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取消户籍与公务服务挂钩
中国的户口体系及保险和养老体系由地方政府管理的模式已严重制约人口流动性。加上未来劳动力数量将持续下降，这两个因素将是中国发展的障碍。
众多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没有城市户口，农村流动劳动力就很难享受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因为户籍制度被分成“等级”不同的人，享受参差不齐的权利。
地方政府缺乏资源和为流动劳动力扩大公共服务的动力，这扩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相关管理部门及个人在“户籍管理”的名义下，不惜以违法手段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
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推进户口改革应打破户口与公共服务挂钩，淡化与之配套的政策，比如办理护照签证不用回原籍，高考与户籍应脱钩。公共事业机构招聘应取消对出生地或户口的限制。
户籍改革应是中国未来 20 年首要任务之一。鼓励地方进行试点改革，但土地和户籍改革必须脱钩，是否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完全由进城落户的农民自己决定。减少劳动力收入征入社保的部分。
重新定义地方和中央政府作为户口改革动机的财政责任，中央应该对外来人口多的城市进行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使得地方有改革的积极性。
让绿色基因融入GDP
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使国内供电紧张，增加了中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如果相关政策不变，至2030 年中国必须进口75%的石油，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中国仍是世界上能源使用效率最差的国家之一。过去十年，中国治理环境恶化与资源枯竭的成本占 GDP 的比重接近 10%。
在处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时过度依赖行政机制。由于缺乏市场化机制，政府被迫作决定，但往往看起来武断有时甚至是力度过大。
政府应该考虑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来实现环保和减排目标，如税收、收费、排污权交易、用地指标交易和环保生态标签等。
应用绿色技术的产业应该向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在绿色企业的形成时期，政府可以提供临时减税等优惠政策，之后必须撤销。
将支持绿色增长的明确指标引入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与地方政府已制定的其他指标一并考虑，使地方目标与国家目标一致。
赋予农民耕地无限使用权
农村土地所有权安全感不足。农民在土地权方面仍然处于弱势，且常面临土地被征用的风险，仅2003年至2008年就有 45 万公顷土地被非法征用。
土地成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征用土地收入已经是地方支持支出需求的一大收入来源。
地方成立了大量特殊目的实体（目前超过5000 家），以抵押土地来获取银行贷款。到 2010年底，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负债已经超过10 万亿人民币。
确保农业用地承包权的安全性，包括贯彻将农业用地使用权无限延长的政策，应赋予农民对自己耕地的无限使用权。
要通过其他可替代物业和地方税收代替征用土地成为地方收入来源，并允许地方政府根据严格监管法规从国内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
明确地方政府必须根据上级政府审批的城市规划用地来征收农业用地，改善土地征收补偿措施，可以按照市价向农民支付补偿款，并收取资本所得税。从根本上完善农地征用政策遏制城区过度扩展。
财政预算不能遮遮掩掩
中国政府收入高度集中。地方政府的收入与自身支出责任不匹配，地方政府承担着中央政府80%的支出责任，但只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获得略高于40%的税收收入。
地方政府从上级政府及通过贷款获得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但从当地筹集收入的做法不仅导致土地、金融市场的混乱，或许还会加剧不平等性。
政府财政透明度不高，中国透露的预算信息并不多，至于政府支出是否根据预算计划进行、政府支出及项目能否达到预期值，相关的信息也寥寥无几。
确保资源可用性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支出责任相匹配，可考虑将一些新的收入来源赋予给相对发达的城市，中央政府可允许地方政府审慎地扩大预算内借款。
限制政府支出增长并调整支出结构，以发达国际标准为参考，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例需提高1－1.5个百分点；医疗卫生需提高2－3个百分点；养老金需提高3－4个百分点。
改善政府财政管理，各级政府应公布所有的预算收支并使其透明化，将所有预算外收入和开支纳入预算并做出全面预算；规范预算程序，使预算和开支周期同步。
必须打破行业垄断
收入差距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数值区间大致在0.47到0.49。
虽然年初国务院批准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一些措施不疼不痒，使得利益集团特别是部分央企高管和有关部门阻挠方案出台的声音甚嚣尘上。
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收入分配不公。中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
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教育到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保护农民财产性收入，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让土地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间有序进行，制止寻租行为。
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歧视，规范工资标准、工资级差等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初次分配规则。户籍与土地改革必须启动相互配合，否则新型城镇化难以推进。
二次分配应将促进社会保障水平城乡一体化作为重点。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让民企跟国企平起平坐
相比民营企业，国企拥有较多的资本、原材料和投入，但总产量和附加价值份额相对偏少。国企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少数国企。同时，不少国企财政表现欠佳，每4 家国企当中就有超过1 家国企亏损。
中国国企的特殊地位使得国企与政府、银行之间关系密切，可能优先获得银行贷款和其他重要商机。
有些政府部门青睐采用产业政策并视之为计划经济的替代，结果都倾向于让国企进行大规模投资，而不是通过市场动力和民营企业优势来实现发展目标。
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
政府要尽快证券化其在国企的隐性股本，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或多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代表政府的股权，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可以转移到国家社保基金。
深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如降低企业进出门槛、打破主要产业的国家垄断，增加中小企业融资途径、刺激地区和本地专业化。政府政策应该旨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公共服务，公共采购应该进一步向民企开放。
让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
激励和市场机构扭曲致使社会服务体系效率低下，公共组织和机构在提供社会服务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追求收入最大化，产生类似一味逐利的私营实体的行为。
社会保障不平等程度较高，在某些领域近年来甚至恶化。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尤其是农村和城市之间，获得良好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机会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中国将是有史以来人口构成转变最快的国家之一，或出现未富先老的现象，这将给国家社会保障以巨大压力。
减少劳动力收入征入社保的部分。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隐含的劳动课税水平较高，平均相当于工资收入水平的45%，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劳动力来说，隐含的税率更高，因为最低缴费标准是根据平均工资的60%来定的。
改变在收入、消费和公共服务权利方面不断增加的不均等，最终确保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加强对服务提供者的问责。给公立医院设立严格的预算约束的改革必须启动，让更多的人获得可负担的中等教育。
继续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特别是要涵盖农村居民、农民工。确保现有养老保险体系获得可持续的财政支持。逐步消除养老保险体系项目间的分割，废除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双轨制。
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特点就是由国有银行主导、国家强势干预并控制利率。未来，这种体系造成的成本将会盖过利益，并可能造成系统风险。
中小企业比起大型国企获得政府金融机构贷款要困难的多，贷款利率低导致投资和资本密度较高。
政府在各级信贷配置方面的重大作用一定程度上造成负债扩大，但缺乏有效的监控和数据收集，最后难以量化这些负债。
要使利率更具弹性，并努力使汇率不再是数量控制，并清出信贷市场。努力实现国有银行所有制多样化，减少政府持股量。
强化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立法机构的独立性、有效性、安全性，赋予这些机构更大的执行和解决权力，可以成立一个高层金融委员会。
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体系，废除储蓄利率的上限并降低贷款利率，促进银行业务的商业化。转变股票发行体系——从基于业绩的审批转向基于信息公开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