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三：资本流动与投资环境文字实录

吴晓灵：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主持这一场的非论坛讨论。我们这场论坛是资本流动与投资环境。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全球投资环境和资本流动总体有所改善。由于担心财政赤字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以及近期开始的管制与反思，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风险有点恶化。美国的QE2近期日本洋行银行在地震之后的流动性注入在全球流动性带来的新活力的同时，也加大了全球流动性和投资风险。我们一场请来了重量级的专家。

第一位是李剑阁先生，他现任中金公司董事长，加入中国国际有限公司之前曾经在国家贸易委员会，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还有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重要的单位担任重要的职务。

第二位是大家所熟悉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为世界银行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货币政策和经济金融发展的专业咨询，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对国际区域货币安全造诣破深，他对中国的汇率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听到对于资本流动的看法。

近期股票市场表现，一个全球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实现稳定的区域。第二，欧债危机能否顺利解决。第三，美国货币政策在QE2之后如何发生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现在又开始放缓，新兴市场增长前景比较好，这几个曲线来看，这里举了五个国家，巴西和印度增长势头不错，日本下降比较多，美国和欧元地区增长比较缓慢。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欧洲的债务危机对资本流动和全球间形成间断性的冲击，现在是一个突出问题。希腊目前是违约的几率非常高，专家们对它的前景还是很不乐观。认为希腊政府的违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债务重组是迟早发生的问题。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的前景，对全球有影响。美国目前从各方面大家的分析，美国实行QE3的可能性非常小。

罗纳德·麦金农：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谈论我研究的话题极做“资本流动”。在1995年批准的时候，美元就成为世界的货币，因为当时美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金融市场。在二战以后，欧洲市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日本情况也不太好。当时在国际贸易当中，都是以美元结算的，到现在美元还是结算货币，各个国家之间需要使用一定的资本控制，资本管制，实际上现在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条款是非常符合的。我们看一下现在贸易项下的可兑换性，实际上不一定要在资本项下可兑换。我觉得当时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让很多国家放松他们的资本管制，可以让金融资本自动流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现在回头看我们知道这些亚洲国家他们不应该过快地放宽资本管制。

当时大量的热钱流入到东亚、菲律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市场就崩溃了，幸好当时中国没有让人民币贬值，我们进行了财政扩张政策，1997年挽救世界经济重要举措。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现在国际的热钱流动非常平凡。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国家，我今天的讲话其实从现在才开始，早先没听到也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外汇储备是在2001年的时话候大概是1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增长了6倍，到6万亿美元。2010年底的时候，还有2011年的初的时候达到6万亿美元。

巴西尤其是一个特点，巴西跟中国还是有点不一样。巴西它在热钱涌入之前有很多的升值现场，巴西的货币，但是中国还是比较稳定，所以中国跟巴西比，它的问题更严重一些。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它的短期利率几乎是零了，日本也是这样，日本长期以来利率都是零。所以在ECB框架下，尤其是银行间的利率，我们知道有的是小于1%，很多工业国家，由于经济是不断地下滑，所以没有什么气色，他们的利率很低很低，很多热钱就涌入到新兴国家。灵活的汇率机制，当我在国际金融论坛上也说过，作为货币政策我们应该由市场做一些判断，但是我觉得热钱的流入不完全遵循市场的规则。

我们看美元还有日元，在2002年的时候，美元当时达到了一个顶峰的峰值，使很多钱流入美国。美国低利率还有包括外国高利率，美元的贬值使赌美元贬值的投资家赚了很多钱。2008年经济危机我们看到发生以后，世界已经开始不再以美元为最核心的货币了。我还要大约两分钟的时候，挑两个幻灯片给大家讲一讲。外汇储备与GDP的关系我们看一下，15%上升到50%。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更高的通胀，所有的新兴国家出现高通胀。

在美国、欧洲、日本，在这些成熟的经济体，也受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实际上新兴经济体，除了由于货币政策方面，比如印度、巴西、中国，货币政策的原因，都出现了高的通胀。这是渣打银行2010年整个中国外汇储备，还有包括热钱的涌入，主要由于热钱而不是由于外汇的顺差累积组成的。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这个热钱来比，贸易顺差的余额比较小。这一张图是在基础，我们看到金属的产品也是价格不断攀升。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关联的，也跟美元的汇率，美国低利率相关联。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零利率政策没有对美国经济起到好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当然有人会它能够使得美国经济复苏，实际不是这样。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工业还有1.24万亿的贷款这是2008年5月的数据。

实际上很多的一些信贷不断增长，美国经济没有什么起色，银行的拆借也是有所影响，跟2008年5月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假设从新兴国家通胀又会回到美国，对美国产生影响，这些银行间的交易已经受到影响了，就会引起一些通胀。我们知道通胀与这种包括整个的利率政策等等，它都是紧密相关的。

吴晓灵:谢谢，我上每一个关系只讲十分钟，最后请大家互动。罗纳德·麦金农给大家讲了三个重要的观点，美元的贬值和西方国家的接近零利率政策和新兴市场的利差是引导资本流动的很重要原因。一个对资本自动流动是不是很好，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提出了这件事情。不自由流动同样能够保持各个国家的经济的平衡，而我们现在很多的高额的外汇储备，并不完全是应付贸易进出口的顺差和逆差。第三个观点，低利率是否就能够拯救一个国家的经济，他认为低利率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西方国家的低利率使得热钱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动，也造成了这些国家的高额的储备和巨大的通货膨胀，这些值得我们思考。谢谢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下面请钱博士谈一谈他的观点。

钱果丰：谢谢，我要讲八个观点，有一些是我个人的观点。谈一谈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首先看全球的资本流动可以说现在是遇到了一些挑战，我认为现在有一些这种国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可能还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会发生，我认为还会发生。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当地政府采取的非谨慎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经济发展的态度，如果不谨慎的将会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欧盟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希腊不同程度的出现主权危机。

第二有一些角色互换，假设你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有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了资本的输入国，比方说中国，还有印度。印度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说到资本的流入，比方说从前，我们知道钱流入到新兴国家的话，会产生一些经营的消费，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引起投资的增加。这样的话，可能会使得这个经济的发展他所投资国家的经济更多处在金融方面，而不是实体的投资。

比方说中国，中国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系统也在不断扩充其实力，包括加州那样的一些金融体系，现在可以说都赶不上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世界需要更多的储备货币，不仅仅是依赖于某一个储备货币。所以我们不能够仅仅以来美元，美元从二战以后，一直是唯一的一个储备货币，现在这种局面需要打破了。对美国来说也提出了挑战，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让更多的货币国际化。未来的五到十年需要加强欧元区的实力，更多新兴国家有国际化的货币,当然目前在格局形成之前有一些波动。

第四个观点，很多国际货币流动的格局是投机性的，短期的逐利目的，引起了价格的波动，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引起社会的动荡。当然我虽然是一家银行的董事会的成员，但是我还是想说，在金融服务行业，你们是要负责任的，或者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最近我也听到经济学家说，银行家们有点像有多动症的小孩，银行不断挑起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回顾一下金融史就会发现这一点。

第五个观点，也跟我的银行家的批评相关的。我想说，利率方面会比较低。本金方面，还有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包括一些基金经理们。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是越来越突出，会有一些错配，为什么会出现错配，短期的回报与可靠性，假设投资出错的可靠性之间是不匹配的。就是由于有全球金融格局的一种扭曲，包括投资与利益之间，包括投资人本身，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利益不匹配，现在全球的公共资产方面是投资过低，什么叫公共资产或者公共货物呢，指的环境、教育、医疗这些属于公共领域这方面的投资不够。

最后一个观点，作为在香港，我想跟大家实际上是相关的，美元跟港币，港币盯住美元。香港外汇储备增长到了超过2亿美元，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但是1983年情况不一样，1983年港币盯住美元，我们如果做一个成本分析的话，我们发现利益是大于成本，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大家如果港币盯住美元，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要重新审视是否让港币盯住美元,谢谢。

吴晓灵：谢谢钱博士，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货币，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能够国际化，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再有，作为一个银行家，他能够大胆提出来，金融家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责任，银行家提出这个问题是难能可贵。我们尽管有这么多资金流动，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公共领域当中是不够的，这需要我们G20集团大家共同协调引导，又非常大胆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香港汇率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谢谢钱博士。第四位嘉宾，我们请贺力平教授，站在学院教授的角度看一看国际资本流动。

贺力平：前面多位专家指出当前国际流动资本主要形式是证券资本，为什是成为当前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各国财富的积累和证券化，各国证券开放，各国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各国经济行情，尤其是宏观经济行情差别，它给国家直接投资的流动提供资金的便利。

第二，促进各国经济体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第三，制约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长远看，它推动各国经济周期，时间走势上趋于相同。这是我们说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国际流动的基本原因和作用，国际上包括国内很多学者认识到国际资金流动

证券资金流动具有三个风险因素。资金的交易数量和价格相互推动，尤其短时间之内，这个是我们说，使资产的价格偏离它正常水平的表现。这跟国际资金的流动很有关系。第二，资金流动尤其是证券资金流动，多变逆转性。第三，国际资金流动发生作用，它往往起到放大或者抽水井的作用。

现在很多研究者认识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不仅是中国也包括其他的新兴市场，也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面对资金流动这些积极的作用，和它可能的风险的因素，应该怎么办，这个研讨会特别的提出是不是应该限制资本流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国家学术界达成一些共识，我们很多人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不久通过自己的研究人员的工作报告，叫重新看待资本管制的作用，提出了看法。这个看法加上我个人的体会，主要是三个方面。各国考虑实行资本管制之前，我们实际上有三大任务可以拥有。第一，金融机构投资机构风险治理，第三，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和有效监管，如果有这三者，我们政府当局不需要采取特别的资本管制，但是这三大防护墙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够成立，它有失败的地方。

像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它也在某些方面出现严重的失败。针对这种情况，资本管制政策作为一根稻草是有用的。实行什么样的资本管制，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我个人倾向于，我们有两种资本管制，一个叫做数量型的，就是对所有的外来的投资资金，在数量上不批准，这是一种可以认为货币政策上也有数量型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是数量的，还有价格型的，可以采取征税。允许外资进来，但是你实行征税。这种措施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欧洲、拉丁美洲、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采取过。

中国这样新兴市场在今后对待资本流动这个问题上，包括证券资本在内更多是偏向价格型的调节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限制。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值得探索的趋势。

吴晓灵：谢谢，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更多看到弊，加强资本管制的声音出来了。要不要管制，怎么样管制。宏观政策的掌握方面，和金融监管的掌握方面，能够做的更好，是不需要的。如果这些失灵是必要的，最后的防火墙。他也给出了数量管制和通过加税来实行影响价格的一种经济手段，这是他给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代表学者的看法。下面我们请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溥乐伯先生，他来讲一讲。

溥乐伯：谢谢，这么复杂的话题有丰富不同的意见，我们今天能交换意见更有价值。我就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广泛而言，我们的使命包括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反对双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今天我和商业和政治的角度讲一些与市场流动性相关的话题。这些内容会对大家有所帮助，但是我不想在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对我们自然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在很多程度上相信这是央行行长和政府官员的职责。

作为一个从80年代开始从业了几十年的国际银行家，他在纽约发表演讲的时候，当时正值韩国试图维持出口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并且平衡相关的金融问题，带给韩国的经济压力，导致韩国货币突发性的贬值。据我所知，在礼貌的环境下，说谎是可以值得理解的。我想说这一点是希望提醒大家，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从资本外逃到热钱的流入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所以央行行长能够掌握时机，掌握充分的信息，从而能减小冲击是非常重要的。

信息公开是件好事，通过很多途径带来教育意义，我们仍然需要把这些问题交给政策制定者，依靠他们解决。刚才钱先生提到了在最近很多问题被过多政治化，我们支持多种形式，包括双边对话，包括G8、G9、或G20多边对话。

之前也提到任何一方贸易保护主义，轮胎特保案中我们遇见了针对中国轮胎征服大幅度关税，换成了国家，而别没有增加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另一个例子购买美国货的计划下出台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是太过于保护主义了，幸好这些政策不是太多。最近有一个例子，一定程度上与流动的讨论相关，美国国会当中重新提出针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法律，原因是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我们未来还会继续这样做，就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向所有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44家美国的企业，向他们致敬，再次表示我们反对美国国会制裁中国，操纵汇率。我们这样做，是由于关税的政策，会与WTO的规定和义务相冲突，比如说轮胎特保案当中，不能实现它的既定目标。会通过抬高定价，伤害到美国消费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一些重要的政治事实，美国正在进入一场选举周期，首先美国现在正在进入长达18个月的选举，我们可以充分预见到来到美国的左翼、右翼。当然他们也会批评美国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出现一些国家领导权的交替，很多人说新政权上台以后，会要保持稳定而不会继续改革。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我们认为许多必要的改革在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和市场。

我们知道这些工具是什么，比方说适当的利率环境，更加广阔和更自由的资本市场，更加开放的货币和固定资产的账户。我想把大部分的时间说一些跟工作实际相关的内容。

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是我们所代表的这些企业，在中国重要的利益。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很重要，我想针对美中双方说几句话。中国投资的公司在美国一共只有一万名员工，而日本公司的子公司在美国工作的员工有超过60万人还多。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估计，我们在全球拥有最开放的市场，对那些做足了功课，了解当地的法规中国企业来说，我们非常欢迎他们。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比来自中国的交易受到更多的审查，所以我想重复一下，美国的市场上向所有的投资开放，我们也欢迎中国的企业到中国投资。在中国我们认为投资的规定有一些限制，可能它会制约中国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的利益，大多数中国公民不知道，在发达的全球经济体我们不会强制公司合资，也不会限制外资的比例。

很多的外国投资者都可以投资100%，可以全资控股。我们认为很多的和国家安全无关的商业领域也是要限制对外资的开放，包括农业、银行业、保险业等等。实际上服务业大部分行业的开放在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在亚洲的都已经采用，后来取消了，原因不难看出来同床异梦。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被政治化的可能性，第二继续和加速中国进改革，进一步开放投资政策。第三，有一些公司，比如说美中贸易协会下属的会员公司，他们直接投资都会非常负责任地遵循中国的法规，并且持有长远的投资目光，并不是短期的政治周期，他们希望看到负责任的，并且具有建设性的法规制订，谢谢今天能给大家分享我的观点，我也期待接下来和大家的互动。

吴晓灵：谢谢，他强调了三个观点，我认为还有两个观点强调。他对宏观政策央行态度的理解，宏观政策确实对资本的流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各国的央行它有一个引导市场预期的责任，所以央行在表态的时间，对政策标表态的时候考虑到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引导预期是重要的。第二，他刚才谈到美国进入到了18个月的选举期，中国也进入到了未来的新一届政府的即将要换届的时候，他提出了希望。希望大家看美国形势的时候，因为有左中右，不要被不同的声音，迷惑掉。而对于中国来说，它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加大改革的力度，它的这些观点都是非常中肯的。因为各位嘉宾非常准确地掌握了时间，按照计划我们现在还有20分钟的互动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提出问题，因为为了掌握时间，我掐断了他们的讲话。大家认为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直接问一下。

问：我想请问一下贺力平教授，您刚才提到对资本流动，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进行价格的管制，一个是进行数量的管制。实体进行投资和虚体进行投资，实体稍微放宽，虚体更多是一种投机，你怎么来看待的？

贺力平：关于实体经济政策有几位关系，美中商业委员会主席讲资金投资的时候已经涉及到我们前面谈论的，资本管制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证券投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渠道的投资。划分为价格型和数量型，那种投资不太好明确，它是不是都是虚拟的投资，通过证券市场进来，有的是进入多发行股，这就进入到实体经济。政府监管的角度讲，很难发现，每一笔进来的证券投资是不是都进入到实体经济，我认为这个要求是非常有难度的。简便地办法就是采取既能够防止资金大出大进，另一方面监管成本相对较低，而且非常容易来实施。这是我的看法。

问：我想问吴晓灵女士和麦金农教授，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央行把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由M2变成了社会融资总量，你们是否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也想问李剑阁董事长，央行货币政策转变会对国内资本流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灵：还是不要问罗纳德·麦金农先生，你误读央行，拿社会融资总量替代贷款规模，今年3月份，人大会之间我给记者们解释过，央行到现在为止国家都没有公布今年信贷增量是多少，而是说要控制社会融资总量。因为创造货币除了贷款之外，其实收购外汇它也同样会创造货币。而且对于货币的构成、流动性，其他的直接融资也会对货币的构成和流动性产生影响。因而央行今年提出来控制社会要监测社会融资总量，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说除了要观测商业银行，还要看到影子银行的作用。所以你的问题我要纠正一下。是不是可以不让罗纳德·麦金农先生回答这个问题。

李剑阁：刚才已经解释了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中性的。

问：罗纳德·麦金农教授讲了一个让大家感到一个很新的观点，全球利率太低，利率水平太低，美国利率太低，因此主张美国先加息，英国、日本跟进，这样的话，全球资金的价格信号在有一个正常的秩序。现在大家在我们印象中，在国际金融领域里面，汇率机制的协调，讲的比较多，但是利率之间的协调很少有人讲到，这个意见很少，我们也很欣赏，如何落实您这个观点？

罗纳德·麦金农：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相当于要把利率降到比较低的水平，如果说利率水平很高，将会有很多热钱涌入，中国现在面临这样的经济方面的压力。这就意味着比方说，要让这些热钱流入，平息一下的话，政府必须提供准备金率，而不仅仅是去发债，发行政府证券有时候也会导致一些经济的扭曲。实际上利率它是一种配置资本的工作，包括一些资源配置给国企的，要配置给中小企业，或者是个体化等等。所以说，我觉得控制热钱流入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利率是一个方面吧。

问：我有一个问题给李剑阁董事长，还有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我们刚才提到很多资本流动，还有投资环境的问题，中国可能不太一样，我想研究一下，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的一些特点，有一些国有大企业不同行业都会有，这些企业它未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想从国内和国外的角度都想听一听？

罗纳德·麦金农：我觉低利率意味着中国现在在一些低产出，低收益的项目上有更多的投入。资本的成本不高，利率太多会吸引很多热钱。一方面防止热钱大规模涌入，政府也很是两难。配置资本的话，要让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在整个GMP当中占一定的比例，提高居民的收入。我个人赞成中国的涨工资，很多人害怕，我觉得这样才能让大家收入增加，才能够促进消费，促进世界贸易的平衡。但是这些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有过多的利润，这些过多的利润到底是分红分掉呢，这是一个方式，我们有一个项目在研究中国的企业。

李剑阁：我的理解比较模糊中国的企业对资本流动的看法，企业分两类，一种是要向别人投资，一部分是吸收别人投资。这两部分企业没有共同看法，各有各的看法。你问我有什么看法，我比较难以回答。

问：我向钱果丰董事长提一问题，银行家被人家比成一个多动症的孩子，让大人不好收拾。他提出银行家自己要有一种自我约束，约束自己行为的精神，这非常难能可贵。但是我也想，有过育儿经验的人也知道，让他自我约束，那是一件多么无奈的事情，我想问钱董事长，这种自我负责精神的可行性有多大？

钱果丰：我有三个小孩，很幸运都没有多动症。我觉得这取决于内部的一种规范机制，还有就是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机制，不让他们做某些事情。我们要把激励机制做好，把他们的激励机制，包括薪酬、激励等等与他们的道德还有长期的目标是否达到联系起来，不仅仅是盯住短期的利润我们有提到作为监管者，我们的角色长远来看，监管者以科学的方法来监管金融体系，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一方面是需要非常好的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但是贪婪并不完全是坏事，没有一定的贪婪也不行。但是没有好的监管，尤其对于多动症孩子的贪婪更加不好监管。

问：我理解多动症的孩子这个比喻，比如金融创新，华尔街金融危机我们知道它就是金融创新的过渡创新引起金融危机。所以刚才您提到监管，这是一个方面，金融危机出来以后，因为像您同样的话，我记得当时美联储主席自己马上就过了几天，雷曼公司一倒台就站出来说，我们美联储负责任，自己要负责任，这是不是太滞后了一点？

钱果丰：实际上多动症的小孩会带来同样的风险，过去两年一个比较新的就是ETF，有些人担心如果不监管ETF的话，ETF产品尤其是高杠杆性会产生风险。当然可以指望这些交易员，还有包括对冲基金经理，银行家们追寻短期利润但是要监管他们的一种方式，一定要有很好的风险管理体系。教授早期写过一本书，他提到经济复苏之路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还没有全球化，已经有了金融方面的类似问题。我们知道全球化它会产生一部分在金融方面的关联性，我们知道怎么应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黑天鹅事件我们自己在创造一些黑天鹅事件。

问：我问李剑阁董事长和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人类的经济活动建立有限自然资源基础上，资本的流动如何应对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情况下得到经济利润最大化，我想听听实践者以及教授这样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然资源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

李剑阁：我们在学习经济学就讲，经济学解决资源稀缺性的问题。对人类的需求来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如果没有价格来调节，每个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资本流动当中，充分地体现它的市场化的原则，而不要有更多的管制，这样有利于对于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人类怎么样更好地配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