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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A. Goldin：欢迎大家参加这次“重估全球需求”的研讨会，非常高兴请到这么多嘉宾。他们对于全球的一些不平衡的问题都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全球的不平衡在危机之前就是很多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而采取一些措施克服经济危机，有可能进一步的加深这种不平衡。

结构上的不平衡实际上是比先前更加深刻了，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一些不同的欧洲国家采取了激励措施，尽管只是占到GDP的3%，而中国占的比例高得多。如果我们跟先前的比例比的话，现在已经是非常好的在摆脱衰退的影响。

7月份的时候在德国也是有一些衰退的迹象，但是实际上是在摆脱这种衰退的。另外我们还要看社会体制的状况，比如一些临时的失业，这样能够使得公司的劳动力得到保障，让公司有一定的灵活余地。

现在我们不能马上撤出刺激方案，否则的话会陷入双底的局面，现在不用刺激措施的话是太早了。

第二点，我们现在要去重新考虑全球的增长，我们考虑到底是什么样的增长，在欧洲是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不平衡。比如在我的国家，过去的10年当中，实际的GDP增长，排除通货膨胀之后大约是0.5%。

如果看一下政府支出在过去10年当中的增长的话，大约是增长了1%。问题是在于我们在欧洲存在着不平衡，在政府的支出跟实体经济，也就是人均收入增长方面是有不平衡的，我们必须进行结构的改革。

比如在欧洲，我们有三个养老金的体制，人们在55岁的时候就可以退休了。假如看一下欧洲国家的官员的话，特别是在比利时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

还有医疗方面的改革，我们的医疗制度在比利时是很好的，但是人口老龄化，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了。

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现在面临赤字，所以必须要改革。

Ian A. Goldin：您刚才提到了结构变化，吴鹰，你是CTC的合伙人，在中国也是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现在在国内也有很多投资。中国政府是不是给你所需要的投资信用呢？你在中国的角度是怎样考虑全球需求问题的？

吴鹰：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意思，在企业家当中，有很多中国的参会者，我们在一起讨论怎么样改变中国目前面临的需求下降的局面。

因为中国的出口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出口下降了很大的百分比。但是同时，中国人的储蓄还是在上升的。

最近，中国央行行长提出要把资金投到我们这样的专业基金来，然后进行投资。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在讲到中国市场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认为中国是出口的一支很强的力量。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可能也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

因为我们有13亿人口，而且我们还有独生子女的政策。不过昨天我们有一些企业家也谈到，建议政府放松独生子女的政策，允许一个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消费者将会大大增加。

我父亲是有14个兄弟姐妹的，我觉得中国每个家庭的人口不会那么多，而我自己也是受益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我创建我的公司的时候，实际上只花了七年的时间在中国就达到了10亿的营收。

第二个10亿的营收是过了一年就完成了。所以不管大家做什么业务，我们应该要能够受益于中国的增长，能够加强投资。

而且现在中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大家加快消费。

Ian A. Goldin：非常感谢您，您刚才讲到了中国的储蓄跟消费之间极大的差距，而美国现在正是在努力的使储蓄率达到5%，或者接近5%。

Ilian Mihov，你在新加坡，也是在亚太地区的教授，您觉得结构上的不平衡对于我们中期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应该怎样采取一些措施尽可能的克服这种不平衡？

而且现在中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大家加快消费。

Ian A. Goldin：非常感谢您，您刚才讲到了中国的储蓄跟消费之间极大的差距，而美国现在正是在努力的使储蓄率达到5%，或者接近5%。

Ilian Mihov，你在新加坡，也是在亚太地区的教授，您觉得结构上的不平衡对于我们中期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现在应该怎样采取一些措施尽可能的克服这种不平衡？

Ilian Mihov：现在在医疗方面，原先是占10%，现在是占到了消费当中的18%。所以美国的消费不断地上升，现在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他医疗费用的上升。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为什么中国人消费这么少而储蓄那么多？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因为中国有独生子女的政策，他有社会保险制度，所以人们必须要储蓄为他们退休后做好打算。

我觉得在中国，医疗的改革可能也是要进行的。

另外，有一些进行平衡的方法，像中国在增长之中，印度也在增长之中，他们很快会成为全球需求的很大的国家，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大的需求了。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数据，是很令人震惊的。在某一个时间点，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会达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占到全球5%，欧盟占的比例可能不到5%，而中国跟印度可能是在全球经济当中各占20%，这个时候就会看到经济力量的极大的转变，全球的需求那个时候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

Ian A. Goldin：刚才你们已经讲到了要进行结构改变，包括医疗改革等等。我们还有做过德国的央行副行长，另外还有来自德意志银行的嘉宾，我想他肯定是对于中国的改革有他的视角，您觉得对于全球需求的问题有什么见解？

嘉宾：首先，我想在危机之前的很多年当中，包括我自己也是参与到七国首脑会议的文件当中，我曾经提到过关于全球不平衡的问题，以及包括要让美国有一些做法，包括提升储蓄率，欧洲也需要一些结构性的改革。

而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国家是要更多的转向靠国内的需求刺激经济的发展，包括让货币升值。

在危机之后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些事情，还有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以及国际上的关系协调的问题，似乎比危机之前更加模糊了。

事实上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么大麻烦的原因之一，第一就是经济复苏的性质。德意志银行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未来几年会有很多的波动。

最后可能带来的是OECD国家的增长率，而且可能比过去来讲要低1%。我们现在是位于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刺激计划，但是要确保不要带来通胀的危险。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复苏过程会是漫长的，但还是会有很多的波动。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失业的问题，会减少消费，这会进一步加剧波动。

第二点，对于美国来讲，短期、中期不会像以前一样。刚才也有人说到怎么让美国的消费、储蓄率进一步上升，怎么能够进一步的刺激消费者的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未来美国的任务还是非常繁重的，欧洲很多结构的改革也是必须的，在里斯本的会议当中也谈到了这个话题。

中国是更多的转向国内的需求，这也是政府的想法，我们也听到昨天晚上温总理也是这样说的。但是这需要花时间的，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可能使政治体制更加完善。

从现在到最后，我们的国内需求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中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至于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毫无疑问的我们将会找到新的领域，让我们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

在80年代，我们通过完全放开的自由化政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了1%。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推动力是什么？有一种回答是说在发展中国家会有更多的中产阶级队伍扩大。

Ian A. Goldin：非常感谢您全面的观点阐述，我也非常的希望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能够来自于创新、发展，而不是靠人口增长。

David Dollar，现在你是美国对中国经济金融特使，从您的角度，您觉得美国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内部不平衡的问题？从短期解决赤字到长期平衡的发展问题。

David Dollar：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到这里来，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怎么能够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美国当然遇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挑战，这次的危机也显示出了美国很多的弱点，包括监管和储蓄方面的问题，美国是遇到了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

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政府也是非常认真地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家庭的储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接近0%，现在回升到7%左右，这也是过去几十年当中很高的比例。

我们也有很多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家庭能够有更多的储蓄。

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财政赤字的量非常大，美国经济10%都是财政赤字，这的确是非常大的问题。好消息是这其中有2/3是跟刺激计划有关系的。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稳定，这2/3的财政赤字可以自然的消亡。但是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措施。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这位教授所说的关于医疗方面的改革。奥巴马政府的改革对于未来几年美国的经济复苏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美国怎么提升家庭的储蓄，并且减少财政赤字这方面是要严肃认真的对待的，这并不是说美国不会增长的。

我们知道，在新的环境当中，我们希望美国的消费增长不要像GDP增长的这么快，美国的进口也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快。

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美国未来的需求跟之前十年相比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要意识到。

但是有一个风险，有可能全球的需求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多。像日本、中国、德国这样的国家是需要更多的刺激国内的经济和需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全球总得需求保持一定的量，确保我们经济的发展。

所以，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需要有改革。所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和中国有很多事要解决和讨论。

现在，我觉得关于中国进一步的贸易放开，其实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他能够有助于解决我们不平衡的问题，也能够使得中国进一步发展，并且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出口。

包括高科技行业、出口行业，这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进一步的放开得益，包括娱乐业、保险业等等，都是我们现在跟中国在谈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贸易放开。

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的相关限制是在中国方面，我们也希望中国能解决他在全球不平衡过程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Ian A. Goldin：非常感谢您坦率及非常清晰的言论。现在请大家提问。

记者：这个问题是给David Dollar先生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CBO最近有一个预测，在未来的十年时间当中有可能财政赤字会达到7.1万亿，还有预测9.1万亿。如果有这么大的财政赤字的话，美国怎么对全球需求的问题做出他的贡献？

David Dollar：美国是遇到很多的挑战，在最近20国峰会当中，所有国家都告诉美国不要很快的撤回刺激计划，大家是达成一致意见的。

目前财政赤字水平是可以解决的。

Caio Koch-Weser：我也想说一下，这是需要花时间的，有一个过度的过程。

至于到怎么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现在我们都在关注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地在中期做更好的刺激计划的预期。

David Dollar：我们是很担心刚才所说的问题，是要严肃对待的，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国债从历史的水平来讲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市场还是有信心的，觉得美国是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些问题。

在市场上，大家还不是很担心通胀，或者是担心更加严重的问题。当然，市场有可能会错，但是我们应该密切的关注市场的反应。目前来看，市场还是有信心的，觉得美国的这些措施能够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

记者：我来自德国，现在银行在资本上面受到很大的控制，这样就可能会使信用紧缩，而信用紧缩就会影响到投资，并且会使制造业在欧洲的活动会下降30%，美国会下降20%，似乎没有看到更多的复苏。

因此要做更多的事情，使银行能够摆脱他们资本上的控制，让他们的信贷能够进一步的放出去，让投资和其他的消费能够持续下去。

我听说德国的银行不喜欢他们所受到的监控，他们的资本现在似乎是更加紧张了。我们也在跟央行和其他相关各方（讨论）。

记者：PPI同比下降了7.9%，比上个月增长了0.3%。您怎么看待中国的通胀？中国是不是应该加息？谢谢。

网易财经：我来自网易财经，现在全球各国为了缓解金融危机进行了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很多经济性的刺激措施，但是这也导致了全球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或者是通胀的隐忧。请问台上各位，现在全球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会不会导致下一轮新的类似次债危机这样的危机？

Ian A. Goldin：关于银行宏观的问题，哪位回答？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大，很多的公司都觉得倍感挫折，他们希望能够克服他们信用紧缩的问题。现在作为国家来说，似乎我们是拥有银行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预银行具体的运作。

我们不能够告诉银行到底按照什么样的比例进行运营，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是要使这些银行自己成为健康的银行。

我对欧洲现在的措施有一点失望，他们没有一个有效的措施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美国对他的银行进行了重新注资。但是在欧洲，比如在法国、比利时等等还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在整个欧洲，应该使这些银行能够有充足的资金。如果没有整体的欧洲解决方案的话，可能欧洲国家的银行还会非常艰难。

现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了银行的拥有者，也有一些银行觉得国家不应该这样控制银行。但是现在让国家完全退出来也不是好主意，过早的退出来是不能够帮助银行解决问题的。

那么到底怎么解决资金短缺紧张的问题、怎样回到正常的经济运营的状况，欧洲非常担心的是陷于日本的状况，我们希望能够回到正常的增长道路上去，我们的增长希望达到2%、3%，而不是在1%以下。

Caio Koch-Weser：我们的银行并没有从国家那里拿到很多钱，但是目前的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的确，现在在全球的金融体系当中是有很大的“去杠杆化”的动向，从我们来说，其实银行业还是受到了一定的监管，但是是受到了非常明智的监管，并不是像《撒奥法案》那样的严厉，而且我们受到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20国峰会在上周进行了非常有效地讨论，在金融稳定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已经恢复了健康的讨论。上个星期很多方面都提出了好的建议，比如关于资本要求等问题，都对于盈利性和进一步的结构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

关于资本的紧缩，就德国来说，我们并没有面临非常严重的资本紧缩。现在的危机的确对很多银行造成了困难，尤其是一些银行在欧洲，像西班牙的银行债务比非常高，这样的话他们的坏债比例可能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会不会再爆发新的危机呢？危机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我其实是有一点担心通货膨胀，并不像其他的人那样担心通缩的问题。而且必须要让金融体系保持稳定。

竞争力和增长，各国之间是不同的，比如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一方面，另外一些北欧国家可能是站在另外一面，各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Ian A. Goldin：刚才关于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您来回答？

吴鹰：我注意到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在这里有很多的中国听众，我就用中国话来讲。

我个人不是经济学家，对于通胀的问题我觉得是有的，因为这么大的贷款下去以后，一定会刺激通货膨胀。

我个人不是经济学家，对于通胀的问题我觉得是有的，因为这么大的贷款下去以后，一定会刺激通货膨胀。

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四万亿下去，再加上各地的投资以后，很多最主要的受益团体和企业是国企，民营企业受益有限。

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四万亿下去，再加上各地的投资以后，很多最主要的受益团体和企业是国企，民营企业受益有限。

而且各地的放宽贷款政策，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感受到。最近我就在帮助一个小企业，个人卖房子卖地，贷不到款，还是很困难的。

现在很重要的中国就业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比通货膨胀还危险。其中有很多大学生失业的问题，因为国营企业对就业的帮助是有限的，因为他有人员和工资总额的限制，没有办法多雇人。

所以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投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没有积极性投资和扩大生产，而且有很多的担心。

我也注意到，中国政府最近在跟欧盟谈，希望欧盟承认中国市场化经济的地位。我认为这是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欧盟也好、美国也好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是要看具体的指标和市场化程度来承认你的地位。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使民营企业要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和投资的意愿。我建议从中国政府来讲，应该在怎么提高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在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民营企业准入的范围，比如很多行业和企业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包括外资企业。

如果中国的国进除了民退之外再带来洋退，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最近的发改委20条出台，但是并没有很多具体的落实，各个部门在具体落实，哪些行业可以进入，这是需要具体落实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个论坛上，这些问题也应该是一个渠道，使我们的领导人不但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谢谢。

Ian A. Goldin：非常感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记者：我为俄罗斯的报社工作。我问一个关于消费的问题，现在的消费者和老的消费者是不是一样的？是否可以有其他的消费者替代美国消费者？我们是否要考虑一些新的消费模式呢？

记者：我来自《中国日报》，现在美元疲软，请各位评价一下现在的黄金地位。现在中国讨论中国央行是不是要增加黄金的储备量，在中国现在已经有各学派认为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西方人的“阴谋”，你们能不能评论一下？

记者：现在看来，似乎赤字融资是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怎么抑制住像70年代所遇到的那种混乱的局面？谢谢。

记者：我来自于大连地方报纸，我的问题是问给David Dollar先生的。您刚才说到，大部分的中国人储蓄率还是非常高的，而大部分的美国人是喜欢消费的，您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谁会从另一方学到更多的东西？

能不能够给我们谈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对于完全不同的消费习惯的一些您个人的观点？

Ian A. Goldin：看起来这几个问题涉及的面非常的广，其中一个问题是未来亚洲消费的增长和OECD的特点有什么不同，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谁来谈？

Ilian Mihov：我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考虑新消费者之前应该想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要想一下到底是什么推动需求和推动人均收入。

很多时候，人们侧重的是消费者都消失了，不会再回来了。但是从长远来讲，使人给富有、使人消费的是生产效率的问题。

从一些收益曲线来看，不见得是会有通胀。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是货币政策，日本在2006年的时候使用过，而且日本销售了六千万亿的国债，这个是可以做的。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讲，我们必须认识到David Dollar先生刚才所说的，如果美国决定要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那么财政赤字可能比目前CPU的估计更高，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研究人员曾经看到过日本赤字大幅度上升，因为日本对危机反应速度比较慢，才导致了财政赤字更进一步的上升。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经济好的时候要让政府谨慎一点，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并没有这么做。

Ian A. Goldin：您可以来回答一下，我们用不用担心回到过去的问题？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说到消费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东方。在中国、在亚洲进行过投资的人都做的非常好，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消费水平在不断上升。

但是我认为，政府是有更大的责任的，这也是一个环境问题。我们看一下，未来的增长可能不会更多的来自于金融行业。现在欧洲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担心财政赤字导致税负不断增加，使得政府的支出不断上升，这是一个很坏的做法。

比如选大车、大房子的人，就应该减少他们的税收优惠的政策。还有食品问题也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看欧洲的肉类消费等与此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要改变这个习惯。

更高质量的增长也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关键是我们的政府愿不愿意采取工具和措施，还是回到以前的做法，提升税负、提升税收，这样的话我们就吸取不到任何教训了。

Caio Koch-Weser：我觉得最后不是只看美国的消费者，不单单要看消费的总量，而是要看消费的组成。可以再重复提一下美国关于储蓄和消费的文化。

目前为止储蓄似乎是太小了，我以前也曾经对美国人说，让德国人消费就跟让美国人存钱一样的困难，似乎可以拿他来比较中国与德国的消费习惯。

但是David Dollar刚才说的很对，如果美国的消费者并不是最后的稻草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到办法让日本、韩国、德国、中国的消费者去消费，也就是归结到刺激国内消费的问题。

最后，关于消费的组成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关于资源的有限性、气侯变化、环境问题，及和高质量消费之间的关系。对美国来讲，大、多不见得是好的。

在欧洲也是有很多关于消费高增长的问题、能源的问题，这是非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对消费者进行再教育。

还有关于外汇储备和环境的问题，人民币逐渐的国际化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也跟我们这次谈的话题是有关系的。能够明智的来提升UICSDR，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美元不要成为唯一的储备货币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欧洲现在有欧元，在过去我们有不同的货币。

我们还没有谈到关于治理的问题，现在的20国峰会已经代替了原来7国峰会的结果。现在我们有这个平台来解决怎样更好的进行各国之间的协调，这也是几年之前要做但是没有做成功的事情，我们要对国际金融政策进行更好的治理和管理。

现在中国是非常庞大的，中国的溢出效应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中国不要犹豫，应该要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Ian A. Goldin：David Dollar，关于怎么能够互相学习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专门问您的。

David Dollar：刚才有一个买黄金的问题，黄金价格是很难预测的。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要使他的储备更加多样化是非常有好处的，对中国来讲，能够有不同类型的货币放在外汇储备当中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我们也很关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对我来讲，储备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还要保持这么快的外汇储备，累计外汇储备的速度。

大连报社的女士提的问题，我非常仰慕中国储蓄的文化，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中国的储蓄文化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美国人可以从中国的储蓄文化当中学到很多东西。

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是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更多的消费、有更好的生活质量的，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些大经济当中，我们从贸易、从外国投资方面是对外开放的，也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并且能够进一步的推进消费。

所以中国能够从美国买更多的东西，以及从其他的经济体当中购买更多的东西的话，中国也不会跟其他的国家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有助于我们进行更多的投资获得更好的回报，所以两国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Ian A. Goldin：吴鹰，您对于货币，包括中美消费者互相学习的观点怎么看？

吴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关于消费习惯的问题。从美国来讲，要让美国人民存很多的钱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长远来讲这是很好的。另外一方面，我也同意一些中国官员的观察，中国的储蓄率实在太高了。

中国应该更多的消费，享受生活。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下统计的话，也就是说在银行里面的钱，很多人还是把钱放在家里，放到他们的床底下。所以中国人的购买力应该是非常强大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更加平衡一些。

Ian A. Goldin：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这一节的讨论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政府的伟大领导力，我们会看到欧洲以及美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养老金制度的变化、对财政赤字的改革和调整的问题。

在亚洲也是面临很大的变化，更不要说中国。现在的确有很多的变化，未来也会有很多的变化。现在因为全球化，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联系在一起，这些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会更加的紧密。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合作来使得全球更加稳定，我觉得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领导力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