，经济也就见底了。因为房地产在整个经济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在GDP中的占比约为15%。
短期稳增长投资依然是主角
《红周刊》：这些问题也是政府一直关注的。7月20日和30日两次政治局会议，都把焦点聚焦在经济上，“稳增长和防风险”成为7月30日会议的关键词。会后，多部委纷纷发声“稳增长”。您觉得在稳增长的举措中，国家会重点打哪些牌？
诸建芳：预计政府还是会打组合拳，但短期内稳增长，投资依然是主角。如近期政府就在加大投资力度，如发改委在7大工程包的基础上于7月初又新推了四个投资工程包，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其次，货币政策还会保持宽松状态。再次，财政政策也会发力，如加大中央财政支出，减轻企业税费等。最后是改革进一步推进和深化。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中就重点强调了国企改革、财税和金融改革。
《红周刊》：您刚才提到，“短期稳增长首先还要靠投资”。可因为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等问题，投资曾经饱受诟病。政府现在力推的投资，会产生人们担心的负效应吗？
诸建芳：目前看，政府推出的投资多是公共领域工程。从去年就开始用基础建设去对冲房地产投资了，未来这样的格局仍会延续，因此不会产生业内担心的投资负效应。而且这种投资都是有针对性的、有选择的，基本都是未来城市急需的，如城市的轨道交通、地下“管廊”。还有推出工程包中的中西部高铁、农业等方向，都不会产生新的浪费和过剩。这些都是拉动经济的有效手段，而且不会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包袱”。
《红周刊》：短期内靠投资，但是长期还得寻找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您觉得这个新引擎在哪个领域呢？
诸建芳：未来的新引擎可能不止一个，我个人认为新引擎会分布在三大领域。第一是服务领域，这包括医疗、养老产业、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文化产业、教育产业等高端服务业。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第二个是装备制造尤其是高端制造。国家力推的工业4.0、智能制造是未来装备制造发展的核心。第三是环保。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环保是重要一环，这会带来能源结构的重大调整，清洁能源是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此外就是环境治理，如大汽治理，污废水处理、固体废弃物等领域都有着巨大机会。这三个方向，也是二级市场挖掘投资机会的方向。
货币宽松的大方向不变
《红周刊》：刚才在稳增长的组合拳中，提到了货币政策会继续宽松。由于基建、房地产、出口、股市一个接一个的加杠杆，增长被陆续透支，下一个加杠杆的主体还没出现前，要想稳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被寄予厚望。但由于猪价持续上涨，很多人担心政策会转向。
诸建芳：货币政策的宽松方向不会变。因为中国经济还处在探底阶段，我国PPI还处于一个明显负增长的状态，摆脱经济困境惟有政策托底。因此在这个阶段，根本不用担心货币政策会转向。另外现在通胀压力有限，结构性的价格上升对CPI的影响有限，猪肉价是短期因素，不足以改变货币政策实施的大方向。
《红周刊》：那您能预测一下，下半年降息降准的节奏吗？
诸建芳：我觉得下半年有降准的可能。除了国内需求，降准还有对冲外汇占款减少带来的影响。如果下半年美国加息，资本外流，我国外汇占款减少，下半年就有降准的可能。
《红周刊》：您刚才提到的财政政策会怎样配合稳增长呢？
诸建芳：财政政策是下半年托底经济的重点。除了财税改革，政府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确保项目的资金来源。7月底，财政部发布了《关于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情况的通报》，明确要求，收回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存量资金，统筹用于稳增长急需领域。这些存量资金的规模超过2500亿元。而且由于地方政府负债已高，未来地方债发行力度可能超预期。同时，政府正在力推的PPP模式，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通过盘活民间资本做公共项目的投资建设。
三大问题需要重点防?
《红周刊》：除了稳增长，在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中，首次提出“防风险”这个关键词。看来，确实不能解决一个旧问题带来一个新问题，或者是“带病上路”。那么您认为这些风险都存在哪些方面呢？
诸建芳：目前看，三个问题比较突出。第一是房地产市场分化存在的风险。可以看到，房地产数据据有所转暖，但回暖现象基本在一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还非常大，短期很难有效解决去库存问题。第二就是资本市场的风险。“6·15”股灾暴露出很多问题，我国资本市场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完善和成熟。而且股市经过巨幅调整后，市场信心还很脆弱。由于前期股价飙升过猛，尽管经过调整，市场中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估值过高的问题。第三个是外部风险，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加息箭在弦上，这对于新兴经济体可能是一个挑战。
《红周刊》：这些“风险”，我们该如何“防”呢？
诸建芳：正如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所提，这些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关键是通过自身经济发展来应对，这和咱们刚才探讨的如何“稳增长”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把自己内部的问题解决好了，也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了。
《红周刊》：刚才您提到了资本市场的风险，您能谈谈排除这个风险的重要性吗？
诸建芳：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休戚相关。当资本市场失灵时，政府绝不能放任市场情绪的恶化，这会导致市场利益与政府效用的双输。政府必须以强有力的手段去提振市场信心。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很容易感染到其他领域，进而传导到实体经济，所以救市举措必须果断、及时。如果救市力度不够，市场中融资和交易功能就会弱化，如果恶化到金融机构倒闭或遭遇挤兑时再出手挽救，那政府支付的成本、市场遭受的损失很可能会被指数级放大。“6·15”这次股灾的救市还是给力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市场还需要时间去慢慢消化。但关键是政府意识到股灾的危害，相信未来会在资本市场倾注更多的力量，我们的资本市场也会越来越成熟，会更多地去保护投资者利益，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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