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球智库峰会

议题一：G20——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马克·乌赞：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是马克·乌赞，我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和创始人，非常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了两年前的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我上个月在天津也召开了高级别的会议。此次会议，我们主要的议题是全球的经济治理，我们在这一节当中，也有几个发言人，我们也会谈一下二十国集团的作用，首先我们要谈一下国际经济发展的背景，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着经济危机，银行业的危机，以及财政的赤字。第二方面就是市场，市场面临着通胀，以及大量资本的流动。现在二十国集团，它的主席国是法国，他们主要想谈谈全球的货币体系，今天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资本的流动管理的问题，以及国际流动性，王建业先生他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在2011年，二十国集团将会一年开一次会，大家都记得，可能是一年两次会。今天主要的发言人，将会谈一谈二十国集团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我们会期待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些成果，现在货币的矛盾、财政的矛盾、金融矛盾，大家记得在二十国集团在金融危机当中，我会把金融危机称作一场战争，它在这个战争发挥的作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因为现在问题更加的复杂，全球不平衡的发展，以及二十国集团国家当中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欧元区的一些危机，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我们在二十国集团的层面也会讨论这个问题。 

同时，在法国之后，下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会在墨西哥举行，很多主要的国家也会面临大选，美国、法国、墨西哥等等。我们会请苏曼·贝利先生，他是印度国际发展中心经济顾问，谈一谈二十国集团的情况。同时，我们现在正在酝酿新的IMF的总裁，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们也会谈一谈新兴市场的情况，苏曼·贝利先生，现在请您发言。 

同时，在法国之后，下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会在墨西哥举行，很多主要的国家也会面临大选，美国、法国、墨西哥等等。我们会请苏曼·贝利先生，他是印度国际发展中心经济顾问，谈一谈二十国集团的情况。同时，我们现在正在酝酿新的IMF的总裁，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们也会谈一谈新兴市场的情况，苏曼·贝利先生，现在请您发言。 

苏曼·贝利：我想首先感谢中国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两年前我的职务是不同的，当时正处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时期，我当时代表的是国际的智库。此次我是印度国际金融中心经济顾问，这是我正式的职务。我已经准备了发言的稿子，但是听了今天大家的发言之后，我也受到鼓舞，昨天下午特别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的观点，以及今天上午一些发言人的发言，我也会做出一些回应。 

首先，我想谈一谈，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对二十国集团有些什么新的认识？从2009年，刚刚开国伦敦峰会，大家都感觉到，全球陷入一个危机，两年之后，我们没有陷入这种深渊，我们成功地走出了这个危机。我们现在就要看看我们共同的这个责任，全球经济治理当中共同的责任，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不光是一个双速的经济恢复增长。同时伦敦峰会，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严峻的现实。什么时候会有危机？什么时候会有八国集团的财政部长的会议？第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加拿大财长他也谈到了，大家应该坐在一起，也会有一些强硬的态度。同时对欧元拯救的问题，2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我不了解印度的情况，我不了解中国人他们是不是觉得应该把这些钱用来救助欧洲中央银行。 

但是我们在当中的确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是否绝望了呢？没有，谈到二十国集团，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会议的情况，昨天晚上，基辛格博士也谈到了领导力转换的问题，就是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这种领导地位的转换，透视也谈到了责任，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他承担的责任，他也谈到了他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我想谈一点，有两件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两年之后，这个版图更加地清楚。第一个就是大经济体，英国和美国他们都是富有的经济体，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这种生产力的转移，这种城市化的过程还是没有完成的。我们对这些大国来说，要经历这种转移，也就是要更多的融入全球。对我来说，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他们支持这种全球化对他们是有利的，在这个领域，我相信在过去两年当中，情况的发展是令人失望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有保护主义的态度，他们只是在嘴上说支持全球化，特别是奥巴马总统，他在语言上说全球化是一种双赢的，但是全球的这种食品的增长，全球的燃料的增长，他们都归罪于中国和印度，他们都会归罪于中国和印度的廉价的劳动力，我觉得这种说法应该被改变。 

有发言嘉宾今天早上也谈到了，我们现在看到是所有的政治都是国家的，但是全球化的好处是全球的。对我来说，二十国集团，是我们现在唯一的一个游戏，能够把全球化的政治和可持续的经济的发展融合在一起。所以问题就是说，很多国家面临着选举，是不是安全这种发达国家的这种政治的结构，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金砖的国家，很容易就成为他们打击，或者是指责的对象。真正的问题在于二十国集团现在在召开峰会，他们通过召开峰会，能够向全球表明，德国的发展，美国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归公于全球化的过程，有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的确需要调整，是的，需要调整，需要在富国有一些调整的政策。 

但是最根本的是，全球不应该放弃这种全球化的过程。昨天晚上的时候，发改委的张晓强副主任也谈到了这一点。最后我想说，我不想猜测现在把中国和印度连在一起，实际上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有全球利益的国家，印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现在两个国家都面临着非常巨大的结构性的转化，尽管有很多政治的矛盾，中国和印度之间政治的矛盾，政治的问题，我不想详讲。 

但是我觉得两个国家有共同的利益，来推动全球化，虽然全球化在现在的国际环境当中面临威胁，谢谢。马克·乌赞：现在我想请伯恩斯，他一直非常关注二十国集团的发展，现在讲一讲全球体系以及二十国集团的一些期待。托马斯·伯恩斯：非常感谢马克·乌赞先生，我想和其他人一样，感谢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组织这次会议，让大家聚集在一起。刚才苏曼·贝利先生也谈到了很多的观点，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国际经济曾经面临着危机，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议题，领导人可以聚集在一起，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使得世界经济免予陷入深渊。 

我们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但是当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的政策，以及改革的需要，如何来防止新一轮的危机，我觉得促进金融的稳定对二十国集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改革的议程，特别是在监管问题方面，他们推动得非常地快，我们让二十国集团有新的成员，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大家也看到，观察成员都会觉得有一些好的进展。 

另外一个就是监管、监督，不光是监管的失败，同时也是有监视的失败，很多的银行，他们在全球经营方面面临了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在监督方面出了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二十国集团，在过去两年当中，一直在挣扎的问题，就是平衡的强劲的增长，有共同的这种评估的项目，有一些指标，能够找出一些问题，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我曾经在IMF工作过，我是加拿大的执董，最近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工作，主要就是IMF的监督的体系，缺乏政治的参与，以及跟进是IMF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二十国集团就确保有一种高层次政治的参与以及监督的过程。这是第一次我们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尝试，在很多领域，监督和监控，我们必须要通过评估，不光是先进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有崛起的新兴国家。 

我们如何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呢？我不想详细地讲，但是在几个月之前，加拿大银行行长他也谈到了如何预防危机，他问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框架，如何更好地理解复杂的金融和经济的问题，各个国家如何来理解这样的矛盾，如何来评估国内的政策做出的决定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更好地预先理解，在政策出台之前就理解它对国际的影响。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争论，我们必须创建一个体系，来进行国际的合作。 

苏曼·贝利先生也谈到了，很多的讨论都觉得这不是一个互利共盈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体系，让更多的国家能够看到这种共赢的发展。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政治家，他回到国内，会对他国民说，我们如果采取这个政策的话，对其他的国家会有好处？我们需要让我们提高我们整顿的能力，实现我们国内目标的同时，也实现国际的目标。二十国集团，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框架，能够逐渐地增加透明度，增加负责任的这种体制，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之后我也会谈到国际的货币体系，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都解决，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领导人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框架。我们也谈到了我们的确建立了一个框架，我们通过了一个五年的规划，需要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如何来测量这样的进展，也需要一个框架，在治理方面，透明度和问责制都是很重要的。我时间不多了，我想最后很快地讲一下，这个时代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在过去两次G20的会议中，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会议中，与会的领导人共同发表了声明，决定通过共同的这种多边的会议，来解决很多的一些挑战。 

马克·乌赞：谢谢，下面一位发言的是弗拉基米尔，他来自俄罗斯西北基金会政策研究中心。 

弗拉基米尔·亚基宁：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做一个简短的发言。能源、资源的基础非常地不平衡，这就意味着不能够排除使用一些具有很大危险性能源的资源。而且一种能源的来源是否可以接受，不能够由一个国家来决定，我们是否应该在一些国家停止运行。福岛核泄露的事件向我们表明，世界的能源市场正在整合，最近我们已经看到天然气全球市场的整合。也会看到中国、俄罗斯的能源市场会有很大的融合。 

福岛事件再次表明，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特别的管制机制，融合不仅仅是核电站，而且也有核能的市场，并且要更加地具有一个核心的治理机制。但是现在全球能源市场是否已经能够准备好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呢？ 

首先，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共识，认为是否今后会看到一个碳能源危机，以碳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能源危机，现在专家预测，水、碳能源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而且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但是，不同国家的管理方法会有很大的不同，从现在来说，最重要的决定是需要决定能源生产的生命周期。并且，一个全球充满活力的能源市场，决定于恰当的能源生产方法。 

所以，从现在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不同深度的规划，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有一些是五年规划，有一些是十年或者十五年的规划，所以这就表明，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日程，到2020年的时候，看事情会有怎样的发展。 

我们过去的日程是关于气侯以及能源的安全的，而且我们觉得，在这个新的日程中，应当加入新的问题。第一个新的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石油生产的峰值在哪里？就未来二三十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汽油是否还会依然是最通常使用的汽车的燃料。 

下一个问题就是天然气的黄金时代是否仍会存在，需要做的事情有如下几件：第一，我们要确保规划体系的协调。第二，我们要协调管理机制，我们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的方案。 

最后我想说，上一届的G20的会议讨论的三个问题是通胀、移民和国际的安全。但是呢，很有可能国际的全球的治理会成为一个讨论全球能源问题的主论坛，这个问题非常地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关于全球能源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决策。谢谢。 

马克·乌赞：谢谢，下面我们有十到十五分钟进行讨论，请大家报一下姓名，然后做一个简短的评论。薄迈伦：我是美国全球商会高级副会长，我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召开峰会，我也是讲了一些商业界的观点，我觉得G20应当有三个目标，第一个是重塑人们对于增长的信心。第二，要确保防止全球市场的分崩离析。第三，要有一个切实的方法解决系统性的风险。 

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看到IMF做出了一些改革，取得了进展，世界银行也是如此。但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在汇率政策，资本控制，运用方面，在应对经济不平衡方面，还需要有更协调的努力。美国、中国和德国，尤其需要开展合作。在全球市场缺少协调性方面，我认为也是有许多工作要做。 

最后就是我们需要减少、消除系统性风险，我觉得这是IMF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讨论解决的，考虑的一个问题之一。 

发言嘉宾：谢谢主席先生，我有很多的话想说，但是考虑到时间，我想主要讲一讲G20系统的重构和改革。G20必须发挥作为主要经济论坛的作用，它应当成为一个全球的协调人，一个监督人，推动经济的稳定。到目前为止，它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我认为G20的机制化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G20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机构，主要是每年的主席国来承担一些秘书处要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主席国每年也是在变的，其他的国家有一个牵头人，每年开会，共同来决定年会要讨论的议程。当然，这种组织方法有它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减少官僚机制，或者形式主义。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缺点，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地统筹进行一些讨论，关注最重要的那些全球的问题，而且最后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每年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而且会受到承办主席国决定的影响。 

因此，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多年制议程的设置，而且需要有一个机制性的机制。所以我觉得至少G20今后应该有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来指导每年峰会的工作。但尽管这样说呢，我并不是说要指定在哪一个特别的国家，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小的秘书处，对于G20的有效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马丁·李斯：谢谢主席先生，我非常地高兴，也非常感激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讨论，我是来自罗马的，我的这个机构已经有四十多年智库的历史，在过去，它提出了很多关于财政、金融政策的问题，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多金融危机，而现在的这个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些需要有一个新的金融治理的机制。现在我们面临着改革的压力，很显然，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次金融危机演变的历程，我们面临着一些系统性的风险和问题，而并不简单的是一些国家发生了一些个问题。 

现在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是这种系统性的风险的问题，任何一个系统，无论是金融的，还是经济的系统，如果要加以良好地管理，那就不能够采取一种只关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部门的方式，我们需要一个协调的一致的。 

今天，世界经济和金融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作为各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要应对经济、金融局势中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决定哪些是主要的决策方是很重要的，不管是G20，还是八国集团，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或者失败，来自于现在世界进行的两大讨论：一方面是关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是人们越来越多的担心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 

因此，如果要成功地改革货币体系评判的标准，不仅仅在于货币体系本身，而也在于这个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作为一个手段，实现更加广泛的目标。而在后者，我们并不是非常地成功。因此，我建议首先我们回顾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从三十年代以来，经济的滞胀和金融的改革，对于政治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这方面有好的一些经验，能够给全球的讨论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西方有的观点喜欢采取一个独立式的、片面式的方法，而中国的智慧比较强调统一的统筹的观点和方法。谢谢。 

内森·加德尔斯：谢谢主席先生，我是内森·加德尔斯，我代表的是我们理事会的一系列专家和学者，他们来自德国、巴西、中国、新加坡、英国、巴基斯坦，以及其他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来自科技领域公司的代表，我们有三十个人，我们为萨科齐总统召开的峰会提供政策咨询。我们今天晚上也听到基辛格博士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一个非常大的变革，我们现在应该解决一些政治的问题。我昨天也非常受到基辛格博士演讲的启发，基辛格博士说，过去毛主席曾经说过，关于我们要赢得世界的控制权，我们要帮助世界实现发展。 

现在我们认识到过去的那些传统强国已经不能够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提供现在大家需要的商品，但是现在新兴的国家也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商品。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二十国集团能不能履行这样的任务？我们怎么样通过改革能够解决二十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我想现在还是很多发达国家在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而非发展中国家。我们如果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一个知名的学者过去也提到了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他说一直以来，我们是希望能够保证我们社区居民的利益，我们希望能够保证世界金融的稳定。在之后我们谈货币改革的时候，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中国和美国也有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低碳、经济的增长，以及这方面的战略。我想说的就是关于一个整体的情况，也就是基辛格博士昨天晚上所说的，就是世界的领导者。二战后美国的一个作用，因为美国是胜利者，美国发挥的一个作用就是实施了马歇尔计划，我们帮助重新平衡了世界的经济，而中国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买了大量的欧洲的国债。 

我想提两个特定的领域：第一个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点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就是中东地区的马歇尔计划。八国集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大的承诺，就是要投资大笔的钱实施中东的马歇尔计划，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二十国集团是不是应该将这一些领域作为我们自己的重点？对于中国的能源市场，以及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个是否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对于中东地区，比方说在开罗的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的参与。 

比方说，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在加州地区，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中国的参与，帮助我们发展基础设施。我们也有很多工业园区，希望吸引中国的清洁能源企业来我们这里发展。谢谢。 

发言嘉宾：谢谢主席先生，我感到非常容幸，能够再次参加这一次的智库峰会，我想说，我是抱着一个全球的视野，我不会受任何地理位置的限制。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峰会，我们讨论的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讨论的不是明天做什么，下个月做什么，我们讨论的是在未来的很多年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更和谐，更整体的方式和思考方式。 

我想说危机也可以带来机遇，中国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平衡世界的格局，面对现在世界新的趋势，也就是多极化。第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结构，这样不仅仅能解决现实的及时的经济问题，也可以解决深层次的根源性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我们不会面临大的危机。第三，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更加积极，我们需要一些人带领我们去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来自公民、社会，来自企业界，来自智库的人才。我们之前的一个讨论中的专家也谈到，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之间缺乏联系。今天我们的二十国集团反映了国际新的秩序，也就是新的经济多极化，这也代表着我们现在治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我想我们应该做以下的事情。 

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常设的秘书处，我不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官僚机构，我觉得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常设的秘书处，比方说可以由中国人来管理。我两年前的智库峰会上就提到这一点。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纳入二十国集团其他的政府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我们觉得企业界应该参与到二十国集团的合作，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所以我建议我们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引导国际治理改革，这样我们这个委员会就可以向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报告，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国际治理的改革。 

第三，二十国集团应该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强大动力。我想这一点也是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一个基础，我想我们应该脚踏实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二十国集团表现了世界的多极性和多样性，我们应该帮助这些新兴的国家，参与到国际治理中，我们应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同样，我们应该记住国际基金货币组织以及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组织，他们不仅仅是一个金融组织，他们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 

第三，二十国集团应该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强大动力。我想这一点也是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一个基础，我想我们应该脚踏实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二十国集团表现了世界的多极性和多样性，我们应该帮助这些新兴的国家，参与到国际治理中，我们应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同样，我们应该记住国际基金货币组织以及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组织，他们不仅仅是一个金融组织，他们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 

第二点，我们不管对国际治理体系进行任何的改革，我们都不应该忽视发展计划，亚洲、非洲、拉美都面临着发展任务，要消除贫困，特别是亚洲一些非常贫困的国家，我们仍然需要实现发展。所以说我们应该仍然将发展计划作为我们全球治理的重点。 

第三点，我们应该让亚洲国家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很大的经济团体，而且中国也成为世界上非常大的经济体，日本和印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原因，亚洲应该在国际经济治理上具有更多的发言全这也是合理合法的。 

最后，我觉得我们在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领导人的时候，需要更加透明。最后我想说，我建议，我们应该组织一个重量级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包括经济学家，银行家，以及一些知名的学者，这样他们可以为我们未来二十年的发展提供服务，这些重量级的专家或者委员会，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 

马克·乌赞：最后一个发言人。曲星：大家好，我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曲星，我这的研究所存在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我想说的一点是，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中，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虽然经济在复苏，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目前正在讨论第三轮量化宽松，是不是要进一步提高债务的上限。如果不提高，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出现主权债务的违约，这个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提高的话，意味着美国国债的债务接近了100%，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因素也可以想象。欧元实际上现在下一轮的主权债务危机七月份马上到期，即使欧盟能够通过一个新一轮救助的方案，但是以后再一次到期的时候怎么办？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日本的经济，日本的债务大概已经达到了200%。所以这三个国际经济的主要行为体，实际上都需要执行一个非常大力度的紧缩的这么一个财政。但是在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选举周期的接近，政府最关心的都是比较短期的目标。所以真正严格的大力度的紧缩的方案，可能没有办法付诸实施，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政治和经济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和一个结构性的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些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新兴经济体这样一些经济总体上发展是不错的，但是随着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这样一些因素，国际大宗产品价格的波动，他们的经济也受到非常大的牵连。在这种背景下，G20怎么样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应该说G20诞生以后，对全球金融危机防止进一步的恶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过去呢，很多对经济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产生不同的认识。那么产生不同的认识，就意味着在G20的范畴里面，很难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诊断，然后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样也许不久同样的问题会再度出现。 

第二个，主要的货币，国际结算国，他是一个全球的货币，他究竟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制约，应该遵从什么样的规范，G20在这些方面可以做出一些规范性的决定的。第三，怎么样在促进发展方面有非常多的可以做的，因为世界经济真正能够平衡，还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平衡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政治上的问题，G20不能完全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因为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武力，干涉一些国家的内政，造成严重经济后果，其实我们已经都看到这样的行为。所以国际社会在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双管齐下，政治和经济采取同样的行动，谢谢。 

马克·乌赞：谢谢，我想我们应该现在可以结束第一阶段的讨论，我们现在讨论看起来有点悲观，我希望大家能够变得乐观一点，特别是关于二十国的讨论。下面一段的讨论我们会由王建业来主持，我们不久之前也见过面。 

王建业：谢谢，在这次讨论之前，很多发言人，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想在你的讨论中发言，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短的讨论，所以可能没有机会，那么我想除了我们主要的发言嘉宾，其他参与讨论的嘉宾，希望大家能够非常简短。今年国际货币基金又提供了一次契机，包括全球流动性，汇率，各国宏观经济的协调，这都是重要的题目，让我们听听我们嘉宾精彩的意见。有两个主讲嘉宾，第一个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戴相龙行长，戴行长长期是我国金融界的决策资深领导人，中国金融改革的见证者，他是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市长，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有请戴行长。

戴相龙：我想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讲三点意见：第一点，二十国集团应该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一项迫切的历史使命。和四十年前相比较，除了欧元问世以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没有变化，本币作为储备货币，越来越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了。国际资本流动也难以监控，汇率大幅波动，金融风险发现较晚，这个体系不加以改革，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难以克服，新的危机还会到来。 

所以我建议二十国集团是应该设秘书处的，而且我建议经过深入的沟通，应该形成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议程，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步骤和主要国家的责任，形成一个公司，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进行。不要讲细节，只要有一个共识，我想对全球的稳定都是有利的。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行的方案是建立一个有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协调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现在改革的方案，如果说是促进建立主权货币，建立非主权货币，现在确实很难做到。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建立一个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协调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国际地位确实是在下降，但是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是要维持这个地位，最重要的是美国要降低财政赤字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降到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甚至之下，这个对美国来说，美元的稳定是靠自己，不是别人说它不稳定说坏的，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全球的利益。 

第二，欧元的诞生是国际多元化的突破，多元化不是今天开始的，欧元的诞生。一个月前，我访问了欧洲中央银行，他们最重要的指标，货币的联盟主要要稳定币值，他们的债务水平，他的财政赤字占GDP只有4.5，美国是9.5%到10%，债务率欧原须知区85%，美国已经快达到100%左右，日本已经达到200%了，这个危机是严重的，但主要不是货币制度形成的，而在于它的经济制度。欧盟地区也忽视了对欧元区财政的监督，有人担心是不是欧元要退出？我了解，欧元的货币联盟没有这个条款，不存在哪个要退出。另外，中国政府是支持欧元的，温总理出去访问也说明了这一点，我想欧盟也会巩固和完善欧元联盟，加强财政建设，能够较好地处理这次危机，欧元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货币中的作用。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快达到50%，这些国家的货币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可兑换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补充，我非常赞同世界银行一个报告的分析，15年以后，人民币将会同美元、欧元一起，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但是说代替美元，中国各种杂志是没有这一条的，只是说成为与它经济相当的国际地位。 

第三个，我讲人民币国际化应分三步走，中国进出口占世界1/4，外汇储备占1/3，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这十年通货膨胀也只在2%左右，所以这样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也是有利的。我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我想按照它的功能，就是国际货币它应该有五种功能，我按照它的功能来划分，我认为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可兑换为基础，推进境外贸易和境外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进一步发展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使人民币成为广为接受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跨境贸易现在是负的多，收的少，有人担心人民币升值是套利，一方面有这个问题，但是更主要看重了人民币的前景，我认为不用担心。但是我们不能小看，所以可以同时扩大对外投资，扩大进口。 

第二个阶段，是扩大对境内外合格机构投资审批的数量和投资的力度，直到取消数额控制，全面地推进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从而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货币。从结算的货币到投资的货币，中国基本可兑换已经达到60%，随着资本项目的扩大，我认为开放程度会更大。第三个阶段，就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主要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一个国家持有人民币做储备货币，主要是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使它的币值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民币汇率的利率是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且人民币作为外汇，它的兑换是很方便的，很安全的，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我曾经想，这个比例应该是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假如说十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15%，世界的储备货币，人民币要有15%左右，这才算得上真正的储备货币。 

实现上述三个阶段，我认为是要十五到二十年，尽管我们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它的条件看是充分的，但是技术上的安排，如何跟市场结合，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时间长一点比较好。在这个期间，我们希望到2015年，人民币应该成为SDR的一个重要货币，因为成为这个货币，只要是在结算上广泛使用，在交易市场上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它就可以的，这对全球有利的。我认为以后金融改革的重点将应该转入国际化，应该围绕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利率汇率改革，要让我们更多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 

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王建业：好，谢谢戴行长的精彩发言，观点很鲜明。另外一个主讲嘉宾，是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我们中国人很多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有请。

罗纳德·麦金农：这个小节的主题主要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六分钟要谈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想讲一讲这些问题当中G2，大家都喜欢谈汇率是否应该固定，贸易平衡是不是美国应该储蓄的更多，我想讲的主要是谈一谈利率。如果利率差别很大的话，很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监督一下这个利率之间的差别。 

我给大家看一个令人惊讶的图表，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他们都是上面的这个线，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三万亿，其他的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增长得很快，他们所有的都没有监督的控制，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全球有这种通胀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呢，国际货币都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体制，现在我们面临着欧元区的问题，美国央行所做的对全球也都会有些影响，美国央行的做法让很多的热钱进入了新兴的国家，让他们的货币升值，从而降低他们的竞争力。这些国家美元的储备越来越多，很多的国家失去了控制，也出现了通胀的情况，现在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在美国，实际上美国的通胀并没有出现，CPI没有大幅的增长，但是PPI却是大幅增长。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有美元的贬值，美元大幅的流出，导致其他的国家经济失控。这就表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汇率并没有大幅的被低估，也可以看印尼、俄罗斯，他们的货币实际上是过高地估值了。在新兴市场，他们的利率更高，因为增长更高，所以他们的利息更高，他们想保持高利率，但是由于热钱的增长，中国想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货膨胀，但是他们不能够提高利率，因为会有热钱的流入。所以中国人民银行也很难再提高利率。 

还有一个就里套利的这种形势，在2002年的时候，美联储来降低利率，到2004年的时候，银行间的拆借利率达到1%，因为美国的利率很低，美元不断地在削弱，这对那些套利的人来说，是一个额外的奖赏。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大家都希望得到美元，因为美元是非常安全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临时的现象，在2009年开始的时候，美元不断地贬值，美联储把这个利率降到0。所以很多国家就会有大量的外汇的储备，美元的贬值实际上是一些新兴国家货币的增值，尽管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了，但是由于国内的货币监管的流失，也对他们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就使得那些利用美元来做套利的人大幅获益。 

中国的已经升值了一些，实际上这种升值呢，和其他的新兴国家也一起升值，可能2011年后半年的时候，也会继续升值，这就是我之前讲的这种情况的结果，新兴市场共同的群体的结体，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这些国家的所有的外汇储备达到六万亿，之前是一万亿。这就是最近在危机之后的一些数字，中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巴西的情况。美元储备的越来越多，不光是美国的国债不断的增加，大家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不断地增加，在2001年的时候，对新兴市场是15%，现在已经达到了35%，中国实际上达到了50%。 

那么集体的决定是什么呢？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呢，比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那些发达国家加起来都要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利率高，很多成熟的经济体，他们实际上陷入了这种增长乏力，或者缓慢的增长阶段。周围的这种通胀并没有中心的膨胀高，这上面的数据已经有点老了，在这个数据当中，看看中国由于贸易的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增长，以及热钱的比例。实际上在2010年第四季度是非常高的，在我上飞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电子消息，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季度，热钱对贸易的增长并没有贡献的太大。 

另外一个就是商品的泡沫，如果这个利率是0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初级的商品价格不断地上涨，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房地产的泡沫已经破裂。另外一个泡沫，就是初级产品的泡沫，这主要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实际上我觉得责任应该是美联储的政策，很多投机的人，他们都希望看到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地上涨，在期货市场，他们都会推动未来的石油以及商品的价格，我怎么做呢？我的时间到了。 

所以今天下午的讨论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谈这张图片，但是在这张图片上，主要的信息是美联储几乎是一直把利率保存在0的这个基础上。与此同时，美国信贷的数量在大量地减少，这个对于中小型的企业来说，影响非常地大，可以说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出现了崩溃，这是晚些时候要说的一个问题。 

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呢，是有一个滞胀，通胀是外来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不好控制的，而经济的停滞呢，是从国内产生的，是因为信贷的大幅度地减少。那么在下一次G20的会议上，我们希望讨论一下利率的问题，以及是否有可能处在中心的这些成熟的经济体，能够共同地在利率的问题上做出一些新的共同的举措，这也会帮助在边缘的这些国家，更好地来应对利率方面的问题。我大概可以说，昨天我们提到过人民币应当国际化的问题，我同意，但是在说到风险，或者说威胁方面，我觉得没有人会从中国的银行或者说上海的某个地方，一个外国人去借人民币。因此，在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个风险，我基本上就讲这么多，谢谢。

王建业：谢谢，我们下面开始讨论。发言嘉宾：谢谢主席，我用中文讲，我谈谈戴相龙行长的看法，我想起来上一个环节，郑新立先生说，中国这五年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我自己相信除了这五年以外，还有再长的时间，今后十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的作用。中国经过国际体系改革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边保持着自己国家的货币的价值，再一边进行给自己国家的金融国有化。那个时候关键的事情是，要保持非常好的平衡，一边控制通胀，一边进行人民币的升值，再加上适度的金融自由化，那时候一边需要国内银行的健全性。以日本来说，我们克服了日元的升值，但是太警惕日元的升值，太长的时间继续日本国内的扩大政策，这个引起了泡沫经济。尤其是现在在中国，是高速增长的过程当中，那时候中国有很大的改善自己国内的生产力的力量，那个时代的话，能克服人民币的升值。现在世界情况之下，过剩的流动性存在，那时候中国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保持经济过大的话，还是需要控制贷款。再加上进行适度的人民币升值，要是中国成功，保持这个很好的平衡的话，中国没问题的，这五年，或者这十年，中国会继续发挥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的作用，谢谢。 

发言嘉宾：一个小的问题，关于人民币升值，你们可能会觉得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升值会比较好。但是很多人期待人民币升值，而与此同时，又必须要防止热钱大量地流入，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人民银行来说，需要解决很多的困难，我近期会出版一篇论文，是关于贸易盈余和储蓄盈余的问题。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贸易的盈余是储蓄的盈余，这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回应。 

王建业：刚才的两位主旨发言人做了很好的介绍，戴主席给我们讲了中国的货币体系改革的时间表，麦金农介绍也给我们讲了二十国集团和利率的问题，还讲到了保持稳定性的问题，下一位发言者。罗密欧·奥兰迪：谢谢，我的名字叫罗密欧·奥兰迪，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世界银行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说到2015年的时候，六大新兴国家将会在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占50%，因此，世界经济货币体系将不会由一个国家来主宰。现在国际经济版图出现了变化，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与此同时，这份报告中还提到了对于现在金融体系所面临的一些复杂的问题，也提到了IMF将会选出新的总裁，会非常地重要，特别是对欧洲来说尤其如此，很多优秀的分析家已经提到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机构中代表性的不平衡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来反应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代表性，我的观点非常地简单，我觉得要考虑到这些新的参与者，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因为他们代表着很大程度上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对多极的世界来说，特别如此。 

王建业：刚才的两位主旨发言人做了很好的介绍，戴主席给我们讲了中国的货币体系改革的时间表，麦金农介绍也给我们讲了二十国集团和利率的问题，还讲到了保持稳定性的问题，下一位发言者。罗密欧·奥兰迪：谢谢，我的名字叫罗密欧·奥兰迪，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世界银行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说到2015年的时候，六大新兴国家将会在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占50%，因此，世界经济货币体系将不会由一个国家来主宰。现在国际经济版图出现了变化，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是一个多极的世界。 

世界银行应当更加具有代表性，他经常在呼吁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相关的程序，来反应力量平衡发生的变化。但是与此相关的责任，还不仅仅应当是选出一个新的IMF的总裁，它反应了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并不简单是选一个候选人，更涉及到政治责任，这也许会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一些金融方面的手段和工具，他们不应该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代表性不足。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发展也非常地重要，拉美、东方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过去要双方讨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地需要多边的讨论。新兴的国家是外汇储备最大的持有方，世界银行这一点说的已经非常清楚，经济力量的转变，必须要考虑到低收入的国家，把他们融入到全面的经济、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来，要加强南南合作，国际机构怎么能够忽视这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呢？问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也需要全面的解决办法，要有远大的一些目标，不能够以国民主义的这种简单的取向来解决问题。 

发言嘉宾：谢谢主席先生，我做评论之前，我主要讲的是资本的流动，这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密切相关，但在此之前，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贝格鲁恩研究所的，我是代表OECD的，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有34个成员，相关的政府共同进行政策方面的研究，出版一些共同的标准，以使得世界经济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我们积极地参与二十国集团的进程，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分析和建议，尤其是在分组工作方面尤其如此，特别是在资本流动方面。我想讲这样几点，第一是一些技术方面的分析，也是OECD在做的一些分析，考虑到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在过去三十多年资本流动的趋势，事实上如果你们回顾历史，你会看到有268个大量资本流动的案例，这些处在流动中心的，一般都是银行，如果要进行比较全面的数据方面的银行危机的分析，会发现经常出现在资本大规模流入或者撤出之后，要进行结构性的政策改革，往往能够解决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危机。

与此同时，有一些相应的政策的协调，能够影响资本流动。第二要讲的就是OECD不仅仅是一个智库，也是一个行动组织，我们的这些成员制定，并且实施了关于资本流动的一些标准，建立了相应的框架，可以帮助各个成员来管理资本的流动。当然，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需要减少资本流动的短期风险，采取共同的行动，以确保防止不愿意出现的结果出现。在二十国集团方面，他也是向其他的一些国开放，他是比较具有灵活性的。 

与此同时，他也能够提出短期资本流动方面的一些建议。谢谢。 

王建业：每一位发言人在发言之前介绍一下自己，从中短期来说，最有可能是一个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问题，多元化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元可能还会保持，在很长时间内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元的地位可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非常重要的地位，意味着美元的相对稳定是符合全世界经济利益，符合我们中国的利益，所以这个问题有可能我们需要在G20的会议上，有比较明确的讨论。包括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其他国家的投资策略，尤其是有很多外汇储备的国家，我觉得相互合作，保持美元的相对稳定，应该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储备货币多元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意味着除了美元以外，还会有其他的货币发挥储备货币的功能，我们现在知道有欧元、有英镑，可能还有日元，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G20以后，我们会不会出现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以后在国际上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作为中国人而言，当然最关注的就是人民币以后发挥的作用，戴行长已经讨论了很多。我想这是我们的愿望，以后能不能实现，有很多其他客观的因素，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能不能国际化，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但是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我简单地说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最终把人民币纳入到IMF特别提款权这个篮子里头，大家最近有很多讨论，我个人的意见是，应该尽量争取放进去，但是放进去，不要把汇率的灵活和可自由兑换作为先决条件，我觉得这样放进去没有任何意义，放进去了既不能帮助SDR的改革，也不能推动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让人民币汇率自由，和让资本可自由兑换，其实是和我们的改革是一致的，我认为把它作为一个SDR放进去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什么不妥当。人民银行副行长曾经提出过一个建议，2011年的时候，SDR篮子权重已经调整过，现在我们可以做的，可能是推动IMF或者其他机构，来建立一个影子的篮子，可以试运命，到了2015年条件成熟，正式纳入人民币，包括其他的货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渐进的过程。 

第二个建议，是我和樊纲教授一起做的一个报告，就是在推动我们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尤其是亚洲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可以做的工作，就是推动亚洲国家的货币互持，我们现在有很多货币互换，有很多储备货币放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相互持有我们自己的货币，这对于我们防范金融风险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储备投资的多样化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戴行长讨论的，我个人觉得这一步不走，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讨论国际化，也不需要讨论储备货币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就是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在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可以走的这一步，今天我们看中国的宏观环境，财政状况，金融体系，和我们外部账户的状况，我认为比当初很多国家，包括印尼、印度、俄罗斯，他们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时候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当然推动这个资本项目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这个限制，举个例子，我们对短期资本流动有一些担忧，我们可以实现资本开放，比如对资本市场，尤其是对短期资本流动，因为我们已经有QFII，QDII，可以限制，经过一定的过度以后，最后走向完全的自由可兑换。 

最后一点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刚才有很多讨论，我认为最终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应该走向可自由浮动，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条件在两三年以内做到。谢谢大家。 

发言嘉宾：谢谢，刚刚戴主席也谈到了关于欧洲的成功经验，我想其实欧洲的领导人在这方面也不是非常地成功，我想可能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我想说的就是，二十国集团再处理系统性危机方面是不成功的，也许是二十国集团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够。如果我们对我们工作的进展不满意，我们应该自己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专家，我们应该进行一些思考，我们可能不能行动，但是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进行一些思考，考虑一些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过于复杂了呢？是我们自己不能解决吗？如果单靠一己之力气一不能解决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家相互合作，我们是不是应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倡议，让大家能够走到一起。 

我想我们每个人只有五到六分钟的发言时间，这个时间太短了，让我们不足以来解决问题，所以我想我们作为全球的智库，应该形成一个倡议，来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能够相互协同合作，寻找更有效的方式。现在对于我们这些智库来说，有一个新的机会进行合作，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政治家，不能够依靠那些行政管理人员，我们应该靠我们自己，谢谢。 

何塞·安东尼奥·罗梅洛：谢谢，谢谢会议的组织者向我发出的邀请，我是何塞·安东尼奥·罗梅洛，我来自墨西哥学院经济系的教授，我们谈的很多问题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那么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而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的一些货币和金融组织都在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所有的人在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都认为我们过去的金融经济政策是失败的，而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改变工作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重新上路开始工作。 

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采取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改变抑制通货膨胀，改变财政政策，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沿着这条改革的路走下去，如果他希望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发挥他的作用，他就应该继续改革。现在国际金融组织都是由一小部分富裕国家的人控制的，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些发展中的国家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代表性，我们就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样呢，这些国际金融组织才更具有活力和创造性。其实经济的发展是非常神秘的，每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实现经济的增长，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困难和危机，所以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特别的经济增长方案和政策。所以呢，我想我们应该让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而不是强行地将一个政策强加于另一个国家。 

那些最有可能被大家欢迎的政策，就是那些适合国家的政策。另外，我想这些国际金融组织领导人的侯选者，应该会希望更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工作理念。谢谢。发言嘉宾：谢谢，我简单讲四点，第一，我们已经用很长时间谈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再说，而开始具体行动呢，我们想亚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一直不应该就这么说说而已。第二，作为马来西亚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一场金融危机中开始进行资本市场的管理，但是现在人们意识到资本的管理在我们国家是成功的，有一些经验，但是我们应该继续讨论。另外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议，我们希望能够在马来西亚，用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使用的货币。最后，我也希望大家讨论一点，就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体系，因为1998年的危机就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亚洲成立这样一个货币基金呢？我想中国应该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一个领导作用，成立这样一个亚洲的基金。这样就可以继续扩大我们的清迈倡议。谢谢。 

王建业：谢谢！首先我感谢两位重量级的主旨发言人，以及所有参加讨论的嘉宾，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这一节到此结束，这里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思想和观点，希望我们的研究人员、新闻记者找到亮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