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球智库峰会

吴晓灵：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主持这一场的非论坛讨论。我们这场论坛是资本流动与投资环境。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全球投资环境和资本流动总体有所改善。由于担心财政赤字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以及近期开始的管制与反思，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风险有点恶化。美国的QE2近期日本洋行银行在地震之后的流动性注入在全球流动性带来的新活力的同时，也加大了全球流动性和投资风险。我们一场请来了重量级的专家。

第一位是李剑阁先生，他现任中金公司董事长，加入中国国际有限公司之前曾经在国家贸易委员会，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还有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重要的单位担任重要的职务。

第二位是大家所熟悉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为世界银行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对国际区域货币安全造诣破深，他对中国的汇率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听到对于资本流动的看法。

近期股票市场表现，一个全球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实现稳定的区域。第二，欧债危机能否顺利解决。第三，美国货币政策在QE2之后如何发生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现在又开始放缓，新兴市场增长前景比较好，这几个曲线来看，这里举了五个国家，巴西和印度增长势头不错，日本下降比较多，美国和欧元地区增长比较缓慢。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欧洲的债务危机对资本流动和全球间形成间断性的冲击，现在是一个突出问题。希腊目前是违约的几率非常高，专家们对它的前景还是很不乐观。认为希腊政府的违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债务重组是迟早发生的问题。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的前景，对全球有影响。美国目前从各方面大家的分析，美国实行QE3的可能性非常小。

罗纳德·麦金农：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谈论我研究的话题极做“资本流动”。在1995年批准的时候，美元就成为世界的货币，因为当时美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金融市场。在二战以后，欧洲市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日本情况也不太好。当时在国际贸易当中，都是以美元结算的，到现在美元还是结算货币，各个国家之间需要使用一定的资本控制，资本管制，实际上现在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条款是非常符合的。我们看一下现在贸易项下的可兑换性，实际上不一定要在资本项下可兑换。我觉得当时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让很多国家放松他们的资本管制，可以让金融资本自动流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现在回头看我们知道这些亚洲国家他们不应该过快地放宽资本管制。

当时大量的热钱流入到东亚、菲律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市场就崩溃了，幸好当时中国没有让人民币贬值，我们进行了财政扩张政策，1997年挽救世界经济重要举措。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现在国际的热钱流动非常平凡。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家，我今天的讲话其实从现在才开始，早先没听到也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外汇储备是在2001年的时话候大概是1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增长了6倍，到6万亿美元。2010年底的时候，还有2011年的初的时候达到6万亿美元。

巴西尤其是一个特点，巴西跟中国还是有点不一样。巴西它在热钱涌入之前有很多的升值现场，巴西的货币，但是中国还是比较稳定，所以中国跟巴西比，它的问题更严重一些。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它的短期利率几乎是零了，日本也是这样，日本长期以来利率都是零。所以在ECB框架下，尤其是银行间的利率，我们知道有的是小于1%，很多工业国家，由于经济是不断地下滑，所以没有什么气色，他们的利率很低很低，很多热钱就涌入到新兴国家。灵活的汇率机制，当我在国际金融论坛上也说过，作为货币政策我们应该由市场做一些判断，但是我觉得热钱的流入不完全遵循市场的规则。

我们看美元还有日元，在2002年的时候，美元当时达到了一个顶峰的峰值，使很多钱流入美国。美国低利率还有包括外国高利率，美元的贬值使赌美元贬值的投资家赚了很多钱。2008年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发生以后，世界已经开始不再以美元为最核心的货币了。我还要大约两分钟的时候，挑两个幻灯片给大家讲一讲。外汇储备与GDP的关系我们看一下，15%上升到50%。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更高的通胀，所有的新兴国家出现高通胀。

在美国、欧洲、日本，在这些成熟的经济体，也受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实际上新兴经济体，除了由于货币政策方面，比如印度、巴西、中国，货币政策的原因，都出现了高的通胀。这是渣打银行2010年整个中国外汇储备，还有包括热钱的涌入，主要由于热钱而不是由于外汇的顺差累积组成的。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这个热钱来比，贸易顺差的余额比较小。这一张图是在基础，我们看到金属的产品也是价格不断攀升。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关联的，也跟美元的汇率，美国低利率相关联。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零利率政策没有对美国经济起到好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当然有人会它能够使得美国经济复苏，实际不是这样。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工业还有1.24万亿的贷款这是2008年5月的数据。

实际上很多的一些信贷不断增长，美国经济没有什么起色，银行的拆借也是有所影响，跟2008年5月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假设从新兴国家通胀又会回到美国，对美国产生影响，这些银行间的交易已经受到影响了，就会引起一些通胀。我们知道通胀与这种包括整个的利率政策等等，它都是紧密相关的。

吴晓灵:谢谢，我上每一个关系只讲十分钟，最后请大家互动。罗纳德·麦金农给大家讲了三个重要的观点，美元的贬值和西方国家的接近零利率政策和新兴市场的利差是引导资本流动的很重要原因。一个对资本自动流动是不是很好，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提出了这件事情。不自由流动同样能够保持各个国家的经济的平衡，而我们现在很多的高额的外汇储备，并不完全是应付贸易进出口的顺差和逆差。第三个观点，低利率是否就能够拯救一个国家的经济，他认为低利率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西方国家的低利率使得热钱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动，也造成了这些国家的高额的储备和巨大的通货膨胀，这些值得我们思考。谢谢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下面请钱博士谈一谈他的观点。

钱果丰：谢谢，我要讲八个观点，有一些是我个人的观点。谈一谈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首先看全球的资本流动可以说现在是遇到了一些挑战，我认为现在有一些这种国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可能还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会发生，我认为还会发生。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当地政府采取的非谨慎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经济发展的态度，如果不谨慎的将会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欧盟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希腊不同程度的出现主权危机。

第二有一些角色互换，假设你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有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了资本的输入国，比方说中国，还有印度。印度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说到资本的流入，比方说从前，我们知道钱流入到新兴国家的话，会产生一些经营的消费，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引起投资的增加。这样的话，可能会使得这个经济的发展他所投资国家的经济更多处在金融方面，而不是实体的投资。

比方说中国，中国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系统也在不断扩充其实力，包括加州那样的一些金融体系，现在可以说都赶不上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世界需要更多的储备货币，不仅仅是依赖于某一个储备货币。所以我们不能够仅仅以来美元，美元从二战以后，一直是唯一的一个储备货币，现在这种局面需要打破了。对美国来说也提出了挑战，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让更多的货币国际化。未来的五到十年需要加强欧元区的实力，更多新兴国家有国际化的货币,当然目前在格局形成之前有一些波动。

第四个观点，很多国际货币流动的格局是投机性的，短期的逐利目的，引起了价格的波动，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引起社会的动荡。当然我虽然是一家银行的董事会的成员，但是我还是想说，在金融服务行业，你们是要负责任的，或者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最近我也听到经济学家说，银行家们有点像有多动症的小孩，银行不断挑起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回顾一下金融史就会发现这一点。

第五个观点，也跟我的银行家的批评相关的。我想说，利率方面会比较低。本金方面，还有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包括一些基金经理们。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是越来越突出，会有一些错配，为什么会出现错配，短期的回报与可靠性，假设投资出错的可靠性之间是不匹配的。就是由于有全球金融格局的一种扭曲，包括投资与利益之间，包括投资人本身，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利益不匹配，现在全球的公共资产方面是投资过低，什么叫公共资产或者公共货物呢，指的环境、教育、医疗这些属于公共领域这方面的投资不够。

最后一个观点，作为在香港，我想跟大家实际上是相关的，美元跟港币，港币盯住美元。香港外汇储备增长到了超过2亿美元，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但是1983年情况不一样，1983年港币盯住美元，我们如果做一个成本分析的话，我们发现利益是大于成本，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大家如果港币盯住美元，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要重新审视是否让港币盯住美元,谢谢。

吴晓灵：谢谢钱博士，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货币，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能够国际化，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再有，作为一个银行家，他能够大胆提出来，金融家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责任，银行家提出这个问题是难能可贵。我们尽管有这么多资金流动，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公共领域当中是不够的，这需要我们G20集团大家共同协调引导，又非常大胆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香港汇率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谢谢钱博士。第四位嘉宾，我们请贺力平教授，站在学院教授的角度看一看国际资本流动。

贺力平：前面多位专家指出当前国际流动资本主要形式是证券资本，为什是成为当前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各国财富的积累和证券化，各国证券开放，各国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各国经济行情，尤其是宏观经济行情差别，它给国家直接投资的流动提供资金的便利。

第二，促进各国经济体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第三，制约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长远看，它推动各国经济周期，时间走势上趋于相同。这是我们说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国际流动的基本原因和作用，国际上包括国内很多学者认识到国际资金流动

证券资金流动具有三个风险因素。资金的交易数量和价格相互推动，尤其短时间之内，这个是我们说，使资产的价格偏离它正常水平的表现。这跟国际资金的流动很有关系。第二，资金流动尤其是证券资金流动，多变逆转性。第三，国际资金流动发生作用，它往往起到放大或者抽水井的作用。

现在很多研究者认识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不仅是中国也包括其他的新兴市场，也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面对资金流动这些积极的作用，和它可能的风险的因素，应该怎么办，这个研讨会特别的提出是不是应该限制资本流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国家学术界达成一些共识，我们很多人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不久通过自己的研究人员的工作报告，叫重新看待资本管制的作用，提出了看法。这个看法加上我个人的体会，主要是三个方面。各国考虑实行资本管制之前，我们实际上有三大任务可以拥有。第一，金融机构投资机构风险治理，第三，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和有效监管，如果有这三者，我们政府当局不需要采取特别的资本管制，但是这三大防护墙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够成立，它有失败的地方。

像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它也在某些方面出现严重的失败。针对这种情况，资本管制政策作为一根稻草是有用的。实行什么样的资本管制，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我个人倾向于，我们有两种资本管制，一个叫做数量型的，就是对所有的外来的投资资金，在数量上不批准，这是一种可以认为货币政策上也有数量型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是数量的，还有价格型的，可以采取征税。允许外资进来，但是你实行征税。这种措施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欧洲、拉丁美洲、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采取过。

中国这样新兴市场在今后对待资本流动这个问题上，包括证券资本在内更多是偏向价格型的调节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限制。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值得探索的趋势。

吴晓灵：谢谢，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更多看到弊，加强资本管制的声音出来了。要不要管制，怎么样管制。宏观政策的掌握方面，和金融监管的掌握方面，能够做的更好，是不需要的。如果这些失灵是必要的，最后的防火墙。他也给出了数量管制和通过加税来实行影响价格的一种经济手段，这是他给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代表学者的看法。下面我们请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溥乐伯先生，他来讲一讲。

溥乐伯：谢谢，这么复杂的话题有丰富不同的意见，我们今天能交换意见更有价值。我就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广泛而言，我们的使命包括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反对双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今天我和商业和政治的角度讲一些与市场流动性相关的话题。这些内容会对大家有所帮助，但是我不想在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对我们自然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在很多程度上相信这是央行行长和政府官员的职责。

作为一个从80年代开始从业了几十年的国际银行家，他在纽约发表演讲的时候，当时正值韩国试图维持出口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并且平衡相关的金融问题，带给韩国的经济压力，导致韩国货币突发性的贬值。据我所知，在礼貌的环境下，说谎是可以值得理解的。我想说这一点是希望提醒大家，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从资本外逃到热钱的流入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所以央行行长能够掌握时机，掌握充分的信息，从而能减小冲击是非常重要的。

信息公开是件好事，通过很多途径带来教育意义，我们仍然需要把这些问题交给政策制定者，依靠他们解决。刚才钱先生提到了在最近很多问题被过多政治化，我们支持多种形式，包括双边对话，包括G8、G9、或G20多边对话。

之前也提到任何一方贸易保护主义，轮胎特保案中我们遇见了针对中国轮胎征服大幅度关税，换成了国家，而别没有增加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另一个例子购买美国货的计划下出台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是太过于保护主义了，幸好这些政策不是太多。最近有一个例子，一定程度上与流动的讨论相关，美国国会当中重新提出针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法律，原因是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我们未来还会继续这样做，就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向所有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44家美国的企业，向他们致敬，再次表示我们反对美国国会制裁中国，操纵汇率。我们这样做，是由于关税的政策，会与WTO的规定和义务相冲突，比如说轮胎特保案当中，不能实现它的既定目标。会通过抬高定价，伤害到美国消费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一些重要的政治事实，美国正在进入一场选举周期，首先美国现在正在进入长达18个月的选举，我们可以充分预见到来到美国的左翼、右翼。当然他们也会批评美国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出现一些国家领导权的交替，很多人说新政权上台以后，会要保持稳定而不会继续改革。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我们认为许多必要的改革在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和市场。

我们知道这些工具是什么，比方说适当的利率环境，更加广阔和更自由的资本市场，更加开放的货币和固定资产的账户。我想把大部分的时间说一些跟工作实际相关的内容。

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是我们所代表的这些企业，在中国重要的利益。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很重要，我想针对美中双方说几句话。中国投资的公司在美国一共只有一万名员工，而日本公司的子公司在美国工作的员工有超过60万人还多。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估计，我们在全球拥有最开放的市场，对那些做足了功课，了解当地的法规中国企业来说，我们非常欢迎他们。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比来自中国的交易受到更多的审查，所以我想重复一下，美国的市场上向所有的投资开放，我们也欢迎中国的企业到中国投资。在中国我们认为投资的规定有一些限制，可能它会制约中国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的利益，大多数中国公民不知道，在发达的全球经济体我们不会强制公司合资，也不会限制外资的比例。

很多的外国投资者都可以投资100%，可以全资控股。我们认为很多的和国家安全无关的商业领域也是要限制对外资的开放，包括农业、银行业、保险业等等。实际上服务业大部分行业的开放在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在亚洲的都已经采用，后来取消了，原因不难看出来同床异梦。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被政治化的可能性，第二继续和加速中国进改革，进一步开放投资政策。第三，有一些公司，比如说美中贸易协会下属的会员公司，他们直接投资都会非常负责任地遵循中国的法规，并且持有长远的投资目光，并不是短期的政治周期，他们希望看到负责任的，并且具有建设性的法规制订，谢谢今天能给大家分享我的观点，我也期待接下来和大家的互动。

吴晓灵：谢谢，他强调了三个观点，我认为还有两个观点强调。他对宏观政策央行态度的理解，宏观政策确实对资本的流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各国的央行它有一个引导市场预期的责任，所以央行在表态的时间，对政策标表态的时候考虑到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引导预期是重要的。第二，他刚才谈到美国进入到了18个月的选举期，中国也进入到了未来的新一届政府的即将要换届的时候，他提出了希望。希望大家看美国形势的时候，因为有左中右，不要被不同的声音，迷惑掉。而对于中国来说，它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加大改革的力度，它的这些观点都是非常中肯的。因为各位嘉宾非常准确地掌握了时间，按照计划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的互动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提出问题，因为为了掌握时间，我掐断了他们的讲话。大家认为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直接问一下。

问：我想请问一下贺力平教授，您刚才提到对资本流动，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进行价格的管制，一个是进行数量的管制。实体进行投资和虚体进行投资，实体稍微放宽，虚体更多是一种投机，你怎么来看待的？

贺力平：关于实体经济政策有几位关系，美中商业委员会主席讲资金投资的时候已经涉及到我们前面谈论的，资本管制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证券投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渠道的投资。划分为价格型和数量型，那种投资不太好明确，它是不是都是虚拟的投资，通过证券市场进来，有的是进入多发行股，这就进入到实体经济。政府监管的角度讲，很难发现，每一笔进来的证券投资是不是都进入到实体经济，我认为这个要求是非常有难度的。简便地办法就是采取既能够防止资金大出大进，另一方面监管成本相对较低，而且非常容易来实施。这是我的看法。

问：我想问吴晓灵女士和麦金农教授，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央行把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由M2变成了社会融资总量，你们是否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也想问李剑阁董事长，央行货币政策转变会对国内资本流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灵：还是不要问罗纳德·麦金农先生，你误读央行，拿社会融资总量替代贷款规模，今年3月份，人大会之间我给记者们解释过，央行到现在为止国家都没有公布今年信贷增量是多少，而是说要控制社会融资总量。因为创造货币除了贷款之外，其实收购外汇它也同样会创造货币。而且对于货币的构成、流动性，其他的直接融资也会对货币的构成和流动性产生影响。因而央行今年提出来控制社会要监测社会融资总量，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说除了要观测商业银行，还要看到影子银行的作用。所以你的问题我要纠正一下。是不是可以不让罗纳德·麦金农先生回答这个问题。

李剑阁：刚才已经解释了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中性的。

问：罗纳德·麦金农教授讲了一个让大家感到一个很新的观点，全球利率太低，利率水平太低，美国利率太低，因此主张美国先加息，英国、日本跟进，这样的话，全球资金的价格信号在有一个正常的秩序。现在大家在我们印象中，在国际金融领域里面，汇率机制的协调，讲的比较多，但是利率之间的协调很少有人讲到，这个意见很少，我们也很欣赏，如何落实您这个观点？

罗纳德·麦金农：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相当于要把利率降到比较低的水平，如果说利率水平很高，将会有很多热钱涌入，中国现在面临这样的经济方面的压力。这就意味着比方说，要让这些热钱流入，平息一下的话，政府必须提供准备金率，而不仅仅是去发债，发行政府证券有时候也会导致一些经济的扭曲。实际上利率它是一种配置资本的工作，包括一些资源配置给国企的，要配置给中小企业，或者是个体化等等。所以说，我觉得控制热钱流入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利率是一个方面吧。

问：我有一个问题给李剑阁董事长，还有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我们刚才提到很多资本流动，还有投资环境的问题，中国可能不太一样，我想研究一下，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的一些特点，有一些国有大企业不同行业都会有，这些企业它未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想从国内和国外的角度都想听一听？

罗纳德·麦金农：我觉低利率意味着中国现在在一些低产出，低收益的项目上有更多的投入。资本的成本不高，利率太多会吸引很多热钱。一方面防止热钱大规模涌入，政府也很是两难。配置资本的话，要让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在整个GMP当中占一定的比例，提高居民的收入。我个人赞成中国的涨工资，很多人害怕，我觉得这样才能让大家收入增加，才能够促进消费，促进世界贸易的平衡。但是这些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有过多的利润，这些过多的利润到底是分红分掉呢，这是一个方式，我们有一个项目在研究中国的企业。

李剑阁：我的理解比较模糊中国的企业对资本流动的看法，企业分两类，一种是要向别人投资，一部分是吸收别人投资。这两部分企业没有共同看法，各有各的看法。你问我有什么看法，我比较难以回答。

问：我向钱果丰董事长提一问题，银行家被人家比成一个多动症的孩子，让大人不好收拾。他提出银行家自己要有一种自我约束，约束自己行为的精神，这非常难能可贵。但是我也想，有过育儿经验的人也知道，让他自我约束，那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我想问钱董事长，这种自我负责精神的可行性有多大？

钱果丰：我有三个小孩，很幸运都没有多动症。我觉得这取决于内部的一种规范机制，还有就是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机制，不让他们做某些事情。我们要把激励机制做好，把他们的激励机制，包括薪酬、激励等等与他们的道德还有长期的目标是否达到联系起来，不仅仅是盯住短期的利润我们有提到作为监管者，我们的角色长远来看，监管者以科学的方法来监管金融体系，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一方面是需要非常好的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贪婪并不完全是坏事，没有一定的贪婪也不行。但是没有好的监管，尤其对于多动症孩子的贪婪更加不好监管。

问：我理解多动症的孩子这个比喻，比如金融创新，华尔街金融危机我们知道它就是金融创新的过渡创新引起金融危机。所以刚才您提到监管，这是一个方面，金融危机出来以后，因为像您同样的话，我记得当时美联储主席自己马上就过了几天，雷曼公司一倒台就站出来说，我们美联储负责任，自己要负责任，这是不是太滞后了一点？

钱果丰：实际上多动症的小孩会带来同样的风险，过去两年一个比较新的就是ETF，有些人担心如果不监管ETF的话，ETF产品尤其是高杠杆性会产生风险。当然可以指望这些交易员，还有包括对冲基金经理，银行家们追寻短期利润但是要监管他们的一种方式，一定要有很好的风险管理体系。教授早期写过一本书，他提到经济复苏之路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没有全球化，已经有了金融方面的类似问题。我们知道全球化它会产生一部分在金融方面的关联性，我们知道怎么应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黑天鹅事件我们自己在创造一些黑天鹅事件。

问：我问李剑阁董事长和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人类的经济活动建立有限自然资源基础上，资本的流动如何应对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情况下得到经济利润最大化，我想听听实践者以及教授这样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然资源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

李剑阁：我们在学习经济学就讲，经济学解决资源稀缺性的问题。对人类的需求来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如果没有价格来调节，每个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资本流动当中，充分地体现它的市场化的原则，而不要有更多的管制，这样有利于对于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人类怎么样更好地配制资源。

专题讨论二：投资环境

马秀红：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本专题将就建立一个适应全球国际投资发展新趋势的投资环境进行讨论。此专题的演讲嘉宾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研究所所长张长春先生、北京银行董事会秘书杨书剑先生、美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薄迈伦先生、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总监濑口清之先生。

全国并购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超过37%，绿地投资继续下降。预计今年也就是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有望增长到1.3万亿美元。如果说发展好的话，也可能增长到1.5万亿美元。但是还没有达到2008年1.64万亿美元的水平。

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呈现巨大活力，与部分发达近来体复苏乏力形成鲜明对比。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超过9%，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经济坚持基本国策不动摇，依法保护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更加注重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去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若干意见，制定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新措施。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公共服务，推动投资贸易便利化，稳定有序的经营环境，改善投资环境的各项措施使中国国际竞争优势增强。2010年实际使用外资首次超过一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7.4%，成为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的国家。

当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际投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际投资环境不平衡，一方面自身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另一方面，对外投资遭遇到发达国家的投资保护和严格审查等限制。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逐渐抬头。来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阻力增大，同时，由于优质资产往往被牢牢控制在发达国家大型企业手中，发展中国家企业难以获得收购机会。

女士们、先生们，金融危机对世界结构调整重大深远的影响，跨国投资已成为促进世界投资的重要引擎。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给予客观的评判。为最终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各国政府有必要加强合作，为建立适应铅球国际投资发展新趋势的投资环境共同努力。影响国际投资的因素很多，除了刚才我谈到的，环境要素之外，还涉及其他短期和中长期因素，比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宏观经济变化，投资领域，政府和投资者的互动等，刚才我的讲话只是一个抛砖引玉。代表个人的意见请各位演讲嘉宾就此发言，每位嘉宾发言控制在8分钟以内。

张长春所长长期从事投资研究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博导，出版专著投资环境研究，完善政府投资管理的体制，中国投资报告等。我们欢迎张所长发言。

张长春：谢谢马主任，各位下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完善有利于优化投资结构的体制机制政策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管理部门对水泥、平板玻璃，还有炼钢这些行业进行了几次清理。抑制不合理的建设和产能过剩，数据表明这些行业里面，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是不同所有制的共通现象。如果我们把2003-2009年的数据，我提到的行业，投资比中的变化就会发现，这七年来，国有控股投资的比重实际上是在下降。

炼钢下降少一些，下降三个百分点，其余的五个行业下降10-6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集体、民营与外资在这六个行业的投资比重，大概增长10-36个百分点不等。是一种共通的现象，某种意义上看非国有对不合理的产能过剩的贡献可能会大一些。原因就在于非国有投资它可能在产权约束和投资约束机制上相对要健全，它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就固定资本形成的效率，可能要比国有及国有控股要高。投资的数据表明，它的比重一直在大幅度增加。固定资本形成积极由此形成的新增产能不会低于它的投资比重的增加。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考察这六个行业按隶属关系的投资情况，中央，省里的，地市的，县以及其他的，表现出如下的规律。越往下投资增长速度越高，县一级国有的就比较少了。所以行政层级越往下，非国有的比重会越大。管理部门清理遏制管理产能过剩，低水平建设，不合理产能建设是一种共通的现象。

可能会有疑问，你说的投资实际上是流量概念或者增量概念。我们说的更多的存量概念，产能的过剩跟新增的投资，以及新增的产能有关系。应该说，非国有投资的约束机制是比较健全的，那么它在决策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他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就是有没有利，利大利小，风险多大。它不会考虑到这个行业里面，过剩不过剩，它也不应该考虑。这就出现一个矛盾，整个行业而言，它过剩了。我们说的这六个行业我估计能形成共识，产能利用率，以及我们观察到的外部性的影响，资源、环境不可持续，不协调。

从微观投资决策的角度看，它可能不过剩，如果过剩了，没有收益，那么非国有理性的投资者，它不断往你们那挤，清理完以后又出现过剩，就出现一矛盾。症结还是在于企业的内容成本外部化了，注意在消耗与排放这两个方面。相应的措施应该是，第一，就是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问题，建立资源性产品核算办法。在资源性价格中体现生态恢复成本。对可以通过资源性产品，比如矿产开采权，可以通过拍卖，租赁、协议等适当的手段出让。对石油、天然气、水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定价的资源性产品，应该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生产效应。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避免价格过低，而降低企业的成本带来产能低水平扩张，这是从消耗这个方面。

排放这一块，可能更多是要提高我们有关排放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效力。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相关制度，让公众对所在地，领导干部的升迁有一定的发言权。通过逐步的糊剂制度改革，对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行使选择权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增加基层政府的旅行公共职责的动力与压力。把我们的排放这一块做好。

第三个方面，应该打破竞争性领域的垄断，促进竞争，竞争性领域的垄断，除了破坏公平竞争这一最基本的市场以外，带来企业创新严重缺陷。应该按照中央的精神继续深化改革。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发挥市场在结构选择上的择优的功能。总的原则应该说，就是完善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促进公平有序竞争，发挥市场在结构选择上的择优功能。这些做法，不仅仅有利于一直不合理的产能过剩，还可以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行业间、地区间的流动，同时增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谢谢各位！

马秀红：谢谢张所长，下面请北京银行董事会秘书杨书剑先生发言。杨书剑曾经任北京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学院路支行行长，人事部副总经理。他本人是高级经济师，也是获得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下面请杨书剑发言。

杨书剑：尊敬的马部长，大家下午好。国内宏观的事情刚才由张所长还有中金谈更合适，我来自金融一线，就想从主要客户的角度谈一谈关于中小企业投资环境防线的事情。所以我发言的题目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三个方面的事情及第一关于目前的现状，投资环境不容乐观，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长期作为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先后出台一系列鼓励支持和领导，非公有经济的意见和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统筹的规划，政策的制定，从总体上看，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得到了改善，规模数量和运行质量也显著提高，但是必须看到目前中小企业正在尽力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投资环境现状堪忧。第一人荒，用工成本的上升，此外中小企业已经进入了高成本的时代，用工成本、资金成本，原材料进价等等成本不断上升。同时高税费的状态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是目前面临主要的困境。

第二个分析一下成因，新环境老问题双重挤压，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环境折射出金融环境十分紧迫。我认为可以从短中长三个视角分析中小企业面临钱荒的原因，在总体流动性依然偏多，加息提高准备金2011年成为常态，两次加息后已经感受到政策紧缩层层凉意。稳健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的紧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难度进一步加大。工业和信息化部在6月2号公布的2011年，中国经济春季报告中指出，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至少13%以上。从中期来看，金融服务体系仍然不健全，一是中小银行的金融压抑，信息成本与贷款成本比较优势，中小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我国中小企业比较仍然目前充分，受到很多束缚和制约，甚至对中小银行进行差别性的对待。

由于中小企业集中度不高，规模比较小，很难在债权市场进行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来源银行带，融资渠道比较单一，长期来看，市场环境仍然需要完善，大企业中小企业，国企既有重叠也有差别。既体现了企业规模的差异也暗含一般情况下，大企业国企相对优越。业务竞争的获得方面享受宽松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可以轻易获得大量企业资金限制，另一方面处于信贷产业链低端面临的压力。

张所长也谈到消除国有企业发展环境差异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第三谈一谈我们理解的对策，要改善投资的环境。一是加大政府支持的力度，针对中小企业目前的困境，对中小企业的冲击。中小企业少取多用，补贴等手段，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增加内部积累，对提供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机构通过增加财政的贴息进一步发挥引导作用，比如完善体系建设，健全担保体制，搭建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对接的平台，协调中介机构、担保机构和贷款银行。共同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重视发展中小银行，中小银行更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优势是成立的，国内也表明，中小银行支持金融力量，服务的基础，服务深度效率方面与大银行，构件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取消中小企业市场准入，发展领域的诸多制约。

同时针对中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过程中，存在发放贷款成本高，承担风险大现实的困扰，差异化的监管和合理的政策扶持。当前银行这条主渠道，转变经营理念，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同时，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投资，融资租赁，信用管理也在蓬勃发展，解决融资难问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小企业贷款补偿基金，金融机构贷款增量适度的补助，增加中小企业融资的规模，稳步扩大中小企业短券的规模。

第四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经济过程中，应当切实贯彻国务院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完善政策法律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公平共竞争环境和法律环境，扩大对中小市场准入范围，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作为中小企业服务走在全国前列的中小银行，北京银行对中小企业提到战略高度，截止到目前，北京银行为首都7万家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也是地区排名第一。为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支持，谢谢大家。

马秀红：谢谢杨书剑先生，请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薄迈伦发言，薄迈伦在美国商会负责推动美国商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战略，它代表商会与国外政府以及商业领袖进行接洽，致力于拓展全球商业往来。薄迈伦先生在任商会负责亚洲事务副会长期间，带领商业联盟加强美中关系，促进与新加坡、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1月薄迈伦被华盛顿市人杂志授予了美中经济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加入美国商会之前，曾经在华盛顿的律师所担任律师工作，欢迎薄迈伦副会长发言。

薄迈伦：马部长，谢谢您，首先谢谢您刚才对我的介绍，我感到非常高兴。每一次在谈判或者是商业探讨当中我都是坐在您对面，算是跟您对着坐来探讨。今天我们坐在一起，探讨更好促进中国的投资环境。我要感谢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了这次论坛，让我们有机会探讨有意义的话题。我们专门为中美之间的商贸发展做出贡献的非政府组织，我们有三位非常棒的演讲人做了演讲。

刚才也提到了中小企业在中国还有包括世界经济当中，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及进一步培育中小今天我介绍四个方面的话题。第一，这种金属尤其商品的价格上升，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高通胀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我还要从美国的学者观点给大家介绍。首先我来介绍前两个简单地说一说商品上升毫无疑问来说对中国海外的投资加大了，首先中国会看待发展中国家有哪些资源可以购买。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来说，这对于中国经济不仅仅是有利的，对全球的商品的供应关系当中，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投资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我们看到中国确实有着非常大的潜力在海外投资。我觉得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有一些企业，他们是在资源这方面，主要是由一些大型的国企在资源方面与国际竞争。现在主要就是大的一些国企参与国际的资源竞争，另外高通胀也是中国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刚发表一个讲话，说中国的物价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确实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用货币政策来解决高通胀的问题，高通胀其实在很多的新兴国家都是造成他们困扰的问题。

美国商会的角度来看，中国货币的改革、金融改革不断加快。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可能讲的特别深入。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中国一直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不断地努力调控通胀，但是通胀对中国经济来说，确实是一个大的挑战，很多方面，整个社会造成一个挑战，也会带来一定的后果。当然一方面经济增长非常蓬勃，另外对于金融体系，高通胀也会造成一些压低。所以中国的监管者，也是非常关注通胀的问题，中国很多的资本，寻求海外投资的出口，尤其是过去5年对海外投资速度在加速。

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可以说是特别迅猛地上涨，我们鼓励也欢迎中国的投资。目前可以说500万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部分中国的投资，我们美国商会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人到美国去投资。中国的这个投资还包括海外到中国的投资，整个组成在不断地发生一些变化，中国希望把价值链能够延长，延长到海外的市场。同时要把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模式做一个转型，我相信这是中国一个长远的目标，对全球经济来说也是一个件好事。

现在有一万亿的直接投资，是2020年高达万亿以上，有一些是美国获得一部分海外投资，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中国70%的FDI是来自各个发达国家的，一些是能够获得国企等等，有的是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够进行投资，也有一些是除了投资国企是投资中小企业。我们刚才探讨中小企业的企业，不多说了。

并购投资是占到77%，在美国，有许多的交易，一些私营的交易，这些交易的规模都很大。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占到66%，所以中国在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以开放欢迎的环境和态度来环境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因为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进一步能够加强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纽带来往。我觉得中国在50个美国州有35个州获得中国的投资，有服务行业也有制造业，对于我们美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限制与一两个行业而是多个行业。

以前大部分是投资一两个领域，现在有多元化的投资。我个人认为，大部分的中国在美国的投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都是很顺畅的，没有遇到复杂的情况。当然美国对于投资方面也有一部分的限制，比方说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并购，还有对我们来说，如果说一些并购会带来国家安全的考虑，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阻力。

还有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遵守美国的法规，相信大家有些人比较担心这个严厉的法案会带来法律成本的上升。这一点可能很多中国的投资者或者潜在的投资者会忽视掉的一点，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看到很多的投资是涉及到我们的经济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反映了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而不是说，在经济方面是干预到美国的政治。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大，而且也有很多的财政方面的赤字，竞争方面我们也要针对自己企业要监管。

还有三个领域，我简单提一下，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会带来一定的挑战。首先我提到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针对中国来讲，它可能比其他国家看的更重一些，这也是中国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战略资产，比方购买国防技术或者要求技术转让，在这个方面我希望看到一定的变化，但是敏感性的技术确实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国企在美国不正当的竞争，不公平的竞争方面有一些担忧。在评估和审查这些外国投资的时候，这一点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中美之间必须密切合作，来确保我们能够在重要的领域发展合作，我们现在也正在试图解决这些国企怎么能够在市场上公平地与私营企业竞争。

第三个方面，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变的更加复杂。我知道大家也知道中国也是在监管方面管制最严的一个国家，中国即便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我们很多行业里面还是要求合资，不能完成独资。国家在产业政策方面的干预比较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是那么严格。对于技术转让的要求也比较高。我认为这些问题，也是美国和欧洲制定者密切关注的问题。

首先中国必须要宣传自己的成功，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还是有成功案例。第二，中国的企业进入欧洲或者美国市场的时候，他们要做好完善的调查，选择合适的公关还有财务顾问，还有法律顾问。美国企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教训，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投资中国的时候，吃了很多的亏，所以我们后来学到了，我们有一些失败，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在这个方面投入。

第三个方面，如果说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能够很好地创造就业，成为很好的企业公民，在中国来讲，我会鼓励大家继续宣传和发展。因为有一些中国的企业已经在美国开展这些慈善项目了，他们的参与慈善项目是可以更好地能够鼓励当地的社区来欢迎中国投资。政府的角色，我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的政府都在关于绿色技术方面开展合作。

投资不是中央政府层面的，而是地方层面上的，所以我们欢迎中国的代表团，还有中国欢迎美国代表团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在州与省之间建立起对话的机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另外，中央政府应该支持这种州一级和中国的省一级的商界交流。最后说一下，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更好，还有很多谜团，尤其是中小企业不知道怎么在海外投资，我们自己的企业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很多的美国中企业，先投资周边的省份而不是海外。所以我们也遇到过同样的挑战，但是我想说的是，需要企业做好功课，有充分的承诺，要从省的层面上政府也要鼓励他们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

马秀红：谢谢薄迈伦先生，现在请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先生发言。濑口先生说着一口很好的普通化，1982年至2009年，濑口先生曾经在日本银行工作，是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有请濑口先生演讲。

濑口清之：我的中文不好，但是还是用中文容易表达我的感觉，请允许我用中文讲。中国投资环境,从日本来看的投资环境和中国国内投资环境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的中国投资环境的情况。

现在，对日本企业来讲，中国是对日本企业最重要的，最重视的投资对象市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投资体制，2009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左右，中国完全恢复到高速发展的情况。第二，主要城市的收入水平的提高，2007年苏州、无锡、深圳这三个城市超越了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水平。在中国一些地区的人均GDP超越一万美元，消费情况的变化。比方说，收入比较低的时候，一般的中国居民说，日本企业的产品服务好是好，但是太贵。到了人均GDP相当于一万美元以后说日本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比较好，他们开始买日本的产品和服务。

比方说，有的日本研究所调查这样的情况，人均GDP到一万美元城市的情况，以前对日本产品没有兴趣，但是到了一万美元，买电视机或者索尼、夏普的产品，给孩子买奶粉的时候，还是选择日本的奶粉。再加上有的时候去日本餐厅，有一个这样的变化。这是2007年苏州、无锡、深圳这三个城市变化，2008年广州、上海，2009年北京、大连，今年天津，除了沿海地区以外，内陆的武汉、沈阳、长沙这些内陆的主要城市，也超过一万美元俱乐部。

这些变化对日本企业来讲非常重要，2007-2009年采用比较紧缩的政策，收入水平的影响没有明显。但是2009年秋天、冬天以后，中国的内需过大，完全放开，这样的变化明显的出来了。所以对日本企业的投资环境来讲，中国的投资魅力性非常急速地变化。

这个对日本企业来讲,也是反映投资环境改善的变化。这个对日本企业来讲，第四次对华投资热潮。第一次是1980年有一个热潮。第二次1992年到1994年，日本天皇皇后访华，很多人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兴趣。第三次是世界所有的企业进来中国市场，2001-2005年，那时候日本企业代表日本很大的企业都进来了,这是第四次。

第一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第二以服务业为中心。日本以前企业的目标是在中国利用比较便宜的劳动力加工贸易，现在日本企业的目标不是制造，就是扩大销售,所以服务业也进来了。第三，因为服务业的规模比较少，当下的投资规模比较少。第四，最近在中国日本企业收入越来越好。差不多所有的日本企业把自己的资金，从日本拿来到中国，现在在中国得到的资金再投资，这是最新的变化。

中国国内的厂商引进变速机等等，还是要求更高技术的时候，需要日本的技术。经营管理、零售物流方面也有，百货公司、家电公司，便利店，在中国都有这些业务。但是还是需要更高级的服务，他们需要和日本企业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可以预计今后针对日本企业，以及对日本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个变化在宏观统计上已经出现了，中国对日本的产品需求越来越高。看一下2007年到2008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是300亿美元，这是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变化出来的以后，虽然今年在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地震，1-5月份的顺差超过去年的贸易顺差。

还有一个别的环境，全中国的贸易顺差，2008年的时候2900亿美元，去年2010年减少到1830亿美元。今年我很好的朋友管宏观经济方面的人，他们说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到1300-1400亿美元。明年有可能减少到不到1000亿美元的变化。2008年的时候，差不多3000亿美元顺差，现在减少到一半。这是很少的可能性，但是要是中国不能提高技术水平的话，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中国肯定需要注意提高中国自己的竞争力。那样的考虑之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明显地出来。

现在日本国内的需求完全不够，我们想要依靠中国扩大市场的力量，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日本对华的业务，有中国技术能力的提升。这是互惠关系，这样的话，中国的发展既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发展既中国的发展，谢谢大家！

马秀红：谢谢濑口先生。现在请彭文生发言，2011年9月加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加入中国国际有限公司之前，2008年加入巴克莱资本，任中国经济主管。负责有关中国内地金融发展合作的事物，1993-1998年彭博士担任经济学家，专责亚洲经济市场研究。彭博士在天津南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下面欢迎彭博士发言。

彭文生：这个专题其中提到一个宏观经济，看投资环境确实是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非常重要。我上个星期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见了投资基金的客户，我整体的感觉是这次和我几个月前做路演的时候，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形势看法明显悲观了很多。这一方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最近全球的形势看到美国的经济比预想的弱，欧洲的债务危机看不到明显的解决办法。所以全球经济好像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初的时候，大家其希望与中国的拉动作用。同时投资者对中国目前通胀的形势，政策的紧缩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担心很多。

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想三个观点。第一，短期形势压力确实比较大，体现在通胀。第二，中期我们并不悲观，我们不认为中国通胀失控风险大，我们也不认为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大。第三个观点，前面讲的各位嘉宾讲的比较多的，我们需要长期来讲还是需要体制经济方面的改革来增强对经济的效率。这样才能够达到可持续在温和的通胀情况下，可持续的增长。

首先讲短期形势，为什么说不确定。我们看达到5.5%，最近几个星期的食品价格走势看，6月份通胀超过6的可能性很大。6月份的通胀创通胀的新高，同时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有放缓的情况。我们看到工业生产增长力最近几个月有所放缓，工业增长的放缓可能和供给方面的因素有些关系，不一定是需求，包括日本地震的影响等等。

需求还是比较强劲，投资的增长非常强劲。刚才张所长提到，投资方面的情况。消费增长稍微放缓一点，出口增长放缓情况比较大一点。这就是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好像是增长比较平稳，这有稍微放缓，但是通胀还是在往上做，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短期内宏观政策还会需要维持一个偏紧的态势，未来两三个月，尤其货币政策会是偏紧的一个态势。

这就延伸到我们从现在这个时间点看，第二个问题，一会我们讲中期的不要太悲观。中国通胀失控导致政策大幅紧缩，这种风险到底多大。第一点，为什么讲风险不大，政策调控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我们刚才讲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主要是体现政策的调控需求，抑制作用开始显现。随时时间的推移对控制通胀有帮助。

一种解读就是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影响，它是有不同的时间差。一般来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到两个季度之后，经济增长放缓，总需求放缓，所以在某一段时间，我们观察到增长放缓，这个是我们当前形式的一个总的看法。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调整对通胀的影响在下半年会逐渐显现出来。

第二个方面，大宗商品价格，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这个是对缓解我们成本压力有帮助。第三个主要原因，前面嘉宾也在提到，我们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总体经济来讲，尤其是制造业供给还是比较充分。在体现人口结构上来讲，中国处在生产年龄阶段人口大幅度超过消费年龄阶段的人口。那些国家他们因为小孩多，年轻的人口多，他们的消费的人口多于生产的人口。所以我们中国经济应该说还是一个供给比较充分的，在货币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样一个之下，应该是通胀失控的风险比较小。

过渡的政策检索导致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也比较小，我们看历史，中国的经济所谓硬着陆主要因素是来自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全球经济危机都是这样，全球来讲，目前看到增长比预期的弱，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说出现早前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大幅下跌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第三个方面，中国经济供给比较充分，所以政策在总需求的余地还是很大。如果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情况下，政策进行调整对经济的帮助这个空间还是挺。所以这是我讲的中期不要悲观。

最后讲长期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关注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其实讲刚才的通胀比较高，增长开始放缓，这个解读我讲了一个比较乐观的，还有一个悲观的解读。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度下降。尽管经济增长现在有所放缓，但是现在还是在9%左右的增长。如果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有些投资者比较悲观，认为中国潜在增长降到8%以下，就意味这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还是太快。政策紧缩的力度还很不够，这是我们需要长期的关注的风险。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多方面。北京银行杨总提到很多，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环境，等等这些因素，我都非常同意。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它对实体经济挤压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过去十年讲到投资环境，土地就看房地产这一块，在我们国家把储蓄引导到投资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平台它的负面效果已经显现出来，这样的融资平台不可能持续下去，我们需要寻找可持续的融资平台。谢谢大家！

马秀红：谢谢，彭文生总经理。刚才五位演讲嘉宾分别就投资环境涉及到的诸多的因素进行了发言。谈了他们的观点，下面我们就进入讨论阶段，希望在座的诸位朋友踊跃提出你们的间接，提出问题，和演讲嘉宾进行互动。我这里先说一下，诸位发言的时候，之前先报一下姓名和单位，以便大家沟通的时候了解更多的情况。

问：谢谢主持人，来自世界自然资金会。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张所长和薄迈伦，薄迈伦刚才说过80年代美国公司走进中国，面临很大的失败，从中又恢复崛起。张所长也是研究中国投资问题，但是我没有听到中国对外投资的问题，我想听听在座的是中国向发达国家投资，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也是越来越的大。这个过程中，进到美国、日本执政力度法制比较健全，像非洲国家，面临当初美国公司投资环境的立法，规定不是很健全的过程中。二位对中国公司国外的公司，有什么样的建议，中国走出去过程中，能够改变现在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以及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环境的关注？

张长春：境外投资这一块，境外投资这几年增长比较好。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相关的管理部门在引导我们的企业走向国外的时候，可能要做更多的工作，就信息方面。在走出去的时候，部分国有企业，还会发挥一部分长期，有历史关系的非国有的中小企业。这可能是必要的，中小企业的作用关键是，大企业作用比较强。总体而言，政府的服务工作投资工作应该做好，这是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薄迈伦：首先中小企业或者国企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特性不同，责任也不同。第一，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面临风险是肯定有的，但是一定要化解风险，要做很好的尽职调查，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区，了解国情。中国的企业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国企，向海外投资首先要了解海外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尽职调查的工作，做好有风险的准备，雇佣当地的专家协助你进行工作，不管是非洲还是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些国企他们也是不断做这方面工作，有些企业意味追求利益也是不对的。在当地如果要有投入，有更多的资源，中小企业的话，没有办法不盈利，不盈利他没有办法生存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国企的压力小一些，不光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建立自己长期的决策，包括你的收入怎么分配，利润应该转化成科研的经费，这一点中国应该做的到。

问：我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个经济学家，我想问彭文生先生，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如何使用这两种政策来解决中国应该说不是滞胀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综合利用这两种政策解决中国的通胀问题。我们在中国有通胀，解决通胀问题就有可能要降低这个增长的速度，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有一种说法叫做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形。一个国家它如果目标稳定的汇率，就不可能太多地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效果也不好，因为它这样的话，自己是自我矛盾的，你要抗通胀，减少货币的供应量，这样的话就会吸引热钱的投资。与此同时你要对冲过渡流入的热钱，要增加货币的发行。我觉得这个货币政策在中国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考虑到我们的目标，这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政策，而是应该利用财政的政策来解决通胀的问题。为什么我说要用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综合抗通胀呢？这是因为财政政策减税，减税可以刺激经济，从产业政策来讲放松管制，使得经济更加有活力和鼓励私营行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增加生产率，生产率才是真正副通胀的工具。金融经济学家经常犯一个错误，价格的上升就是通胀，这是不对的。价格上升如果有通胀生产率的增长就会不带来通胀。中国实际上劳动力在上升，所以通过劳动力上升可以解决通胀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大家都想在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怎么样避免大量的经济重组，也就说如何通过减少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作用。我觉得这在我看来，在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人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政府在经济当中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减少政府的财政政策才可以治理通胀。因为可以让中国变的生产率更高，不用使用没有用处的货币政策。因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实际上更好的就说让价格上升，而不要让货币来升值。如果你让货币升值，那么工资就涨不了，它会伤害到工人。所以货币升值是一个简单做法，正确的做法是要求更多的细节，它要让价格上升，工资上升。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我觉得美国人不要听美国经济学家的话，他们不知道国家金融的运作，这个方面只有加拿大人比较搞得清楚状况，欧洲的一些国家像瑞典，他们了解这个汇率的机制，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因为他是一个经济大国，美国经济学家不太考虑贸易的问题。他觉得对美国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中国应该把重点放在财政政策上。

如果说中国采用货币政策，因为蒙代尔不可能的三角形的规则，是不会有效果的，你们能就这个观点评论一下吗？

答：这一个非常长的问题，为了我们的听众我用中文回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问题，争论很大。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论，控制通胀是货币政策更有效还是财政政策更有效，这个今天不是谈论的问题，确实有不同的意见。两点，一个我们中国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我个人看法今年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紧缩的态势。我们看今年头几个月，中国税收的手术增长率大幅度超过GDP增长率，同时对中央政策相关投资项目的控制也是比较紧，财政政策也是有所调整。第二，今天通胀从去年开始，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说一个固定的汇率制灵活性不高的汇率制受美国的影响，应该说过去十多年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通胀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上下波动。我个人的看法，去掉外围的因素，国内的货币环境还是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能都是外面的化学，尤其是2009年、2010年货币信贷投放确实太快。现在这个负面的效果慢慢显现出来，货币政策需要回归到比较正常的状态。需要回归到我们讲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调整也是必须的。至于说三个资本账户的管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确实是一个限制。但是也是正因为这样，我们的货币政策，不是完全依靠比如说对利率的调整，而是多方面的政策综合的手段利润。包括一些行政措施，包括数量型的工具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包括央行对信贷窗口指导等等。所以说，有些事情我的看法是，理论上可能是比较清楚，但是在现实中，各种各的因素，可能是没有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政策手段途径，应该说是一个多方面的工具使用。

问：我想问一下张所长，刚才马主任讲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利用外资的9号文件，其中有一条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中国企业的兼并、重组，我们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进行兼并、重组的时候并不是很乐观。有国有企业，还有外商投资威胁到国家产业安全，国家经济安全，这些影响。在“十二五”时期如何更好地创造一种化学，进一步发挥对外商投资的环境？张长春：关于外商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的问题，产业安全的问题，像这些也是我们经常面定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去更多地查一查相关的政策文件。应该说，在政策文件上整体的思路是基本明确的，公平竞争。这也是说到“十二五”市场环境，我在介绍的时候说过公平的有序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在选自结构上的择优工作。所谓公平不同的所有制都应该公平对待。文件里已经明确的，当然实际执行当中，比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多多少少有一些民营资金感觉与政策不太相符的地方。具体的情况非常复杂，总体而言总的方向竞争性的领域我们要做的市场归市场，政府归政府，怎么样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竞争，起到一个选择优势产业的作用，这可能是最关键的，谢谢。

问：我是国际交流中心的，我想问我们薄迈伦先生，一个是问濑口清之先生。美国有小企业，日本有中小企业今天这个论坛资本流动与投资环境，大家谈论中小企业投资难的问题，我想请问两位，美国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介绍？

薄迈伦：我说两点，我先回应一下之前的问题可能需要澄清一下。中国有一些行业其实是非常开放的，但是中国也制定了一些支柱产业，它也要维护大企业保持领头羊的位置，这些领域对外资的开放来说，反而倒退了经历了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看到外国投资者在这些行业里面，可能抱怨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外国投资者怎么来看这个市场的公平性方面，我和您的意见有一点点不同。有一些行业认为赚到钱，但是有一些行业认为有更多的挑战。关于帮助中小企业的问题，我觉得美国也做的不太好。政府好像是说，比如说建立了中小企业促进局，有一些金融机构可以给他们提供资金，但实际上在美国中小企业更多的是取决于他们企业家自身的创业精神，他们认为政府不要管他们，不要监管这个市场的话，通常这个中小企业会经营的更好。在危机以后碰到的挑战，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这和中国的中小企业也是同样的命运。他们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渠道比较窄，那是因为银行这些中小银行它的资金没有那么充裕，所以没法贷款给中小企业。这个现象在美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小企业对于创造就业来说是贡献非常大的，我们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现在没有的失业率很高，对美国政府来说，第一要务第二要务都是创造就业。中小企业贷款难或者融资难的问题，实际上他们不希望市场的监管过渡，经历了危机以后，市场上有一点过犹不及的做法。

濑口清之：研究美国中小企业投资的时候情况，他们对企业转告，他们有钱，所以一边给钱，一边转，这是美国的天使。在日本，谁代替这样的天使，一个是日本商工会所，他们对非常小的企业有非常简单的融资办法。只有500万日元，人民币算是4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少的资金。但是对中小企业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宝贵的投资方法。还有一个专门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机关，一边民间，一边政府的机构。政府补贴金融机构，有一点帮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他们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还有日本的产业结构也有一点不一样。美国比较大的公司多，日本小的公司比较多。日本90%以上的公司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比重也是超过90%以上，所以日本是中小企业的国家，这样的情况之下，大企业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大企业帮助中小企业投资。有很多渠道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羡慕美国天使的存在。

问：不好意思，因为刚才讲了美国中小企业，我有一个印象，我的朋友在1987年写过一本书，叫伦理跟经济学，我通过写序论了解一下美国80年代的经济情况，70年代是世界经济滞胀。造成滞胀的原因大家很清楚，凯恩斯把它实施到极致。我认为最核心的一点，政府并没有很多钱，从华尔街资本市场高利率举债，通过高利率举债把这个钱低利率贷给中小企业还有高新科技企业，包括军工企业，这样很快几年下来，滞胀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当然它留下一个不好的东西，政府的赤字，我认为这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的中小企业它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刚才我在上面看到有人提出人荒、钱荒，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在政治、文化、传统等等的方面，我认为对中小企业实际上还是有一种歧视性的倾向，举例很多我不细说。中国应该拍摄一部电视人文纪录片改善中小企业的环境，叫做第三次崛起。我觉得应该从这方面也要解决问题，谢谢。

问：您好我是想请问一下北京银行的杨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北京银行对中小企业扶持这一块做的工作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在中国很多江浙地区出现中小企业资金链的情况，是否有可推广可移植新，民间接待与北京银行为代表的正规机柜，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是竞争性的关系还是户部性的关系，您怎么看中小企业带难和民间融资不能够正规化？

杨书剑：中小企业融资难表现在贷款比较难，为什么呢？银行也是受到高度监管的特殊金融企业。因为杠杆率非常高。如果是8%，放大就是12.5倍。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块的原因是对贷款都要按照贷款工作来做，中小企业它的资产也是比较少的，很难符合这个条件。这时候就需要双方来做一些事情。银行要主动理解，因为银行最重要关注还款人能力，如果他符合这个要求，这时候影响帮助中小企业做这个事情，这一点我们在十年前成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给中小企业做培训，怎么样符合银行的要求，在哪些方面做改进工作，这都需要我们考虑的。

企业也有配合的过程，美国和日本中小企业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毕竟跟银行还是一个借贷机构，不能承担太多风险。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探索。刚才你说这种探索是不是能够放到江浙地区或者其他地区，我们在全国各地也有分行，在温州也有银行，我们也在做这些事情。民间借贷跟银行什么关系，肯定有竞争的关系。民间更多的小圈子里面，贷款条件非常低。你超越这个圈子以后，进到更大的圈子肯定不行。有民间借贷说明银行的经营肯定是有问题。民间借贷对银行改善服务，对银行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一个很好的促进重要。民间借贷会有问题，也需要规范，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也好，也是希望民间的资金能够进来。但是你进入小额贷款公司，要遵守跟银行相似的贷款规则。可能又会有一些困难和问题，最后解决这个问题，银行得做一些工作，中小企业自身做一些工作，监管工作需要做一些工作，从刚才也谈到舆论环境上做一些工作。

马秀红：时间有限，看来大家还是有很多话题，希望继续讨论，但是时间有限不得不结束下午投资环境的专题研讨。我们今天的研讨非常热烈，整个的研讨取得了成功，有赖于所有参与者积极参与，我感谢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因为专题研讨是最后的一个专题，我在这里面也要感谢所有的出席者积极参与畅所欲言，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非常通常地进行沟通和交流。再次我还要感谢五位演讲嘉宾的精彩演讲和诸位参与者的互动，大家关注的问题也充分体现了当前投资环境大家最关注的热点议题和大家希望能够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建议。最后我要感谢中金公司为本次论坛为本次研讨所做的周到安排和提供的各项服务。最后再一次谢谢大家，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