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30日,第五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夏季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政商重构 市场还权”,邀请了超过二十位知名经济学家以及名企业家共聚一堂。
2014年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60项任务的开局之年,也是检验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首个观察节点。开弓没有回头箭,全面改革已然破题,各项任务如何落实?现有利益格局如何打破并重塑?市场监管的边界在哪里?能否通过还权于民、还权于市场来推动改革真正往纵深突破?企业和民众能否分享到更多改革红利?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光临2014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我是长盛,非常荣幸能够再次主持今年的夏季论坛,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已经举办了五届,夏季论坛今年应该是第二届,所以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呢,我们一共是经历了6次论坛,今年重新再把夏季的论坛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环节做进一步的深化。 而我们对于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期待,包括在业内,也包括在媒体的观察当中,其实都把它当做一个更加新锐也更加具有前瞻性,更加具有启示感的一个高端的财经论坛,我们今天也是同样来做这方面的一些期待和设想,并且是希望能够借助于各位的分享,能够在我身后这八个主题大字的背后得到更多答案,尤其是在昨天晚上下了那么重要的一场雨之后,我们需要得到的答案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 好,为大家来介绍光临本次夏季论坛的各位来宾,掌声欢迎网易副总裁、总编辑赵莹女士,欢迎! 欢迎网易副总编辑陈锋(音)先生; 欢迎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建议掌声热烈和持久! 欢迎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先生; 欢迎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 掌声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余永定先生; 欢迎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 掌声欢迎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先生; 欢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先生; 欢迎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先生; 欢迎中国经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先生; 欢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先生; 欢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先生; 欢迎银监会创新部主任王岩岫先生; 欢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女士; 欢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先生; 欢迎梧桐树资本董事局主席黄江南先生。 主持人: 其实呢,对于今天要探讨的方向,也包括对于市场我们过去提到的力量,也包括对于下一步我们有更多的期待,甚至期待更多的答案,这些都已经变成了从2012年至今一直激荡的情怀,而这些,每一次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几乎都会有一点点的偏差或是不同的方向向我们进行一些暗示,所有的论坛和所有的思想盛筵分享,无非是把其中一些杂音抛去,就像今天我们在这儿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有些结论是自己得出,但最重要的是有人能提出方向,并且有人能够在这个方向之下,向我们提供多重选项,所以,听到一个结论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论坛之上能够找到自己的逻辑。 那么今天的活动将在最有态度的新闻客户端同步全程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包括Pad,登陆网易新闻客户端全程观看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向嘉宾提问等等,一切都是可以的。 下面有请网易副总裁、总编辑赵莹女士为我们致辞!欢迎! 赵莹: 尊敬的各位经济学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谨代表网易公司欢迎各位嘉宾出席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的夏季论坛。 自从2010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创办以来,我们秉承平等、自由的对话和经世济民的学术精神,致力于搭建一个中国知识精英与世界和普通大众沟通的平台,来凝聚改革共识,目前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已经是中国阵容最豪华、会议级别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经济学家会议活动之一,网易经济学家年会连续五年关注改革议题,在座的各位经济学家们也见证、参与了中国改革的伟大历史变革,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这场改革的受益者,但应该看到,改革仍有巨大的进步空间,政府与市场在改革中的逻辑仍不清晰,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任重而道远,对于当下改革来说,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定问题,对政府而言,监管是否到位或是否越位,都会制约社会效能的进一步提升;对于市场而言,是否能够充分享有本有的权利,是否能够有效地屏蔽无效监管所带来的负效应,是效率提升的关键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政商重构,市场还权”的主题,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并且能够有效界定政府监管的边界,充分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发挥各自的作用,只有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推进市场主体效能的提升,从而提升大众的福利,这正是改革的应有之意。 我们今天邀请各位名家共聚一堂,将就改革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我们将通过网易的门户平台和网易的新闻客户端将关心中国改革的朋友们分享今天的智慧盛筵,相信本届论坛,能够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丰富的思想成果,也祝本届夏季年会圆满成功。 谢谢各位! 主持人: 非常感谢,再一次掌声谢谢赵莹女士。我们其实在刚才赵莹女士的致辞中听到几个关健词,第一个叫自由和平等,对一个财经论坛来说这至关重要,这个词一度敏感,曾经也被我们在自己的财经论坛上反复提及,能够每一次在重要时刻可以这样,并且邀请足够的人探讨时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第二是我们提到的阵容,每一年的阵容相当强大,尤其是我们每一次念完平淡时都会有震撼感,也让我们的期待重新再上一层楼。 同样,我们对于今年在过去这五年当中的位置会有一个重新的界定,会更加不同,2014年上半年我们认为已经足够精彩,现在来看有可能下半年比上半年还要精彩,2014比2013年已经精彩,未来到底会如何,这场精彩的大戏,千万不能让它有平凡的结尾,所以今天的逻辑和我们今天要倾听的内容至关重要。 下面首先邀请今天要走上主题演讲的第一位嘉宾,他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应该用“泰斗”来形容,也在中国政法大学做过两年校长,最关键的是现在年逾八十,但声音洪亮、思维清晰,跟他的年龄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表达的力度呢,是我们所期待的,欢迎江平先生! 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安排中国法学界权威为大家做主题演讲,是非常有必要,再一次掌声欢迎! 江平: 刚刚发布了消息,10月份要举行十八届四中全会,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在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依法治国,这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把依法治国提到了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上。 我想,依法治国包括了法制国家,包括了如何建设一个法制社会,如何建设一个法制政府和如何建立一个法制市场,我想,现在的经济学家大概都认同这个概念,就是,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法制经济,如果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法制经济,那它自己本身也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 到底对于市场经济怎么认识,可能现在的看法很不一样,我觉得市场经济应该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法制经济跟法制社会、法制国家、法制政府概念并不完全一样,它既然讲市场经济应该是法制经济,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法制经济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我想,从外文角度来看,英文的“Rule”这个字,本身就包含着规则,也包含着法则的意思,俄文里“npabobon”这个字,既包含了法律,也包含了规律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制经济意味着这个市场经济不能脱离它自身的规律,如果市场经济脱离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或者说,它的法制是一个脱离现实、脱离本身规律的市场,那这样的经济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过去有过这个教训,虽然那时候不是法律,但我们的政策也好、我们的规则也好,实际上是违背了经济规律的,比如说1958年那一段的大跃进,我们的经济政策都是脱离了市场经济,最后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重要的内容就是它绝对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则和规律。 第二个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公权和私权的关系,怎样处理好公权和私权的关系,也是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需要很好把握的方面,下面我想从这两点做一个简单说明: 第一就是市场经济必须服从市场规律,而市场规律应该是体现了市场经济里面自主和平等的基本规律的,记得不久前报上登过一个消息,李克强总理在和民营企业家讨论如何实现对于民营企业家的政策的问题,民营企业家的回答很好,说我们现在并不是需要政府给我们什么新的政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社会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代表了我们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的心理状态,我们的国务院曾经通过几次民营企业的法规多少条,后来又搞了个多少条,这么多条到现在并没有很好落实,现在民营企业家希望的是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我想,什么叫做公平竞争的环境?就是要给民营企业家在同样起跑线上起跑的权利, 不能说你跑在前头,我跑在后头,不能说你是轻装前进,我是负重前进,应该有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就是要把一部分国有企业改变为混合所有制,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据我所了解,并没有得到民营企业家很大的鼓掌欢迎,也可以说,民营企业家对于这样一个混合所有制还是心中存有疑虑的,可能是他们有历史教训,如果拿1958年公私合营的状态来说,我们说,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强迫搞的公私合营,并不是完全的自愿,如果拿不久前我们看山西煤矿的公私合营,我们也可以看出把原来民营的煤矿合并到国有企业里面作为股权来参加,实际上剥夺了民营企业家独立经营的机会,使民营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附庸,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这一点学者和企业界有相当大的不同意见,这样一种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并不代表市场的规律,并没有体现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应该有的自主经营和平等经营的目标。 江平: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搞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要让它真正取得成功的话,至少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真正的自愿,不能够拉郎配,不能够强迫,也不能够变相强迫,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市场经济必须是市场主体自愿,如果不是它自己真正的意愿,那就不符合它的利益,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吸收过去历史上的教训。 第二,股份比例应该合适,既然民营和国营是混合所有,那就不能仅仅把民营作为陪衬,作为一种点缀,那不行,要有合理的股份比例,至少他应该有合理的拥有权利的比例。如果我们现在把民营企业的比例仅仅放在2%、3%、5%左右,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民营企业能够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和国有企业共同进行混合经营,它必须拥有一定的比重,至少在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比例才能够说是一个合理的比例,从法律角度来看,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是不能够由政府给它规定一定的比例,你就只能在政府规定比例的范围内运作,那不合适。 第三,权利要做到真正的平等,我既然入股了,至少两个主要权利我应该享有,一个就是管理的权利,一个就是分红的权利,这一点都应该保证。我想管理权就是说,民营企业入股要有责有权,对于民营企业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分红的权利,我曾经在北京中信国安的一个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参加过多年的董事会,这个企业也有民营股份,每次开董事会的时候,民营企业家都是提出希望分红,但由于国有企业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他一句话就可以定乾坤,他说“我们现在不分配,我们所有的积累都用于继续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变成了只出资而得不到收益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混合所有制里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改变这样的情况,使我们的民营企业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时有积极性。 第四,应当像三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在执行混合所有制时同时施行职工持股制,职工持股制,我们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断实践这个问题,但结果的效果并不太好。我想,为什么要提倡在国有企业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时加进“职工持股制”呢?我理解可以作为一个对国有企业机制里一些腐败现象、一些落后现象给予更多动力的牵制,职工持股可以增加经营管理方面更多的动力,职工持股,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使职工参与管理,这样的话,既有职工参与管理,也有民营企业参与管理,再加上国有企业的控股地位,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好的合理结构,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实现利益格局方面,怎样重铸市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能够在市场重铸它的利益格局方面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这是我所期望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必须贯彻公权力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公权力是市场里很重要的一个砝码,应该说,对公权力来说,市场经济是不可缺少的,但在市场经济里,公权力和私权力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李克强总理在今年记者招待会时曾经讲过一句话,因为李克强总理是学法律的,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理解是很深的,他说,公权力是没有授权即禁止,而对于私权力来说,是没有禁止的即自由。应该说,在我们法律界,我们对这个的理解是很自然的,私权力是没有禁止的就是自由,公权力是没有授权的就是禁止。也可以说,公权力没有授权的就是非法,私权力没有禁止的就是合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私权力的地位,在市场经济里私权力保障的作用,它的地位应该是提得很高的,过去我们法律不健全时我们提这个口号,应该说是有问题,现在我们法律都健全了,我们可以说私权没有禁止的即自由,公权没有授权的即禁止,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完全符合市场规律的一个要求。 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天生的,是市场给予的,不是政府给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市场方面,它授予了市场主体自由的权利,而公权力是来自授权,这个授权是法律授权,只有法律授权范围内它才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要拿出权力的清单,政府应该有一个权力的清单,只有在权力清单里规定的才是你合法的权力,超出了你权力清单的范围,都是违法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制约公权力的行使。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市场自由的法制,一个是关于市场秩序的法制,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市场法制很重要的两个方面,所谓市场自由的法律,实际上讲的是,自由就是权利,也就是它的这种利益,市场经济的利益。秩序呢当然就是规则,不能够逃脱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秩序和市场的自由扩大来看也就是社会的自由和秩序,同一个道理,社会的自由和社会的秩序是不能够缺少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面,完全是自由没有秩序不行,完全是秩序没有自由也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和秩序就是法律的两个核心层面,也可以说是我们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市场的两个核心问题。 从现在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市场自由就是维权,市场秩序就是维稳,也可以说这是维权和维稳的关系,我们的市场也是这样,既要维权,也要维稳,但我们应该看到市场的维权还是最核心的问题,我想,市场自由的问题在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在市场自由的方面介入过多,而在市场秩序方面,政府管得太少,当然,现在情况好多了,但总得来说仍然没有摆脱这个格局。为什么政府会对市场自由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干涉过多呢?道理很简单,市场自由就有利益,尤其是在资源分配方面,拿最典型的土地的问题来说,现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绝对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样作为土地所有人,国家作为国有土地所有人和集体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人根本不是站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集体土地的所有人不能够随便支配他的集体的土地,就连他在土地上盖商品房,也是绝对禁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土地只能够先把土地交给国家,国家拿到了土地出让金,然后才能够交给开发商来开发。国家也好、各级政府也好,它在土地方面的财政收入是很高很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土地的收入,有些是因为土地本身的价值,有些是因为国家要先把土地征收,然后才出让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造成了我们的土地在出让过程中农民利益受了很大的损失,如果我们把集体土地看作是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乡镇企业这些人从中取得某种利益,应该说,这样一个办法实际上是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我想,从这一点来说,要是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应该说是改变我们现在集体土地出让征收的办法,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市场秩序的混乱在我们国家仍然是很严重的,原来在这方面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在国际排名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混乱我们大概站在第120多位,也可以说在中国说来是一个相当混乱的局面,为什么在市场秩序方面我们政府没有花很大的力量,或者不愿意花很大力量来纠正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资源的分配可以拿到利益,而秩序的管理就会得罪人,治罪人的事情,有些政府是不太愿意插手管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得需要很好地考虑。 江平: 市场只需在中国之所以混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管的头太多,报纸上我们也提到过,一个企业要拿到经营许可,能够登记为公司需要盖多少个章,我们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治理,所谓的“大政府,小社会”,我理解这个“大”有两大,一个是政府权力过大,二是政府的人过大,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而实际上,我们要是能够真正变成大社会、小政府,我们不仅要把政府的权力减少,而且要把过于庞大的政府编制缩减下来,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很好的研究。 我在20年前曾经去美国讲学,当时美国对于中国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很有意见,那时候我们的《著作权法》刚刚通过三四年,美国律师就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侵犯美国软件的情况?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这个《著作权法》才刚刚通过几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著作权法》的机构,没想到美国律师对此很惊讶,他说你们怎么通过一个法就要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那你们的政府就会是很庞大很庞大的政府了。这句话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只是在食品和药品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对于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的领域里国家实行管理,国家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其它很多是要靠当事人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能够期望政府在市场秩序的所有领域里都实行代替当事人自己保护自己权利的做法,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庞大的政府,就会有个很庞大的政府权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彻底改变公权力和私权力在市场管理方面模式的做法,使得我们更好体现了我们对于政府在市场秩序管理方面的限度,它的限度应该是最低的。 这就是我说的一些意见,对不对请大家指正,谢谢。 李毅中: 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各位来宾,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政商重构,市场还权”,我觉得选得很好,很有针对性,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一个战略取向,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刚才江教授讲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近年来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以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为切入点,在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谋划构筑发展战略规划,改进完善政策环境,明晰发布市场导向,加强制度标准建设,严格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加大了工作的力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潜能现在看到了,在逐步释放。 从企业来讲,企业等各类经济组织它们作为市场主体,在不断改善公平公正的市场经营环境中攻坚克难,当然,我们的市场不完全能做到公平公正,但在逐渐改善,企业的内生动力、内在活力、创造力都得到了增强。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多年来各种原因长期积淀形成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还很多,尚待进一步破解,当前,我们正处在解决增长的换挡期,多类问题互相交织叠加,经济增长这半年过去,缓中趋稳,稳中有进,当然,稳中也有忧,解决一些问题要靠发展,今天刚公布的政治局会议研究了上半年的经济状况,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这就要考改革、靠转变方式、调整结构,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当然,构筑符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政商关系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我们的主题选择了“重构”,我理解应该是在以往基础上的变革和改进完善。我想就固定资产投资的改革改进,企业生产环境的改善这两个问题结合这次论坛的主题讲几点体会: 第一个问题,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增长,调整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政府和企业都要有所作为,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应该肯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总结、改进,政府在改革投资体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实事求是地讲,从主要依靠投资向投资、消费、出口协同拉动经济这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地同时,也出现了投资规模过大,增幅过快,效率下降、以至于产能严重过剩、负债过重的状况,拿去年状况来看,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掉农户(音)]高达43.6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9.6%,去年GDP是56.9万亿人民币,增长7.7,算一下GDP的增长绝对值,是4.1万亿。根据这些基础数据,我们分析,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2013年,当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已达76.7%,而这个比例“十一五”是59.5%,“十五”是41.58%,“九五”是32.83%,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投资和当年GDP的比例是越来越高,高达76%。 按照一般规律,我们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当年投资其中有三分之一转化成消费,三分之二转化成固定资产,这么一算,去年的投资率,会前我们还和晓华等几个同志议论,我估计去年的投资率在50%左右,消费仍然明显不足,多年来讲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没什么改善,我国投入产出比长期以来是五比一左右,国际上是三到四比一,去年的数字10以上,投资效益系数下降到不足0.1,如果这样下去,每年投资的增幅是GDP增幅的两倍、三倍,将可能进一步推动和诱发信贷扩张、赤字增加、加速卖地、债台高筑,土地财政、产能过剩这些弊端恐怕会越来越明显。 近几年,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见到了一些成效,拿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3%,同比回落了3.2个百分点,打开看看,其中工业增长是4.2,回落了2.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增长14.1%,回落近6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投资只增长10%,回落了4.2个百分点,像大家熟知的钢铁、有色冶炼、水泥、平板玻璃,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2.8%,7.3%,9.7%和4%,我觉得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数据是改善宏观调控走出的一步,调整是必须的,当然,也引来了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担忧,所以对这个问题应该以两分法来分析判断,有效投资是拉动经济的关键,保持一定的增幅是必要的,但如果忽视了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率,恐怕事与愿违,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建议不要动摇,要进一步坚持调整、改进、完善。 李毅中: 我想就固定资产投资的改革改进,企业生产环境的改善这两个问题结合这次论坛的主题讲几点体会: 第一个问题,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增长,调整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政府和企业都要有所作为,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应该肯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总结、改进,政府在改革投资体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实事求是地讲,从主要依靠投资向投资、消费、出口协同拉动经济这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地同时,也出现了投资规模过大,增幅过快,效率下降、以至于产能严重过剩、负债过重的状况,拿去年状况来看,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掉农户(音)]高达43.6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9.6%,去年GDP是56.9万亿人民币,增长7.7,算一下GDP的增长绝对值,是4.1万亿。根据这些基础数据,我们分析,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2013年,当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已达76.7%,而这个比例“十一五”是59.5%,“十五”是41.58%,“九五”是32.83%,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投资和当年GDP的比例是越来越高,高达76%。 按照一般规律,我们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当年投资其中有三分之一转化成消费,三分之二转化成固定资产,这么一算,去年的投资率,会前我们还和晓华等几个同志议论,我估计去年的投资率在50%左右,消费仍然明显不足,多年来讲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没什么改善,我国投入产出比长期以来是五比一左右,国际上是三到四比一,去年的数字10以上,投资效益系数下降到不足0.1,如果这样下去,每年投资的增幅是GDP增幅的两倍、三倍,将可能进一步推动和诱发信贷扩张、赤字增加、加速卖地、债台高筑,土地财政、产能过剩这些弊端恐怕会越来越明显。 近几年,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见到了一些成效,拿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3%,同比回落了3.2个百分点,打开看看,其中工业增长是4.2,回落了2.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增长14.1%,回落近6个百分点,高耗能行业投资只增长10%,回落了4.2个百分点,像大家熟知的钢铁、有色冶炼、水泥、平板玻璃,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2.8%,7.3%,9.7%和4%,我觉得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数据是改善宏观调控走出的一步,调整是必须的,当然,也引来了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担忧,所以对这个问题应该以两分法来分析判断,有效投资是拉动经济的关键,保持一定的增幅是必要的,但如果忽视了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率,恐怕事与愿违,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建议不要动摇,要进一步坚持调整、改进、完善。 提这么几点建议:一是继续控制投资总量,加大调整投资结构,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总得看,今年上半年投资的增幅基本处于正常回落,把过快的增幅适当降低,控制投资总量,可以从根本上调整投资率和消费率,这正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正确选择,控制总量就要调整结构,选准投资方向,提高投资的效率,建议继续落实对房地产开发的相应调控措施,分类监管、有序发展,不宜过度扩张。城市的盲目扩建应该予以抑制,据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这12个省区里,地级市规划平均要建1.5个新城区,省会平均要建4.6个新城区,这样扩张下去还了得?应当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有效控制,加大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也应该从长计议,要计算投资回报的年限。 工业投资要有进有退,产能过剩的行业不要再上新项目了,不要再铺新摊子了,特别要加大对存量的优化、改造、升级,调整投资结构要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加大国民经济短板领域的投资引导,从而提高我们投资的效率,今年认为,技术改造是内涵发展的战略,技术新、投资升、工期短、见效快。经验证明,我们搞技术改造投资产出比是三比一,当然这个产出是广义的,包括了利、税、折旧、工资和企业应付银行利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的40.1%,这个数字不小也不大,对比一下,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实现工业化前后,技术改造占工业投资的比例少则50%,多则69%,我们现在是40.1%,所以还应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中央财政从应对金融危机以来,每年通过技改贴息四两拨千斤,带动了企业、地方、社会和银行贷款,每年全国大概有8万亿元的技术改造。 从国民经济的短板来说,国家已经安排了扩大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如上半年,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比增加25.1%,远远高于全社会的17.2%,除此之外,在掌握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新技术,然后再产业化,不要盲目投资,在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基础之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首先是二产延伸,制造业孵化,要加大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引导扩大信息消费,提高消费品的质量安全,刚才江教授也讲到了食品药品的质量安全,这些都是国民经济的短板,它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投资需求和良好的投资收益。 第二建议是改进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制度,要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发改委已经确定了放权方案,从本质上讲,企业是投资主体嘛,谁投资谁负责,你不仅要享有投资的收益,还要承担投资的风险,除了涉及民生安全、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项目要由国家审批、核准和备案以外,尽可能下放到地方,下放到部门,最终由企业自己来决策,国家主要管规划、布局、重大自然资源的配置,政策导向、信息发布等等,要落实好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 国有企业监管现在提出来要以管资本为主,什么行业呢?主要是管国有资本的进退,监管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还有国有资本收益的收缴分配,把这些事情管好就是管资本为主,不要再去管具体项目,要赋予国有企业投资自主权,同时加强评估考核。 多晶硅、光伏产业的调整变化,大家近一年来看得很清楚,为防止盲目投资积累了经验教训,上项目首先要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技术没掌握就盲目去产业化,那肯定是低水平的重复,低端的过剩,高端的生产不出来。 其次要看有没有市场需求,尤其要培育国内市场,扩大国内业务有效需求,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国际市场上,政府不应该去干涉甚至去主导企业投资,而要把注意力放在把握市场信息、制定标准政策和规划上,所以多晶硅的经验教训和值得汲取,企业作为市场投资的主体,要改进和规范投资行为,首先是要多渠道、及时、准确地把握了解市场的供求,避免信息失真,被误导,本来市场是饱和的,不需要,但你的信息是虚假的、错误的,引导人们去盲目投资,无论何种企业,都要建立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权责一致,盈亏自负,风险自担。 项目投资要从市场需求、原料产品、物流运输、资源环境、技术路线、投资回报、筹融资渠道、投资风险、社会人文环境等多方面去深化可行性研究,然后作出符合市场规律的判断,防止和避免盲目投资,提高投资的回报,企业去作为投资的主体,如果不去科学、民主地决策,也一样会犯盲目投资的毛病。 第三个建议,加快落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吸引更多非公资本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来,民间资本积累雄厚,但由于多种原因出现了钱往哪里投的困局,要进一步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落实,这样做会有利于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比如最近,工信部向民营企业颁发移动通信业务的转售业务证书,据我了解,已经有四十多家获得了批准,因为移动通信属于基础电信,所谓垄断行业,发改委公布了八十多项属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重大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中石化开放成品油销售服务,这些都受到了社会的好评,但是要细化方案,加快兑现,取得经验以后在其它行业推广。 引入民间资本,关键是垄断行业的改革,垄断行业的产业链很长,其中不少是竞争性业务,就要放开,不是开放,是放开,至于垄断性业务,也要制定具体办法去特许经营,让民营资本能够有序进入,这样使我们整个社会资本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是我谈的关于投资方面改革的一些状况和意见。 第二我说一说克服生产经营困难,企业要自强自立,政府要针对性、务实性加快破解难题,来释放改革的潜能,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与深层次和结构性矛盾相互胶着,更加快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困难,有哪些困难呢?一是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应收帐款上升,产生品库存上升,流动资金紧张,上半年我举一些数据,上半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12.1%,打开看,其中食品、服装、鞋帽、家电、日用品增幅不到10%,1到4月份进出口是负增长,5月、6月当月转正,上半年累计增长只有1.2,这说明市场还不是那么旺盛,需求不足,生产者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我们叫PPI,连续28个月负增长,尽管负增长在收窄,但还是负增长,上半年全国的工业产量利润率只有78.3%,比去年的79又有所下降,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期末应收帐款增加了12.6,产生品库存增长了12.5,但是主营业务收入增长8.1,为什么库存和应收帐款的增幅比业务收入的增幅多了4.4、4.5个百分点呢?这说明企业的流动资金受到了紧缩,企业反应,银行抽贷、压贷、停贷的现象增加。 第二个困难,企业成本费用,尤其人工成本上升,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高达85.9元,同比增加了三毛钱,财务费用增长了17.4,刚才我说了,主营业务收入增长8.1,为什么财务费用增长17.4呢?机械行业、钢铁行业、化工行业反映财务费用增长得更多,19.1,29.01,29.5,去年全国27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17%,今年一季度又有七个地区上调,当然,上调是对的,反过来给企业的人工成本增加了,企业反应,五险一金总量占了工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此外,土地、房租、物流成本也在迅速地增加。 第三个困难,融资难,融资贵等老问题没有得到缓解,小微企业难以支撑,人民币贷款余额总量已经很大,去年年底超过72万亿,去年增长14.1%,钱到哪里去了呢?由于房地产的过度扩张,落后过剩的产能没有还款能力,把钱占住了,城市扩建造成蔓延,地方负债负担沉重,银行和体外循环占用等等,结果水到地头干,流到地头的时候就没了,留给小微企业所剩无几,即使拿到手,不客气地讲,利息是成倍上浮,不堪重负。所以小微企业不得已向地下钱庄高利贷款,真是苦不堪言。 第四个困难是税费负担仍然较重,近年来出台了若干减税政策,受到了企业的欢迎,但我们调查企业反映,由于门槛高,附加条件多,所以受惠面不是那么太大,企业希望,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微利企业减免盈利税等政策要进一步放大额度,营改增希望进一步扩大范围,乱收费得禁止,一些合法收费也希望随着减少政府审批再度减少,解决这些难题当然首先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不能等待政府的政策,要看到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近日又出台了一些微调、预调措施,总得看,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会逐步改善,但企业更要注重内部管理的提升,依靠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增强动力、活力,提高我们自身素质,这样才能应对市场的变化和考验。对企业这个市场主体来说,从技术层面讲,企业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快技术改造,促进企业向优质、低碳、绿色转型,通过科技创新和成果产业化,全面提升你的经济技术指标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比如改善装备,精准制造,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比如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成本,比如促进专业化整合,实现产业的积聚,比如大量发展制造业的服务化,提高你的附加值,尤其是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本职安全,提高经济效率。 企业从管理层面讲,无论哪类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私有企业,都要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运行机制,改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内部建设,现在不少企业设立独立董事、外部董事,构筑董事会下若干工作委员会,真正落实董事会的决策权,要合理划分董事会和高管层的责权,充分发挥职业经理人的作用,尤其是要保障董事会和总经理的选人、用人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 李毅中: 从行业发展层面来说,要打造完善的产业链,形成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上中下游一体化,大中小微企业协作配套,研发设计、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仓储物流等相衔接的产业格局,以业务为链接,资产为纽带,增强我们行业的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往往是老问题没解决,新情况又不断滋生,从政府来说,要为解决难题,缓解困难尽责尽职,当前,一方面过去已经确定的很多政策要制定细则、办法,让它落地生效,另一方面是长期议而不决,又严重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问题,应该下决心解决了。 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刚才提到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顽症,从调整投资结构,贷款结构,整顿经营秩序,改革经营体制,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直接融资,各个方面去综合治理,现在思路很明确,但是要一条一条落实,落实得很慢,很不够,恐怕再过几年还是旧话重提。再比如,鼓励支持淘汰落后化解产能过剩,坚定重组企业转移,产业积聚已经有一系列的政策,国务院一系列的文件,但或者是缺乏力度,或者是没有细则,并没有完全落实。 再比如,进一步减税减负,出台的政策不少,但执行中加了很多条件,加了很多门槛,受益面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比如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从《中小企业促进法》提出已经十年了,到现在没能建好,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有政策,但没有落地生效。 第二种情况,多年的问题议而不决,比如纺织工业棉花进口,棉纺企业在境外的棉花增值税是13%,产品是17%,叫做高增低扣,这个差值让棉纺企业自己负担,棉纺企业这么困难,这个问题我知道就十几年了,一来一去,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解决,企业反映很强烈,比如煤层气的开采,煤层气作为清洁能源,现在成为瓦斯爆炸事故的根源,为什么长期难以推进呢?原因之一你都想不到,煤炭的开采权和煤层气的开采权不是一回事,相分离,只有有煤炭开采权的人能下井,但他不能开采气,有开采煤层气权利的人不能下矿,这不简直是笑话吗?这是因为利益主体原因,我知道,十几年了没有解决。 比如向石油企业加收特别收益金,这是十年前定的标准,当时的原油成本每桶20美金,现在升到60美金,征收的起点不变,这样就削弱了油田勘探开发的财力。再比如鼓励也页岩气的开发,大家很关注,我国的地质条件与美国相差很大,我们的成本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固然都有补贴,我们更应该予以财政支持,但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比如鼓励再生资源行业,废旧回收,再生资源,这应该给予增值税返还,来缓解他们的困难,鼓励资源再生,但这个政策也没有。 普遍而言,我了解到,每一个行业都有几个严重制约发展、影响生存的难题,我认为多数是可以解决的,尤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下,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针对性、务实性,哪怕为每一个行业解决一两个难题,就会释放出改革的潜能。 总之,按照今天会议的主题,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继续简政放权,改善宏观调控,为市场主体松绑,给企业注入活力,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提升竞争优势,正像李克强总理前两天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的,政府和企业要共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来实现我们经济稳中向好的健康发展。 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