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_网易财经

James  Harding：……过去一个世纪在不断发生，当然包括在经济、金融方面体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来改变这种多边融资的框架是有争议的，有一些人谈到人民币想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认为会有一些附加条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另外还有讲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另外我们也想到了机制中的问题，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的雄心，接下来一个世纪它想要发展的目标。

我们想要来考虑一下现代丝绸之路理念方面的问题，但在座的都是想了解新银行、新战略的务实之处在哪里，“一带一路”上有哪些国家会加入，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些嘉宾，他们可以很有利地从不同角度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们很荣幸拥有两位总理在座，一位是蒙古国的总理，另外一位是格鲁吉亚的总理，从马来西亚这边还有他们国家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的部长，复旦大学的吴心伯院长，还有欧亚资源集团首席执行官Sobotka。

我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感受，他们会请我这样一个新闻人士主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注意力，我们可以讲得非常短，而且可以很快转移到下一个目标，而且我们讲话的姿态很像是咄咄逼人的一只小狗，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种对话的形式，当然，我们也想提醒各位，最后我们也会留出大概20分钟时间请观众来评论、提问。

我想请问总理，你在看这种多边融资机制，看格鲁吉亚这个国家时，你觉得这个丝路的创想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块会不会有一些深远、务实的影响？对于格鲁吉亚影响怎样？

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谢谢主持人，各位女士、先生们，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大连，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非常伟大的创想，现代丝绸之路，我们非常支持、拥护这个想法，也想谈一下格鲁吉亚在这之中扮演的作用。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跟中国有很好的关系，格鲁吉亚对华的关系有非常强而稳固的基础，而且历史也非常久远，比如我们有一些中国到格鲁吉亚外资的流入，以及很久远的商贸往来，所以中国也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跟中国保持紧密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支持这个很有远见的、由习主席提出的丝路计划、“一带一路”理念。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格鲁吉亚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作用，我的意思是，过去十年、二十年，格鲁吉亚已经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是一个很大、很稳定的国家，我们在做经济建设，也在构造一些民主机制，我们的商业、媒体、经商程度、自由程度是本区域内最高的。我想讲一下格鲁吉亚最近的成绩，再来讲一下“丝路”项目以及我们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

去年我们跟欧盟签了一个类似于自贸区的协定，还跟俄罗斯、土耳其这些国家有自贸关系，现在我们要跟中国谈自贸区协定，明天我会跟中国的财长见面，讨论一下目前拥有的区域内的机会。

在讲到“丝路”项目以及格鲁吉亚作为贯穿其中的国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第一个我刚才也讲到，我们是一个很可靠的、稳健的国家，能源、交通都非常稳固，而且我们也有转型的雄心，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深水港，大概有一亿吨的吞吐量，我们会按7个周期造。

从中国企业这块我们也看到非常强的意愿想要来参与这个港口项目，我们开始了基础设施项目的谈判，比如说路桥的一些项目，讲的都是几十亿美元的项目，格鲁吉亚完全支持亚投行的成立，两周前我们这个银行有五十多个创始国加入，讨论中选出了新的行长，我非常乐见这个银行形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我觉得这对整个区域都是非常有益的，我也坚信在这个区域有很多潜力，它占了60%的世界人口，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而且有一些没有挖掘的潜力。

James  Harding：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有没有一些比较务实的例子能够体现格鲁吉亚成为物流港口中心，再讲到亚洲投资的合作伙伴，您刚才讲到政体和俄罗斯、和西方都有些不一样，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格鲁吉亚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吸引外资的投资目的地呢？

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特别讲到港口项目，有一些美国企业表示了意愿，我刚才讲到，中国企业也很积极，据我了解，他们希望一起来做这个港口项目，我们的想法是把格鲁吉亚构筑成一个和平国家，成为一个商贸中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James  Harding：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强的政治化项目？

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我可以告诉你，在商品从中国流通过来的这个过程中，格鲁吉亚将会非常有效，九天前就有一列火车开过来测试货运铁路的容量，九天之前这列火车就到了，它可以很好缩短货运的时间，通过这个港口项目大概可以减少7000公里的运输距离，可以节省时间、减少成本，所以格鲁吉亚可以有最短的中国到这个区域最近的一条通道，通过格鲁吉亚进入欧洲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格鲁吉亚能够扮演非常具有建设性、可靠的角色。

James  Harding：非常感谢总理，待会儿再问您。我想问一下另一位，能不能问一下蒙古的总理，您有没有看到，同样的项目在蒙古国产生影响？有没有看到在你们国家的作用？

其米德·赛汗比勒格：感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们在讲到亚投行这个问题时，一般第二个话题都会讲到怎么用融资手段实现我们的目标，首先你要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是什么，每个人对它的解读可能会不一样，有一些可能会有失偏颇，首先我觉得每个国家应该有权利用他们的视角去解读。

蒙古对于“新丝路”有一个叫法，中国是叫“丝绸之路经济带”，其它国家对于“丝路”可能有不同的称谓、不同的定义，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必须要有它自己扮演的角色，所以这里我们所谈的并不是某一条具体的路，如果谈一条具体的路，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其它的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我们讨论的并不是某一条具体的“路”，也不是哪一些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应该把周边国家都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在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时会谈到通过几条不同的路把亚欧联系起来，所以我们谈“一带一路”时应该是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能找到最简洁、最短的路，能够把欧洲和亚洲通过蒙古联系起来。

现在蒙古还在谈论这个问题，如果你足够聪明，就应该从这些基本做起，在美国也许他会有其它不同的做法，在今年7月、蒙古、俄罗斯、中国在一个城市召开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能够把中、俄、蒙三个不同的国家更方便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铁路、包括输油管道，另外还有其它转运的道路，这三个国家将会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我想其它国家之间可能也在进行同样的工作，比如中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和格鲁吉亚，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一带一路”的，中国和蒙古在这方面是相互支持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们讨论在中蒙之间建立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把三个国家更好地联系起来，现在我们和中方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进一步讨论，一些具体项目也在进行中，尤其是在一些公司之间的讨论正在进行，我们希望能够建起这一条新的路，我们也希望这条路能和其它国家的路更好地、紧密地联系起来，共同塑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不仅仅是一条具体的路，在建立网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要能够把各方力量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网络（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James  Harding：我特别赞同你刚才提出的概念，“一带一路”应该是一个网络，当然，有人也这么说，觉得它不仅仅是一条路，其实这并不是以前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或通道，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想法，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基础设施，是在大宗商品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这就像一个巨大的投资大洞。

从蒙古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在进行投资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基本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石油呢？还是一些其它交通方面的投资呢？

其米德·赛汗比勒格：比如说，我们在蒙古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大概有80多种不同的自然资源，另外我们还有6000多个不同的地区都有非常大的自然资源储量，整个达到了1.3万亿美元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了解，现在重要的就是技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网络相互把大家联系起来，亚投行所做的一些活动，再加上我们和其它国家的合作，这样就能给我们很大的动力，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连接起来，更好建立起不同国家的网络，同时使得财富得到进一步分配，使得在这个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财富得到更好的分配，我觉得这才是建立“一带一路”的意义。

James  Harding：非常感谢总理先生。我们还要谈一下地缘政治的问题，现在我想来问一下Mustapa先生，建立“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亚洲的参与方法可能会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有一带一路的政策，会对目前的情况产生哪些影响呢？

Mustapa Mohamed：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国家投资的工作，所以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谈一下马来西亚跟中国的问题，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合作的关系，有了一百多年的合作，马来西亚有很多人是讲中文的，所以我们应该和中国有更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我们也有非常好的相互之间的联系，比如说，中国在进行投资过程中，如果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货币比大概是1比6左右，也就是在马来西亚投资1美元，在中国就相当于6美元，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从中国吸引到更多投资，这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中国在这方面建立更好的联系，并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中国目前的政策非常感兴趣，而且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也非常好，这是从国家层次上来说。

如果从地区层次上来说，马来西亚是10个国家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国，所以马来西亚也会跟其它的这些国家进行沟通，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机会，能够进一步扩大我们之间的关系，东盟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活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在不断发展，可以说马来西亚在东盟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了第四大国家，所以很多其它国家也在马来西亚寻找进一步的发展和投资的机会，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看到了机会，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会，但这还不够，接下来五年终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还需要更多投资，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有政策，能够使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提高，东盟国家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潜力，他们也看到了资金方面现在存在的缺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一个地区的角度来看待“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当然，我们在这里还要考虑到“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我们不仅是在陆上跟中国、越南接壤，这是构成了“一路”，另外马来西亚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方面我们都跟中国有关系，而且在马来西亚也有很多港口，一年之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计划的讨论，下星期中国一个省的代表团和马来西亚一个省的代表团要进一步就港口建设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其实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是非常牢固的，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双边的合作，不仅仅马来西亚这样想，其实在很多东盟国家都是这么想的。

James  Harding：总理先生，我还想看看，如果从格鲁吉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集中进行港口建设，会不会进一步去政治化？当然，在英国有很多投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想，我们的投资是不是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当中，也有人谈到，中国会不会来控制所有的经济？如果从格鲁吉亚的情况来看，从马来西亚的情况来看，对于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看的呢？

Mustapa Mohamed：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也是非常开明的政府，中国的投资者在马来西亚有很时间了，在这里他们进行了很多投资，中国的投资在马来西亚竞标时，很多情况下都是赢家。我们跟中国在金融上也有一些合作，一些中国的公司在马来西亚也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我不能说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但可能是跟英国、跟其它国家不太一样，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已经有六百多年密切的关系，所以可能和英国跟中国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James  Harding：下面我想问一下吴先生，我们“一带一路”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长期目标究竟是什么？

吴心伯：我觉得我们一直是在寻找更多机会进行在国外的投资，当中国经济进入到调整期，当中国需要更多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时就需要逐渐扩大国外的市场，另外，在中国目前还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特别强大的高速公路网络，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建筑能力，当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好时，很自然，眼光就转向了国外的一些新机会，所以就产生了“一带一路”这样的想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当然，我们不能够只采取传统做法，不仅仅只去签定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和其它国家简单签定投资协议，因为其它国家也在发展经济，所以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激励、刺激他们自己国家的发展，找到新的机会，所以我们在有“一带一路”的想法时，主要是想帮助他们能够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基础设施，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创造出更多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同时也为中国创造更多需求。

总得来说，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能够进一步维持它在邻国的和平和稳定的话，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能够帮助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维护和平与稳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意识到发展其实是最最关键的因素，可以进一步帮助这个地区发展。

James  Harding：讲得非常有意思。这里有两点，第一，中国市场的需求降低了，但它有非常大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它不仅仅要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要走出去，帮助其它国家经济发展，这样也可以减少在外交上、经济上所面临的紧张局面。但有另外一点，它和美国的政策可能会稍有不同，实际上它会影响到的不仅仅是美国，而且在其他国际机构解决全球不平衡问题上也会有些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大的一些变化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你没有提到这样的说法，这是外部施加的，还是内部也感受到的？

吴心伯：我们没有去挑战现有的全球框架和机制的想法，中国构造亚投行、丝路政策时，没有专门针对美国现有的政策和框架，我们是看到了很多亚洲国家在基建及融资方面的缺口，比如说，我们看到亚洲开发银行只能提供很小一部分的融资需要，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一个补缺的作用，我觉得亚投行和世行、和亚开行的作用是互补的，另外，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形成一些有益的竞争，一些压力。

很多人批评亚洲开发银行做得很慢，效率很低，资金也不够，基建方面投入不足，中国在去研究亚投行及丝路基金投资项目时，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做好，亚洲开发银行可以自查，同时在项目设计、流程方面能够更好地改进，更多侧重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我觉得在长期来看，它可以让现有的多边体系更有效，更有竞争力。

James  Harding：谢谢，这种自发性的鼓掌我们都是很欢迎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的代表Sobotka，我们看世界上的投资流向，有一些多边机制可能会更受欢迎，比如我们讲到亚投行，讲到丝路基金，我们还看到金砖银行，从务实的角度，从你管公司的工作来讲，讲到我们的变化，真正对商业社会有哪些影响呢？

Benedikt  Sobotka：谢谢，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几位同事的观点，然后再回答你的问题。

新丝路的计划是一个表达不充分的说法，吃饭的时候我想助个酒，中国，从字面来看是“中原之国”，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千年中国有非常悠久的文化，中国想回归之前的古文明，所以它不仅仅只是去建路、建项目，我觉得中国不仅仅要成为经济强国，而且要在区域内发挥它的影响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对区域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

我本人在德国出生，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这个国家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壮大，不可避免的也需要在区域里承担区域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跟过去不一样的、比较独特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在落实创想方面做得比较有系统性，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机制，对于私营部门项目的落实也是非常大力支持，比如中国的国开行，中国的一些政策银行，还有一些工程类企业，中铁、中水电，很多民营企业也是跟随着中国的基建型国企去国外大举进行基建建设。

我们在全球大概有7500名员工，资源这块也是我们最大的业务，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我们的现实，如果中国得感冒，我们就会得肺炎，不管是买铁矿石还是其它大宗商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贸易结算已经在用人民币了。我们看到了，很多产业也会看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

回到“丝路”的问题上，我觉得丝绸之路不只是情怀，还要看它务实的影响，我们还是回想上周哈萨克斯坦跟中国主席的会面，我们有口行、国开行，还有中信保，他们共同来做的一个项目，项目合同金额大概是25亿美元，这只是另外20多个项目中的一个，刚才讲到的“25亿”只是哈萨克斯坦的项目，25亿美元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笔比较大的金额，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发展性资金的缺口，我们希望更好地补足，我们有很多资源销售到中国来，至少有四分之一，丝绸之路已经是现实，哈萨克斯坦25%的资源是输出到了中国，也有很多石油输出是由中国企业消费，所以已经在发生，已经在前进。

James  Harding：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在讲到从亚洲出来的一些开发性资金，由中国带领的资金，会不会有一些附加条件？在过去20多年或者说更长一点，一直有人在辩论，华盛顿有一些机构说，在社会不公、环保、人权问题方面对中国发展的资金有一些说法，会不会在开发性资金方面也带有条件？

Benedikt  Sobotka：我不会这么想，中国政策性银行要求的条件跟很多国际性机构，比如华盛顿的这家机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我不会这么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我们把它在商务上叫做“怎么把事情办成”的态度，实干精神，可能有一些大的跨国机构做失衡的速度不像企业那么快，但中国能够达到企业的这种速度，这也是中国机构非常系统性来支持海外项目的原因。

James  Harding：我想打断一下，刚才听了大家的想法，特别是围绕刚才讲到了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背后的意义，大家都有非常高的热情，我想问两位总理地缘政治的问题，从乌兰巴托，蒙古、格鲁吉亚这块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表述？我们有时候看到经济的力量，刚才斯伯卡讲到，经济力量的壮大在一些国家受到了猜疑，不管是你们所在的国家还是某些其它国家，我想看一下，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呢？

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谢谢你的问题，我们是能够希望把自己的国家打造成这样的国家：把我们国家转型成中心，不管是中国、美国以及其它国家以及他们的公司，他们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地位，他们都可以让我们获益。

看一下地图，看一下格鲁吉亚的位置，我们是在欧亚交汇处，刚才我讲到，也是亚洲到欧洲最短的一条线路，所以我们应该要做得非常灵活，我们有政治考量，比如想跟欧盟更靠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跟欧盟签自贸协议（的原因），我们当然也希望跟亚洲国家搞好关系，希望有像俄罗斯这样国家的关系。

看我们新一届领导班子，新一届政府，我们是非常睦邻的态度，特别是在俄罗斯这块，我们很务实，因为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责任，作为格鲁吉亚，在这个区域里我们有怎样的责任，如果格鲁吉亚能够稳定住整个区域，而且刚才讲到，我们有“走廊”的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在“稳定”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我们需要区域的稳定。

James  Harding：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么想，与中国，或者说亚洲，特别是中国有更稳固的经济关系，长期来说会对于你们维系与俄罗斯的关系有益，或者对于你们维系与欧盟跟美国的关系有益？

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互利互惠的方面，共同的利益，我想这可以帮助我们化解这个区域历的紧张局势，这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想让它去政治化。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开新的机遇，我们在整个区域有一个大的国家，它能够起到“稳定剂”的作用，我深信这是我们格鲁吉亚的使命，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我参加了上一次联合国的联大会议，大家可以看到，在10月15、16，我们会举办一个非常高级别的思路论坛，我也想邀请各位，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大概有200位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会来参加，还有一些欧盟、中亚国家的高层领导、一把手也会来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谈潜力、谈机会。

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在今年3月，我们和丝路基金签定了合作协定。

James  Harding：好，再来看看蒙古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其米德·赛汗比勒格：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共同的机会，蒙古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最大的资源提供国，另外它还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接壤，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是跟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接壤，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外交政策，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管它是不是直接或间接的邻国，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非常平衡的政策，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中国，也要考虑到日本，因为日本在这个地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最近日本的首相提出，他会有进一步的政策上的变化，同时他们也会对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进一步投资，实际上这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合作机会。

另外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还有一些国际上的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行等等，他们实际上也会给我们很多合作的机会。

James  Harding：日本这个因素在这个地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开始时我曾说过，我们在结束之前能够有15分钟给大家问问题，开始前我曾经跟陈国刚（音）先生，民生投资的副总进行过一番交谈，我想问问您，从中国私营部门的角度来说，对于“一带一路”的倡议有什么样的看法？看看他是怎样改变民生银行投资公司的。

陈国刚：刚才听了几位总理和经济部长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实际上从民营企业来讲，也许从民营企业家来理解“一带一路”更多看到的是机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历史不长，也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应该说整个民营经济在中国的总量已经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占整个中国GDP60%以上的经济体，这几年的发展必然会产生我们刚才所说的产能过剩的方式，这次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更多看到的是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它给民营企业指出了未来投资的方向，而不是刚才说的一条路或哪个经济带的问题。

指明了方向，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投资、采取什么方式投资，这是民营企业所关心的问题，如果还是靠以前势单力薄单打独斗地投资，必然成功机会不大，前几年大家应该也看得出结果，现在我们作为中国民生投资公司，成立时间还不长，也就是一年，我们成立的使命，想法和战略方向就是希望通过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平台不仅在国内聚集了各民营企业的力量，在国内寻找一些投资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抱团”出海。什么概念呢？如果大家各自出去投资，那就是做一个小帆板出海，如果大家能在一起借用一个平台，就可以做成万吨巨轮出海，抗风险能力也更强。

这次亚投行的建立和丝路基金的成立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机会，它给我们一个保障，我们最近正在考察印尼的工业园，我们的想法就是在印尼投资50亿美元，然后设立这样一个工业园区，我们也收集了我们的股东，现在大概有十几位股东，也有意愿一起跟我们出去，通过对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同时跟政府及当地各界工商人士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在成熟以后我们再把公益性扩大，使得更多民营企业愿意到这个地方投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抱团出海”，创造共同得益的方向。

James  Harding：陈先生说得非常好，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其它评论或问题，请介绍一下你是谁，先请这位女士发言。

现场观众：最近中国一直在推进高铁“走出去”，日本也在着力往外推他们的新干线，尤其在东南亚这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我觉得竞争结果可以说是两败俱伤，因为前不久印度尼西亚也宣布他们将放弃高铁项目重新进行招标。我想请问您，在高铁以及其它基础设施的项目合作商，中日两方有没有合作的机会而不是相互竞争？

谢谢。

James  Harding：吴先生，中国和日本在高铁建设过程中的竞争，看看为什么会在竞争过程中两败俱伤？

吴心伯：我也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问题，日本以前在投资和贸易方面，在亚洲都是第一把交椅，但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日本和其它国家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中国和很多邻边国家都订立了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就出现了一些竞争，我们实际上是给周边国家提供更好的计划，如果我们有更好计划的话，被接受的可能性会更大。但以后类似的竞争实际上也是可以互相协调、互相合作的，我觉得实际上这是取决于政治意愿，比如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和印度其实一直在非洲、在中东建设项目上进行竞争，但现在已经在不只一个例子中双方决定要进行进一步合作了，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合作的机会是完全存在的，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政治上的因素。

James  Harding：还有其它问题吗？

现场观众：我来自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听到刚才各位先生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我想补充一点，我发现大家讨论更多的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和中国要引领基础设施合作，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本源，“一带一路”是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贸易要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文件看到，未来十年中国和相关国家的贸易额要翻番，要达到2.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里，贸易是核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而且中国不仅要出口，还要进口，要优进优出，所以我想这一点还是希望有更多人关注，特别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中国出口。

谢谢。

James  Harding：非常感谢，现在来看一下坐在最后的这位先生。

现场观众：我是《财经日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抛给格鲁吉亚总理的，刚才您在讲话中提到了一个问题，格鲁吉亚将建设“深水港”，一亿吨的吞吐量，中国企业意愿很强。我想了解一下这一亿吨吞吐量的深水港投资大约是多少？哪些中国企业意愿很强？谢谢。

James  Harding：一会儿如果还有时间，也希望部长可以再讲一下关于贸易方面的问题。

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非常感谢主持人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深水港建设的问题，也提到了私营部门投资的问题，深水港的建设很多来自以私营部门的投资，有美国公司、有中国公司，包括中国的电力公司，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们会在这个项目中进行投资，总的投资大概是500万美元左右。

刚才我提到深水港的吞吐量一年是一亿吨，但这个项目我们需要通过七个阶段来实行，可以说主要是私营部门的投资。

James  Harding：非常感谢。下面请Mohamed部长，刚才我们谈到了贸易的问题，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说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Mustapa Mohamed：总得来说，在贸易和投资的过程中必须要实现双赢，必须要互相有利，而且要能够达到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要能够对中国有利，同时也要对其它国家有利，我们说到贸易的时候，不仅是希望中国出口，也希望中国能够进口，除了投资贸易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贸易、更多人文和人民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些其实不仅仅是贸易经济的问题，它还包括实体的基础设施的联系，包括贸易，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在提到“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们希望能够超越经济和商业上的考虑。

James  Harding：非常感谢，刚才说过我们必须要在4点半时结束，现在看样子我们是能够结束了，讨论到最后需要做一下总结，刚才讨论时我们谈到了历史上的变化，我希望在座各位听到今天下午的讨论可以更好了解到格鲁吉亚、蒙古、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产业部长对于“一带一路”的支持，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刚才民生投资公司陈先生所谈到的这些支持。

不仅仅会影响基础设施，同时也会影响道不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有一些可能会到欧洲的门口，我觉得从刚才的会上我们可以汲取到的一点就是，在经济上可以形成双赢的关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各个多边的机构有一些有益的、良性的竞争，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也可以捕捉一些投资机会。

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环节还有很多问题，很感谢大家，知道大家有很多活动要参加，也感谢我们的嘉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