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网易财经11月讯  他是宏观经济领域重要的政府智囊，他多次参与研究国家中长期规划，起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他如何解读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他如何把脉中国的贫富差距？本期《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对话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谈到中国经济下滑，王一鸣认为原因很复杂，经济很难有强劲的反弹。但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少在五大方面中国还有经济潜力可以释放，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持续发展。他说：“从国内的经济这个态势来看，很难有一轮强劲的反弹，我们期望今后几年经济能够在百分之七、八，或者八左右的个平台上能够稳定的增长。”

提到产能过剩问题，王一鸣认为产能过剩不能归咎与4万亿投资。产能过剩的原因比较复杂，地方政府的片面追求工业发展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政府正在酝酿的八大行业兼并重组目的就在于淘汰落后产能。他说：“4万亿里面有 1 万亿是用于汶川地震的灾区的灾后重建，其他的呢是用于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铁路、机场、高速公路。4万亿没有去投资制造业，它怎么能跟产能过剩挂钩呢？”

王一鸣指出新一轮产业革命出现了制造的服务化、生产的智能化、组织的网络化几大特点。中国将在这轮产业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要把握自己的位置，避免扭曲市场。他说：“政府很重要的是提供充分的信息，政府制定规划，给予这种引导，但是不要去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不要去扭曲市场，不要去破坏市场的运行，政府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谈到贫富差距，王一鸣认为贫富问题既有市场机制的影响，也有政府行政垄断的作用，后者产生的不公引起老百姓的怨言。王一鸣认为只要经济稳定发展，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能够实现的。他说：“从我们国内来说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市场本身带来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行政干预产生的扭曲造成的。”

王一鸣认为房产调控政策还是有些成效的，他不认同任志强提出的房价明年要暴涨的说法。他认为政府换届是渐进改革的好时机，对土地政策和房产政策的改革需要有更多的关注。调控应该逐步用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他说：“我们怎么样更好地去用市场的手段，经济的手段去逐步的替代行政的手段，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限制投资和投机交易，我们用经济手段同样可以限制。”

以下为部分访谈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中国经济已经连续七个季度下滑了，您认为这次下滑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王一鸣：这一类下滑相对以往它的原因更加复杂了，我们说它这次经济的下滑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缩，中国对欧美市场出口增速明显的回落了，也有内需增长的放缓，就是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零售这一块增速也有放缓。投资，特别是我们说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这一块增速是放缓的。除了内需和外需的因素，也有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的因素。

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它影响特别大，所以使得经济下行的周期被拉长了，结构性的因素就是我们说内外需的结构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平衡，这种出口的下降就影响到投资，中国对投资和消费的这种依赖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明显的经济放缓。

第三点就是它既有短期的因素，也有中长期的因素，短期因素就是我们去年为抑制通胀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房地产的调控，这个对于经济的放缓有，有滞后的影响，中长期因素就是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就是我们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了，很难再像以前这样这么高速的增长，这是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

网易财经：那您觉得这轮放缓会持续多久呢？

王一鸣：从国际来看，就是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个报告，他们认为要十年，这一轮金融危机要十年才会走出来，就是2008年开始的话，那就是说这样推演要2018年才能走出来。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就是，我觉得从四季度这个，今年的四季度的话，经济会开始回稳了，因为从这两个月，最近两个月的数据看，9月和10月的数据看，经济已经在筑底，已经在企稳，那么我觉得四季度经济应该不会再往下走了，甚至还会有轻微的上升。

但是从一个趋势面来看，就是可能这一轮经济不会像2008年以后是一个微型的反弹，从国内的经济这个态势来看，很难有一轮强劲的反弹，我们期望今后几年经济能够在百分之七、八，或者八左右的个平台上能够稳定的增长。

网易财经：您怎么看待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说法呢？

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就是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这些国家，既不能重复原来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比较的模式，，但又非常依赖原有的这种发展模式，所以在转型中非常困难，那么就容易陷入这种经济的停滞。比较典型的就像拉美呀，像东南亚一些国家，就是他们早期经济发展也很快，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就开始，经济开始相对的停滞。

我觉得中国应该不会面临这种困境，因为我们去年人均的GDP5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阶段，中国现在应该说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把它释放出来，比如我们的国内的内需市场，消费市场。现在西方人说中国有3亿多人中等收入，到2020年有6亿人，随着这部分人群的扩大，我们的这种购买力，这种消费能力会，会释放出来。

最近这个11月11号那个网购，一下就是190亿，是吧，这也反映了这种市场的潜力，就是我们怎么把它释放出来，这个是我们未来能够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种人力资本投入，这些年也很大，在我们劳动力数量优势开始减弱以后，劳动力的质量会慢慢的发挥作用，我们这些年高等教育这个每年毕业学生有600万人，在校的大学生有2000多万人，每年出国也有30多万人，这些都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后它也会逐步的释放出来。

再一个就是我们企业的这种研发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说像华为、中兴、这些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以前主要是搞加工组装，现在逐步的转向以研发为支撑的这种制造和服务，靠这种创新来支撑的这种增长潜力也会逐步的释放出来。

第四个就是城镇化，我们现在城镇人口已经有6.9亿了，6.9亿里面有2亿多还没有完全市民化，就是他们的消费行为还没有改变过来，他们有的可能是勒紧裤腰带蜗居，怎么样让他们像城市居民一样的去生活，这就是潜力。通过市民化，就会增长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也是增长的潜力。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产业的转移的空间还很大，我们以前说地区差异大，但是现在这种差异大也有它积极的意义，沿海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一些产业，它可以进一步向内陆地区转移，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你比如富士康、比如惠普、比如戴尔，比如英特尔，现在这种都在向内陆地区转移，这使得这个产业的生命周期就拉长了，这个也可以使经济增长能够更加的持续。

还有我们可以深化改革，也有巨大的潜力。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关键怎么把它释放出来，如果能够释放出来，我觉得我们还能持续的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以前两位数增长的那种时代，就是以那样高速的（增长）已经很难了，但是保持7%—8%这样的速度，十几年，二十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通过改革，把这个潜能，经济增长的潜能释放出来，我们能够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