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球智库峰会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主题大家都看到了。我是主持人，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吕宁思。今天这场论坛还有腾讯网会进行网上的现场直播，媒体是什么呢？媒体就是一个大众传播的平台，公众通过这个平台要知道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他们和周围怎样的人打交道，并且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同时我想公众还有一个角色，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代表着公众来向这个社会的管理者进行一些发文，对这个社会进行一些监督。所以我们作为媒体人比较喜欢问问题。我作为主持人，我同事还要担负着一个角色，就是肩负时间管理，在我们的主席台上是我们今天要发言的各位嘉宾，我这边有一个小铃铛，一般来说在许多论坛上大家用笔敲一敲茶杯就OK了，考虑到在中国一些声音发出才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给我准备了一个铃铛。这个主要是监督有话语权的人，如果到了两分钟的时候，我就稍微一下子，到一分钟，尽量把噪音小一点。我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今天出席台上的嘉宾，有我们中国政府重要的经济方面的管理者，也有来自世界的专家，全球各地的专家。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回头该谁发言我会说一下，现在我们开始，现在是主题演讲，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是围绕着智库，智库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的嘉宾会围绕他们的位置发表他们的观点。下面首先欢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博士，卢中原博士谈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与智库的责任。我们来鼓掌，请卢博士说话。 

卢中原：大家好，我本人来自政府的智库，但是政府的智库并不意味着非常局限或者是非常刻板的一种形象，我们希望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广阔的眼界来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并且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只有10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4分钟了，因此我想我要用6分钟的时间把我的主要观点讲清楚。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我认为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第一，就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份额在上升，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第二，在目前的世界上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别表现在多国集团的作用，比如说G20，20国集团当中的新兴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数量比7国集团多得多，因此这表明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背景下，多国集团当中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用在增加。第三个重要的变革，是国际经济组织当中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提升。第四个，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蓬勃发展，大家知道东盟10+1，东盟10国加中国的货物自由贸易已经开始了，今后还可能发展到服务贸易的更加便利化，投资、旅游。现在我们已经走出第一步，就是商品的自由化贸易，将来我们在区域内的合作，可能生产要素的流动会更加活跃。现在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当然竞争也是存在的。比如说过去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现在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区域竞争合作体之间的竞争。这也会对世界经济的治理格局带来新的变化。这是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四点重要的世界经济治理的重要变革。这对于智库来说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我个人认为有三点要求。  (15:07)

第一，要求我们的智库把独立性和包容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智库、每一个地区的智库也都在标榜自己的独立性，我认为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的独立性就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历史国情，同时又符合世界发展的总道路，这就需要我们坚持我们历史文化的特性，这是国家层面的独立性。同时，我们智库的独立性，就是要公正、客观、科学、冷静，多角度地来观察世界、观察自己。包容性就是在这样一个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的条件下，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本身也有很多自己的利益诉求，发展中国家大家的概念虽然是一致的，但是发展的利益、空间、概念都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互相倾听、互相吸取，要包容。同时，我们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理念、成功治理的经验，这也需要包容。同时，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更多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理念、呼声和诉求。这就是说，我们所有可以称得上智库的，都要做到独立性和包容性的统一。第二，我认为我们要做到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我们的现实性，主要是指我们要更加冷静地看到我们自己发展的阶段，我们真正具有实力，不要高估自己。同样，也不要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当然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仍然有自己的优势，科技、文化，还有一些理念、管理经验、治理国家等等，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需要我们来学习，因此我们要尊重现实。我们突出我们的现实性，不过高地估计自己，也不低估自己，同样也过低地估计发达国家在这轮金融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同样还有他们复苏的活力。同样我们还要有前瞻性，根据我们世界的眼光，我们博大的胸怀以及视野，看到我们的前景是什么，我们追求人类美好的是什么，包括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智能型的发展等等，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盟2020年战略当中，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们要有这种前瞻性，争取国家和各国更好的发展未来。第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我们不仅要对现存的世界经济不合理的方面，以及本国不合理的体制、政策持一种冷静、科学的批判精神，我们不要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更多地着眼于建设。就是这些问题、矛盾，我们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到此为止了呢？还是我们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使他能够得到解决，最终使我们本地区的人民、本国的人民，以及世界的人民从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当中得到福祉，得到好处，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是第二位的发言者赛义德（音）博士。赛义德：非常感谢诸位，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赛义德（音）。我也希望我能10分钟完成我的发言，在西方世界这个铃铛有一种敲响丧钟的意思，我希望待会不要为我敲响。我在准备发言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在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全球的经济治理，经济治理不是国家的事吗？也就是说每个国家自己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需要反思，我想温家宝的一篇文章，如果没读过这篇文章的话，我也推荐一下。这个文章里讲非常好，讲我们为什么需要全球的经济治理，事实上在我的发言里面，我会说有三大失败的原因。这三大失败才导致了所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这些失败首先是在资本的自由流动方面，在这方面容易出很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经济治理的体系还不够强有力，我们知道首先在发达国家对于金融界的缺乏的监管是一大失败。我们首先可以看这样一个图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流动性是非常得多，加上缺乏监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使得资产产生泡沫，尤其是在美国，在公共部门，也包括在欧洲国家，那么当泡沫破了以后，就会有银行的麻烦，最后导致了这个经济衰退，由于是个全球化的世界，很快就会传递到新兴经济体。因为这个新兴经济体的收入非常低，马上也会被卷入到这个危机。

第二大失败，很大的就是全球的不平衡，这个图表就是显示在2008年之前，也就是金融危机的开始的初年，我们看到各种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德国、美国，以及其他的先进经济体，包括欧洲。我们看到了2008年到2010年，我们看到当资产发展泡沫就会出现信贷紧缩，就导致了后面的一切。第三个失败的地方，国际货币体系的弱项，就是我们对美元依赖太大，货币的储备主要都是美元。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也是通过增加货币储备，但是也是以美元的储备为主，这样的话再加上我们看到整个的金融体系，由于过分得依赖美元，就容易变成一种美元危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三大失灵，通过建立新的规则，引进新的角色，可以说，三件事情正在进行当中。一个就是全球的金融市场正在建立新的规则，首先还是巴塞尔框架，正在加强。包括银行的资本金，还有流动性、杠杆率。另外，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参与强化国际金融监管。我们现在关注25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包括中国，我们对金融业进行评估，邀请中国，包括政府也参加，让他们了解他们的金融业有什么样的溢出效应。这是我们三大正在做的工作。另外，我们现在也在建立新的论坛，还有新的工具，来讨论这个全球的政策，包括刚才说的20国集团，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提供一些支持，通过考虑不同国家的政策。我们在提供所谓溢出效应的报告，包括对中国的金融业、美国的金融业、欧盟的金融业、日本、邻国，都了解他们的金融业的溢出效应。这种研究就是了解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对其他国家发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进展。 

第三，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我们采取新的措施，就是要有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储备的货币要多元化，比如说要让人民币变成更重要的一种储备货币。这已经讨论很多年了。要想成功，我觉得我们要获得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包括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支持，这里面有两点，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了，全球治理的框架是在1940年开始建立起来的，也是二战以后，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了。另外，世界也需要新的新的参加者设定新的规则。我们要防止保护主义，另外还需要更稳定的货币系统，还需要在国际金融机构上使得一些先进国家具有更强的代表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承担责任。另外，IMF同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加强了中国的投票权，以及出资分摊额。另外还有一种趋势，就是进一步扩大G20。另外，作为智囊团、智囊机构、智库，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作为智库需要提供一些信息支持。第二，智库可以做一些定量的分析，这样的话为一些多边的讨论提供支持，包括G20的讨论，以及包括IMF的溢出报告。还有，智库的话可以增强公众的意识，得到一些合作方面的一些支持。我认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发挥智库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包括在一些金融的改革，还有财政的持续性，还有一些外汇的政策等等。另外的话，还可以如何解决全球的问题。 

主持人：下面我们欢迎赵白鸽博士，他的演讲主题是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智库发展。有请赵博士。赵白鸽：尊敬的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这一次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论题，第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第二个是全球治理，第三个是智库引领。我想发表以下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可持续发展所包括的内涵，绝不仅仅是指的经济，应该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的全面发展过程。关于全球治理，我们认为在一个深度融合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如何从人口、资源、环境、产业、贸易、信息等诸多的领域出发，系统解决其中的深层次的矛盾，和平抑众多不完善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不仅仅是限于在经济领域，也不仅仅限于在中国的事务。我的第三个看法，关于智库引领，我想有三点，一，现代国家的竞争首先体现在战略和智慧上的竞争，不是通过肌肉来实现的，要通过大脑来实现。第二个，这种竞争依赖于智库的远见卓识、责任心和自信心。第三点，在当今信息爆炸、错综复杂的后工业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智库如何发挥信息知识密集的优势，来实现两个重要的职责。一个是引领现代的科学决策，第二个引导公众舆论与推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这个是我发言的几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我先讲两个案例。《谁掌管了美国》，有500多个掌权政策，不仅仅指政府的部分高级官员，而且包括核心智库领袖，他们是政府、企业、研究部门，以及媒体的关键人物。他在功能上真正体现了美国社会权势和控制力量的集中状态，决定了重大决策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方面，我想这三点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他的功能是什么？第二个，组成是什么？第三个，责任是什么。第二个案例，我想举日本PHP综合研究所在2008年公布的，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我读这个报告的时候非常震憾，他们做了两年的研究，在2008年正式发布，在这个报告当中，明确地提到了人口变化、环境问题、贫富差距，以至于独生子女一代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不确定的影响。他们没有把独生子女仅仅看作计划生育和人生多生少的问题，而是把一个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分析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共提了16条建议，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发展。这个建议对日本政府处理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这两个案例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智库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如何促进中国的智库发展。当前在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人类面临着包括气候变化等等，不能仅仅谈经济。我提四个建议，智库应该建立起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不仅仅不能停留在缺乏建设性的批评，也不能少独立的分析与思考，智库只有真正形成与政府的独立，而密切地合作的关系，才能发展其在治理中的重大效应。目前的问题是？应该尽快地建立所谓的旋转门机制，政府官员不永远是政府官员，他应该在政治、非政府、新闻、媒体、企业吸收各方面的人，以使这个角色具有综合性和科学性。第二个问题，发展中国家智库的发展问题，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决策机制有所差异。而智库在其中的发育成熟度和扮演的作用也不同，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应该找准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个方面治理框架当中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认为海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就是中国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自1991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他们积极地围绕中国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积极地开展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既是一个独立的网络性、国际化的重要智库，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应该从关注国内事务发展到区域事务，乃至全球事务。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人口发展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领域，当人们非常热切地在谈着GDP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思考过人口与GDP的关系，当人民在大谈民生政策的时候，在大谈社会保障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考虑到人口的结构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我们在讨论着全球竞争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考虑到在这个竞争中如何提高人的全面的发展能力这样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觉得对于中国目前这个问题有四件事情，我们想提给中国的智库来进行思考。第一个问题，人口在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们中国明确地提出了两型社会，一个是资源节约型，一个是环境友好型。目前我们中国的智库明确地把人口均衡型作为三大科学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郑雪的。第二个问题，要值得研究的，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战略和人才战略，未来全球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传统的土地、资本、一般劳动力，扩展到市场、信息、技术、资源等等，但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聚焦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如何发现，如何使用我认为在中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点，关于人口发展与人口的公共服务。我们将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什么样的人口发展体系，什么样的公民参与和分享机制，值得我们来认真研究。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人口管理体系问题，未来20年，中国将面临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最大规模的老龄化，流动人口给人类，给人们的发展有更大的空间，预期寿命的增加，使我们人的寿命延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人口的管理，从信息、规划、政策、评估、载体和保障系统的管理链条，必须要通过我们的智库来进行有效的设计，我们期待智库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我们更期待智库在历史新纪元中发挥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引领作用。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帕哈德（音）先生。帕哈德：大家好，非常抱歉，看到这个流程，事实上我是有同事一起来的，但是他有一个紧急情况，在出发前2个小时出现了紧急情况，所以我就替他发言。事实上这个演讲搞也是他准备的，所以我想把这点讲清楚。我要把这个幻灯片减少一点，这是他的内容，我就来代替他作一个发言。他是非洲研究院的院长。我们看到非洲很多的问题，包括贫困、薄弱的基础设施，另外还有社会的各种条件，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足。学术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在高等教育上，包括大学都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另外的话，我们在资金，还有研究方面，也属于这种短缺的状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智库的作用，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们看到非洲需要找到自己的历程，希望非洲能为全球化的形成做出贡献。现在看到我们非常多的挑战，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现实，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和解决办法，有一些是传统的挑战，我们在逐渐地解决，包括得到一些清洁水，包括一些基础设施，这些都在逐渐地改善。但是我们还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包括发展，包括教育，还有使得非洲融入国际系统。另外的话，还有如何来更好地利用本地的资源，还有就是在制订公共政策方面，都属于非常严峻的挑战。还有在气候变化方面，也是面临着挑战。还有非洲的教育，也需要找到自己的战略，包括经济的多元化。这需要的是对于我们的提高，我们的生产，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来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要把智库的转移点进行转移，更加关注资源、能源这些话题，同时，还要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技能的交换。还有使知识更好地转播。更好地能够把知识转移，这基本上是我的发言内容。最后，我再花一分钟的时间，讲我自己的一些背景，我们大家知道非洲有很严重的政党之争，现在南非不管是在我们广泛的运动的领域上，包括非盟和南非的一些组织，我们看到出来很多的理论，是过于空洞。我们一方面要承认问题，但是在看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抵制，因此的话，在长期来说，无论是在非洲大陆，我们一定要好好解决这些基础的问题，而且是一种采取长远的视野，我们非常这种能力就很难实现根本的转变。因此的话，在非洲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一种抵制的情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转变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是的，非洲需要智库。下一位演讲者是李少义先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综合资源管理处处长，发言的题目是“全球资源状况与智库在缩小知识差距中的作用”。 

诸位下午好，很高兴参加这次盛会，而且有机会与大家对话。大家知道，在过去的250年，自从工业革命，我们看到五轮的工业革命的浪潮，每一轮都引进一些新的技术，这样的话大家就不太注意一个事实，就是每一轮的经济浪潮，大家都是很低廉的利用了自然资源，包括棉花、木头的使用，还有化石燃料的使用，还有现在的石油、化工，还有贵金属的利用，还有现在新材料的利用。因此，联合国做了一项研究，我们研究经济增长当中自然资源利用的情况，我们发现，在20世纪自然资源的利用有四大种，包括化石燃料、工业材料、金属，它们增长了8倍，建筑材料也增长了32倍，我们看到化石燃料的增长是12倍，矿石是增长了28倍，生物质也增加了很多倍。这些物质的利用使得我们经济能量扩大21倍，这些自然资源跟不同的因素是相连的，一个是跟收入相连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就越高。全球来看，刚才我说的自然资源是8吨，这样的数字，OECD国家是16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人均是4吨。我们看到差距是很大的。我们看到代谢速率，我们看到上世纪起初是人均3吨，上世纪末已经到人均8吨，现在已经差不多到10吨。分配也是不平衡的，OECD国家高达30吨、40吨，像美国、澳大利亚和北欧国家，这就是现实。

同时我们要关注城市，我们知道现在有50%的世界人口住在城市里，这是2007年的数字，联合国说到2050年，世界人口又会增加30亿，很多都会涌入到城市当中。这些城市人口，有10亿人口还是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当中，同时城市化也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环境的问题和资源短缺的问题，因为我们意识到城市的人口密度越大，我们的利用资源的效率就越高。城市从人口密度上来讲，他们平均的使用资源跟服务，在资源方面是更有效率的。 

谈到水的问题，水代表着生命，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目前来说，上世纪初，水的短缺是影响非常少的比例人口，是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口受到影响，现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水短缺的影响。到了2025年受水短缺影响的人口会高达75%，也就是多数的人都会受到缺水的影响。水的供应跟水需求的差别会高达40%。 

我们对于水短缺也有一个具体的定义，现在我不会谈这个定义。我们刚才谈到差40%的水，20%可以来自技术的创新，技术的改进，另外20%可以通过新的设施，新的水库的建设，还有60%不知道如何解决。是不是方法？是，我们是要强调脱钩。在这方面要强调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要跟水量的增加进行脱钩。美国有一些经验，美国的人均消耗量减少了35%，新加坡又提供了另外一个好的例子，在过去的40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25%，而他们水的消耗只是增加了50%，而他们人口又增加了2.5%，澳大利亚也是最近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经济的增长增加了，但是他们水的消耗却在绝对值上下降了。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希望中国也能够早一点采取措施，而不要在20年以后、50年以后再做，这是中国的一个预测。

现在有很多技术方面的创新，政策方面的创新，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来做。在目前来说，我们的时机非常差，我来讲一下土地的问题跟土壤的问题，土地也是一个短缺的资源，人口的增加翻了二番，你要增加产量就要使用化肥，这样对土壤就会破坏。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图表大家可能能够明白，我们看到整个的生态体系有子系统，系统也会影响，包括气候的变化，由于时间的问题，我再给大家分享一张幻灯片。在这其中智库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这需要智库担负起责任。另外，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国家，中国也在抱怨自己的发言权不够，我们的发言权被边缘化了，但是向我们的同事提出挑战，有发言权的话准备说什么？给你了发言权，你不能只喊口号。我们现在处于一种IT的社会，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快的。因此的话，智库有更重要的责任，要把政府的信息提供给大众，而不要把谣言传播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图表，大家知道华盛顿有一个游说界，有很多的游说团体是专门注册的，他们并没有独立性，他们会有商业的推动，有金钱的推动。我相信我们这些智库不是受金钱推动的，你们不是追求短期利益的，你们是追求长期利益的，不是属于急功近利的。第二，智库应该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刚才我提到自然资源的消耗，因为给我们提供一个科学的基础。你不能够做猜想，你不能说我提出一个思想来应对另外一个思想。你应该把思想建立在基础值上。比如说我们谈气候变化，除了气候变化，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有一种思想的动态，刚才的赵女士也提到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在美国有一个能源机构，在过去的四十年，他们一直关注能源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有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重构与新兴经济体的智库发展”。 

大家知道，两年前的智库峰会，包括今天这一次，大部分智库还是来自于发达国家，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智库在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年也发展非常快。我今天想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两个方面，首先介绍一下金砖五国的智库，二是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我在这个机构里面担任董事，他们管理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发展计划，我想做一下介绍。最后用一点时间谈一下发展中国家智库的作用和对全球治理的含义。 

第一，全球智库的分布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在全球进行比较科学的统计，大家可能也知道，麦凯恩做了一个研究，这也是目前覆盖面比较广的智库统计，从这个统计大家可以看到，全球的智库里绝大部分还是在北美和西欧，第一次统计中国只有很少，后来把中国加进来，可能还有不全的地方。总体来看，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扮演重要角色的，在全球治理里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是发达国家。这些年金砖五国的智库发展非常快，国内不用多说了，大家都很清楚。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这些年有的是有一些合作，有一些联系，他们已经在慢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金砖国家智库的特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的谈一下，一是跟政府的联系相对来讲比较紧密，最近叶城县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俄罗斯其实都是跟政府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有慢慢开始，科学院系统和海外的机构独立的也有。印度、南非等等都有各自的特点。

刚才谈到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智库能够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智库运行模式还没有一个完全比较稳定的运行模式。它的研究质量也是不稳定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高质量的报告，但也有的时候质量平平。怎么样建立一个稳定的运行模式，这是金砖国家智库面对的共同问题。政府的政策影响，主要是靠研究成果报告，但实际上刚才赵部长也谈到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有几种方式，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旋转，智库的人员参与到政府当中去。目前，金砖五国智库的对话还有一些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考虑的。 

其他国家的智库发展情况其实也有很多，我重点介绍一下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管理的智库计划，这个智库计划是IDRC跟英国的国际合作部、荷兰的多加基金会联合资助，最后是委托IDRC来管理。主要的目标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独立的政策研究组织，基本的资助模式是提供非限制性的运行经费。发展中国家的智库的运营模式和资金来源模式是不稳定的，针对这个问题就是给你基本的运行经费，给你提供资助。在智库的研究方法与技能、沟通与对外联系，组织发展三个方面提供帮助，而且是长期的，这实际上是十年的支持计划。前四年是提供经费支持，还有专门的技术服务来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也是建立一个网络和平台，在这些网络之间，进行评审，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外地的专家来参与到智库的发展过程中，另外也建立了沟通的相关平台。前两轮申请与资助情况。主要在东部非洲、西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有几百个智库在进行申请，每一个部分加起来有五六百，最后可能是四五十个智库得到资助。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在国内公共政策过程中提供独立的政策研究，二是外部世界开展政策研究的交流合作与协调，很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当中表达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现在金砖五国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金砖五国有智库峰会，在G20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提出，像在韩国的首尔这次也参加了。 

对全球治理的影响。首先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问题，发达国家有那么多有影响的智库，为什么他们提前没有看到？肯定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些智库本身有它的局限性，我们觉得需要更多元的智库能够去观察、去分析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提供他们独特的观点。刚才赵部长也谈到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战略的竞争，可能智库今后也会有更多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不是以国界区分的，而是以他们的观点和分析来竞争的。今后不同的国家智库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完全有可能形成各种联盟，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国际治理得到更好的改善。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请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发言。

郑永年：非常感谢。我的题目是“知跟行之间智库的角色”。古代就有知行合一的道理，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被问到一个问题，说知行合一的问题，说中国的很多政策为什么推行不下去，温总理也是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回答的。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停留在知的层面，始终没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但是并没有提供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理想状态，我们就要去追求。我个人认为，智库的角色是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个双向的桥梁，一方面要追求如何反思转化这个“行”，另外要把“行”转为“知”，这是属于“知”跟“行”之间，这两者本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的一切，无论是现在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的，因此哲学家和哲学思考的人们会有非常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有些是能够实现，但是有些是不能实现的，也许今天不能实现，将来可能实现，有一些理想可能永远没有实现的机会，就是人们所说的乌托邦。 

从现在来看，人类社会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所产生的理想大部分是从历史的记忆，我觉得必须懂得哲学知识，如果不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哪些理想今天实现不了，未来可以实现。政策研究者和政治官员还需要区分开，不要把自己看成官员，因为政府的官员主要是微观的层面，政府研究者可以超越利益，放到宏观的角度来看。我前一段时间读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我们的智库和政策是毫无关系的，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专家们每人做五分钟的评论，第一位是请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教授做评论。 

李闽榕：能够参加这次论坛非常荣幸，听了各位专家的演说也深受教益，但是要对专家充满高度智慧的演讲做评论也很难，题目太大，几句话可能很难说得清楚。但是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全球经济治理：共同责任，这个题目非常好，特别是我们下午的题目“全球经济与智库的作用”又进一步深化了上午主论坛的主题，这个题目之所以好，就是我们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不仅仅要发挥政府作用，更要发挥智库作用，智库也可以说和政府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政府就没有这样的智库，智库为社会、为民众去服务只是一方面，历史上都有。如果真正成为智库，就是要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政策建议，这是职责，尽到这样的职责，智库的建议被政府采纳，如果离开政府，智库的作用就很难发挥。 

全球经济治理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智库的责任，要求智库发挥作用。责任的基础和核心是什么？我们从责任和权力的角度来讲，有责任就有权力，权力从何而来？要有利益。我们探讨智库的作用如何发挥，怎么做，探讨很多，但是对智库如何处理好利益关系，利益是什么，探讨得很少。发达国家的智库或者新兴国家的智库，发展中国家的智库都在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政府在全球治理当中为什么要共同发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大家的共同利益在里面，离开利益就不可能有政府责任，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权力。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朗朗皆为利往”，全球经济治理更根本的是治理什么？实际上我的看法是治理利益关系，我们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利益，国际有国际的利益。我们对国际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对全球的发展，国际的发展发挥什么作用，但是也提出很多弊端，大家认识到其中就是小集团的，部分国家，强势国家进行主导，我们智库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要站在全球的角度处理好几个关系，处理好本国与国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本国与草根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不能说你的利益是利益，我的利益不是利益，你的是大利益，我的是小的利益，利益是平等的，是共同的，所以智库在交流当中要处理好利益的关系。站在共同的利益角度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离开这一点，我们的全球经济共同治理就很难治理下去，我们的智库作用很难发挥下去。 

主持人：下一位有请波兰转型、一体化与全球化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教授。

科勒德克：昨天我也说了，因为很多事情突然发生，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自己面对多样的变化，同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来解决，对于智库来说，我们看到全球化带来一些负面，带来一些正面，但是这个进程是无法逆转的，相互依赖、相互连接，在未来会越来越大，无论是在政治层面、文化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以及环境的完好性层面。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崛起，变得越来越有实力的国家，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驱动力，同时它的军事实力也在增加，在知识的影响力方面，它还是没有跟上。相比它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来说，这样带来另外一种影响，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话，我会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这时候应该做更多的贡献，在软实力方面，如果我们的经济为世界贡献15%、16%，那么在未来的20年我们可能成为第一大的经济实体，我们在知识方面的影响力又是怎么样呢？ 

们不能光希望新的创意是来自哈佛，不光是来自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也应该更多的创意来自北京、上海，更多的创意来自中国。我们作为智者的社区，我们也在实现全球化，虽然我们在说不同的语言，说英语、说汉语，知识界应该从一种意义上来说应该说一种同样的语言，如何治理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体，如何提供公共的服务，以全球的方式来提供。同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做这种新思维。

波兰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波兰也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我们也希望在区域的欧盟的层面，来提供我们的声音，我们也特别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我愿意支持全球化的智库在中国建立总部。同时也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产品，或变成一种知识资本，一种具有领导力的智囊、智库，来告诉我们如何来更好的治理我们的经济体，我们希望除了有第一届、第二届的全球智库峰会，我们还希望有第三届、第四届的全球智库峰会，而且能够给我们一种动力，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需求，要有这种新的思维。而且这种新的思维也有一种思想的来源，这种全球的智库需要很好的组织、很好的管理，我们也希望在这种全球智库当中，中国能够基于它的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也能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主持人：请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博士做点评。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下午的智库作用的讨论非常好，刚才各位专家都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我从两个方面进一步的阐述，一是全球治理，智库在其中的作用可以看未来进一步如何发展。我们都知道，全球化分很多的阶段，我认为全球化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有贸易的流动，17世纪进出资本流动，现在我们进入全球人才的流动。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全球在流动在世界各地的人超过2亿人，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也出现大量的移民，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移民超过700万，留学生超过了200万，人才的流动是全球智库应该关心的话题。

贸易的方面，比如通过国际机构的协调有了WTO，金融的流动我们有了IMF，人才流动应该是我们智库关心的话题，怎么样建立全球治理的机制，类似全球人才流动的管理，研讨一个机制，这在行业方面，智库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来讲，在这个领域里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包括贸易、金融、人才。刚才还讲到环保、人口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智库发挥重要的方面。这是在行业的方面。在区域方面，中国的智库和全球的智库要进行合作，在区域合作方面，我们经历了很多步骤，我们有亚太经合组织，也有东盟10+1，10+3，也东北亚的合作机制，在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包括现在的两岸三地，我们的大中华经济圈，我们的东亚经济圈，乃至整个儒家文化圈的方面，这方面都有很多进一步建树的方面。比如我们也注意到在东亚、南亚问题上有一些新的发展趋向，通过各国之间的智库，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一种解决方式，比如大家来提出思考的方案，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供政府参考，也是非常好的方面。从智库本身来讲有什么更多的发展方面？有几点建议：一是加强智库之间的人才流动，包括“旋转门”的机制，这是智库本身应该加强，包括民间和政府之间。二是加强智库的联盟，发达国家的智库非常的发达，包括薛澜院长提到，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包括金砖五国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智库联盟应该更多的得到加强。三是智库的论坛应该继续举办，这一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是非常好的创举，应该不断的举行下去，使中国的智库真正能够成长起来，真正能够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为全球的治理提供新的建议。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主持人：下面我们有请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公使南杰瑞先生做评论。

南杰瑞：首先我讲一下非洲的人口，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长期的理论、长期的措施，我想这个跟今天的讨论有很密切的关系。虽然院长形容一个独立的智库，如何把政府的支持和智库的优点连在一起做一些合作项目，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想法，因为各有各的优点，政府有政策的权力，我是政府官员，我们没有智库的独立性。我们必须得有独立性，因为我们所有的政府有我们人口的要求和短期的措施，要求短期的结果，可是我们谈到社会上大的问题，经济上大的问题，环保上大的问题都是要非常长期的措施来解决。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就是智库的作用。我代表的加拿大政府看到最近的经济危机的看法，就是我们世界不会走回到以前的情况，就是为什么加拿大政府支持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平衡化，为了给发展中的国家一个更大的作用就在这些机构里面，也是为什么最近加拿大政府宣布我们要支持墨西哥，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当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主任。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作用？所有的政府都对他们的人口有直接的责任，我们经常就没有办法接触一些新的建议，有的建议对我们国家的短期利益可能有不好的结果，我们就没有这个独立性。我想看到现在国际经济的情况，国际环境的情况，我们越来越多的要靠智库的作用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茶歇十分钟。 

主持人：下半场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的主办单位，这20年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这就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智库作用”。

迟福林：谢谢宁思，大家下午好。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智库和学者在如何评价中国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方式上有不同的观点，作为中国的智库，我们恐怕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是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要不要改变这一模式，对此，我提三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第一，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与GDP主义的膨胀。首先我们知道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贡献。在市场经济形成和经济起飞过程中，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有客观需求和历史控制，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在哪里？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开始凸显，其风险逐步积累。例如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此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投资扩张上，导致投资增长过快，不断加剧投资消费失衡。这些年，尽管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保持两位数增长，但2010年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33.5%历史最低水平，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大量资源，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一些省区的“十二五”大都是以投资的高速扩张和能源的过高需求作为支撑其经济增长的两个条件。我看一个材料，有的专家估计，全国各省区到2015年能源消耗总量加在一起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这比2010年的32.51吨标准煤增加50%左右，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认为带来的GDP主义的膨胀，从地方层面来看，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认为有四个特征，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上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形成控制和形成干预为主要手段。今天看来，这一种增长方式使GDP主义盛行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第二，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当前的改革困境。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坚持政府主导基础上的市场作用，还是坚持市场基础上的来强化政府作用，在经济生活，这一问题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是政府干预市场微观利益，在某些地方成为常态。例如，政府占有控制的资源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就使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偏离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背景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坚持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速度、投资、项目上，甚至把经济增长同发展划等号。这是公共服务不能不在多方面欠帐，由此也不能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失衡。三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削弱改革力度，在现行的税收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下，GDP成为政府政绩的刚性指标，这就使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逐步突出，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改革在多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说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

第三，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与玉投资消费的失衡。 

有三点判断：一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加剧投资与消费的突出矛盾。中国的消费力，尤其是居民的消费力逐年走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能不能在“十二五”时期扭转消费下降趋势，初步形成消费主导格局，这既是转变经济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的重点所在，它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从中国的情况看，改变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关键在于变革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二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加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程度，形成消费主导，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的比重，从现实看，政府退场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投资上，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这也是我们服务业长期徘徊在40%左右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说明，如果不尽快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改变经济结构将是非常困难的。三是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进入明显的优先发展的特征，事实上GDP长期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快于GDP增长，国有资本扩张成倍快于GDP增长，这种偏好投资，是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因素。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关键在于从国富优先的发展导向专项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改变政府主导的方式应当是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中国的智库进行独立客观的研究，因此中国的转型与发展需要大力的发展具有国际性视野、战略性思维、独立研究的智库，今年也是我们中国改革发展智库成立20周年，我们将按时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谢谢大家。

主持人：迟福林院长提出很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个挑战性的要害在于提出要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怎么改革呢？要进行机制的结构性的改革。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兼主席、印度政府前秘书长司马拉瓦克维什南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智库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与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制度安排”。有请。 

司马拉瓦克维什南：朋友们，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的观点。在上一单元赵部长说了政府的官员应该是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智库，有些人在政府工作了几十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加入了智库的工作，所以这种过“旋转门”的方式，我是前政府官员，现在是智库的负责人。有的时候只有在离开政府部门，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现实社会是什么样的，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智库的问题就是要保持独立，我们就是独立的机构，不接受国家的经费，根据项目来获得经费，我们人员也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研究的面非常广，我是我们机构年纪最大的人，其他的很多同事都很年轻，在我们机构中也有各个年龄阶段的研究人员。印度的智库作用跟世界其他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说研究治理、政策等等。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我们看到智库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像中国，还有印度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些更加紧迫。

薛澜教授也提到了，在印度，我们有200多个智库，我们的机构也是尽量的来使得智库具有独立性，我们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权力机构是流动的状态，我们不知道以后是谁上台执政，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只关注几个人的观点，我们是关注公众。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光是研究政府，同时还研究司法机构面临的问题以及立法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在经济领域、环境领域以及安全社会运动方面的话都进行研究。在经济型的智库对于政府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在司法和立法方面影响要小一些。环境方面的智库在司法方面的影响大一些，而安全方面的研究智库，它在政府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而研究社会运动的这种智库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有相应的影响。 

我非常感谢中国组织全球智库峰会，使得增加我们彼此的了解，我觉得智库非常的重要，独立性对于智库来说非常重要，作为智库来说需要资金的支持，别人给你提供资金并不是说丧失你的独立性。当然独立性并不是说比较排斥合作，合作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也要强调联盟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没有联盟的话，我们要想理解人类共同的挑战是比较困难的，找到答案是非常困难。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找到共同的答案，但是我们有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应该对于一些现成的模式低头和屈服。谢谢。 

主持人：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庞中英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和智库的转型”。

庞中英：谢谢主席。首先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邀请，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发言机会。因为我事先准备了一个发言稿，听了两天的会以后，觉得需要修改一下我的发言稿。许多人都是经济学家，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我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更多的偏向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 

首先谈一下关于治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尤其对中国参加会议的各位观众可能是应该有意义，“治理”这个概念在西方是跟政府相对的，这个词进口过来以后，“治理”就变成政府为主体，我非常同意刚才迟院长谈到的要加强我们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第二，其实有三个概念我们需要注意：一是“国际治理”，二是“全球治理”，我记得去年10月份在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举行的高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潘基文秘书长，还有美国的物理学家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教授，他谈到爱因斯坦的世界政策思想，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次会上的文件里有一位法国的发言者谈到世界之所想，仅有“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考虑某种类型的世界政府，加强联合国，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第三，对于当前全球治理改革还是重建情况的评论。我参加这么多的国际会议，今年也分别在新加坡、比利时、卢森堡做了两场演讲，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前不久还去卢森堡参加了英国外交部的会议，我感觉到在整个国际上，包括在中国大概有两个意见，一个是要改革旧的东西，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联合国。还有一种思想是重建，我们看到这次峰会上有一个叫做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想法，还有人提出来说在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我们需要重建。我非常高兴上一届加拿大共识先生提到的“世界不会回到以前的情况”，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要把改革和重建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第四，有一个观点要提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个全球治理，比如G20可能是解决最高的问题是治理这些已经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联合国安理会可能也要完成这样的角色，我们已经有好多个治理，OECD等等，我们有政治、金融、安全、货币，我们需要更高的治理，我们要去对已经有的多种多样的网络的东西，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间的和政府的都要去做治理，这是更高层次的任务。 

下面我想谈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政治问题，中国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提得非常好。除了G20合法性以外，还有谁来治理与管理美国，美国一直在管理世界。这个问题还要坦率的提出来。最后一点，上一组还有许多人谈到智库的问题，我准备了许多关于智库的话，我不想重复，这里想补充一点，除了中国学术界的同事的观点以外，我本来想讲薛老师的话题，我就不展开，只是想讲一点，中国输出，因为这里有一个外交政策的原则问题，邓小平说中国不输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去年我提交一篇论文，由清华大学的世界与观察杂志下个月刊登出来，我想中国智库必须要想办法出口我们的思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智库生产出来的、提供出来的全球治理，这是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也包括对大学里智库的使命和作用，我自己提到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我所有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迟福林教授讲到改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庞中英教授提出要改革美国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反过来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也有这样可以讨论的话题。下面有请墨西哥学院经济系的教授罗梅罗，他谈的题目是“智库在墨西哥非正规就业与就业不足应对政策和制度框架设计中的作用”。 

罗梅罗：大家下午好，谢谢组织者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和大家谈的是墨西哥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追随者，还是作为政府应该深化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我会谈一下我们墨西哥的一些社会问题，犯罪跟贩毒也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大家也可以帮助我设计一个框架制定政策，帮助解决我们社会的问题。    我主要是谈我们的劳工市场，我们看到，在墨西哥的劳工市场非正式用工非常多，因为投资的不足，而不是因为过分的管制问题。比如，我们的养老基金、养老保险、健康的医疗保险都不足，因此我们非正式用工是非常多，同时我们劳动生产率也是相应的比较低，而且他们的工作也不稳定。让大家看一下，我们非正式用工从1944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制度，从那以后，大家看到非正式用工变化的情况，一方面墨西哥发展得非常快，还有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吸收一些富余劳动力。因此，我们的非正式用工非常多，1989年大家看是比较的高，那时候我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一些放松管制，非正式用工产生了一种爆炸，作为一种结果。它从3%增长到35%。同时墨西哥跟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签署自由贸易的协议，这些自由贸易协议是禁止贸易的保护主义，不能进行行业的保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政策的出台是非常困难。 

（图）大家看到这一张幻灯片是我们GDP的增长情况，还有出口增长的情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好像不是很大。另外，我们的出口是占整个生产量的47%，我们的出口量是比较大的。我们的财政部长也讲到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由于我们的数量比较大，我们的应对能力是比较弱的。我们的帐户下经常也是有很严重的赤字，我们的资本流入也是非常的大，但是资本流入进来以后到了什么地方呢？一方面进入消费领域，很少是变成了资本。这是工人的投资，在1980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增加，这是实际的外汇率，也是在上升的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墨西哥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应该由远期的贴现来计算利率的评价，我们不能够用利率来刺激经济，如果是用利率手段的话，就会导致资本的外流。现在央行是独立的，财政部没有一起来协作，这是我们的结论，我们现在有一个开放的经济，但是金融系统的发展不足，还有就是一个独立的银行，我们的货币的估值过高，导致投资的利润比较低。因此，我们在劳动力市场有很多的非正式的劳工，同时导致了生产率比较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开放资本市场，我们要开放商品市场，我们需要美国的协作，包括商品的流通、商品的开放、资本的开放都需要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要对改革进行改革，要重新考虑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商品市场的开放，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上有什么建议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来。

主持人：下面有请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劳动关系和社会对话高级专家李昌徽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包容性发展与智库在社会对话中的作用”。

李昌徽：主席先生，非常感谢给我这样发言的机会，可以在这儿讨论一下智库在通过社会对话来促进包容和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刚才已经听到关于在发展和改进治理过程中的智库作用。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工人的组织以及雇员的组织，一方面是因为我来自国际劳工组织，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知道这个机构，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特别的机构，它是比联合国更早建立的，联合国是在二战之后成立的，但是劳工组织是1919年就成立了，事实上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同一年，我们的治理结构来说，和其他的联合国组织还有世界银行来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专门是关注雇主以及雇员机构的组织，所以我们不是关注政府，我们是关注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我想着重来强调雇员以及雇工组织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因为这对于包容性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一下中国，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事实上就是要确保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同时使得发展能够更加的公平，同时还有社会的公正，这也是我们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我认为中国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不光是需要政策的支持，同时还需要调整权力机构，包括经济中关键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机构，才能够实现包容性的发展。 

（图）我们看这张幻灯片，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差距以及集体谈判权之间的关系，很多国家工人的待遇是由集体谈判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它的集体谈判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北欧国家，我们看到事实上70%、80%多的员工都参与到集体的谈判机制，但是左边的这个国家，也就是美国、日本，他们员工参与集体谈判的不到20%。由于这样的差别，工资的差距，在员工参与集体谈判比较低的情况下差距比较大，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内在的联系，越多的员工参与到集体谈判机制里，工资差距就会越小。工资最高的10%和工资低的90%之间的差距是比较低的，所以显示集体谈判的力量，越多的工人参与到集体谈判里面，工资的差距就会越小。 

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这张图就是中国的工会和集体谈判协议的比率，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就是工会的数量，从2001年开始工会的数量在上升，蓝色的线是参与集体谈判协议的员工人数，人数都在不断的上升。在中国，还有国外的很多人都质疑工会的作用，很多人都认为工会不能够代表员工的心声和利益，这个批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强调说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了，因为劳工已经出现了短缺，还有就是更好的法律制度的保护，还有就是工会本身的改革，我们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工会正在变得更加有用、有效。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中国的工会能不能为劳工市场的分配带来一些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工会它加强集体谈判的话还有一定的空间。这样一种改革的话，不光是可以改变收入分配的情况，还可以改善二次分配，我们需要一种智库更加系统的参与来研究工会以及雇员之间的对话，进行研究，同时在中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而来更好的协调双方关系的优化，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国际劳工组织非常愿意和IMF以及世界银行一起共同增强改善全球的治理结构。谢谢。 

主持人：谢谢李先生，李先生讲的话题也是大家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确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进行对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下面有请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的作用”。有请。 

王荣华：主持人，各位代表，我就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作用谈三点看法：第一，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有文化视角，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治理问题迅速上升到政策和战略的高度，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恢复与重建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责任，信心和决心，作为智库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还要积极推动文化教育，只有从心开始，以道相通，人对人，心对心，认真倾听、互相尊重，努力消除障碍和误解才能更好地推进国际合作和发展。我们曾经在上海举办过4届中国学科论坛，我们分别以和而不同、和平-和谐、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是中国之道，讨论阐述中国的和文化，得到与会朋友的肯定。在4届中国学论坛是由民间来举办的，全球治理的讨论不光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就是说传统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各类智库乃至全球资本市场，也就是民间力量、民间智慧、非政府力量在全球治理当中的作用。关于全球治理议题，很多问题是很难依靠单个国家来解决，比如全球安全，比如生态环境，比如国际经济，比如跨国犯罪，比如基本人权等等，而必须依靠国际的合作能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正在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当中，以国际合作实现全球经济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注重的，这要求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发挥起应对危机的重任，像G20峰会的力量为平台，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共聚合路径，所以思考这个问题，需要有全球视野，需要有文化视角和民间的力量。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重在本土化治理，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全球的共同参与，某一个地区发展也会面临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本土化的意义，也具有全球化一般性趋势的特征，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发生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全力共同治理的，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大王国，分成若干块。我想以背靠中国大陆，面向太平洋的上海为例来做一个阐述。大家知道上海正在致力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以及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这里有几个问题，比如如何建设，这不仅仅是上海的大事，也是作为全球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全球经济治理的意义。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顺应和适应这样的发展要求，要为长三角，要为全球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和支撑，要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合作服务，比如说我们正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和运行成本上升的重大挑战。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建设和发展，比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安全运行，综合治理，交通、住房、社会保险等等诸多的公共问题，全球治理只有与本土设计结合，才能落地、落实。以国际合作实现全球治理，以本土的实践创新全球治理，提供经验和教训。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智库发挥独特的作用。应对全球风险时代，需要勇气胆略，更需要智力智慧，除我们自己以外，特别要凝聚世界人类的智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理念、机制、秩序，这是新智库的历史使命。从我们的研究和实践来看，新智库的功能和作用，我们想大致归纳成五个方面：一是战略政策的储备库，坚持前瞻性、战略性、可行性，与政府的关系我们应该是若即若离，所谓若即就是围绕社会重大理论现实开展研究，所谓“若离”要求坚持独立思考、独立研究。二是解决社会大众的问题，教育大众理性思考，影响民意，影响民粹主义，在诚信成为社会稀缺资源的时候，智库增加公信度迫在眉睫。三是庄严圣洁的学术殿堂，坚持以学术为一统，处理好水与船的问题，根与叶的关系，那就是说水涨船高，根深才能叶茂。四是人才培养的蓄水池，坚持实现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身份的转换，目前中国的状况，智库到政府的人这扇门开得比较多，政府再回到智库的相对比较少，这个门是开了半扇。既然政府要智库的人，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人才池，随时能够提供，因为只有提供人才，才会有影响力。五是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坚持开放性研究，倾听不同声音，通过交流，争取话语权，共享人类智慧。因为我从教育界到政界，政界又到了学界，我体会到我们新制度生命力在哪里？在于回答实践中的问题，防止隔靴搔痒，如果是束之高阁的话作用是为零，没有信仰的智库是没有灵魂的智库，我们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为利益集团代言。上海社科院三年前成立了智库研究中心，我们有同行说，你们在建智库的智库，我们想探索不同学科之间分支方向的相互交叉、相互提高，想推动具有中国特色智库的研究及应用，在智库研究中，我们也深深感到有不容回避的问题。比如一方面智库建设是方兴未艾、百舸争游……我们智库发展需要加强国内外智库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国际交流，只有坚持开放研究，共享经验、智慧才能共同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我们进行下面的议程，由专家进行点评。下面有请挪威驻华大使司文先生点评。

司文：主席先生，各位代表，能够参加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谢谢组织者，谢谢诸位主旨发言人，分论坛四的主旨发言人讲得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见识。刚才我认真倾听了迟福林院长的发言，从它的发言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您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中国智库的院长，在中国的发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们是高水平的智库。今天下午我们也听了其他的发言，来自其他的智库，来自其他的国家，包括来自印度的，来自墨西哥的，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集中来谈三点观察：一是我们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复杂的，很多的参会者谈到决策者是需要智库的，寻求新的思维，为政策所借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同意基辛格博士对于中国贡献的话，没有中国的贡献，没有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想恢复这么快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当中，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二战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的模式应该做相应的变化。智库的前瞻性和全球的视野非常重要。二是要强化智库跟政府之间的联系。中国的决策者现在愿意倾听、愿意接受智库的意见，吸收智库的意见，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意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寻求好的创意，如何治理这样大的国家，如何实现好的经济转变和社会转变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国的特色。 

主持人：下面有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碧珍女士做点评。 

刘碧珍：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首先我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次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盛会，今天就全球经济治理和智库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我个人的一点意见。这两天以来，有不少的专家都提到全球治理效率是有待加强的，为了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效率，我们觉得智库可以跳出过去那种提供各种援助和咨询的传统智库角色，采取积极的作为，来协助国际机构进行跨国的协商以及跨国的合作。 

我个人认为各国的经济智库至少从下面几个方向着手：第一，智库要走出去，积极参与，定期和不定期的跨国智库研究，前瞻的观点针对全球治理的新进展，预先探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趋势和冲突，并且提出具体的建议，以提供国际组织作为决策的参考。我们都知道，2008和2009年整个全球的金融风暴给全世界带来非常重大的冲击，虽然在风暴发生之后，全球治理扮演相当程度的角色，比如说像WTO、欧佩克，曾经多次呼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建议降低保护主义工具的依赖，共同对抗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这种事后的危机处理显然不如事前的积极防范来得重要。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已经有不少专家提出警告，但是大家都是低估，次级房贷早已转化成为金融商品，在世界各国流窜的事实。如果智库能够定期和不定期的召开国际会议，就可能影响全球的重要经贸事件进行深入的讨论意见的交换，也许能够对于世界的严重性会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了解，并且可以通过模拟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比较精确的评估和解决的方案，供国际组织来参考。如此也许可以防范于未来，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全球智库高峰论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我们能够做更有效的意见交换，在这个峰会所做的一些讨论，所获得的一些具体的结果或者建议，事实上是可以提供给国际组织进行参考，以发挥智库超越国界的作用和影响力。另外智库还带来非常强大的学习效果，通过相互的观摩、相互的学习、相互的讨论，不仅可以缩小各个国家对于议题的意见，对于智库比较弱的地区，也是强化他们能量建制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对于国际比较重要或者比较棘手的议题，可以进行意见的交流，了解各个国家遇到的问题遭遇的瓶颈，并寻求合作解决的最佳方案，再由政府出面协商。我们都知道多哈回合历经十年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办法达成协议，这也反映出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效率其实并不高，它背后隐藏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过去智库都是在幕后，扮演幕僚的角色，今后智库可以采取积极的角色，对各个国家进行各种可能性的探索跟交流，以及形成共识。目前各个国家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前，都是先由智库进行可行性的研究，评估经济效益，充分交换意见，在双边的认知和差距缩小之后再进行协商，可以提高协议达成的可能性。以去年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去年6月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之前，两岸的学者和智库都做了非常多的交流和讨论，这样形式的互动事实上为区域经济的治理建立非常良好的基础，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衍生，应用到全球经济治理上面。最后，究竟是由市场主导经济发展还是由政府来主导，我有两点意见：一是我是自由派的学者，我并不反对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里扮演的角色，像亚洲四小龙成功了，政府的角色是功不可没的，市场的机制并不一定完整，政府有必要做适当的介入。一个好的政府治理不仅要高瞻远瞩，充分允许市场机制的运作，而且要能够引导整个社会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迈进。这个论点实际上跟迟福林院长认为的政府的机制也许应该要进行一些改革，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是不谋而合的。以上是简单的意见，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主此人：下面我们请中意协会首席代表朱德启先生。

朱德启：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也不是智库的成员，我也不再是政府的官员，我是一个商人。我每天都是跟其他的商人在打交道，我们从银行借贷，我们买材料，然后我们销售，我们付薪水，但是我们在公司里面强调公司的治理，因此我们有指挥，我们要让杂技演员把这个节目演好，我们不想进行贿赂，我们想进行诚实的交易，坚持一些行业的标准，劳工标准，因此，在峰会上谈一谈什么叫全球治理，因为发现我们也有一些自身的问题，比如说有货币和商品的流动、价格的波动，对我们日常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货币，比如说它的波动，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以前是1.2，现在是1.55，这对公司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可以产生对冲，对冲以后还是会对公司的运作产生影响。昨天和今天我们听到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构，还有国际能源局，他们对石油的价格产生影响，我们也有国际劳工组织，还有环境组织，但是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些智库有没有帮助他们，使他们更好的理解什么叫道德的行为，现在有那么大价格的波动，以至于影响到了公司的运作，比如说在中国，对自己货币进行保护，使得中国的货币不受市场操纵的影响，未来的智库在这方面也影响扮演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就使得货币的价格波动不会对我们公司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谢谢。 

吕宁思：下面有请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克明发言。 

吴克明：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中改院给我们地方智库的从业人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能够参加这样非常成功的高层次的峰会受益是巨大的，特别是我能够作为最后一个发言人，最大的好处是享受了所有讲者的信息、知识和观点，但是最大的弊端就是有可能我想到的其他的讲者已经讲完了。受到大家的启发，今天下午包括刚才的几位讲者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在全球治理当中要充分的发挥智库的作用，同时要实现智库的可持续的、全面的、协调的、包容的发展，我仅仅从一个地方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在全球治理当中的区域治理，全球治理是一个体系，全球治理好像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它是和全球化紧密相连的，其实不光是全球治理的问题，现在对国家的治理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我提出的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又延伸和产生许多区域性的问题，我现在讲的不是国家之间的区域，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有可能引发国家治理的问题和全球治理的问题。刚才上海的同事已经做了很好的阐述。第二，希望在研究新兴经济体国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的作用当中也要十分重要新兴区域的发展，在各个新兴经济体当中已经出现很多新兴的市场地区或者是区域，在中国同样如此。过去的30年当中，我们在沿海地区出现几个大的长三角，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大的区域增长企业，下一轮的发展当中，中国可能就会出现很多新的新兴地区，包括我所工作的安徽发展势头就比较猛，还有内蒙古、河北、湖南以及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还有高铁沿线的地区，以及欧亚大陆桥沿线地区，这些地方中国不可能再依赖沿海地区的生产模式和经济模式，特别是红利外移到另外的地区，资源、土地和环境都没有很好利用的发展，这些新兴地区对中国未来的几十年发展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吕宁思：我们现在进入提问时间。

网友:请问专家，各国利益本位，全球治理的有效机制是否存在？政治因素在多大程度上阻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和统一性？ 

司马拉瓦克维什南: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达成了一些协议，这是历史证明的，所以在过去的30年和40年也证明，我们还是有可能就一些事情达成共识，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冲突和意见的不同。我们不可能对很多事情达成一致，但是肯定有一些事情可以达成共识，对于我们来说有必要来看一下全球的治理，我们在有选取的情况下考虑全球的治理，不可能所有的情况都进行解决。 

网友:中国这次智库的讨论成果，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高层采纳或者影响它们的决策，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郑新立:我们讨论信息传播的程度也非常广泛，通过微博受众很多，现在好多决策的过程舆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好多问题，大家获得共识，这些意见很容易能够反映给操作层，我知道政府的决策里会得到体现。谢谢。

财新传媒:我想问迟院长一个问题，也是刚才郑主任的话题，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迟院长已经做了二十年智库的引领者和实践者，其实很多专家都说智库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还要有一些包容性，都要统一，其实统一是很难的，我想问一下迟院长，在您20年的经历当中，这种独立性和能够真正推动政府有所改变或者一些政策的引领方面，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比如像海南岛的国际旅游岛的政策，您建言了十年才得以实施，想听听您其中的一些甘苦。 

迟福林:我总结起来有九个字“独立性、网络性、国际化”。只有独立的研究，这样才能起到智库的作用，而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独立的研究需要付出努力和代价，需要坚持，这样最终它能起到作用，独立研究是智库最本质的特点，而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努力付出，坚持。谢谢。

中国金融杂志:我有一个问题请问国际的几位专家，你们对G20的框架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有一个问题问刘院长，刚才您谈到一些看法，我想请问您对两岸的智库合作有没有什么想法，尤其是在金融、经济方面，因为台湾有一些金融方面的创新，比如私人银行等等。 

刘碧珍:我们刚刚还在跟迟院长在交换意见，两岸其实在过去至少这一二十年智库的往来是非常频繁，我们有在考虑是不是建立智库的平台，通过这样的平台，让它的效果和影响力能够更广。你刚刚提到金融方面的两岸交流是非常密切的，据我所知台湾有一个基金会，跟大陆的金融方面已经办了十几届的年会，所以这方面我们的交流应该还是很多的。

国资委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刚才庞中英教授讲到，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包括在21世纪要输出，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和解决方案。西方文明强调的是批判性思维，中华文明强调的是建设性思维，而建设性思维也在改变现实的同时更具有解决方案，不仅仅只是职责。在今后的全球智库建设和中国智库建设，庞教授能不能提一下，有什么具体的思路、方案、措施，怎么融合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呢？ 

庞中英:先同意你的评价，我们不输出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但是我们输出解决方案。我们要努力。 

网易财经:请问吴克明教授一个问题，安徽政府在对接央企，承接上海、浙江、江苏这些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上有哪些思路？

吴克明:我用一句话，安徽省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已经成功的启动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型区和合肥、芜湖、蚌埠自主创新试验区，并且在和国有的央视大企业和全国著名的名企，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合作上，近几年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并且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我再补充一下，我们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和地区治理方面也要充分的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智库管理经验、分析工具和一些方法和一些知识，我们应该是开放性的一种方式。谢谢。 

吕宁思:我们请这次论坛的承办机构中改院的迟福林院长给各位嘉宾说几句话。

迟福林:谢谢。作为本单元的承办机构的代表，我利用一分钟时间说几句感谢的话。首先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对本单元讨论富有智慧的贡献，我们将把这些内容归结起来尽快得到多方面的了解、关注，使它能够在更多的层面发挥作用。第二，十分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郑新立常务理事长，他这次把这个重要议题的单元交给了我们，向你表示感谢，而且是无条件交给我们，没有代价的交给我们。第三，我们本单元最重要的，我看了四个单元，其他三个单元都是官员主持，我们这个单元是媒体主持，而且是知名的媒体主持，我不知道现在的效率怎么样，至少主持是非常有效率的。向吕宁思台长表示感谢。第四，向本单元的支持机构，北京银行和新世纪周刊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对大家的积极参与以及我们各个媒体的参与表示感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