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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女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在十年前创立的施瓦布基金会，是独立于世界经济论坛。我们发现，全世界人民不仅仅通过创新提高尊严，同时还可以为年轻人树立榜样。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创造精神可以服务于社会。

有很多的想法进一步改善几亿人们的生活，例如医疗卫生、教育、农业、废料处理、水和环境保护，这些将会大大推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施瓦布基金会的目标是要找到最好的个人，把他们结合到社会中，使我们有更好的更广泛的网络。

我们有新的思想、新的举措。在宏观领域，世界经济论坛积极参与了全球重新规划的举措，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重新思考、重新建立和重新设计这个微观世界，这样可以推动积极的发展。

同时，我们的创新精神必须以个人努力，使用他们的智慧来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和正义。因此，他们可以完全的改变人的生活，同时作为专业人员，他们带领国家来前进，找到一些创新的解决办法，解决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

同时，他们是由施瓦布基金会选出来的，我们和一千多位企业家一起建立关系。

下面请获得亚洲社会企业年度奖的人士，首先第一位获奖人是来自泰国的，请上台来。

在泰国北部，特别是在金三角鸦片种植地区，他们确实听取了村民意见并且开展了医疗制度，免去了医疗和营养收费，同时他们寻求了一些新的方法建立一些新的企业。因此，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最近新种植的，现在这种模式在印度尼西亚获得了实施，谢谢您，向您表示祝贺！

下一位获奖人，老年人安全协会的。中国人口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需要24小时的服务。因此，他们可能按一个键就可以获得服务，例如急救车，或者如果他们要孤独的话，也可以获得安慰。这种服务在1956年创建组织以来就获得了成功，而且这个组织大概占了老年人口的10%。

下一位获奖人，这位先生去了柬埔寨，1994年渡假之后就没有再回到祖国。他们看到了农村儿童的困境，为他们（儿童）提供住房、提高卫生以及做教育等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同时，这种方式在柬埔寨、老挝、泰国、中美地区都普遍得到了采用，向您表示祝贺！

下一位获奖人是来自新加坡的，全世界有三亿多流浪人，他们都在祖国以外的地方进行工作，很多都是妇女在海外工作支撑她们的家庭。那么这位获奖人给她们提供教育，为她们提供企业的培训，（将她们输送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其他的国家。回到国家以后，她们有信心和技能开展企业。这种方式在其他国家和城市也获得了应用。

请与我一起向四位获奖者表示祝贺！

【达沃斯论坛--全球复苏的未来步骤】

Nik Gowing：时间过的很快，这是三天的成果。我的工作是要在剩下的半小时让大家充分的理解我们的共识和分歧。我们尽可能的要把我们讨论的内容归类为五个领域，新企业模式、亚洲的发展、繁荣以及模型，解决社会的需求，以及新经济的机会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过科学技术。

在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讲一讲我们谈的所有内容的精华。在这里有一些导师，都是一些高级人士，听听他们的观点，看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

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符合我，按照纪律，不是所有人都要谈，因为现在要做计算的话，大家如果都说将会花非常长的时间，他们每个人将会讲五个题目当中的三个问题，因此，我想让他们只说90秒的时间，如果他们讲太长了不停的话，我讲会敲铃提醒他们。因为时间非常的紧，大家也可以介入，但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只能给你们30秒的时间。

下面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在经济衰退后全球公司业务模式的变化情况，我们有四个人要讲这个问题，首先，请您讲一讲，您是来自于工会，全球贸易发生了问题，你们公司怎么做？

Sharan：很多劳工的机会、就业机会，还有工作、技能和老龄化是一个新的问题，在新的模式中不能依赖于出口，必须要搞平衡，平衡也包括社会的发展。

Nik Gowing：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Sharan：这太好了！我想再讲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虑最多的国家，不仅仅是我们有一个激励计划，同时，我们也把增长的目标放在自己国内的增长上，进一步加强国内的需求。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怎么样平衡发展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在绿色经济中，确实有很多的机会，与此同时，萨克奇总统讲到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可能就是市场，不管社会的成本怎样。

第二种模式就是调整内部和外部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国内增长，把社会发展纳入到增长上来，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加平衡的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让所有的国家都获得机会，让所有的劳工获得机会。

Nik Gowing：非常感谢，下面刘先生！东软的首席执行官。

刘积仁：新兴的经济体确实在全球经济恢复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用老的方式来开展业务，必须要改变业务模型，我们必须要把出口型的业务模式变成国内需求增长型的经济模式。

必须要把过去人力资本型的模型转到新的模型，同时也希望把过去以成本为基础的发展，向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扮演我们恢复全球增长的角色。

Nik Gowing：谢谢，在座的各位，全场有四个麦克风，你们可以对这个发言，但是只有30秒的发言时间，Tarek Sultan Al Essa先生。

Tarek Sultan Al Essa：我认为业务机会在新兴市场将会越来越多，我们新型的模型可能要朝着新型的经济体进行。现在有一些情况，一些持久性的技术发展将会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发展。很多国家，像中国、韩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投资，他们将可能是增长机会的中心。

另外，我们要把产品进行重新设计，从头做起，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消费者的倾向、嗜好的问题，最后还有合作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促进合作。

Nik Gowing：赵先生，你是鸿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赵令欢：在“去杠杆化”的社会上，我们应该回到基本面上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统一性，要搞创新，有创新力，抓住新机会。新兴市场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共同做出承诺来促进世界的增长。同时，我们要让大家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平稳的世界。

在经济危机之前我们都在讲经济危机，当吸取了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意识到应该对全球世界做出更多的承诺，谢谢。

Nik Gowing：我想再追问您一个问题，这种模型应该怎么办法？

赵令欢：我们学到的教训之一就是要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开，回到基本面上来，充分利用金融手段，作为一种工具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外，全球经济应该包括文化、政策、政府和监管，为什么我把它叫做“全球世界”就是这个意思。

Nik Gowing：在座的有没有针对业务模型怎么变化进行发言？

Ben J.Verwaayen：首先，我们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怎样把经济再挽救回来，实际上经济再回来的话，也不会像原来的样子。很简单，过去是西方八国，现在变成了二十国集团，再不会有八国了，因此，做决策的流程也变了。世界经济论坛现在做的非常好，就是要对世界的变革做出重新的设计。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这样的现实，在危机之前不会再回来了。大家会有一个问题，怎样获得决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二，现在做事的方式和为谁而做的平和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全球化不一样了。现在的业务模型将会比以前更加复杂。

Nik Gowing：有人要提问题，30秒钟。

记者：现在很多的公司可以充分的使用信息，因为信息是核心企业的副产品，大家应该以创新的方式把信息拿过来，把它纳入到核心的竞争力中做一些核心的决策，创造出核心的新的价值。

Nik Gowing：谢谢您。

记者：同样的信息还可以为我们的产品带来附加值，任何一个产品都会有信息的联系。我觉得基本的模型变化就是权利的转化，也就是机构和个人之间、权利之间的转移。过去个人做不了很多的工作，现在个人要做更多的工作，例如过去都是政府、宣传机构，现在很多的记者、普通人都可以生成很多的内容，还有很多用户自己搞的科学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多的。

Nik Gowing：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发言？拿到话筒请尽快发言。

记者：我是来自德国的马丁，我们也讨论了可再生能源的机会，他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大能源的潜力，我们有新能源就不用再节能了，这样可以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

Nik Gowing：你是不是说现在已经对我们的业务模型转变带来影响了？

马丁：现在确实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Nik Gowing：我再进一步追问一下，这些模型是怎么变的？

Sharan：我们之前刚做了一个对话，就是价值链之间的模式，当时一个部长给我们讲到了一个部长的项目，是在柬埔寨的项目，有纺织的、电子的等等，都有很多大公司采购的问题。过去都是相互竞争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比如“云计算”，“云计算”实际上是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消费者可以通过一个代码发出去。

我想说新的合作模型可以从开始、从基础上就发挥作用，促进增长。企业界、政府界都可以加强合作。

Nik Gowing：在座的没有人再举手了？刘积仁先生，这个业务模型是怎么改变的，能不能讲一讲？

刘积仁：这个模型基本上还是要由创新来驱动，要改变老的观念。应该有一些新的东西来促进消费，现在年轻人花了很多的钱买了一些互联网的东西、电子的东西，还花钱在互联网上买小说看，这种开支非常大。尤其是对这些年轻一代，我想说在中国很多人愿意存钱，但是你看下一代人花的钱比他们的父母要多。他们花钱买什么东西？他们完全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买东西。这种新型的消费完全可以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

Nik Gowing：在座的还有没有想发言的？Tarek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Tarek Sultan Al Essa：我想补充的是新兴城市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我们也会不断地恢复信心。

Nik Gowing：非常简单的，这种模式怎么变换？

记者：我来自苏丹，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大家没有讨论，就是全球经济将会发生变化以及在国际社会面临挑战方面如何变化。首先是气侯变化、全球变化将进一步改变行业行为和经营方式，以及传统的新的IT技术，这些将会进一步塑造社会未来的经济。

Nik Gowing：很好，我们现在讨论下一个问题：亚洲经济是否做好准备了，来应对西方储蓄高、消费降低的情况。现在请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来讲。

哈佛商学院教授：在过去几天的对话中所了解到的一点，就是世界是否准备应对亚洲经济模式变化，更多的做法是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如果我们可以恢复一定的增长，希望经济同时会停滞，希望经济的变化也会出现，这些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这个变化提出了发展模式的问题，还涉及到国际的管理体制，并且在第一阶段进行有效的协调。

Nik Gowing：您的答复就是亚洲经济是否应该做好准备还是没有做好准备？

哈佛商学院教授：很难改变这种亚洲经济的重点，但是对全球就会产生影响，这就需要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并且要允许不同的经济模式发展。

Nik Gowing：刘积仁先生，亚洲经济是否对今后西方国家储蓄增加，降低消费做好准备？

刘积仁：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做准备来应对这种模式，中国人喜欢储蓄，不喜欢过多的开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因此所有人都希望为自己或者为下一代存钱。因此他们需要政府的刺激计划还不够，每人200美元还不够。

因此我想作为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消费，不仅仅是传统的买东西的方式，是要新一代中产阶级不断的成长，这个数量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如何推动创新、推动新的消费，这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我们改变模式的做法，谢谢。

Ben J.Verwaayen：我们在美国有九万亿的赤字，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如何找到钱，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排他性的世界。我想说两个问题，首先，这是第一次，我们不是简单的从孩子们借钱，现在开始从孙子那借钱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还给他们什么呢？如果继续这样做，目前的世界是无法（进步的）。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做法，世界各地都有品牌，都在进行创新，而且我们这个社会有储蓄的不平衡，最好是自己做好准备，应对新的改变做选择。

我想在这种背景下，有三个标准，第一是改变，第二是透明，第三是创新。

Nik Gowing：我们待会儿再讲您提到的三个标准。赵先生，亚洲经济是否准备好了应对西方的储蓄和降低消费的做法？

赵令欢：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危机只是一个警告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以前的模式，像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模式是不能持久的。同时也会提醒我们不能再依赖出口了，因此解决办法就是内部的改革和调整。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我想就是要提高社保制度，同时还有财富分配平衡。我们确定还需要观察生存的趋势，关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危机使我们特别是政府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已经采取了初步的措施。

Nik Gowing：在座的还有什么想法吗？Sharan从您的角度看一下？

Sharan：过去很多澳大利亚人都失去了工作，这是一种悲剧，不仅在我国，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企业进行裁员也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从全球的环境来看，在社会保障和提高自己能力方面，需要建立可持续的需求。要顾及人的尊严。下一阶段我们要考虑创新的问题。

Nik Gowing：您是否可以具体谈一下这一点？

Tarek Sultan Al Essa：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促进国内的需求，比如建设基础设施，这样有利于我们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

Nik Gowing：大家对经济还有一些什么最后的想法？否则我们就要讨论第三部分。大卫先生，目前有一些最紧迫的需求，如何影响未来经济恢复步骤和模式。

大卫：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次危机对社会的影响还没有稳定下来，确实还有一系列的各个经济体之间的摩擦，因此东方和西方的经济模式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政府的政策是在全球于是不足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国际社会秩序和社会问题脱节，因此我自己非常关注，在今后我们要解决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影响，这可能对我们公共政策机构提出一些挑战。

Nik Gowing：亚洲经济是如何做出准备的？我刚才说的词是“准备”，您认为这些经济体准备好了吗？

大卫：我想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在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之间的关系，社会和经济关系问题是需要国内政府进行稳定的，因此全球经济问题的组织和管理必须用全球的方式来解决，因此这种双轨制是不能持续的。

对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在全球会更加的显著。

赵令欢：我想危机对西方和对东方，对新兴市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发展的非常快，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去杠杆”和“杠杆化”的问题，问题应该是在结构发展中的快速改革。但是从社会需求来说，福利、保障等等，这是第一次成为了大家思考的中心，特别是政府议程上。因此我认为，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也是第一次，这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本身也确实需要发展，这些社会需求可以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基础。

Nik Gowing：如果大家愿意谈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邀请大家。Sharan，你的观点呢？

Sharan：在社会保护方面，德国说他们的企业可以提供稳定的工资来给予支持。因此，对于不断提高现有人才的技能，这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样。对于老年人来说，除了我们有退休金之外，还有一些现有工人的收入，这样就要保证有医疗制度，这都是一些巨大的挑战。如果对环境不是真正的了解，今后我们肯定要遇到很大的问题。当然，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合作和资金，都需要一些新的体制来促进未来经济的发展。

Ben J.Verwaayen：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考虑创新的问题，创新不是技术，创新是你怎么做决策，怎么创新自己的经济，怎么打造全球基础上的关系。

Nik Gowing：非常感谢，在座的有没有要提问题的？我现在给你机会了，如果你不说错过了就没有办法了。

记者：我来自美国，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把人和社会的因素考虑进去，作为衡量的基础。我们怎么样衡量经济的发展和战略发展的问题，还有很多人的因素也应该纳入到衡量的指标中去。我们都知道什么叫金融稳定性，怎样获得住房，获得卫生保健和很多的经济政策，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也可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做出非常正确的决策。

Nik Gowing：非常感谢，下面我们讨论第四和第五个领域，企业怎样满足日益提高的人们对绿色经济和后炭经济的期盼？

Tarek Sultan Al Essa：现在有很多国家朝着这种监管的方向制定，有很多公司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这些不同的变化，很多国家的政府也进行了投资，投资于持续的技术发展和各种不同的技术，通过催化和孵化器技术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且找到了一些新的业务模型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想到了一些即将到来的问题，例如在中东地区50%的人口都是在50岁以下，他们还需要一些工作的机会，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当然，还有一些多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的问题，有很多国家，像中国、韩国应该进一步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这样我们花的资金来促进新的发展将可以帮助我们共享知识和技术。

Nik Gowing：请您接着说，各国政府和企业怎样能够满足日益提高的期待？

哈佛商学院教授：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将由各国的政府和机构共同确定。无论是在多哈回合会议和哥本哈根的会议，大家都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我想说各国家和工业界的人做出贡献，我们确实有能力在全球环境的问题上开展我们的工作，结果将鼓励人们这样做。

第二个挑战是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被选国家、地区和区域的政策来解决。实际上不应该有“一刀切”的政策来解决绿色革命的问题。

最后一个观点，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体有不同的发展速度和政策，实际上我们过去犯过一些错误，现在的人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

Nik Gowing：我想请Sharan讲一下各国政府和企业怎样满足需求？

Sharan：这不是一个期待，这是一个必要性。气侯变化的解决方案要求我们朝着绿色革命、绿色经济转轨，同时也告诉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工业革命机会。实际上，今年5900万的就业机会已经失去了，明年，有很多的人生活水平不足2美元每天。现在还是有创造就业机会的可能性的，比如服务业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要全球都做得非常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同时我们需要拿出政治意愿。我想说哥本哈根是一个大事，有很多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共同融资，分享资金，为穷国应对风险。

同时还有很多税务分摊的问题，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大家举例子，但是我只讲一个备选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印度，印度现在有四亿人没有用电，如果我们有了再生能源给印度，那你可以想到有多少就业机会，在非洲、拉美等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这样一些高附加值的东西都可以得到机会发展，基础设施、再生能源的发展，改变过去资源的使用方式，这样就可以获得很多。

还有其他连带的服务行业的发展，现在我们离哥本哈根大会还有95天的时间，联合国气侯变化公约会做很多努力，确实有一些挑战，这些都是世界领袖，他们应该应对挑战而且必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解决经济危机，为国际经济做促进。

Nik Gowing：我们不能在哥本哈根上进一步讨论了，大家有没有问题？怎样做才能符合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绿色经济的需求？我们现在有协商一致的精神。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期待？大家有没有疑虑？现在我们的势头仍然很大，很强，关键的问题是，两天前，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赵先生。

赵令欢：我们确实应该确定一个现实可行的期待的目标。我们今天讲到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我们把一些穷国的希望也包括进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衡量发展的目标，因此必须要平衡发展才能获得成功。

NIK GOWING：我们现在有共同一致的观点。

Sharan：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现在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政治意愿，必须拿出来来接受自己的职责，同时要筹措资金，如果我们接受挪威提出的建议，我们根据挪威的建议做基础，提供更多的资金。希望我们不要再拖20年了。我觉得我们业务和企业界有这样的意愿。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政治家们考虑这样的问题。

Verwaayen：最后我们再讲讲，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要界定清楚什么是成功？我们现在要清楚地有一个定义，什么叫成功。第二点，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最强的人就是消费者，就是有需求的消费者。他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想让消费者来解决这些问题。政治家们消费者看成是选民，企业把他们看成是消费者，而他们的声音是很轻的，我们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

NIK GOWING：科学技术怎么样推动竞争性？

刘积仁：它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看过去的30年，信息技术和很多新技术的发展，确实真正地推动了世界快速地发展了自己的解决，同时彻底地改变了整个的世界，因此它帮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消费。但有一个问题是，到底在危机之后哪种方式最好可以帮助我们让科学和技术真正带来价值，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机会，推动增长。我认为第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改变过去的创新的模式以及我们研发的模式要改变。我们应该开放地研发，协作性地开发，是一种发展的方式。

第二点，我们也需要知道怎么样把资源整合起来，特别是人力资源和人才的整合，尤其是全球性的科研人员资源的整合，这样让它来对一些专门的市场提供各种服务。大家看日本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比如说环境保护的技术。但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怎么样建立一个平台让科学技术真正被使用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NIK GOWING：Verwaayen您已经讲到了几个问题了，一开始也讲到了几个问题，我进一步问您说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问题，还有更深的东西。

Verwaayen：我们看看我们的人口，今后的人口和现在的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造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必须要实现它们今后希望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的希望和需求。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把它作为日常的工作，我们要意识到的问题是我们要准备重大的变革。

我讲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如果大家看通讯联系现在怎么使用呢？我们这一代，我们用了很多词来表述我们的意思，现在他们使用一个图象一个视频就解决了。而且他们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东西，让他们有所期望，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做。

我想创新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我们使用技术的能力而且也涉及到全球竞争力的问题。我们的思想和智慧是没有边界的。长期以来人们的智慧是有界限的。你需要离哈佛很近才有智慧，现在只要上网就可以联系起来了。因此在下一代有更多的竞争，而且对上百万人来说，他们有这样的竞争。

Kennedy：我注意到科学涉及到政策科学，因此整个的过程即使在哈佛也意识到全球关于结构、政治经济的管理知之甚少。我们确实需要创新。技术方面的创新全球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全球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是要重新设计，这是我们今后几年要解决的问题。

NIK GOWING：我们几乎要结束了。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解决而没有谈到的。

Tarek Sultan Al Essa：科学技术是关键，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消费者，消费者他们感到困惑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产品作出决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他们需要建议，关键是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系统，让消费者更有知识，给他们提供供应链，这是长期以来唯一的解决办法。

记者：我想有一点，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要反思整个经济方面提高能力的问题，我们正可能建立激励机制。如果我们进行评估，没有这种再平衡，这些人们长期来说就不会成功，因此我们必须要反思。

Sharan：我完全同意，但我还想质疑我们的企业家和领导人，在今后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技术，但对IT的挑战和专业知识的了解是有界限的。为什么一些人要找到后门，不像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界限，我想这个技术不应该在今后十年中有界限。

NIK GOWING：还有哪些问题吗？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这3天我们45分钟就做了总结，非常感谢各位能按时地结束。

我也注意到我这个铃从来没有按过，谢谢各位。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希望，让大家能了解，尽管你们从这次会议上有不同的收获，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请施瓦布博士和夏德仁书记来致闭幕词。

夏德仁：尊敬的施瓦布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第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议程，承载着与会者对世界经济新的期望即将落下帷幕。我们经历了令人难忘的三天，这三天是充满着激情的三天，也是硕果累累的三天。

由于施瓦布主席卓越的领导和1600多位国内外嘉宾的热情参与，新领军者年会再次在中国在大连绽放出令人瞩目的绚丽的光彩。我们看到如此众多的政要、学者、商界和媒体领袖聚首大连，在平等、友好、和谐的氛围中共同把脉全球经济，探索复兴之路。

使达沃斯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彰显。我们的会议高举重振增长的旗帜，围绕绿色、科技、创新这一核心交流和探讨如何化危为机，探索和把握政府及私营部门在投资构建绿色经济过程中所带来的新商机，了解展望科技创新助推经济增长之路。

各界精英在智慧碰撞中捕捉灵感，在思想交流中形成共识。这是达沃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必将鉴定国际社会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为国际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与会者都会感到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进一步推出了中国元素，展现了大连风采，我们从温家宝总理的主旨演讲中已经体会到，中国政府为克服金融危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为全球经济重振增长树立了典范，坚定了大家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在此过程中，我们大连市也取得了更大的收获。通过夏季达沃斯这样一个宽广的国际平台，我们共享了丰富的思想盛宴，获得了难得的合作机会。开放的大连将更加智慧地走向世界。

同时，大连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独特的城市的个性和魅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一个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新领军者城市的形象。

新领军者年会从2007年首次在大连举办，到2009年重回大连，大连与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两度牵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共同感到大连与达沃斯论坛有着愉快而成功的合作，默契的配合双赢的成果。

大连因夏季达沃斯而更富魅力，夏季达沃斯也因大连而更加精彩。我真诚的代表大连市政府、大连市600万人民希望大连与达沃斯共同牵手长期合作。我们将不懈地努力把大连建设成为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的新领军城市。

女士们、先生们，会议马上要结束了，但我们的友谊和达沃斯精神没有终点。在这依依惜别的时刻，我要再次感谢我的老朋友施瓦布教授所给予大连的信任。感谢所有与会者、各位嘉宾、朋友们对本次论坛的大力支持。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我们可爱的志愿者为本届论坛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真诚地希望朋友们记住大连、关注大连，并广泛开展与大连经贸合作和友好往来。我热切期待与各位朋友再次相聚在大连，祝各位朋友旅途愉快生活幸福。

谢谢各位！

克劳斯·施瓦布：朋友们，如果让我再次做总结的话，有点没有必要了。

在过去两天中充满了激情，就像我们夏书记所讲的那样，我们做了很多的承诺，也做了很多的接触。首先我要感谢诸位与会者，你们的光临使这次会议获得了成功。

我认为这个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些新领军者的到来，这些全球性增长公司还有科学方面的先驱者以及全球的青年，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用很多创新的精神来共同开展相互的交流。

我想说，这些新的领军者、新的增长型公司还有技术的先驱，请你们站起来。同时，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组织都积极参与了讨论和交流，这些人都值得我们诚挚地感谢，我们鼓掌感谢！

我想再次感谢我们的成员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感谢他们使这次论坛获得了一次成功，变成了一个事实。

另外，我还要现在感谢我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在日内瓦工作非常努力，在大连和北京的办事处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为这个会议做了很多的准备。

同时以一种非常顺畅的方式使得会议得以召开，我想点几个人名，实际上这里有很多人我都应该点名，但是我要专门点一个人：杰里米·日尔根先生。

杰里米·日尔根先生在我的同事施奈德的领导下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得到了大连的合作和支持。

夏书记、理事长和大连市政府，你们真正值得我们感谢。还有上百名的志愿者和大连的市民们，你们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在接待我们的时候，你们是非常的开放、非常的友好和热诚的。

你们才真正值得我们由衷地感谢，谢谢你们！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这三天，一定会牢记这难忘的三天，在今后做决策时、在未来做决策时，一定会想起这三天。

女士们、先生们！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我期待着在明年的时候能再次见到你们。夏季达沃斯年会本身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期待着明年的再会，也希望大家一路顺风，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